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接民主的理想，來自《法蘭西內戰》
一個人，要民主，又被「議會清談館」「國家消亡」等等唬住了，當然不免嚮往直接民主制。他認為，這種民主制，應該是從基層開始的，採取公社形式的，人民真正當家作主的，即使要派代表（可不是代議士，雖然在英文中代表和代議士都是Represent，也必須是可以隨時被選民撤換的，又這個代表機構，必須是真正的主權機構，等等。
不過，直接民主的概念，其實是西方文明的產物。所以，有必要從西方史的演變來看一看他們究竟怎樣搞的。《法蘭西內戰》中的公社制，是西方文明的產物。榮華富貴看他們現在的議會政治和政黨制度怎樣演變過來的，它和直接民主制的遞嬗關係如何等等。
還想討論一下更切近我們的當代的問題。
1．雅典是直接民主的原型。
據亞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雅典有九個執政官，其中一個首席執政官。他們都是無給（無薪俸）職。
雅典除元老院外，沒有類似部局會之類的常設官僚機構（英語Bureau就是局，機構；Bureaucracy，官僚政治，就是由這些僱員組成的機關統治的政治，以相對於由元老院之類的議會直接統治的政治）。整個雅典城邦，只有極少數幾個打更的、通訊員之類由公家養活的公務員。軍隊由自己出資裝備的公民——民兵組成；將領，臨時推舉；執政官中有一人是大將軍，戰時統率軍隊。
其所以如此，是因為雅典民主，其實是貴族政治——商業貴族及其子弟，有錢，從政是體面事情。
不過，當政既然要經過選舉，就必須有受選民（他們可並不都是貴族，極大多數是自由工商業者和自由農民）歡迎的政綱。當政時期幹得不好，下次就選不上。雅典還有一種有趣的貝殼放逐法。一個政治家，給公民大會判決為有僭主的野心的時候，儘管他打仗打勝了，從政成績很好，也可以加以放逐——趕出雅典，並不殺頭。
雅典在和斯巴達打了一次筋疲力盡的戰爭（伯羅奔尼撒戰爭）以後，衰落了。亞力山大從馬其頓統一了希臘（至少有二三十個雅典這類的城邦），一直打到阿富汗，建立了大帝國。後來這個大帝國分裂成幾個帝國，不過這些帝國，都是憑借希臘文化統治東方民族，是徹底東方專制主義的。
2．羅馬興起得晚，它深受希臘文化的影響。有歷史的羅馬城邦，只經歷了短期的王政就實行了雅典式的民主。它有元老院，選出兩個執政官（現在的聖馬力諾這個小共和國還有共和羅馬的遺風），任期二年。作戰，由執政官當統帥。大政方針，全由元老院決定。軍隊，也由自行出資裝備的公民軍組成。羅馬人還有一種「法律呆子」脾氣，大小事情都要通過元老院用立法形式來確定。我國解放以前的大學法學院，有一門必修課羅馬法。契約、債權債務、所有權，他們都咬文嚼字地訂成法律，如此等等。
共和羅馬只有現在羅馬城及其周圍一小塊地方，所以它也是城邦。羅馬人好戰，雖然羅馬城還被高盧人攻破過，不過它終究先是征服了全意大利，後來和迦太基（現在的突尼斯地方，由腓尼基人組成的一個商業國家，腓尼基人是猶太人同族，老家在黎巴嫩的西頓、推羅等處）打了幾十年生死存亡的仗，直到這時候，羅馬還是城邦共和國。不過征服中的俘虜越來越多，原先都是自耕農民的公民，現在專門打仗去了，分到奴隸的人成了奴隸主。貧窮又不打仗的公民，共和國免費發給糧食，逐漸逐漸成了徹底的寄生階級。可是他們還有選舉權，打仗發了財的統帥們對他們施捨。共和羅馬就這樣準備了帝國羅馬。
