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歷史的重擔
科學與民主，是舶來品。中國的傳統思想，沒有產生出科學與民主。如果探索一下中國文化的淵源與根據，也可以斷定，中國產生不出科學與民主來。不僅如此，直到現在，中國的傳統思想還是中國人身上的歷史重擔。現在人們提倡讀點歷史，似乎更著重讀中國史。而且古代文物成為悠久文明的證據和誇耀，無論自覺還是不自覺，這種「讀史」，其意圖在於仰仗我們祖先的光榮歷史來窒息科學與民主。所以批判中國傳統思想，是發展科學與民主所十分必須的。
二、希臘思想是工商業城邦文化的產物
當代西方人（例如肯尼迪、羅素、費正清）都承認，西方文明是希臘羅馬文明。分析它的成分，有希臘思想、羅馬法和日耳曼人的騎士精神。要歷數它的演化變遷，那是頭緒紛繁的。不過這三者之中，希臘思想是基本的。
希臘思想，有「格物」的方面。開始，是類似中國的五行陰陽那一套，然而它不限於本體論的玄妙的設想，它還對我們周圍的事物作實事求是的分類，研究世界事物形成的原因，試圖為它們規定一些根本的範疇。迄今為止，植物分類學、動物分類學，還原套原樣地是亞里士多德那一套，從這裡發展出了邏輯學。
希臘思想，有數理神秘主義。畢達哥拉斯發現勾股定律，舉行了百牛大祭。他也跟中國的道士們那樣，崇奉「河圖洛書」的數理，以為那是蘊含了宇宙的秘密的。然而他們並不滿足少數幾個數學定理和命題，卻力圖構成一個完整的邏輯推理體系。歐幾里德的幾何，直到近代初期，還是古典教育的主要組成部分。斯大林還說過幾何學，因為他在中學受過古典教育。
希臘思想，是有教養的貴族靜觀世界為之出神的體系，它確實是「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形而上學。然而它「格物」，它有一種窮根究底的笨拙戇態，它是從希臘工商業城邦的手藝匠師對客觀事物的「變革」過程中精煉出來的。它不是王家文化，它不是道德誡命。它以笨人的窮根究底的精神，企圖從日常生活中找出一條理解宇宙秘密的道路出來。它的這種特徵，後來確實被基督教吸收來成為它的教義的一部分；而基督教也因此而成為一種既窒息科學也撫育科學的宗教。
希臘思想是貴族思想，然而不是王家思想。產生這種思想的或加上上層平民，至少奴隸是無份的。
希臘思想的神秘主義部分，被哲學史上的唯理主義所繼承。唯理主義者往往是大科學家，例如發明解析幾何的笛卡兒。牛頓發現力學三定律，動機還是為了要證明上帝哩（那有名的最初的一推）。
F·培根本人是一個不道德的人（他賣友求榮，自己因受賄被黜）。然而他痛斥希臘思想的靜觀出神主義是不關心人類的幸福，痛斥亞里士多德的不道德。他提倡對一切變革事物的實踐作系統的研究，把那種知識條理化——一句話，他提倡實驗，他提倡歸納法，他提倡打破迷信和偶像崇拜。英國的皇家學會，就是在他的思想影響下搞起來的。近代科學思想的鼻祖是培根。說來奇怪，中國人痛斥的杜威，實實在在是培根的「實踐論」的繼承者。他的書，誠然不同於培根，不過差別只在於論證和資料現代化了，就其基本思想而論，和培根幾乎毫無二致。可惜，因為胡適把他糟蹋了（說什麼真理是一個天真未鑿的姑娘，你愛把它打扮成怎樣就怎樣等等）。所以，我寫這份東西的時候，還不敢稱實際上是實踐論者的工具主義為實用主義。
工具主義就是多元主義。它和希臘的靜觀出神主義不一樣的地方是，它更是民主的。然而僅就這一點而論，它也是從希臘思想的根子上萌發出來的。
三、中國文化的淵源，並非和工商業無關，然而它是史官文化
中國文化的淵源，並非和工商業無關。據現在的史料，我們的文化史上溯到商代。「商」就是因為王亥服牛乘馬經商。地下發掘，證明商的都城是手工業中心。真的，超脫蒙昧時代的文化，不得不和生產工具、交通工具（「殷之輅」）、武器的生產有關；而現在的一切文物展覽中的珍品，又莫非手工業的產品。牧羊種地的人，可以處在蒙昧狀態之下，而商人眼界開闊，手工業者聚居的地方，也就是巫覡、宗教、文字的老家。
可是中國是個大陸，不像希臘城邦那樣，是商業、航海、殖民的人們的居住中心。大陸上的「百工」和文化，勢必成為一個王朝權力的依據。王朝掌握了文化和工藝，它就可以傳播聲教，可以對外征服。可是這樣一來，工藝、文化就永遠服從於政治權威，「思想」的主題就是政治權威，「格物」就永遠登不上台盤了。甚至這在西方也並非沒有先例。當希臘的燦爛文化被亞歷山大掌握起來成為征服工具以後，亞歷山大及其繼承者的帝國就不再在文化上具有什麼創造性。當東羅馬帝國被亞歷山大時代的希臘精神（其實是希臘知識和東方專制主義的混合品）所浸透以後，拜占庭帝國就成了馬克思所說的沒落帝國了。
