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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的原始積累和資本主義發展

一、《資本論·原始積累章》和《共產黨宣言》

1.40年前,在《資本論》思想指導下,參加了實際鬥爭的行列,但是系統地讀《資本論》,19年前才開始。這以後,曾長期地作過一些由《資本論》引起的歷史和哲學的探討,沒有重讀《資本論》。感謝促進者,這一回又翻開了《原始積累章》,並聯繫地讀了《共產黨宣言》。

這一次重讀,是發現了以前沒有注意過的幾點的:

甲、《共產黨宣言》從階級分析開始,那裡所指的「資產階級」是burgher(1),亦即法文的布爾喬亞burgeois,其實原意是「市民」或「市民階級」。在那裡,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了市民階級怎樣從他的卑微地位上升為統治階級,這個過程當然就是資本主義成為統治的生產方式的過程。

乙、《原始積累章》是為駁斥忍欲、節約之類的謬論而寫,其目的是要把資本主義的牧歌(可以譯為田園詩)式的創世史(2),還原為它的血腥的創業史的本來面目,所以著重寫勞動者怎樣從生產資料和產品的所有者,被剝奪成為從生產資料和產品異化出來的一無所有者,依靠出賣勞動力為生的無產階級。

闡述的目的既不同,論證的方法自然也不同,至於作者的立場當然是始終一貫的。

2.然而,作者寫成這兩部偉大著作以後,究竟已經過去100多年了。後世的人,經歷前輩所未曾經歷過的事情;後世的人,對先前時代的歷史知識當然也有某些新加的東西;所以,讀這兩部偉大著作,提出一些問題加以探討,馬克思和恩格斯如地下有知,必定也會讚許。這是符合他們「為人類服務」那種嚴肅的精神的。特別是我們中國人,雖然今天面臨的已經不是資本主義發展不發展的問題了,可是,100多年來,中國從天朝大國下降到地下掘出來的木乃伊的可憐地位,中國人對之記憶猶新。這100多年中,中國人深深具有馬克思當時對德國的那種感慨:「我們……為資本主義不發展所苦」(3)。這樣,我們的探討,就不僅僅是「無產階級是怎樣異化而成的?」它必然要涉及「我們歷史上的異化是什麼性質?」以及,如果這種異化不同於歐洲的話,「為什麼不同?」「它是否使我們苦惱更為嚴重?」等等。

這不過是歷史的探索。歷史的探索,對於立志為人類服務的人來說,從來都是服務於改革當前現實和規劃未來方向的。因此,這個筆記的範圍就不免要寬泛一些——也許是大而無當的。

二、市民階級是歐洲文明獨特的產物

1.「市民階級」在歐洲文字中的語源,我沒有考究過,也許這是中世紀以後才有的詞彙,並不是從希臘拉丁文字傳下來的。不過,馬克思下列的幾句話,顯然承認市民階級的淵源可以上溯到羅馬和羅馬以前。

資產階級(市民階級)……在一些地方組成獨立的城市共和國,例如在意大利和德國。」(4)

在意大利……大多數的城市,是羅馬時代傳下來的遺產。(5)

羅馬共和國是城邦共和國,羅馬時代意大利的各城市都有城邦式的組織,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中世紀中期,威尼斯、熱那亞、皮薩、佛羅倫薩,這些商業共和國,或商業—手工業城邦,十足地承襲了羅馬時代的遺風,這也是眾所周知的事。吉本(Gippon)在他的《羅馬帝國衰亡史》中還告訴我們,威尼斯在古羅馬是海濱荒村,蠻族征服羅馬的時代,許多富有的羅馬人避兵亂到那裡,她逐漸擴大起來,不過沒有成為「世外桃源」,卻發展成為一個借商業為生的城邦,以後變成一個足以左右十字軍行動的、富有的、有強大的商船隊和海軍的、威力強大的商業共和國。城邦國家,商業城邦,這都是希臘、羅馬的傳統,其淵源遠遠超過中世紀,這是西方傳統的一個顯著特點。