打勝了迦太基以後，羅馬征服了現在的法國、西班牙、希臘、巴爾幹全部、小亞細亞、埃及、北非，把地中海周圍都統一起來了。征服和防守征服的土地，使軍隊成為僱傭軍（原來是公民軍），它造成了軍閥，軍閥自然變成皇帝。不過，羅馬的皇帝還由元老院選舉，事實上有世襲制。皇帝卻從來不敢說他「富有四海」，不敢說他統治下的人民都是他的臣妾。甚至，拉丁文的Emperor，不過是「掌軍政大權的人」，不是「主人」。皇帝稱為「主人」，那已是西羅馬帝國接近滅亡的時候了。
至於4世紀以後的東羅馬帝國，即拜占庭帝國，那是徹底承襲了東方專制主義的。所以，馬克思稱之為「沒落帝國」。
二、中世紀的歐洲，它怎樣轉變到「憲政時期」的？
羅馬的滅亡，是由於蠻族的入侵。蠻族是日耳曼諸族。經過一些變遷，他們實行了孟德斯鳩所稱的「等級君主制」。這就是說，君王對所屬諸侯（諸侯對從屬他的小諸侯和騎士也一樣）相互間有比較明確的權利義務關係，上面不得侵犯下面的權利。初期，君王和諸侯一樣，靠他自己的莊園的農奴來供給，而且，直到後來根本沒有普遍全國的「田賦」。農奴只對他所屬的長上負有貢賦和徭役的義務。軍隊，是由封建騎士組成的騎士軍隊，所以中世紀歐洲歷史上，從來沒有「坑長平降卒40萬」那樣的事，最大的軍隊也不過幾萬人。
據英國的梅因考證，這種等級君主制，是蠻族在作為羅馬帝國的鄰人和僱傭兵的時候，從羅馬法的契約觀念那裡脫胎出來的。十七八年前，我驚訝盧梭怎麼寫出他的《民約論》（全譯應作《社會契約論》），後來懂得，那不過是他們歷史傳統的結果。
中世紀西方城市也不同於中國的城市。中國的城市，歷史上最早是朝廷所在地。手工業是王室的，同時在法律上是皇帝的私產。漢武帝時，城市的入少府（帝室的財庫，不是帝國的財庫）。西方的城市，是由向封建主付錢贖買了他的農奴身份的自由民自治的，公社（Comune，Communism，其實是公社主義）是城市的組織形式。它們對誰也不擔負什麼義務。不過，它得防衛自己。它本身好像是一個城邦。
十四五世紀以後，在我們熟悉的英、法大革命以前，西方經歷過一段開明專制主義時期。那些有名無實的國王，要統一民族國家，削弱諸侯的獨立性，他們所依靠的辦法有幾條：（1）組成等級會議；（2）和城市聯盟來鞏固王權；（3）對外作戰；（4）把諸侯弄到宮廷裡等等；逐漸統一軍權和政權。直接的征服（即王室消滅諸侯，使之「郡縣化」），是有的，不過，這顯然不是主要手段。
這樣，議會制度就逐漸形成起來。
英、法的大革命當然是重要的轉折點，不過，若沒有以上的歷史背景，那些革命也還是不可理解的。
三、議會的淵源及其演化
議會，是在等級君主制的根子上長出來的。最初的英國議會，只有一個等級：諸侯。有名的大憲章，是英國諸侯反對國王違反慣例、侵犯諸侯利益，起來造反所爭得的王室對諸侯的「不侵犯諾言」。城市生長起來了，商業發達了，關稅成了王室的收入了，王權利用城市來搞統一。議會的成員，從諸侯這一個成分，擴大到包括城市代表，逐漸地，議會就成了「和平的」階級鬥爭的集中舞台。「戰爭是政治的繼續」，也可以從這個意義上來理解——議會內取不到妥協，就在議會外用戰爭來決定問題，17世紀的英國革命和18世紀的法國革命，議會都是鬥爭的中心。對比中國的歷史，這又是中國人所不能理解的。
