1．你提的，「一旦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而不是歸周」，確實打中了孔子的要害。孔子夢想的是西周秩序——「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具體一點說，他夢想的是一個周天王在發號施令，這個周天王下面有等級森嚴的一套貴族、諸侯、卿、大夫。從天王到大夫，尊貴的等級有差別，然而他們都不同於庶人，是庶人之上的一個貴族階級，他們的尊嚴都是不可侵犯的。維持這套秩序的辦法是正名，是教化。從孝悌開始的教化，使得庶人對貴族和貴族階級上下之間相互之間都井然有序，貴賤有別，就像兒子對父親，幼弟對長兄一樣。問題在於，在春秋的大亂之世，禮樂崩壞，兼併盛行，犯上作亂已經成了家常便飯的時候，怎麼辦？孔子在《春秋》中雖然「天王」長，「天王」短，晉文公召周王到河陽，他還要寫成「天王狩於河陽」，但卻肚裡有數，這個天王不行了，「我其為東周乎」，要另起爐灶，弄出一個代替周天王的天王，或者像管仲那樣，興起一個把天王變成至尊的偶像，旁邊有一個事實上至強的霸（主）。所以所謂東周，是把魯弄成霸主，或者乾脆魯稱天王來代替周王朝了。公山不狃和佛肸見召，他躍躍欲試，無非是想以此為開端來建立這個霸業。當魯司寇後殺少正卯，隳三都，無非是想削平三桓（魯的公族季孫、叔孫、孟孫三家），先尊公室，然後強魯稱霸。周遊列國，到處留心政治，無非是想看看有什麼機會「出售」他的一套政治主張。
在這裡，他的政治主張，和他達到這種主張的手段是矛盾的。
手段是仁、恕，目的是霸業。你批評得很中肯，仁、恕一套誰也不會聽他的。不過他若真的當起權來，他的做法其實和管仲、商鞅是一樣的。殺少正卯，隳三都，已見端倪。他自己心裡明白，仁、恕是講給別人聽的，是教化芸芸眾生的，至於當權的人要成霸業，不心狠手辣、芟除異己是不行的。他對管仲的稱道，已經為我們當代人的「大節小節論」做了榜樣了。
孔子對秦政的稱道，和荀況的稱道是一模一樣的。雖然稱道的對象，在孔子是大膽用了五羊大夫的繆公，在荀況是用了商鞅的孝公及其後諸王。
後代史家，說中國幾千年來的政治一直是內法（或荀）而外孔，以孔做羊肉，掛招牌，以荀或法做實際。這一套其實開始於孔子本人。
這是孔子本人的言論與行動的矛盾及其必然產生的結論。中國歷史正好符合於這個邏輯。
比較起來，孟軻比孔子要「一以貫之」得多。孟軻強調仁義，不惜得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又次之」，以及「君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若寇仇」的結論。這種結論，是孔子絕對不會達到的高度。這就是他的歸宿必然是法家的道理。孔子的嫡傳是荀況，荀孟對立其實就是孔孟對立。
2．但是，根據以上矛盾，說孔子就是一個假仁假義的人，那不免把他過分小丑化了。在我看來，他對他自己的思想是忠實的，他棲棲遑遑過一生，悲歎自己沒有機會行道，並不是「僅僅為了麵包」。為了證實這一點，不妨把他和蘇秦、張儀對比一下。
他有許多十分庸俗的話，「學而優則仕」，「耕餒，學祿」之類都是。但是，這是專制政體下官僚機構盛行的一般意識形態。孔子以前一千多年的古埃及的「文士」教訓他的兒子，說的話，和孔子這些話，連措詞都差不多。再說，他帶那麼一大幫學生，事實上靠他們吃飯，他能不為這個子曰店做做廣告嗎？
要不落到這個陳套中去，在古代條件下，唯有個人主義盛行的政制才行。我現在動不動就說希臘。早期古希臘執政者是土地貴族，國家是蕞爾小邦的城邦，當官的是榮譽職不支薪餉，要發財，你去航海，你去開闢新殖民地，你去做買賣，別在現成一鍋飯中去跟別人爭更大的份額。學問不是「貨予帝王家」換口飯吃的玩意，而是一種個人的創造活動，這才能夠產生或者放眼宇宙，或者注視自己內心世界的思想家。專制政治下不可能設想這種知識的出路，知識無非「求祿」，你能怪孔子嗎？
你用《紅樓夢》中賈寶玉的用語「祿蠹」來批評孔子。賈寶玉不做祿蠹，只好出家。我又要問，「娜拉走後怎樣」——出家以後怎樣？如果活下去，而且還要維持一種清高的生活，怎麼辦？
要不做祿蠹，要有一種合適的社會條件。不同於古希臘的現代條件是，尊重每個人的事業，每個人的創造性活動。居里夫人的科學業績，一個詩人的好詩，都受人尊重，政治家的地位不比科學家高。當然，這又是精神貴族的語言，而且，說老實話，我承認，清潔夫的工作，怎麼樣也不會受人尊重得和教授一樣。我老實承認，我的平等主義，對待清潔夫的是憐憫而不是尊重。不過，無論如何比一切人都俯伏在天王或公室前面要好得多吧？
3．關於「信」，你的評論也十分尖刻。但是，「民無信不立」之信，和「言必信，行必果」之信恐怕意義並不一樣。一是政令之信，一是待人接物之信。政令之信是商鞅植木懸賞之信；待人接物之信，其必須遵守的程度恐怕確實與此有差別。當然，如果待人接物中提倡背信棄義，那是應該譴責的，但是把待人接物之信提高到政令之信，或者把政令之信降低到待人接物之信也未必妥當。而且，政令之信的重要性，我們不是親身體會過的嗎？
4．還有一個小問題。四書朱注，是朱熹的著作而不是孔子的著作。凡朱注中如「義理」「夫理人欲」之類的東西，完全是另外一種哲學體系，以此解孔是不行的。
5．我還發一個奇想。孔子求售的地方，魯、宋、衛、陳、蔡，都是周的中心地區而不是僻地（到過齊，那是田氏代齊前夜，齊景公實在不像樣）。戰國的強國，秦、晉——後來的趙、齊、楚，都是邊緣地區，中心故國，全被併吞。併吞了中心地區的魏強盛過一時，到最後還有一個信陵君，那也是繼承了自稱為狄的晉的遺業的。孔子不到邊邦去求售，他的「周」要是「東周」，最好是建立在殷的故地，周公後裔的魯，也是目的與手段矛盾的一例。普魯士、奧地利都是日耳曼的邊邦，蘇聯與美國，500年前在世界上不佔地位，新的歷史往往是在新地方開頭的，滿腦子舊秩序的孔子是不懂得這一點的。
6．「父為子隱」一條，與「舉直錯諸枉」誠然是矛盾的，然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則並不矛盾。歷來的評論家，都把孔子的「愛有差等」「能近取比」列為他思想體系的重要前提。既然他的「天下國家」是家庭的推廣，他當然要把家庭中的「團結」列為一切「團結」的前提，所謂「以孝治天下」就是這個意思。這樣，姑不說父親揭發兒子的隱私，兒子揭發父親的陰私起碼是大逆不道的。
孔子的這個前提與西方政治思想是完全不一樣的。你那兒有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亞里士多德認為人在城邦中的結合是達到至善的唯一途徑。其實，唯有從這個前提出發，我們現在天天在嚷嚷的「集體主義」才算找到了根據。若以家庭為出發，向外推，推到天下國家，一旦忠孝不能兩全，你取捨據何標準？而且，君臣一倫不過是父子一倫的推廣。這還是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不可推辭的義務，其間又哪裡能夠引申出什麼集體主義來？歷來的思想家認為中國人的統治哲學是「父道主義」，即撫百姓如撫赤子，中國人的義務觀念，脫不了對另一個人的忠孝。這是中國人團結不起來，一盤散沙的根源。現在的人，談到個人責任的時候，總把「國家」放在第一位，這是政治與倫理哲學的根本前提已經變了的證據。然而評孔的人，卻很少評到這一條，也許因為要痛斥「忠君」，又有點投鼠忌器之故，
