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主誠然不是目的，那麼把社會主義設定為民主的目的又怎樣？問題的焦點是：社會主義實現了，或者共產主義實現了怎麼辦？按照辯證法，回答是，實現了，連民主也不存在了。
這個答覆，其實暗含著，革命的目，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國——建立一個沒有異化的、沒有矛盾的社會。我對這個問題琢磨了很久，我的結論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國，天國是徹底的幻想；矛盾永遠存在。所以，沒有什麼終極目的，有的，只是進步。
所以，民主是與不斷進步相聯結著的，而不是和某個目的相聯結著的。
那麼，我反社會主義嗎？我不。私有財產終歸是要消滅的，我們消滅了私有財產，這很好。我們現在的民主，在其下作政治活動的政治集團和黨派，可以，而且大體必定會在這個共同前提下，各自提出自己的政綱和主張。這叫做社會主義兩黨制。
二、你不贊成兩黨制，可是，你看看一黨制的社會主義國家如何。蘇聯、東歐我們固然看夠了，在東方某些國家中盛行的那一套阿諛崇拜，你不覺得噁心嗎？一個人，手裡集中了為所欲為的權力，你用什麼辦法來約束他不亂搞？有什麼保證？
列寧說什麼直接民主。不錯，我們見到過初期的工廠蘇維埃。可是，這個社會是分工的社會，搞政治終究不免是一種專門的行業，直接民主，不久就會被假民主所代替。沒有兩黨制，散在於不以政治為專業的群眾中的各種意見，會被「擁護」的高聲呼喊所淹沒。唯有存在一個政治上的反對黨的時候，才會有真正的批評和自我批評。56年蘇聯的歷史，24年中國的歷史，難道還沒有充分證明這一點？
除以上兩條外，其他幾條你對我的批評，全都同意。至於所謂哲學上的多元主義，無非就是不承認有什麼終極目的的意思。現在全都忘了。關於終極目的的問題，如果你有興趣展開，我倒很樂意和你繼續討論這個問題。
17世紀以來，有兩股革命潮流，一是英國革命和美國革命，這兩次革命導向典型的資本主義。一是1789年和1870年的法國革命，它們在法國本身，導致了兩個帝國和五個共和國。然而它們同時展示出消滅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趨向。這種趨向，按兩次革命本身來說，是不可能成為現實的。馬克思在哲學、政治、經濟學上辛勤努力地證明這種趨向可以成為現實，以及如何成為現實。1917年它真的成為現實了。成為現實了，並不是沒有問題。對此，我們談過，下面還要談到。
上面這一段話的意思，是想指出，這兩次革命都是注定不能成功的。羅伯斯比爾為了保衛革命，打退侵略，不能不破壞資本主義秩序。他實行恐怖，征發糧食，然而他的根本信念是保衛資本主義秩序。按照他的邏輯，革命的唯一可能的結果是拿破侖主義——用拿破侖法典來維持市民社會的生產關係，用徹底的獨裁和對外的軍事光榮，既壓住資產階級又壓住無產階級，使兩者都為帝國效勞，而不使兩者發生激烈的衝突。邏輯上唯一可能的結論是拿破侖主義，他只能為拿破侖清道。但是，《93年》（雨果著）卻是馬克思——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原型。
1870年，成功的可能性更微乎其微。姑且假定，公社打敗了梯也爾，俾斯麥能聽任法國成為公社的法國，像《法蘭西內戰》所描繪的那樣嗎？而且，公社內部並沒有產生出堅強的領導中心（你對這一點是看透了的），這種領導中心，唯有在1870年以後又過了40年，馬克思主義取得了工會的領導權，並且為一大批最有毅力的知識分子在理論上所真正掌握了的時候，才能形成。
此外，公社對鎮壓反革命和進攻凡爾賽的軟弱，是和1793年遺留下來的影響有關的。1793年在歐洲留下來的影響，最深刻的是它們的恐怖主義。要知道，馬迪厄的稱頌羅伯斯比爾的《大革命史》，是20世紀的產物。直到西方文明傳到中國的時候，法國大革命在一般人中印象最深刻的名言，是羅蘭夫人的「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之」。這種對恐怖主義的強烈的反應，是巴黎公社較弱的原因。
正是巴黎公社的失敗，正是白色恐怖的無比殘暴，這才在後代「要革命的人們」中間留下了這樣一個無可辯駁的命題：「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殘暴。」現在，1917年有了充分的條件了：革命的專政，粉碎一切反革命的抵抗，革命的恐怖就是人道主義等等。1917年的革命勝利了，而以上這些命題，到這次文化大革命，依然還是有力的鼓動口號。
1917—1967年，整整50年。歷史永遠在提出新問題。這50年提出了以下這些問題：
1．革命取得勝利的途徑找到了，勝利了，可是，「娜拉走後怎樣？」
2．1789年、1870年、1917年，這一股潮流，走了它自己的路，可是還有另一股潮流，兩股潮流在交叉嗎？怎樣交叉的？它們的成果可以比較嗎？前景如何？
3．1789年、1870年、1917年，設定了一個終極目的。要不要從頭思考一下這個終極目的？
關於第一個問題，說過很多了，暫時不補充了，待你批駁後再說。
關於第二個問題，晚近的材料有不少可以深思的。準備多說幾句。