我們中國人卻往往忽略這個特點,並且只把這種淵源推到歐洲的中世紀,還接著來了一個非歷史的類推:既然歐洲中世紀產生城市,產生市民階級即資產階級,這種馬克思主義的普遍規律對於中國就應該是無條件適合的。因此,中國的中世紀也有資本主義的萌芽,倘若不是意外的歷史事變打斷客觀歷史發展過程,中國社會自己也能生長出資本主義來云云。

2.這種非歷史的觀點,必須批判。歐洲文明的傳統,離不開希臘。希臘的社會經濟類型,希臘思想,被羅馬幾乎全盤繼承。蠻族征服,給歐洲文明打上了日耳曼的烙印,可是羅馬傳統通過基督教會大部分保存下來了。13世紀以後的文藝復興運動,更使被基督教神學掩蓋掉的那部分,歡樂的、世俗的人生哲學,民主主義的政治哲學,和具有強烈實證氣味的理性主義學術思想,以新的面目恢復了它們的舊觀。誰都承認,文藝復興運動是世界近代化,亦即資本主義化的一個重要因素。外國人承認這一點,隨而肯定,迄今的西歐文明可以名之曰希臘羅馬文明。中國人也承認這一點,可是他們目光所及,以中世紀為限,不再上溯到希臘羅馬時代。種種誤會,可以說大部分由之而起。所以必須略加敘述。

希臘人本來是北方的蠻族。他們來到希臘半島和愛琴海諸島嶼的時候,開始也以務農為主。有些部族,所佔土地肥沃,一直務農下去了,斯巴達就是其中之一。大部分部族,所佔土地太貧瘠,幾代以後,土地上的出產就養不活愈來愈多的人口了(最著名的是雅典)。可是愛琴海域海岸曲折,海域不寬,島嶼密佈,周圍又是一些早已具有高度文明的富裕的專制主義農業王國或帝國(埃及、巴比倫、波斯……),或者是已經相當開化的蠻族(北非的柏柏爾,歐洲的高盧、凱爾特、拉丁……),於是航海、商業(進一步兼及精製品的手工業)、殖民就成了他們的傳統。

希臘人的特殊環境,使他們無須組成統一的民族國家來抵禦外族,他們組成一個一個城邦,他們的政治基本上是民主的,當然是貴族中的民主。有過所謂僭主政治,有過斯巴達那樣的特殊類型的尚武的集權國家,但從未建成同時代埃及、波斯那樣的絕對專制主義的國家。

希臘時代的學術,有文法學、邏輯學、幾何學。在中國人看來,他們很笨,一件事要打破沙鍋問到底,一些不容懷疑的自明之事,他們要製成什麼「律」、什麼「律」的。例如,「甲是甲」,中國人從不進一步考慮,他們卻說這叫作什麼「同一律」,並由此推出矛盾律、排中律之類。他們的哲學,考究宇宙論,如地水風火是宇宙的四大要素之類。中國也有,五行學說即是。不過他們從這裡出發,期望對自然作出精確的分類,還引申出什麼概念、判斷、推理之類的邏輯學。中國人的宇宙論,不經過什麼中介,立即應用到「正名定分」「聖君治天下」之道上去,要不然來一個莊子式的一切虛無,於是,實際生活,客觀事物的考究,就被排除在士大夫的冥心思索之外去了,等等。

希臘時代有些東西,在現代的中國人看來,驚人地「現代化」。希臘世界曾經團結起來抵抗波斯帝國——希波戰爭。戰爭勝利結束之後,立即開始了以雅典為首的一個集團和以斯巴達為首的一個集團之間的長期戰爭,所謂伯羅奔尼撒戰爭。歷史學家修昔底德斯寫了一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翻開這本書,我們驚異地看到,由歐洲人帶到中國、帶到全世界的一套國際關係的慣例——條約、使節、宣戰、媾和、戰爭賠款等等鴉片戰爭前中國人不知道的東西,已經盛行於當時的希臘世界。這一套國際間的法權關係,只能產生於航海、商業、殖民的民族之中。