議會的演進史，是其所包含的成分逐步擴大、民主權利逐步下移的歷史。這就是說，開始只不過是等級君主制下封建的權利義務關係，最後成了民主政治唯一實現途徑的議會政治，封建君主和諸侯的鬥爭，本來和農奴毫不相干。但是少數特權人物之間的鬥爭，只要它是遵循一定的章程，而並不完全通過暴力，只要這種鬥爭的每一個方面，按照這種章程，必須力求取得群眾的支持，它就勢必要發展成為議會政治。舉一個例，英國大憲章，因為諸侯不許王室向他們非分勒索，規定朝廷要徵收錢款必須取得議會同意，從這裡就發展出來「不出代議士不納稅」的口號。開始，它成了資產階級的鬥爭武器，逐漸擴大成為「人民當家作主」的號召。這在中國也是不可想像的。中國只有「迎闖王，不納糧」，從來沒有過「不出代議士不納稅」的口號，現在還是沒有。
議會的演進史，又使民主政治演進到不同於城邦直接民主的代議政治。城邦的直接民主，行政權立法權、統一於公民大會和元老院，沒有「朝廷」和「行政機關」與議會之間的對立。現在，議會是在諸侯對抗王室中成長起來的，議會代表立法權，而「朝廷」代表行政權。盂德斯鴆把它系統化為三權分立的憲政制度。
有一個具有立法權的議會，勢必要演化出政黨來。通過一個議案時的贊成派，演化成為執政黨，反對派演化成為反對黨。也唯有一個有立法權的議會，才使政治和政策，成為公開討論的對象。
四、英國革命、法國革命中的議會
英國革命以前，英國議會已經存在了好幾百年了。革命中王黨和革命黨的武裝鬥爭，是議會中的政治鬥爭的延續。克倫威爾之成為革命軍的統帥，以及後來成為「護國主」，都是議會任命的。雖然克倫威爾的獨裁，事實上消滅了議會。「光榮革命」以後，英國議會實際上取得了全部政權，王室不過是傀儡。
不過，直到1832年以前，英國議會實際上是貴族把持的。作為議員，是土地貴族的特權，王黨由貴族組成，民權黨也由貴族組成。後來的歷史家說，19世紀及其前，英國資本主義猛烈發展時期，資本家的任務是打算盤，掙錢。大官、將軍、大使以至其他權勢職務，全由貴族包辦。
和這種怪現象同時發生的是法國革命中議會的變化。大革命初期的議會，是英國式的。到國民公會—公安委員會時期，國民公會集立法權和行政權於一身，它是古羅馬式的、由代表組成的直接民主機構了。
達到這一步，通過了恐怖主義。那是真正革命的，和當時死氣沉沉的英國議會來比較，尤其如此。
不過，國民公會時代，其實為拿破侖皇帝鋪平了道路。也許應該說，是巴拉斯的反動，而不是革命的國民公會給拿破侖效了勞。不過，我們也可傚法魯迅「娜拉走後怎樣」的口吻，問一下，羅伯斯比爾不死，而且徹底勝利了以後怎樣？也許，答案是羅伯斯比爾自己會變成拿破侖。不過這個拿破侖也許不會稱帝，不會打算建立一個世襲的皇朝。也許，區別只不過是這一點點。這種區別在現代來看，無關重要。希特勒說過，皇帝（紅鬍子腓特烈）建立第一帝國，宰相（俾斯麥）建立第二帝國，士兵（他自己自稱為社會主義者，不過是國家社會主義。戈培爾曾經是一個地道的馬克思主義者）建立第三帝國云云。
五、直接民主是復古，事實證明直接民主行不通
其實，1789年議會轉為國民公會是復古。馬克思說過，歷史總要出現兩次，第二次是諷刺劇。法國大革命時代的風尚是要復共和羅馬之古，亦即復直接民主之古。《法蘭西內戰》倡導直接民主，一方面是要消滅異化，一方面也是復古——復公民大會之古，也是復共和羅馬之古。