7．你的兩篇東西並非思想批判，而是人物評傳的性質。孔子這個偶像應該打倒，寫他的評傳，可以把他小丑化，你的評傳似乎也有點這種傾向。這兩份評傳，機智雋永，比「時論」深刻多了。但是我不免有點因其過分「時論化」而略感遺憾。這是難免的，因為你手頭的書太少，比如，《春秋》三傳，是理解孔子思想體系的歷史背景的基礎，你手頭並無此書，關於孔子的身世言行，大體只能根據《史記》的《孔子世家》和《論語》之類的註解，所寫只能是隨筆。從隨筆開頭，當然會一步一步深入下去。我是一個「傾心」西方文明的人，我總有拿西方為標準來評論中國的傾向，所以老是說要讀點西方史。對此我也有我的辨解：若無歐風東漸，「五四運動」何能掀起，孔子怎能打得倒？科學與民主我們還是太少。第三世界的興起，若靠傳統的老本錢，我看還有問題。沙特阿拉伯的巴魯迪曾經慷慨陳詞，西方人打到東方去結果還是要滾蛋，這誠然是歷史事實。但是，穆罕默德也曾帶領第三世界西面打到法國的西班牙邊境，東面打到匈牙利的邊境，到底這個第三世界還是在發源於「航海、商業、殖民」之上的「科學與民主」前面比下去了。可不能忘掉「內因論」啊！
1974年4月14日16時
附錄一 《孔子》筆記（一）
陳敏之
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儒學成了官學，再變而成為孔教。孔丘其人也就從此走了紅運，被歷代帝王和他忠實的信徒吹捧為中國最偉大的聖人，贈與了許多最尊崇的封號，被當作偶像來禮拜。
孔丘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人？下面輯錄了一些材料，並略加評論。
一
孔丘生下來父親就死了，早年喪母，是個孤兒。《史記·孔子世家》說他少年時期「貧且賤」，還記述有這樣一段故事：「孔子要絰，季氏饗士，孔子與往，陽虎絀曰：『季士饗士，非敢饗子也。』孔子由是退。」這是說，當時孔丘還在服母喪，腰裡紮著一條麻布條（古時喪禮如此），聽說季氏（魯國大夫）請客，他不經邀請而自己撞了去，想躋身於公卿大夫之門，結果碰了一鼻子灰，討了一個沒趣。不過，這倒是為孔丘從小就想向上爬，熱衷於政治提供了一個佐證。
孔丘少年時期窮而地位卑賤，除了《史記·孔子世家》說他「及長，嘗為季氏史，料量平；嘗為司職吏而畜蕃息。由是為司空。」做過一些倉庫管理員、牧畜管理員、工程管理員之類職位低微的小官吏之外，孔丘本人也說過：「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論語·子罕》）他的弟子也說他：「子食於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歇。」儒，本來是指人家辦婚喪喜事時干類似近代贊禮這種營生的人。孔丘也幹過這種行當謀生，因此他說「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食於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窮和地位卑賤，並不是什麼罪名。對於一個人的評價，主要看他的實際言行。孔丘曾極力讚美他的高足顏淵，說：「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雍也）。孔丘自己也自我標榜：「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述而）。又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裡仁）。這些話的意思無非都是說孔丘是如何安貧樂道，視富貴如浮雲。事實果真如此麼？
紙糊的燈籠一戳就穿的。這個燈籠子貢給他捅破了。子貢說：「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當時孔丘大概有點猴急了，竟也情不自禁地附和著說：「來買啊，來買啊，我就是等著善價出賣的」（「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見《論語·子罕》）。出賣幹什麼？除了做官發財以外，還能有什麼別的麼？
有一次，顏淵、季路在旁邊侍候著孔丘，忽然心血來潮，興致來了，要他們倆說說自己的志願。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公冶長）
子路比較直率，直說只想做官；也還有點義俠心腸，願意和朋友有福同享。顏淵謹小慎微，胸無大志，是孔丘培育出來的一個最沒有出息的迂夫子，而世稱其賢德，還是孔門第一個高足哩！至於孔丘，其志似在濟民，然而怎樣使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具體政策措施半句沒說，還不是政客式的一篇空話！在空話背後隱藏著的是只有他自己才心中有數的內心世界。
孔丘是十分熱衷於政治活動的，每到一國，必與聞這一國的政治。這就引起了他的門徒的懷疑，有一次，子禽問子貢：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為政）（溫，和厚；良，易直；恭，莊敬；儉，節制；讓，謙遜）這分明是子貢在為孔丘文飾，說孔丘雖然求之，卻異於其他，所謂求之，用現代語來說，無非是鑽營，不過，子貢硬要為孔丘掙一個面子，說他和其他人的鑽營不同。
孔丘為了謀求一官半職，不辭辛苦勞碌，奔走鑽營了一生，然而他的政治主張並沒有什麼市場，到處碰壁，《史記·孔子世家》說他離開魯國之後，「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鄭國的人民甚至譏諷地說他「纍纍若喪家之狗」，孔丘自己也自嘲地承認了的，不得不說：「然哉，然哉」。
孔丘為了謀得一官半職，有時甚至到了飢不擇食的地步。《史記·孔子世家》記錄有下面兩件事。
其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己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悅，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豈徒哉？如用我，其為東周乎！』亦品卒不行。」
這事大約發生在孔丘五十歲以後。你看，太史公描述得多麼形象，多麼生動。孔丘被褐懷玉，技癢難熬，極想一試身手，也顧不得公山不狃是一個背叛的家臣，自己可能也要背上一個叛逆的罪名，甚至語無倫次，把一個小小的費城比作豐鎬，自己比作周文武，連子路都不以為然了。
其二，「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其身親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肸親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我豈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這件事和上面一則故事是類同的。所不同的是子路用孔丘自己說過的話直接反對孔丘應召而去，而孔丘語塞，大概自己也覺得不好意思，不敢再提那麼堂皇的其為東周乎的大道理，只能找出一些什麼磨而不磷，涅而不緇（入污泥而不染的意思）等遁辭來支吾搪塞，最後還是露了餡，原來只是因為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為什麼不直爽一些，說我是為了混一口飯吃呢！