羅馬人幾乎全部承襲了希臘傳統。他們唯一的獨創是法律,而這是近代歐洲「不可須臾離之」的東西。

不過希臘羅馬文明在東羅馬帝國卻承襲得大大走了樣。它的根干,在西歐雖有日耳曼征服的「遮蔽」,卻和日耳曼精神混合得更向自由化走了一步。在拜占庭,它和巴比倫的東方專制主義結合,成了所謂東正教文明,其正干是今天的俄羅斯(拜占庭末代皇帝的女兒嫁給俄羅斯的基輔大公,俄文字母是東正教教士幫助創製的。俄國人說,羅馬是第一個羅馬,拜占庭是第二個羅馬,莫斯科是第三個羅馬,永遠不會有第四個羅馬……)。拜占庭帝國的首都拜占庭,在中世紀初期,是西方唯一的商業發達城市。它的商業的一大部分是通過「絲路」西運的絲綢轉口貿易。這個帝國對於商業的態度和中國一樣——當作帝國的搖錢樹看待。它的朝廷奢華,國勢衰弱,而皇帝特別裝腔作勢,顯出無上的威儀。馬克思稱之曰「沒落帝國」。

3.在這裡,宜於說說中國的城市和市民了。中國從來沒有產生過商業本位的政治實體,而且也不可能產生出這樣的政治實體。中國城市發達得很早,航海技術發達得也很早。春秋末期,吳出兵攻打齊,一路軍隊是從海上運去的。洛陽、臨淄,是早期的大城市。中世紀歐洲的商業規模,從一些經濟史文獻可以看出,那是十分可憐的。馬可·波羅來到中國,對於當時的北京、杭州等城市的繁華,驚為天堂,而馬可·波羅還是從威尼斯來的。拜占庭依靠絲綢轉口貿易為生,而當時絲綢的唯一來源是中國。這就是說,中國從不缺少商業。陶希聖甚至斷定,唐代的社會是商業資本主義性質。但是,中國的城市、市井、市肆,卻從來是在皇朝控制之下(6),是皇朝的搖錢樹,皇朝決不會允許商業本位的城市、城邦的產生。

這是中國傳統和希臘羅馬——基督教文明傳統的極大區別之一。外國人對此是不瞭解的,正如中國人不瞭解他們一樣。最現代的一次誤會,就是英國唆使廣州的陳廉伯組織商團企圖趕走孫中山。倫敦的商人,在內戰中(17世紀)起過巨大的作用,甚至在滑鐵盧戰役中也是軍隊的骨幹。在中國,誰要是聽到商團要打天下成大事,那就是天大的笑話了。

4.歐州中世紀城市的興起,更和羅馬傳統的法權觀念有關係。

中世紀歐洲的城市,是一個擺脫了封建主和王朝的封建義務的自治體。它在法國乾脆稱作公社——Commune,共產主義的名詞由此而起,巴黎公社的公社兩字,也襲用了這個傳統的名詞,這種城市自治體的內部關係是:

13世紀〔英國〕大小不同的城市都已多少取得一點自治。城市現已擺脫了封建的勒索,其主要目標是將它的商業掌握在它自己的市民手裡。所根據的原則是,只有對本市的自由出過一分力的人才有分享它的特權;由於市民組成的商業公會,這個目的達到了……

14世紀之末,倫敦市長只可由12個大行會裡選出。

上述引文,摘自英共作家莫爾頓《人民的英國史》(1962年,三聯書店版,第56—57頁)。我沒有把城市內部的階級特權和雇工等的無權狀態等文段摘錄下來,我不是不注意城市內部的階級鬥爭,我只是想指出,城市及其自治,是中國歷史上所絕對不會發生的,甚至是東正教文明的俄羅斯沙皇統治下所不允許存在的。一個蘇聯人寫的《蘇聯通史》敘述過,俄國(大概是諾沃哥羅德)有過城市公社,不久就被帝國勒令解散了。

城市自治是怎樣取得的呢?是贖買封建主的封建權利而得到的。莫爾頓書上說:

〔12世紀末,第三次十字軍興起之際〕需要額外的現款。這些款項的籌措方式不—,最重要的是向城市出賣特許狀。這些城市仍賴耕種他們的公地來維持,它們所以與周圍的鄉村不同,主要是因為市內土地保有權的條件有較為自由的傾向。然而,城市常要負擔種種既無理而又苛刻的地租和賦稅。

城市漸漸發達,與領主們訂立合同,約定交納一筆總款項,更常見的,交納一筆年租以免除他們的種種義務。要做這事,便不免給予一紙特許狀,設立一個集體負責交租的團體。……

擺脫私人關係和私人服役制度的自治市「地方自治體」興起了,結果形成了準備加入政界的新階級……(第59—60頁)

在中國,朝廷興軍籌餉之事很多,但是決不會有出賣特許狀,由此建立一個個「獨立王國」式的城市自治體的可能。考究其原因,中國歷史上的法,是明君治天下的武器,法首先是和刑,而不是和權聯在一起的。可是,取法希臘精神的羅馬法,以及繼承羅馬法傳統的歐洲法律,法首先和權聯在一起。他們的封建制度,是具有嚴格身份等級的二種統治制度,可是,至少在統治集團之間,相互間的身份和關係,觀念上認為是由契約規定的,法學家稱之為「規定身份的契約(Contract to Status)」。中國,這類問題由簡單的16個字加以解決,即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濱,莫非王臣。」

正因為城市具有特別的法權,所以它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共產黨宣言》說:

資產階級〔市民階級〕「在工場手工業時期,它是等級制君主國或專制君主國中同貴族抗衡的勢力,甚至是大君主國的主要基礎」(1971年版,第26頁)。

原來,十四五世紀,歐洲在徹底的分裂中興起民族國家的時候,民族國家大半經過一段專制主義或開明專制主義的時期。可是,這種專制主義國家的王權,是依靠了城市來同分散主義的封建貴族鬥爭,才做到了國家的統一的。說老實話,我初讀歐洲史,簡直不知道這是說的什麼。我們中國人只知道秦始皇、李世民、朱元璋或者蒙古人、滿洲人帶兵打仗,殺敗舊皇朝和一切競爭對手,登上寶座。再深入一些,知道漢武帝打匈奴,缺錢,有著名的「楊可告緡」,徵收財產稅,對像主要是商人,結果是「中人以上家率破」;知道秦制,戍邊,發謫吏、有罪有市籍者、父母及大父母曾有市籍者;知道「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哪裡知道城市可以花錢買特許狀,取得自治權利,登上政治舞台,成為民族國家建立過程中支持統一的基礎!

羅馬法權傳統,國家是建立在公民權利基礎之上的。歐洲各國現代訴訟法中,個人或法團可以成為訴訟的一方,其另一方是國家。個人權利,在理論上是受到法律保障的,國家不得隨便加以侵犯。固然,這不過是紙面上的保障,然而紙面也是世世代鬥爭結果的記錄。固然,這是特權階級的權利;可惜,在中國,在皇帝面前,宰相也可以廷杖,等而下之,什麼「權利」也談不上,所以,馬克思譏諷中國是普遍奴隸制——當我們讀《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讀《國家與革命》《法蘭西內戰》,看到其中強烈譴責凌駕於人民之上的國家的時候,千萬不要忘掉,馬克思他們是在什麼歷史背景之下寫作的!

5.我們有些侈談什麼中國也可以從內部自然生長出資本主義來的人們,忘掉資本主義並不純粹是一種經濟現象,它也是一種法權體系。法權體系是上層建築。並不是只有經濟基礎才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也能使什麼樣的經濟結構生長出來或生長不出來。資本主義是從希臘羅馬文明產生出來,印度、中國、波斯、阿拉伯、東正教文明都沒有產生出來資本主義,這並不是偶然的。