如果用一種客觀的批判的眼光來讀《法蘭西內戰》，為「新法蘭西政制」描繪一幅圖畫，你會看到：
1．它主張法國各城市都組成巴黎公社式的公社。一切城市公社、都是直接民主，決非代議政治的。鄉村怎麼辦，說得很含糊。直接民主，當然不存在執政黨和反對黨。那麼，像1870年的公社內部，也存在過政策互有區別的政派，它們相互關係如何？是不是也像羅伯斯比爾一樣，反對派都歸入反革命派，加以消滅？
2．它主張，共和國是各公社的自由聯合體。共和國要不要一個中央政府？如果要，今天我們聚訟不休的條條塊塊問題如何解決？《法蘭西內戰》顯然主張徹底的「塊塊主義」。那麼「塊塊之間」的關係如何處理？尤其如果徹底消滅私有制，「塊塊之間」的產品交換怎麼辦？按《反杜林論》，塊塊之間的交換決不可以通過貨幣，那麼通過什麼？
3．《法蘭西內戰》主張，自大革命以來，歷經兩個拿破侖皇朝建立起來的官僚機構要徹底打爛（今天人們對於「徹底打爛舊政府機構」的意思，作了徹底的歪曲），要恢復雅典時代的簡直沒有行政機構的做法。你想想，行嗎？
4．取消常備軍。這事實上是恢復雅典和共和羅馬的、民兵的、公民的軍隊。行嗎？這個主張，現在蘇聯和我國，只在「民警」這個詞上留下了痕跡。可是，「民警」，難道是馬克思的不領餉、輪流義務服役的民兵的原意嗎？
現在人們讀《法蘭西內戰》究竟說了些什麼，歷史淵源如何，並不去深究，甚至一概不知道。至於拿它跟現實生活對照一下，用批判的眼光來觀察究竟行不行得通，當然更是無從談起了。
六、考茨基的爭論
考茨基說，當代行得通的民主，只是保留行政機關（亦即保留官僚機構）實行代議政治，還要讓反對派存在。
考茨基是和平過渡論者，他的和平過渡論，事實上給希特勒準備了第三帝國。他錯了。
列寧強調直接民主的無產階級專政，奪取了政權，掃蕩了沙皇政治的污泥濁水，他對了。他和考茨基之間的區別，是無畏的革命和膽怯的庸人之間的區別，這是無疑的。
問題不在「娜拉走後怎樣」。列寧相信直接民主，他甚至有充分的勇氣，在布列斯特和約訂立之後，解散了全部軍隊，用赤衛隊（亦即公民的民兵的軍隊）代替常備軍。他說，「機關」，不過是會計和打字員，可以由無特權的僱員組成；他說，群眾的統計監督可以代替企業管理和政府閣部。列寧的計劃委員會是由技術專家組成的，它不是什麼經濟管理機構。
實行的結果是：
蘇聯的軍隊是全世界最大的一支職業軍隊；
它的官僚機構是中國以外最龐大的機拘；捷爾任斯基的契卡成了貝利亞的內務部；
以工廠蘇維埃和農村蘇維埃為基層的直接民主制，列寧生前已被工廠的一長制所代替；一切權力歸蘇維埃嬗變為一切權力屬於黨，再變而為一切權力屬於斯大林。
七、一段美國史
饒有興味的是美國開國以後的一段歷史。華盛頓是一個大地主，只因為大陸會議實在沒有別人可以帶兵，他才成了總司令，而戰爭確實也是艱苦卓絕的。英軍打敗了，康華利投降了，華盛頓部下的將領，還有他部下的一個政治家漢密爾頓要擁戴他為國王，華盛頓堅決拒絕，為了表示決心，他乾脆離開了軍隊。
華盛頓當總統只當了兩任，第三任就拒絕參加競選。後來的幾任總統，亞丹姆斯、傑弗遜都有名望，尤其是傑弗遜，羅素還立了一個專門名詞，叫做傑弗遜民主主義，一種全力扶植獨立小農場主（我們稱做自耕農，後來的宅地法規定，國家以低價賣給每戶3600畝土地）的民主主義。