孔丘曾這樣吹噓過：「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泰伯）。也曾讚賞過史魚和蘧伯玉：「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衛靈公）。兩相對照一下，就可以明白孔丘是否像他自己所說的「吾道一以貫之」了。
《論語》中有下面一則小故事，很少為人注意，也幾乎沒有人提及，故事很簡單：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音喜，醋也）焉，乞諸其鄰而與之（公冶長）。（原註：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人來乞〔醯〕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殉物，掠美市恩，不得為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為大。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於其一介之取予，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
這本來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件極平常的小事。有人來向一個叫作微生（此人平素為人有一點正直的小名氣）的討一點醋，恰巧他自己家裡沒有，就向鄰人借了一點給了他。這樣一件無可非議的小事，孔丘不但記在心裡，用譏諷的口吻攻擊了他；孔丘後世的忠實門徒，更小題大做，大肆攻擊，而且說了一大篇似乎振振有辭的大道理，說什麼「所枉雖小，害直為大」，好像微生犯了一樁天大的錯誤。
好，就算微生不對，不該沒有明說自己家裡沒有，不該去問鄰居借了給他。那麼，你孔丘的行為又如何呢？這裡也來抄錄幾則故事在下面：
其一，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論語·子路》）
其二，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相助匿非曰黨），君子亦黨乎？君取（娶）於吳為同姓（按古禮，同姓不能為婚，乃違禮行為），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述而）（注）
其三。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學，是以謂之文也（孔文子，名圉，衛大夫）（公冶長）
關於孔文子其人，《論語》舊注中還說了下面一段故事：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按：即奪其妻耳）。疾通於初妻之娣，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引。疾奔京，文子使疾弟遺寶孔姞，其為人如此而謚曰文，此子貢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為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
夠了，不需要再多舉例證了。
孔丘口口聲聲說為人要正直，提出什麼「舉直錯（措）諸枉」等從政為人的主張。然而，他的直在哪裡？他明知魯昭公違禮，而硬說他知禮；他明知孔文子其人品格下流，奪人之妻，一副流氓相，還硬要為他文飾，甚至吹捧他「敏而好學，不恥下學」；他還公然說什麼父子互相包庇是一種正直的行為（直在其中矣）。他自己顛倒是非，居然還厚顏無恥地攻擊微生。這一切究竟是為什麼會這樣的呢？仔細一追究，原來魯昭公，孔文子都是當權派，是得罪不起的；而微生不過是一個區區小子，何妨施之攻擊，從而可以抬高自己。君不聞「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乎」（《論語·述而》篇冉有曰：夫子為（意即助）衛君乎？條下注），「臣不可言君親之惡，為諱者，禮也。」其奧妙就在這裡！否則，豈不是自己斷送了進階之路！
（注）這段話在《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中較之《論語》為詳盡。在君子亦黨乎以下的文字為：「魯君娶吳女為夫人，命之為孟子。孟子姓姬，諱稱同姓，故謂之孟子。魯君而知禮，孰不知禮。」施（疑是期）以告孔子。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臣不可言君親之惡，為諱者，禮也。
二
孔丘在他的言論中，包括他所發表的政見和他對他的門徒的教誨中，是非常講究「信」的。這裡，可以列舉出許多條來：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學而）
子曰：弟子入出則孝，出則弟，謹而信，凡愛眾，而親仁。（學而）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學而）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衛靈公）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音倪），小車無軏（音月），其何以行之哉。（為政）
這一條，是說得非常嚴重的，其意思是如果人而無信，猶如車之沒有輗軏而不能行，就不能做人了。但是，在另一處，孔丘又否定了自己的這個論點，說什麼「言必信，行必果」，並不是那麼重要的。（注）
孔丘在和顏淵、季路各述其志的時候，孔丘也說了自己的志願：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公冶長）。對朋友要講究信用，孔丘是作為自己一生的志向提出來，並且是對他的門徒說的，總該是鄭重其事可信的了吧！
但是，且慢！不要急於輕信，這裡用得著孔丘另一條「教誨」：「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公冶長）。鄭重一點，還是先考察一下孔丘的實際行為，然後再加判斷吧！
《史記·孔子世家》記述有下面一段故事：
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強，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陳。
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去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己。吾與夫子再難難，寧斗而死。」門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邪？」
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