毫無疑問，資本主義這股潮流，沒有限於英、美，它把法國、北歐、西歐、日本等等都包括進去了。它有過極其殘暴的表現：殖民主義、分割世界、帝國主義，它曾經想撲滅1917年的革命，它打了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等等。在英國，1870年以後直到第二次大戰為止，確實有過盛大的海外投資，把國內的經濟發展都耽誤了等等。
可是，它也有另外一種經常在活躍著的因素：自由和民主的傳統。因此，在帝國主義時期，有過霍布森（John#Ailein#Son#Hobson）（他寫的《帝國主義論》，是列寧的《帝國主義論》的原本）、維布倫（Veblen）等等直言不諱的批評家；大英帝國的倫敦，庇護了馬克思和他的「國際」。它還在它的內部發展起來了職工運動。這種職工運動固然把工黨，甚至本來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民主黨吸收到它的體系裡面去，成為它的機體的一部分，然而也發展了一種「民主福利國家」。我最近涉獵了一些西方經濟學的文獻，有幾件事很可注意。美國的利息、股利、地租等不勞而獲的收入，1914年是1945年的兩倍。工資在國民收入（個人收入）中所佔的份額，戰後的20年中從60％上升到82％，他們的知識分子，現在正在強烈地鼓吹平等主義等等。至於另外一些事情，從西方新聞中可以獲悉的，則有西方的軍備支出，愈來愈受到國內福利支出的壓力而不易擴張。相反，蘇聯的國民收入則有40％用於軍備；軍備競賽的主動權，現在竟已操在蘇聯手裡。又在那裡，像薩哈羅夫這樣的人正在受到政治的威脅——這可以說是因為他的自由主義幫了帝國主義的忙嗎？
這樣看起來，100多年的歷史，證明兩股潮流在交叉。1917年的革命無疑對資本主義形成一股強大的衝擊力量，沒有這種衝擊，西方的資本主義不見得會從帝國主義的道路上退回來，不見得會在其內部產生一股民主福利國家的潮流，至少，這股潮流不會強大到目前那種正在緩慢地改變資本主義面貌的程度。奇怪的是，沖走了西方資本主義的這股潮流，本身也在演變，而且正像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樣，事情正在向它的反面轉化過去。
我不相信，它真能轉化到它的反面。看來，互相激盪的兩股力量，都在推動歷史的進步；兩股力量，正在互相滲透，滲透的結果，都促使它們向前進。沒有激盪，沒有滲透，進步就不可想像了。這就可以談談終極目的了。1789年、1917年，這股力量所以強有力，一方面因為它抓住了時代的問題，一方面是因為它設定終極目的。而終極目的，則是基督教的傳統：基督教的宗教部分，相信耶穌基督降生後1000年，基督要復活，地上要建立起千年的王國——一句話，要在地上建立天國。基督教的哲學部分，設定了一個「至善」的目標。共產主義是這種「至善」的實現。要使運動強大有力，這種終極目的是需要的，所以，當伯恩斯坦回到康德，即回到經驗主義，說「運動就是一切，終極目的是無所謂的」時候，他破壞了這面飄揚的旗幟，理所當然地要成為修正主義。可是，這些發生在「娜拉出走以前」。娜拉出走了，1917年革命勝利了，列寧跟他那時代的青年人說，你們將及身而見共產主義。當時的青年，現在恐怕已經死掉不少了，還活著的人，目睹的是蘇聯軍艦游弋全球，目睹的是他們的生活水平還趕不上捷克，目睹的是薩哈羅夫的抗議和受迫害。而究竟什麼叫做共產主義，迄今的定義，與馬克思親自擬定的定義「每個的人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見《共產黨宣言》）愈來愈紛歧，愈來愈不一致，也愈來愈難理解。也沒有多少人考慮過這個問題，也許考慮過這個問題的人，都可以有自己不同的答案。我的答案則是：即使以現在的狀況而論，蘇聯和中國的普通人比過去好得多了——假如真有共產主義的話，他們現在比幾十年前離共產主義近得多了。也許，讓1000年前的人活過來看現在的世界，他們會說，這就是共產主義。不過每一代人都不會滿意他們的處境，都在力求向上、向上、還向上，因此每一代人都有他們的問題（按辯證法說叫做矛盾）。至善是一個目標，但這是一個水漲船高的目標，是永遠達不到的目標。娜拉出走了，問題沒有完結。至善達到了，一切靜止了，沒有衝擊，沒有互相激盪的力量，世界將變成單調可厭。如果我生活其中，一定會自殺。這有什麼意思呢？還是不斷鬥爭向前，還是來一些矛盾吧！
說過這一段話，民主這個問題似乎也好解決一些了。
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義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樹立了一個終極目的，而且內心裡相信這個終極目的，那麼，他就不惜為了達到這個終極目的而犧牲民主，實行專政。斯大林是殘暴的，不過，也許他之殘暴，並不100％是為了個人權力，而是相信這是為了大眾福利、終極目的而不得不如此辦。內心為善而實際上做了惡行，這是可悲的。
反之，如果不承認有什麼終極目標，相信相互激盪的力量都在促進進步，這在哲學上就是多元主義；他就會相信，無論「民主政治」會伴隨許多必不可少的禍害，因為和許多相互激盪的力量的合法存在是相一致的，那麼，它顯然也允許這些力量合法存在的唯一可行的制度了。我說過關於民主和進步、民主和科學的關係的許多話，上面也算是又一種解釋吧。
1973年4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