那位主張王制的漢密爾頓也沒有殺頭。他違反潮流，沒有當上總統，不過成了「聯邦黨」的創始人。聯邦黨著眼於發展海外貿易，反對袒護窮人的民主主義，有嚴重的貴族傾向。不過他的聯邦黨，和主流派的黨對峙，成為美國後來兩黨制的基礎。
所以，美國獨立戰爭時期大陸會議中的主要角色，都在政治舞台上露了一手。以此來比喻1917年，那就是斯大林、布哈林、托洛茨基輪流當了總統。並且，聯共分成兩個黨，先後輪流執政。設想一下，這麼辦，十月革命會被葬送掉嗎？我不相信。吹噓世界革命的托洛茨基上了台，他還得搞五年計劃，他還是不會冒什麼險用武力輸出革命。正相反，因為執政者總有反對派在旁邊等著他失敗，等著他失卻群眾的擁戴，等著下次選舉時取而代之，隨便什麼事情不敢做得過分，更不用說把真理過頭成為荒謬了，後來蘇聯發生的一切弊害的大半倒反而是可以避免掉的。
當然，唯有美國（這個由新教徒移民組成的國家）才會有華盛頓。華盛頓其人，如果生在俄國（這個專制沙皇，又兼東正教教會首腦的野蠻落後的俄國），即使不成為斯大林，也不可能是華盛頓。
八、「議會清談館」與「黨外有黨，黨內有派」
不說各個國家的歷史傳統，現在來談談對兩黨的議會政治的一個主要批評：「議會清談館」。
議會政治必然有我們十分看不慣的地方。議會裡有一套「戰術」，為了阻撓議案通過，可以有冗長的演說發言，可以有議員互相拋擲墨水瓶，可以動武。通過一項法案時，要「三讀」，討論法律條文時咬文嚼字。無關重要的議案，也按正式的議事程序，可以有演說者對空座侃侃而談的奇觀。選舉時會有五花八門的「抬轎子」，請客，地方大亨（杜月笙這一流人物）包辦選舉等等，當然也少不了大大小小的賄賂。這些都不過是形式。更使某些哲學家看不慣的是，這全套東西表明一個民族沒有領袖，缺乏領導，也就是等於沒有「主義」。而且，那種咬文嚼字的議會討論，真叫做庸人氣息十足。
剛從德國，這個盛行黑格爾主義的德國到達倫敦的恩格斯，就是這樣看待英國的。恩格斯也好，馬克思也好，其實都是拿破侖第一的崇拜者，而黑格爾則曾稱拿破侖是「世界精神」。黑格爾主義其實是哲學化了的基督教，英國的卡萊爾是個英雄崇拜的神秘主義者，恩格斯從他那裡獲得啟發，相信絕對真理的人和狂熱的基督教徒一樣，都討厭庸人氣息，讚美一天等於二十年的革命風暴，自然要對議會清談館深惡痛絕了。何況，把轟轟烈烈的1793年的國民公會和死氣沉沉的英國議會對比一下，那種只計較一寸一寸前進的英國精神又算個什麼呢？
我讚美革命風暴。問題還在於「娜拉走後怎樣」？大革命要求鐵的紀律，大革命滌蕩污泥濁水，不過，新秩序一旦確立，那個革命集團勢必要一分為二，「黨外有黨，黨內有派，歷來如此」。這時候怎樣辦呢？按邏輯推論，任何時候，都要一分為二，你總不能用「我吃掉你」來解決啊。用「吃掉你」解決以後，還是會「一分為二」，不斷演變下去，勢必要像蜻蜓一樣把自己吃掉。既然總是要一分為二，乾脆採用華盛頓的辦法不好嗎？——比如說，我設想，不久後若能解決目前「政令不一」的現象《文匯報》還該辦下去，讓它形成並代表一個派別。有一個通氣孔，有一個吹毛求疵的監督者，總比龔自珍所說的「萬馬齊喑究可哀」可好一些吧。
至於弊病，哪一種制度都有，十全十美的制度是沒有的。這個人世間永遠不會絕對完善，我們所能做的，永遠不過是「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還有，弊害不怕公開罵，罵罵總會好些。