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為不可。今蒲，衛以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
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然不伐蒲。
得感謝太史公，為我們保存了這樣一段珍貴的記錄，否則，將無以考察孔丘之為人。也得感謝孔丘本人，是他提醒了我們不要輕信一個人，並且教會了我們「聽其言而觀其行」這種考察一個人言行的方法。
對於太史公的這段記錄，用不著再作任何解釋。不過，我敢深信不疑，誰看了上面這段故事都會感到義憤填膺，並且還會說：背信負盟還不算，必欲假人之手把脫己於死地的蒲人滅之而後快，孔丘還能算得是一個人麼！這是孔丘自己往他臉上抹的黑，並不是任何別的人往他身上栽的贓。
孔丘這個兩千多年來一直被譽之為「聖人」的，其為人品格之卑劣，如斯而已。什麼「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憲問），什麼信義等等，在孔丘嘴巴裡說得那麼動聽的這一套，在孔丘自己也不過完全是一堆騙人的鬼話。除此而外，不可能得出別的結論。
（注）《論語·子路》中有這樣一段對話：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這裡，把忠君放在第一位，把孝弟放在第二位。雖然勉強也提到了信，但是不必那麼認真，過分認真言必信，行必果，那就和小人一樣了。
三
下面幾則故事，饒有趣味，先錄之於下，然後再加評論。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論語舊注，以下同。令尹，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鬥，名谷於菟。其為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其有國而不知其有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
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是仁矣。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恍於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今以他書致之，子文之相楚，所謀者無非僭主猾夏之事。文子之仕齊，既失正群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返於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程子曰：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愚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無過舉矣。而宣公篡主，文子乃不能討。反為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惑之驗歟？是以君子務篡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為尚）
子曰：寧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懇。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寧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及也。程子曰：邦無道，能沉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以上均見公冶長）
以上四人，可以分為兩個類型。令尹子文三仕三已，舊政必以告新令尹，事君可謂忠矣。寧武子當成公無道，幾至於失國的關鍵時刻，經過他的努力，「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做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的事，「卒能保其身而濟其君」，較之令尹子文，其事君盡忠，尤為過之。然而孔丘對令尹子文的評價是「忠矣」，「焉得仁」。對寧武子的評價卻是「其愚不可及也」。真是奇哉怪也。而其後世門徒程子說得更加荒謬，「邦無道能沉晦以免患」，簡直認為甯武子在亡國危機面前，應當在家沉晦，以免身及其患，而他不遜艱險地事君盡忠，（我當然不是在這裡提倡事君盡忠），完全是多此一舉，愚不可及。按照孔丘和他門徒的界說：「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甯武子於此想必可以當之無愧了吧。然而孔丘不僅未許之以仁，連「忠矣」都不說一句，反而譏之以愚不可及。那末，孔丘的所謂仁，所謂忠，究竟又是什麼玩意呢？他的那一套倫理道德，即使在當時，豈不也不過是一些誆騙人的動聽的謊言。
齊的陳文子和魯的季文子屬於另一種類型。陳文子在崔子弒齊君後，丟棄了他的四十匹馬（可能還有其他帶不走的財產，細軟大概是帶走了的）跑了。他的離開齊國，是因為鬥不過崔子，還是為了到國外去反對崔子，沒有說（註解中說他幾年之後又回到了齊國。為什麼回去和怎麼回去的，沒有交代。孔丘當其時，應該是知道的）。他到過其他幾個國家，而這幾個國家的情況較之齊國好不了多少，大概也都發生過弒君篡權的事，因此他一再說「猶吾大夫崔子也」，看不慣，哀歎一陣，一跑再跑，最後，可能感覺到天下烏鴉一般黑，也無處可跑了，只好又回到了齊國。孔丘大抵是瞭解陳文子的歷史的，因此對他的離開齊國，讚許地說他「清矣」，然而「焉得仁」；卻沒有責備他為什麼不去聲討崔子，也沒有責備他沒有盡忠。
至於魯的季文子，因事其人其事都在魯國，孔丘對之應當是更為熟悉的。這個人的品格極為低劣。僅擬註解中列舉的兩件事——使晉而必求遭喪之禮以行；宣公篡主，不能討，反為之使齊面納賂——來看，按照孔丘的道德規範來評價，實在最低限度也應當說幾句貶辭。然而孔丘卻只是摸摸鬍子，惋惜地說：「想得太多了，一想再想就可以了。」說得多麼溫情啊！讀到這裡，不禁要問，孔丘對之何以溫和乃爾？如果再想一想（就像孔丘「教導」的那樣），想到季文子是魯國在位的當權派，而孔丘正是在他治下的臣民，得罪不得，因而只能莞爾而笑，說一句不痛不癢、不傷脾胃的話，也就一點也不覺得奇怪了。孔丘真可以稱得上識時務，深知做人訣竅的一個偉大的「聖人」。嗚呼！
四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公冶長）（註：比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申引之士而思其次。以為狂士志高意遠，猶或可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