應該承認,馬克思生長於希臘羅馬文明中,他所認真考察過的,也只有這個文明。

中國不少史學家似乎並不懂得這一點。

三、有了市民階級,並不必然從中產生出資本主義來

1.既然市民階級淵源甚古,又,既然希臘、羅馬的城邦並未產生出資本主義來,那麼,從這一條,就可以達到本節題目的結論。架空一點講,商業資本主義並不是資本主義的同義語,這是馬克思再三論證過的。何況,中世紀城市的特點是行會制度,它不是大量生產的,不是合理經營的,它對經營規模是限制的而不是努力擴大的,它對行東、幫工、徒弟施加一種封建式的身份限制,所有這些,都使中世紀的市民階級(burgher)迥然不同於現代的資本家(Capitalist),這一點,《共產黨宣言》也有所論述。

不過,《宣言》著重指出的是資本主義的奏凱行進。《宣言》並沒有指出那些落伍者,為了說明「市民階級並不必然從中產生資本主義來」這個命題,我還想列舉一些向資本主義進軍中「市民階級」的落伍者。

落伍者第一號是意大利諸商業城邦和商業共和國,威尼斯、熱那亞、皮薩、佛羅倫薩等等。這些城邦共和國,曾經為現代資本主義舉行過奠基禮:現代銀行和國際匯兌制度發源於此,近代物理學和實驗科學濫觴於此。她們還是文藝復興的故鄉。可是,地理大發現以後,她們衰落了,那裡的市民又返回到農村經營起園藝式小農業來了。(7)可以把此事解釋為航海殖民的中心轉移到大西洋海岸,地處地中海的意大利不適宜再成為中心。然而,16世紀上半期西班牙霸權的崛起,囊括新大陸的移民和貿易,擴大疆域及於整個歐洲。甚至意大利也淪為它的領土,看來與它們的衰落也無不關係。那麼由此推出這樣一個結論,也許有些道理:僅僅經濟上的優勢,而沒有強大的軍力和適當規模的民族國家來保障這種經濟上的優勢,那種商業城邦是發展不出資本主義來的。

類似的例子是漢堡、不來梅和盧卑克等北歐商業城邦組成的漢撒同盟。十二三世紀及以後,她也曾顯赫一時,甚至當時波羅的海最強大的立陶宛—波蘭王國也向她借債,仰她鼻息,可是到十五六世紀也衰落了。我手頭貧乏的文獻中,找不到任何解釋漢撒同盟衰亡的資料,推測起來,意大利諸城邦衰落的原因,也許也適用於它。

第三個例子是西班牙諸城市公社。西班牙首先發現新大陸,征服拉丁美洲,掠奪大批金銀回來,並且由於這些財富,使得不久前從反伊斯蘭哈利發的民族解放鬥爭中崛起的西班牙王國,成為歐洲最強大的國家。可是這一航海、商業、殖民的偉大成果,在資本主義的發展上竟毫無著落。原因何在,我摘錄一段文獻:

西班牙在16世紀初時……存在著大量的自由城市——公社,……等級制的國會依舊保留極大的意義……1519年卡斯提臘國會向國王宣稱:「陛下,你要知道,國王只是領俸給的國家公僕。」……1520年春,卡斯提臘國會對國王提出……(一)〔國王〕不許離開卡斯提臘(那時查理的西班牙,領土遍全球,1519年兼德國皇帝);(二)禁止黃金出國;(三)撖銷外國人的高級官職。查理拒絕了這些要求。1520年6月,在卡斯提臘爆發起義,……主要動力是公社城市……1521年起義失敗……查理五世與城市分裂,並和上層貴族聯盟。……馬克思說:「西班牙……貴族政治雖然已趨於衰落,卻沒有失掉它危害性最大的特權,而城市雖已失掉它中世紀的威力,卻沒有獲得現代的意義。」(8)

總而言之,野心勃勃的皇帝要世界霸權,把城市當作金鵝,並且還殺鵝取蛋,以至城市既失掉它中世紀的威力,又不具有現代的意義。於是西班牙就一蹶不振,而航海、商業、殖民,對它竟毫無收穫——除今天拉美各國(不包括巴西,那是說葡萄牙語的)說西班牙語以外。

以上三例,都是產業革命以前的。列舉它們,無非說明,市民階級在轉化成為資本家的路途上並不都是成功者,有許多倒下去了。也說明,商業城市,唯有在合適的政治權力和強大的武裝保護下才能長出資本主義來。可是,如果政治權力和軍事力量只以城市為取得征服擴張的財源之所,而不保護它成長的話,那也是長不出資本主義來的。後面這一點,中國人應該是懂得最多的。

2.跟著西歐編年史往下數,數到17、18世紀的時候,就不免接觸到產業革命,並且要問產業革命的背景何在?它何以發生於英國?可是這一來,就接觸到一個問題,究竟我們怎樣給「資本主義」下定義?