九、「保護少數派」是兩黨制的口號
1957年前後，我們這個一黨制的國家也響亮過「保護少數派」的口號。其實，這是英國的穆勒說過的話，是地道的兩黨制口號。
少數派所以要保護，是因為它的政綱今天不被通過，今天不合時宜，若干年後，倒會變成時代的潮流。我們這個人間也是螺旋形前進的，看來像走馬燈，老轉圈，其實一圈轉過來，向前進了一寸。革命是直接前進，不過，1789—1793年，只佔法國近代史約200年的2％。人間世的基調是進化，革命則是進化受到壅塞時的潰決。100年中以有那麼幾天，一天等於二十年。要求每天都等於二十年，是要鬧笑話的，這種笑話我們經歷得夠了。
十、「當家作主」，領導」，「競爭」武鬥的兩派變成乒乓球的兩方，精神貴族
直接民主的口號是人民當家作主。可是，希臘史上留下來的還是一些英雄。「人民當家作主」其實是一句空話。
從馬克思起，社會主義者在「民主—專政」問題的爭論中所要實現的是對人民的「領導」——說得最徹底的是列寧：「馬克思主義不是自發產生的，是少數人搞出來向群眾中灌輸的」（不是原文）。其所以和「議會清談館」格格不入，是因為那種清談館和「領導」概念是大相逕庭的。
兩黨制的議會政治的真正的意義，是兩個都可以執政的政治集團，依靠各自的政綱，在群眾中間競爭取得選票。你仔細想想，這是唯一行得通的辦法。
我們實際上不可能做到人民當家作主，那一定是無政府。我們要的是不許一個政治集團在其執政期間變成皇帝及其宮廷。怎麼辦呢？不許一個政治集團把持政權，有別的政治集團和它對峙，誰上台，以取得選票的多少為準。要做到這一點，當然要有一個有關政黨、選舉的憲法，好使兩個集團根據一套比賽規則（憲法、選舉法）變成球賽的兩方，誰勝，誰「作莊」。
我們不是有過武鬥的兩派嗎？現在這兩派還在互不服氣。這簡直成了社會不安定的根源。使武鬥的兩派服從民主規則來競賽，禍亂的因素就可變成進步的動力。
輪流作莊就是輪流當少數派。輪流著來，走馬燈——螺旋就轉得起來了。
甚至兩個黨政綱沒有差別也是好的。大將軍艾森豪威爾不僅沒有成為皇帝，還痛切地指出了美國有一種軍界—工業界膨大的威脅。
當然，這樣一定會產生一種職業政治家的精神貴族。不過這又有什麼可怕的呢？像我們這個農民占80％的國家，不僅現在的政治家（不論他原是工人出身的）是精神貴族，科學家、工程師是精神貴族，中學教師還是精神貴族呢。要解決這個問題，唯一的辦法是培養更多的貴族，「貴族」多如過江之鯽，他們自然就貴不起來了。陳毅就說過，日內瓦會議時他受到了各國外長的特殊的尊敬，因為那些外長，只當一任，下台就是平民，哪裡有一個元帥的威風。那個發表了白皮書的艾奇遜現在在當教授，費正清其實是基辛格的老師。美國工人子弟上大學的比例越來越多。唯其多，美國現在倒有一種強烈的呼聲：美國社會上有一些底層的集團，子女受不到足夠的教育，成不了科學技術日趨發達的社會中的有銷路的勞動力。天天在反對精神貴族的中國，那些貴族們下鄉兩年回來以後，他們的貴族氣味打掉一點沒有？而現在高叫的是落實政策，其實是照顧貴族。農村裡冬天無鞋的孩子們，又提不到議程上來了。我們要的是進步，向後看齊實在是進不了步的。
十一、官僚機構和代議政治