關於這一段話的歷史背景，註解中已說得很清楚，是孔丘在現實政治活動中到處碰壁，計不得售之後說的。孔丘在哀歎之餘，還想傳道於後世。這段話也確實說出了孔學——孔門之道的歷史命運：其一，孔門之道在當世吃不開（關於孔門之道為什麼在當世吃不開，已另專文論之）；其二，正是經過孔子糾合他的吾黨小子對他的那一套經過裁割整理，才能成為顯學，才能傳之後世，而且連孔丘自己做夢也想不到，孔教在精神上竟統治了中國人民兩千餘年之久，至於它的幽靈還在有些人的頭腦裡縈迴作怪，企圖採取新的形式，穿上時髦的外套，繼續愚弄人民。孔丘九泉有知，也許還會莞爾一笑吧！
1974年4月2日
附錄二 《孔子》筆記（二）
陳敏之
孔丘為什麼在當世吃不開，到處碰壁？孔丘生於春秋晚期，是一個大動亂的時期。諸侯各國互相征伐，爭霸中原、禮崩樂壞的局面已經延續了200多年。盡春秋之世，「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史記·太史公自序》）。歷史必得再經過200多個年頭，中國才取得了統一。
孔丘是一個熱衷於政治的人。據《史記·孔子世家》記載，除了年輕時在魯國做過一些職位卑微的小官吏外，在魯國只做過三個月短命的宰相。盡其一生，雖然奔走於各國之間，卻是到處碰壁，「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有時斷糧，有時幾乎連老命都不保，連他自己也不得不自嘲地承認像一條「喪家之狗」。孔丘在當世為什麼這樣吃不開，到處碰壁？這是一個有趣的題目，現在試論之。
一
自平王東遷洛陽，周室衰微，到孔子出生，已經過了220年。這時，周天子的政令軍令已經沒有人理會了。面對這樣一個大動亂、大紛爭的局面，怎麼辦？
孔丘雖然是宋國貴族的後裔，少年時期卻是「貧且賤」的。他受過一些什麼教育，無從查考，不清楚。也許他完全是靠自學，但這也不過是一種推測。他的政治思想是保守的，是一個現狀維持派，這可能和他出生在魯國，早年所接受的熏陶有關。
現在我們來考查一下他的政治主張，政治思想。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季氏）。這是孔丘政治思想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段議論，也是他對當時政局的一種認識，一種估計。他的認識，雖然也真實地反映了當時政局的某些現象，但遠遠沒有能夠，也不可能深入地觸及歷史發展規律的本質；至於他的估計，不能不是十分主觀的。
這裡，值得注意的是他所說的「道」究竟是什麼？他的「道」，就是禮治，就是保持「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原來的這一套政治制度。
孔丘對於周代的制度，以至上溯到夏、商兩代的制度可謂是推崇備至，直認為是他的政治理想的。他說過：「周監（視也）乎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八佾）。甚至在受厄於匡，性命危險的時候，還說：「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還念念不忘他的恢復周代禮治的理想。他認為周代的政治制度上承夏、商二代，而且將百世繼承下去。」殷因於夏禮，所損蓋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蓋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為政）。
《論語》舊注在孔丘上面說的這一條底下有這樣一段話：「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愚按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統，謂夏正建寅，為人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周正建子為天統。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跡，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修身以至於為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敘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為，或太過則當報，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為此而已矣。
這段話非常重要，雖然是後世的人加的評注，確實是說出了孔丘所沒有說的。這段話的要害在於：禮或禮治的核心，是三綱五常。其他一切，諸如文章制度也好，誰來為王也好，這些都可以變，惟獨作為統治階級的精神支柱的三綱五常不能變，百世不能變，萬世不能變。這段註釋，確實說到了孔丘之道的真諦。證之孔丘自己說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顏淵），不但一點也沒有曲解，而是把它發揮盡致了的。
但是，孔丘在另一處又說：「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裡仁）（適，音的，一釋專主，一釋可。莫，不可。比，從也。）這意思是說，應當權宜從事，無可無不可。在另一處，孔丘在評論一些歷史上的所謂逸民，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等幾個人時，也說過「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微子）。權宜從事，無可無不可，用現代話來說，不是可以給他一頂機會主義的帽子麼？
孔丘一向是竭力主張以禮樂來教化人民的。但是《論語》中記述有下面一段故事。有一次，孔丘到了武城這個地方，「聞絃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言是也，前言戲之耳。」讀了這則故事，可以看到，孔子自己都並不那麼嚴肅認真，因此對孔丘其人和他的政治主張，政治活動，也千萬認真不得啊！否則，要上當受騙。
附帶說說，自秦漢統一中國以來，在已經過去的2000多年中，朝代雖然更迭了多次，做皇帝的也從姓嬴，姓劉的到愛新覺羅不知換了多少個，三綱五常，這個作為封建統治的精神支柱確實沒有變，而且愈來愈加強，在意識、精神這個領域裡毒化了中國人民2000多年。
二