我本人,作為一個中國人,對於資本主義有一種先入為主的觀念,那是指私人所有的,以謀利為目的,採用機器生產和合理經營方法的那種生產方式。我不敢代表全體中國人說話,不過我分析這種觀念的來源,不外(1)工場手工業,咱們中國古已有之,不足為奇;(2)使中國人震驚於資本主義的威力的,最初是船堅炮利,後來是它的「商戰、學戰」的威力(我還清楚記得,我的母校——留雲小學的校歌,開頭的幾句是:「滔滔黃歇浦,汲汲競爭場,商戰學戰較短長。」我學會唱這歌,是在1922年,「五四運動」後的第三年)。究竟這種先入為主的觀念對不對?

我也對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定義作過多年的探索,我發現,他的定義,集中在一點上:

資產階級是指佔有生產資料並使用僱傭勞動的現代資本主義階級。(9)

這就是說,凡不是以行東幫工的關係處理僱傭關係,而以僱傭勞動方式,即「無情的斬斷了把人們束縛於天然尊長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羈絆,……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係,除了冷酷無情地現金交易,要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繫」的方式處理僱傭勞動的,是資產階級,不論那是工場手工業、農業,還是機器大工業等等,馬克思所以採取這樣的定義,顯然是因為他悲歎喪失了生產資料的勞動者,被他自己的勞動所異化了——這是他的根本哲學命題,是他的社會主義革命學說的出發點;是他堅決主張社會主義不再存在商品關係(這是他稱之為拜物教的一種關係)和價值範疇的原因。現在讀《原始積累章》,看到他從「農民土地的剝奪」開頭,看到他把鳥一樣的自由勞動者的存在作為資本主義興起的唯一或幾乎唯一的必要條件,在理解了他的學說的「發源地的秘密」(這是馬克思在他的《經濟學—哲學手稿》中評論黑格爾的用語)之後,就不難理解了。

可是,坦率地說,1954年我初次系統讀《資本論》的時候,我對這一點是不懂的。我從字面上理解「自由勞動者」的存在是資本主義創世的必要條件的秘密,我把它對照中國的歷史和現實,我發現,歷史上中國從來不缺少這樣的自由勞動者——那些沒地種、沒飯吃、鋌而走險、當土匪,或者成了朱元璋兵士的農民,難道不是這樣的自由勞動者嗎?這種自由勞動者也曾經成為手工工場的勞動者,範文瀾《中國通史》序言就曾經引證過一些材料。為什麼中國沒有成長出資本主義來?

也許,上述自由勞動者的存在,是資本主義興起的原因,這一理由對於勞動力缺乏、土地資源相對豐饒的歐洲,是確實的(11世紀,英國人口不過200萬人,同時期的中國,在5000萬人以上)?也許,對於開闢了廣大無垠的殖民地的、地理大發現以後的歐洲,是確實的?後來我想想,這種確實,也不過是程度上的問題。因為如果它們的人口確實如此不足,就不會有逃亡到城裡因而獲得自由的農奴了。就歷史現實而論,其他的因素更為確實。所謂其他因素,《共產黨宣言》所指明了的,有航海、商業和殖民所擴大了的市場蒸汽機和機器的發明。我想再補充幾點,那都是對照中國狀況,似乎不得不補充的:法權體系和意識形態所決定的、國家的商業本位的根本態度;歐洲古代,加上經過文藝復興積累起來的科學技術(10);合理經營(包括複式簿記)(11)的知識;宗教革命,尤其是16世紀英國宗教糾紛中對天主教的深刻憎惡所激起的崇尚節儉積累的清教徒的上帝選民的意識。如果這幾條是合理的,那麼,蒸汽機之類的發明應該歸到科學技術這一條概括性更寬的條目中去,這一點,在100多年以後的我們看起來,應該是不成問題的。