行政機關，亦即官僚機關當然是取消不了的。不過常務的行政機關應該穩定，要換班只是政務官。
這一點其實已經無須解釋了。行政事務本身是複雜的專門行業，政黨所爭論的是政策問題。
其實，在政黨政治下面，部長和司長、科長的關係也不是像現在那樣的「領導」關係。常務次長和司長干他們的日常性的專門性的行政工作，他們可以為這種政策服務，也可以為那種政策服務。社會日趨複雜，國家機關不能沒有，打爛（其實是取消）國家機器是辦不到的。
不過，唯有有了真正的議會，不僅政策受到監督，日常行政也可以受到監督。你別看清談館的議會，我們的代表大會中，章乃器對預算提出一個問題，財政部還忙了幾天呢。眼睛愈多，無法無天的事情愈可以減少。
所以，論到奪取政權，考茨基錯了。論到「娜拉走後怎樣」，考茨基對了。
對於我們來說，這一套全是進口貨。不過，不進口不行。
十二、李自成、洪秀全和1357年
你說到李自成和洪秀全。何必設想他們如果勝利怎樣呢？朱元璋不是一個李自成嗎？農民造反，沒有知識分子成不了事，而劉基、宋濂、牛金星、李巖這一類人，除四書五經、廿四史而外，還能讀到什麼？不按照老一套，他們能夠建立一個有效的政權嗎？蕭何是秦吏，西漢的法制全套照搬商鞅、李斯那一套，正因為如此，漢武帝才做成了第二秦始皇，拓疆千里。洪秀全已經沾到一點西方味兒了，可是他只搬來了令中國士大夫十分厭惡的「天父天兄」，其他一切都是皇朝舊制。太平軍中開始還有點軍事共產主義的味道，可是天朝田畝制度只是一紙空文。那種軍事共產主義的東西，在朱元璋軍中也有（朱元璋靠「明教」起家，明教是波斯傳來的祆教的中國版），當了皇帝以後，在史籍中把這一套塗抹得只剩下一點影子。
所以「思想要靠灌輸」，一點也不錯。「槍桿子、筆桿子，靠這兩桿子」，一點也不錯。
「五四」的事業要有志之士來繼承。民主，不能靠恩賜，民主是爭來的。要有筆桿子，要有用鮮血做墨水的筆桿子。
1973年4月20日
十三、補論：何以「人民直接統治」的民主是不可能的？
上面「當家作主」一節，對此論述未詳，補加申論。
首先，歷史上直接民主只存在於「城邦」中。現在沒有城邦國家，都是民族國家，而且，國家還在超越民族的界限，變得愈來愈大了（注意西歐共同市場向西歐邦聯發展的趨勢）。你想一下，勢必得出這樣的結論，這樣的國家，若不是蘇聯、中國型的，只能是議會與行政權並存，有政黨輪流執政的民主國家。在這樣區域遼闊的國家裡，若「利用」直接民主的口號、搞蘇維埃式代表大會式的、一黨制的民主的招牌，來掩蓋「時代的智慧、榮譽和良心」對全國人民實行領導的國家，說乾脆一點，獨裁國家，別的結果是不可能有的。
還可以作一些理論的探討。歷史是人民群眾創造的，一點不錯。歷史學家寫社會經濟史的時候，也一定是這樣寫的。馬克思在這方面的功績，永遠不會被遺忘。然而一部政治史，卻永遠是帝王將相、政治家、思想家的歷史。理由何在？列寧作了最妥當的回答，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