面對著當時諸侯各國互相征伐，問鼎中原，爭霸不已的這樣一個動亂紛爭的局面，而孔丘又不是一個當權派，他手裡既無權勢，又無武裝，為了實現他的政治理想——即以三綱五常為核心，恢復到以西周為模式的禮治，他不能不提出一套倫理道德的理論並且企圖借助於它去說服、教化當時各國的統治者，調和他們之間存在的各種實際矛盾。孔丘這種反乎歷史發展潮流的政治理想和倫理說教，其不可能受到當時各國統治者的歡迎，受到冷遇、斥逐，到處碰壁，慘然失敗，是一點也不奇怪的，這是一種合乎邏輯的歷史的必然。正如他的三綱五常的倫理說教，在他死後，終封建統治兩千多年中之走紅運，被奉為不可褻瀆的神聖的經典一樣，也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最能概括孔丘提出的那一套倫理道德的理論的核心的，莫過於孔丘對顏淵問仁的答覆：「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必得克己以復禮，才算得仁。反過來說，仁必須兼具克己和復禮兩者缺一不可，是兩者的統一體。復禮而不用克己的方法，不行；克己而不能達致復禮，當然更是毫無用處。然而，「為仁由己」，用現代話來說，要靠自覺，而不能強制（「而由人乎哉」），這對那些握有實力、野心勃勃，一心爭霸的各國諸侯來說，真是難矣哉，其宜乎失敗，是注定了的。有趣的是，孔丘在這裡說「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而不說天下歸周。看來，這時周天子在孔丘的心目中也已經失去了威望，因此他不敢提天下歸周，而抽像地、含含糊糊地提出天下歸仁，以此來鼓勵那些願意為仁的各國諸侯。其奈當時那些諸侯只相信實力，只相信富國強兵行之有效的那一套，而根本不相信你孔丘的這一套說教乎！
孔丘自己沒有什麼著作留傳於後世，所謂「述而不作」，但是他的思想體系，還是可以從散見在他和他的門徒的一些議論和問答中理出一些脈絡來。他一方面強調一個「禮」字，一方面強調一個「仁」字。「禮」是他的政治理想，也是他所要達到和實現的目標，而「仁」是他為了達到和實現他的政治目標的手段，也是他所創設的倫理理論基礎。
關於「禮」，孔丘在答覆顏淵問仁時還補充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可見禮是一切行為，也是為仁的最高準繩。關於禮，孔丘還反反覆覆說了很多，無非都是這個意思。如：
與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泰伯）
博學於文，約之以禮。（顏淵）
恭而無禮則芳，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泰伯）
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遜）以出之，信以成之。（衛靈公）
關於「仁」，孔丘在不同的場合，不同的時間，對不同的對象，從各個不同的角度作過多種解釋，發表的議論最多。但是它最主要的涵義卻是集中在一點：「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避，可謂仁之方也已」（雍也），它的另一面，也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顏淵）。他還說：「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裡仁）。可見孔丘對於仁是多麼重視，要人們一時一刻也不要忘記了仁。他的這些話，當然主要是針對當時正在你爭我奪的各國諸侯說的。他手裡既沒有物質力量去強制地說服各國諸侯，而孔丘又是一個任何那一國的當權派也不敢得罪的「君子」（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乎），不敢反對或指責，就只能依靠他這個精神武器來從正面進行說服和教化了。如果各國諸侯當時大家都能遵循孔丘教化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精神去辦，相忍為天下，以忍讓為上，豈不是大家相安無事，天下昇平了麼！
為了能夠使各國諸侯對他的說教多少能夠聽得進去一點，為了更多地獲得宣傳上的效果，同時也是為了維護禮治的需要，孔丘覺得光是強調一個「仁」字是不夠的，於是他提出了忠恕、孝悌等作為「仁」的延長和不可缺少的補充。
對於忠恕，孔丘的門徒曾參領悟得最透徹，他曾說過：「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公冶長）。孔丘自己也曾不止一次地強調：「我道一以貫之」。這一以貫之的道，指的也就是忠恕等這一類東西。什麼叫忠恕？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統治者對自己的臣僕能竭盡己之所能而事之的這種愚忠，當然是聽得進去，也樂於接受的。但是在統治者相互之間的關係上要實行恕道（即所謂推己及人），翻開一部二十四史，卻是從來也沒有存在過。
孝悌是忠恕的不可缺少的補充，也是忠恕的基石。對於孝悌的意義和作用，孔丘的門徒有子可說領悟得最深刻。他說：「其為人也孝悌而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學而）。原來如此，在當時動不動就殺父弒君的情勢下，確實，如果提倡孝悌而能奏效，那末，這種犯上作亂的事件大概是可以避免的，至少也可以大為減少（當時提倡孝悌，主要還不是為了防止老百姓造反）。無怪乎孔丘要大力提倡，並且身體力行。他自己就曾說過他「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做出榜樣來了的。他還企圖以孝道去影響政治，通過政治去影響人民。「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為政）。
孔丘生前，忠恕、孝悌這些所謂仁之根本，這些孔丘一生一以貫之的道，在統治階級內部大概都並沒有做到，也絕不可能做到（當然不排斥少數例外）。孔丘死後，中國成了一統的天下，封建統治階級開始懂得了忠孝的可愛（注意，恕已不再被注意和提倡），抓住這個根本，大力提倡推行，成為維護和鞏固封建統治的主要精神支柱。雖然在統治階級內部，為了爭奪權力，殺父弒君，背主投敵的勾當仍在歷史舞台上層出不窮的上演，忠孝不過是一塊騙人的幌子，但是中國人民的意識和靈魂卻著實被愚弄和毒化了兩千多年！
三
孔丘站在統治者的立場，一心維護既成的社會政治秩序，恢復禮治，達到鬱鬱乎文哉那樣的局面，對於當時一切破壞禮制的僭越行為，當然不僅看不慣，而且還要加以反對。然而孔丘是不敢得罪當權派的，因此只能說幾句氣憤話表示憤慨而已。如他對魯國的季孫氏說：「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又如魯國大夫季孫、孟孫、叔孫三家都僭用了天子的祭禮（雍徹。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在祭畢時歌雍，這是一種天子才能用的祭祀禮儀式），孔丘只是不痛不癢地說：「相維辟公，天子穆公，奚取於三家之堂」（相，助也；辟公，諸侯也）。對於季氏僭用天子之禮去祭祀泰山，只是對他的門徒冉有（冉有當時是季氏的家臣）說了幾句責備的話。對於齊國的管仲的僭越行為，也只能氣呼呼地說：「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以上幾則均見《論語·八佾》）。至於像陳成子弒齊簡公這樣的大事，他要求魯哀公出兵去聲討，這是當然的事，並不奇怪。
當時，違反禮制的僭越行為，何止千萬；殺父弒君，也不是一件兩件。然而，孔丘那時畢竟手裡沒有權力，不過是一介之士，因此，充其量只能說幾句譴責的話或請求魯公出兵聲討而已。但是，一朝權在手，就完全兩樣了。墮三都，殺少正卯，真幹起來了。可惜，孔丘掌權的時間不長，否則，也許還會有更多可觀的「政績」的吧！孔丘這樣做，其實是合乎邏輯的。翻開歷史來查查，有哪一個處於統治地位的有識之士不憑借他的權力來排斥異端，實現他的政治主張的？否則，歷史舞台上豈不是會顯得過分寂寞單調了麼？當然，也有尸位素餐的，那不過或則是追逐聲色犬馬的風流皇孫公子，或則是傀儡和奴才。對於這種人，是沒有什麼可說的。