商代的王家文化，一直以其基本形態延續下來，這也就是範文瀾所盛讚的「史官文化」。史官文化誠然是發達成型於周代，周代在中國歷史上確實也起了極其偉大的作用。下面是我的無根據的猜測之辭，雖與主題關係間接一些，對於史官文化的形成也許可以別進一解。
我猜測，商王室在文化和工藝上，多少採取了一些「保密」「獨佔」的態度。雖然周在西方的壯大，顯然是繼承了、或者竊取了商王朝所獨佔的文化和工藝。周在文化和工藝上採取廣為傳播的政策，而不著重於保密和獨佔。文王時代，「四伐」而仁義播於天下，三分天下有其二，我不信仁義有這樣大的力量。然而文王時代勢力甚至於達到江漢，征伐又只有四次，「秘密」所在，我認為就是傳播文化和工藝於落後的部落。所以武王伐紂，從征的小民族有八個。滅紂以後，又廣事分封（史籍上未見夏、商有分封的傳說）；王朝本身，只保留一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這是從文化的王朝獨佔，到等級制的文化傳播。當然，傳播文化，也是帶了刀劍去的。
春秋時代，王朝也好，諸侯國也好，「百工」食官。郭沫若釋為奴隸制，其實是生搬硬套。百工是王朝和諸侯國家威力所直接依靠的（例如：戰車、武器就是百工生產的），怎麼能夠由奴隸來幹？工尹在楚是略次於令尹（宰相）的大官，難道只是奴隸頭兒？秘密所在，就是王權要依靠百工，猶如文化必須是史官文化一樣。
範文瀾對史官文化歌頌備至。但是，龔自珍雖然沒有創造史官文化的名稱，卻對史官文化作了極好的解釋：
有天下，更正朔，與天下相見，謂之王。佐王者，謂之宰。天下不可以口耳喻也，載之文字，謂之法，即謂之書，謂之禮，其事謂之史。職以其法載之文字而宣之士民者，謂之太史，謂之卿大夫。天下聽從其言語，稱為本朝、奉租稅焉者，謂之民。民之識立法之意者，謂之士。士能推闡本朝之法意以相誡語者，謂之師儒。王之子孫大宗繼為王者，謂之後王。後王之世之聽言語奉租稅者，謂之後民。王、若宰、若大夫、若民相與以有成者，謂之治，謂之道。若士、若師儒，法則先王、先塚宰之書以相講究者，謂之學。(1)
你看，描寫得多好？於此可見，李斯的「以法為教，以吏為師」，是史官文化的內在的邏輯結論，儒者埋怨它是沒有理由的。
於是，「君天也，天不可逃也」就算是注定了。知識分子不滿意這一套，只好像賈寶玉那樣當和尚去。你不要以為這是小說的描寫，明代思想家如李卓吾，不是因為失戀，而是實在不甘心這一套桎梏，晚年入空門，獄中死前留語還自稱老衲。在西方，政治的權威不是至上的權威，思想家出在「和尚」中的不少，不過那種「和尚」是研究科學、寫哲學著作的「和尚」。入了空門，精研幾何、邏輯、天文，皇帝老子也管不著。中國，除了倫常禮教，沒有學問，專心知識，探究宇宙秘密不是出路，要逃避王權，只好走老莊禪佛一路。所以，明末傳教士帶來《聖經》《名理探》（亞里士多德的《範疇篇》）、《幾何原本》和曆法的時候，徐光啟皈依了基督教。可惜傳統的重壓太深，徐光啟不為人們理解，而顧炎武等人還逃不出宋明理學的窠臼，悲夫！
四、中國思想是貧乏的
中國思想只有道德訓條。中國沒有邏輯學，沒有哲學。有《周髀算經》，然而登不上台盤。猶如中國有許多好工藝，卻發展不到精密科學一樣。中國沒有唯理主義。範文瀾痛詆宗教，他不知道，與基督教伴生在一起的有唯理主義，這是宗教精神。固然窒息科學，也培育了科學。中國有不成系統的經驗主義，一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技藝傳統，這成不了「主義」，只成了傳統的因襲。中國有原始的辯證法，然而中國人太聰明，懶得窮根究底，所以發展不出什麼有系統的辯證法來——何況，辯證法還必須要有真正的宗教精神才發展得出來，黑格爾可以為證。
也許沒有宗教精神確也有好處，因為科學與民主更易被接受。然而，政治權威的平民化，卻不比驅逐宗教精神更容易。
1973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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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龔自珍：《乙丙之際著議第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