進一步發展列寧的命題，可以推論：陳勝、吳廣代表了秦二世時農民造反的願望，這是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證明。但是，陳勝、吳廣出來了，歷史只能記載陳勝、吳廣的活動，不可能記載千千萬萬農民的活動。而且，事實上秦漢之際的歷史，主角是陳勝、吳廣、劉邦、項羽、李斯、趙高。農民群眾所扮演的角色是響應號召，當兵，戰死，其中極小部分有戰功，封侯，當了小官小吏等等。結果，廣大農民群眾的處境改善了些，活得下去了，但是在政治上當家作主，並沒有輪上他們。這不僅在專制主義的中國是如此，在大革命以後的法國也是如此。1949年以後的中國也是如此。哪一次和平的階級鬥爭，其結果也莫不如此。
所以，問題的焦點，只好退一步。不要奢求人民當家作主，而來考慮怎樣才能使人民對於作為經濟集中表現的政治的影響力量發展到最可能充分的程度。既然權威是不可少的，行政權是必要的，問題在於防止行政權發展成為皇權。唯一行得通的辦法，是使行政權發展成為獨佔的，是有人在旁邊「覬覦」的，而且這種「覬覦」是合法的，決定「覬覦」者能否達到取而代之的，並不是誰掌握的武裝力量比誰大，而讓人民群眾在競相販賣其政綱的兩個政黨之間有表達其意志的機會，並且以這種意志來決定誰該在台上。如果這一點確實被認為是唯一行得通的辦法，那麼，伴隨著這種制度而來的一切可笑現象，只能認為是較輕的禍害。當然，這種禍害也要正視，也要逐漸減輕它。
你還可以覺得政黨、政派，無非是政客組成的集團，可以認為他們當主角的這種民主，很不光彩，感到和「人民作主」這個原則不合，因此還是要直接民主。你也可以認為，目前，人民教育水平不足，也許不幸只好如此。到共產主義時代，誰都知識豐富，目光明澈，那就不會如此了。
可是，想一想，現代社會高度分工，一個工程師在其本行中精通一切，如果你和他談政治，極可能是極其愚蠢的。既然如此，即使在文明進化到極高度的時候（我不說共產主義，你知道理由何在），政治也是一種專門的行業，有政治家，他們精心炮製政綱，爭取群眾擁護，以期取得政權。可是，在台上的時候，他們的地位也不過是瑞士的外交部長而不是大元帥陳毅，下台的時候，當一名教授，這對於民主的神聖含義，又褻瀆了多少呢？
何況，現在全世界，尤其中國，還遠沒有到這個程度，人民群眾在政治上永遠是消極被動的，能夠做到當前掌握行政權的人不發展成為皇帝及其朝廷，已經很不容易了。奢望什麼人民當家作主，要不是空洞的理想，就會淪入借民主之名實行獨裁的人的擁護者之列。要知道，人家讓你讀六本書，讀巴黎公社史，目的就是讓你反對兩黨制啊！
再進一步說，人文科學中的一切東西，都是理論指導實踐的，思想永遠是灌輸的。思想的產生，固然各有其物質生產方式的歷史的根源（例如航海、商業、手工業、殖民的希臘城邦之產生民主思想，大陸的農業國家之產生專制主義等等），有階級鬥爭的根源，但是，順應時代潮流的思想，總還要通過思想家的頭腦炮製出來，要形成政派加以傳播，才能形成時代的思潮。多元主義和兩（多）黨制，適合這個規律，不過它可以使有待於灌輸的思想，不是「只此一家，別無分號」的，而是「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這樣，不同思想間經過鬥爭，思想本身可以愈來愈深化；而在相互鬥爭的各家思想的爭鳴中，民智可以啟迪。民智啟迪，是科學發達的重要條件。「一個主義、一個黨」的直接民主（當然不可能，它一定演化為獨裁），唯其只有一個主義，必定要室息思想，扼殺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