據《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早年（三十歲時）對當時來魯國訪問的齊景公提出的「昔秦穆公國小處辟，其霸何也」的問題，曾發表了如下的見解：「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辟，行中正。身舉五羖（按即百里奚世，稱五投大夫），爵之大夫，起累紲之中，與語五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秦穆公稱霸，去孔子一百多年。孔丘一生，始終沒有到過秦國。後來，孔丘死後，一直到秦始皇一統天下，據說也是儒術不入秦的。但是這裡，孔丘對秦卻是讚譽備至，顯然和他克己復禮的基本政治主張相矛盾。這是什麼緣故？可能有兩個因素：其一，這是孔丘早年的見解；其二，孔丘當時可能覺得應當順著齊景公的意思說，不便直陳他自己的政治主張，而他特意強調秦穆公的起用百里奚，也可以為自己開闢進階之路。孔丘在對待當權的統治者這一方面，並不是一個頑固分子，而是相當圓滑變通的。證之子見南子，不惜招搖過市這一節故事，就可以斷定不會冤誣了他。
孔丘對管仲的評價，也是和他的政治主張相矛盾的。《論語·憲問》有下面這樣一段記述：「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糾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即無）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弒襄公，管仲、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為桓公。使魯殺公子糾而請管召。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相。）這事發生在孔丘生前一百三十餘年，儘管這是對歷史人物的評價，但還是有幾點值得注意。一，按照孔丘的倫理標準來衡量，管仲不能死於公子糾而為桓公相，是背主事仇，這豈不是大大的不忠？然而孔丘不僅沒有譴責他不忠，反而連聲讚許他是個仁者。二，他對於齊桓公稱霸的業績是讚賞的，而把其功勞歸之於管仲（同時，孔丘對管仲的違禮僭越行為，又進行了非難，見前）。而諸侯稱霸，無疑地和孔丘克己復禮的政治主張，是大相逕庭的。這又是什麼緣故？
觀乎孔丘對秦、齊稱霸，持並不反對，反而大加讚賞的態度來看，他對諸侯稱霸是並不反對的。當其時，周天子已經不能號令諸侯，周室顯然已經沒有力量足以達到復禮的目的。如果當時諸侯各國中有任何一國的力量足以出來一匡天下，而和孔丘復禮的政治主張不相違背，孔丘一定會投靠這股力量或這個國家的。孔丘在田常（即陳成子）於齊弒君篡權，準備伐魯，魯國有亡國危險之際，曾要他的門徒子貢出使齊、吳、越、晉四國。結果，「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事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子貢固然在這事件中充分使展了他的政治才能，幕後指使者卻是孔丘。也許子貢到各國去遊說的策略，事前是和孔丘共同謀畫過的，不過，《史記》不載，當然，只能是臆測。經過這樣的大變動之後，吳國是滅亡了，魯國雖然因而得以倖存，避免了一場亡國之禍，但是諸侯對峙的局面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依然看不出有那一個國家能一匡天下。這也許可以作為統一孔丘既主張復禮而不反對稱霸這個矛盾的解釋吧。
四
孔子反對嚴刑峻法，主張「為政以德」（為政）（舊註：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為言得也，得於心而不失也）。他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為政） （舊註：道，引導；政，法制禁令；禮，制度品節；免，逃避；格，格其非心，歸正也）。這也就是「舉善而教不能則勸」（為政）的意思。他認為，「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顏淵）。「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顏淵）。孔丘（以及後來的儒家）主張以道德的力量去教化或感化人民，保留「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制度；而法家則主張嚴刑峻法」，王子與庶民同罪」，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這就是儒法兩家的主要區別。就這方面來說，法家敢於衝破貴族階級的特權進行改革，無疑是有其歷史進步意義的。而孔丘的這一套，表面看來似乎溫和些，但是這種無形的對人民進行奴化教育的軟刀子，比起有形的嚴刑峻法，對人民的毒害更深，何況孔丘也並不排除在必要的時候動刀。不過，說到底，儒、法兩家不過在統治方法上有區別而已，其為統治階級謀畫效勞，其實並無二致。
為了緩和當時統治階級和人民之間的緊張關係，孔丘對統治階級曾提出過十分溫和的勸說。比如，他說過：「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他並不是反對苛重的貢賦徭役的負擔，只是勸說和提醒統治者要稍稍克制一些，尤其要注意不誤農時，免得影響生產和收穫。為了適應當時爭霸的需要，他也提出過「足食足兵」（顏淵），「不教民戰，是謂棄之」等主張，似乎對經濟、軍事也給予了應有的注意，然而當子貢問他在足食足兵和對人民取得信用這三者，於不得已時當先去何者時，孔丘的答覆是先去兵，然後去食，但不能去信。原因是「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云云（顏淵）。試問：沒有了軍備，不能抵禦外來的侵略，如何能避免國破家亡的命運？老百姓連吃的都沒有了，要你這個空空洞洞的信有什麼用處：這豈不是荒唐之至！
類似這樣荒唐、迂腐、不切實際、空空洞洞，於實際政治毫無用處的政見還可以舉出很多。例如：他認為「慎終追遠」（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就可以「民德歸厚」（學而）。豈不荒唐！他認為統治者的架子可不能放下來」，臨之以莊則敬」（為政），「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顏淵），否則，就顯不出統治者的「威重」。尤其可笑的，不知為什麼一定要「行復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這對實際政治究竟有些什麼用處？有人（如季康子、葉公）向他請教如何為政，他的答覆很妙：「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顏淵），「近者說，遠者來」（子路）。這一套貌似深奧，實際空洞無物、不著邊際的議論，真不知道當時的聽者聽了以後作何感想。還有比這更奇特的議論。當樊遲向他請教學種田學種菜將了他一軍，無法置答之後，在憤怒之餘，除了在背後寫樊遲是小人，還說了下面一段話：「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子路）。真是沒有比這更甚的奇談怪論的了。如果各國諸侯真的相信孔丘這一套，一天到晚只講空洞的禮、義、信，而不去注意如何富國強兵，可以保證沒有一個國家能避免亡國慘禍的。無怪乎各國諸侯在領教之後，不得不對他這位聖人採取敬而遠之的態度。孔丘確實也曾說過「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子罕）。這確實是一篇相當動聽的言詞。然而，儘管我們可以天真一些，相信孔丘說這番話確實完全是出於善意，但是兩千多年來，誰曾看到過半個統治者做出過均富濟貧的半點業績來。
孔丘招收門徒的目的，無非是為當時的統治者培養一批後補官吏，孔丘的門徒中確實也有不少做了各國的官吏的。現在，再來進一步檢討一下孔丘在政治（從政）方面對他的門徒所進行的教誨究竟是一些什麼東西？
「學而優則仕」（子張），「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子張），「三年學，不至（一作亦）於谷（祿也），不易得也」（子罕），明白地說出了進入仕途，得到榮華富貴的捷徑，同時也是為孔丘自己做廣告，以廣招徠。其意思是說只要你送我束修，我就教你做官術。孔丘當時是私門私學，但因為他和當代的各國統治者頗有一些交往，也有一點小名聲，他的門徒中他認為優秀的，經他推薦而在各國諸侯那裡做了官的頗有其人，其中有一些也為統治者做出了一些「成績」，孔丘的名聲自然也會不脛而走，遠近播揚，因而更擴大。這怕也是孔丘雖以私門私學而弟子能多至三千的一個重要原因。在這方面，向孔丘學習得最好的要數還沒有死的蔣該死，他盡可能兼充了他權力所能達到的各種學校的校長。這樣，不僅可以借此向他的門徒灌輸法西斯的精神意識，而且在他和他的部屬之間又多了一層師徒關係維繫著，可以更好地為鞏固他的法西斯王朝服務。蔣該死真可以稱得上深知其中奧妙，承襲了孔丘的真諦的。
儒學（孔學）因為孔丘廣收門徒而成了顯學。中央集權的專制主義的封建皇朝建立起來以後，儒學從此大走紅運，從顯學又一變而成官學，仕途敞開，毋需再走什麼後門了。秦漢以前為貴族專擅的公卿大夫，這時已為從科舉這個正門進入政界的新的士大夫這個官僚階層所替代。孔丘既然為專制主義的封建皇朝作出了這麼大的貢獻，他之被歷代（其中也包括異族統治者）帝王追封為「至聖先師」「文宣王」等等尊號，當然是一點也不奇怪的。
既然是做官，當然需要有一套做官術，處理好事上、馭下這兩方面的關係，這就是說：「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忠，其使民也義（宜）」（公冶長）。但是，尤其要處理好事上的關係。因此，孔丘對他的門徒諄諄教誨：「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衛靈公），「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路），對待君主一定要忠心耿耿，要有耐心，然後才能講求待遇；「侍於君子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季氏），「事君數，斯辱矣」（裡仁），侍候主子要察言觀色，該說的說，不該說的不要說，在主子不高興不耐煩的時候你去嘮叨，這是自討沒趣，自取其辱。為了穩固自己的地位，還要搞好和當權派的關係「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這叫作「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衛靈公），不能不注意。孔丘的設想可謂周詳備至矣。至於做官的訣竅，除了上面列舉的以外，還有「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子路）。所謂「先有司」，其意就是各種問題或事件，先讓各有關部門去處理，而後考核其成功，這樣，就可以己不勞而事畢舉。還有「無慾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子路），「多聞闕疑，慎行其餘，則寡尤。多見闕疑，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公冶長）。我們所能看到的是一個謹小慎微、庸庸碌碌因循苟且的祿蠹的形象，絲毫看不出任何一點點改革進取的氣味。孔丘還有所謂尊五美，屏四惡。尊五美，就是「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所謂屏四惡，就是「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堯口）。並沒有什麼新內容，仍然不過是事上馭下的做官經而巳。
孔丘雖然說了那麼許多令人厭惡的做官經，但是有一條卻說對了，這就是：「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子路）。孔丘為什麼把正名看得這麼重要，這是容易理解的。正名，就是必須獲得和他的職位相當的權力。有了權力，就有了一切；沒有權力，再好聽的話，再合理的建議，誰聽你的。政治，就是權力之爭。在同一個階級內部的權力之爭，那是爭權奪利；在統治和被統治階級之間的權力鬥爭，那便是革命。誰有了權力，誰就處於統治地位，就可以發號施令。孔丘只是在這個問題上，說出了部分真理。
於此，我們可以給孔丘總結一下了。他之所以在當世吃不開，到處碰壁，無他，只是因為（一）辦不到，（二）沒有用。之所以辦不到，因為在當時有你無我，你死我活的爭霸鬥爭中，孔丘要大家克己以復禮，這豈不是和要求狗不吃屎一樣辦不到麼？說他沒有用，是因為孔丘所發表的一些政見，要麼迂腐、荒唐，要麼空洞而不切實際，這樣，又怎麼能受到當權各國統治者的歡迎。除此而外，就是如何做祿蠹的做官經。這些卑劣下乘的糟粕，到是經久不衰，愈久而愈見其「發揚光大」之的。
孔丘一生，除了在魯國做過三個月代理宰相以外，沒有什麼可提的政治經歷，也沒有什麼可提的實際政治經驗。雖然他自我吹噓，說什麼「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然而我們畢竟沒有看到他有什麼可以稱道的政績。如果拿在孔丘生前和死後一些比較有名的實際政治家，如管仲、百里奚、子產、晏嬰、商鞅、李悝、吳起等等來相比較，這些人無論在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都採取過一些有效的改革措施，輔助他們各自的君主在短期內獲得富國強民的實際效果，爭得了一時的霸主地位。孔丘和這些人相比，實在瞠乎其後，不過是一個頭腦守舊頑固的迂夫子，不可同時而語了。
附註：關於「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見《堯曰》。不贅。
1974年4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