3.經過以上考慮以後,我不免要以中國人的狹隘性,堅持我的資本主義定義了。我的理由還是狹隘的中國人的立場。18世紀末期產業革命以前,歐洲通過航海、商業、殖民確實大大擴大了它的地盤,它在文化上已經有牛頓、萊布尼茨、康德、休謨、洛克、杜爾閣;它已經征服了印尼、菲律賓,並且開始征服印度,美洲就更不用說了。英國已經有了國債券,有了英格蘭銀行,有了許多殖民公司。但是當時進步的歐洲對沙皇的俄國、蘇丹的土耳其、天朝的中國,還沒有顯出壓倒的優勢,相反,那時中國狀況和中國知識開始為歐洲人所知道的時候,他們對此還十分歆慕。(12)歐洲文明的潛在優勢那時固然已經十分明顯,不久就要體現為強大的物質力量,但是,在產業革命以前,也就是在它還沒有實現為強大的物質力量以前,它還不足以風靡全球,還不足以使「各民族都在滅亡的恐怖之下」「變法自強」。

我這個狹隘的中國人的想法,從另一方面,即從世界史的角度來衡量,也許並不算是狹隘的。希臘羅馬文明,其實自古以來不過是世界上幾個大文明系統中的一個,其他文明,例如中國文明,有過十分燦爛的成就,直到產業革命以前,世界歷史並未證明希臘羅馬文明的優越性。後代的我們,可指出它的法權體系、思想體系是其後來強大物質力量由以長成的基礎,但是當它實現為強大的物質力量以前,它還沒有證明它自己優越的證據。假如我們將資本主義和希臘羅馬文明兩者間的關係弄得十分緊密的話,我們未始沒有理由把資本主義定義為產業革命以後那種現代化的生產方式和生產關係,而把產業革命以前的工場手工業,有組織的金融方法,規模十分宏闊的航海、商業、殖民,都看作現代化資本主義的準備階段。

4.如果我們這樣定義也還有幾分理由的話,我想進一步探討,現代資本主義何以發源於英國?

理由不外是上面所舉的那些。複述一下:

甲、就歷史背景而言,那時的英國承受了古代及通過文藝復興所積累起來的全部科學技術、合理經營知識,承受了16世紀航海、商業、殖民的全都有利後果。並且,因為英國本身的特殊條件,還發展了這些有利後果。

乙、所謂英國本身的有利條件,有:第一,它組成了一個統一的王國,力量足以保護它的商業利益的擴張;這個統一的王國還以保護它的商業利益的擴張為基本國策(可與上舉西班牙相對比);第二,這個統一的王國作了異常的殖民擴張,但是它不是以建立一個羅馬式的拿破侖式的大帝國為目標;它確實有成片的殖民地,即北美,不過,那是古代希臘式的殖民地,——對母國具有相對獨立性的殖民地。

丙、它在航海、商業、殖民擴張初期,雖然也利用了個人冒險的私掠活動,基本上採取富於商業冒險精神的貴族所組成的壟斷公司(東印度公司、南海公司等),可是,產業革命卻不是這些壟斷公司的業績。

這是國家採取商業本位主義國策的又一證明。19世紀中期,穆勒的書中,十分強調一切營養性事物都絕不宜由政府來辦。這其實是17—20世紀三個世紀以來的基本態度。以此與中國漢代開始的鹽鐵國營,及其後連綿不絕直到清代的食鹽官賣,廣州十三行是皇商的傳統相比(其實,中國在遠古的商代,手工業就是「國營」的),可以更加突出地看出它的特點。

丁、產業革命後,英國進行過多少次戰爭。以拿破侖戰爭為例,英法兩國在戰爭中的經濟政策成了鮮明的對照。拿破侖在經濟上控制一切私商,要他們為帝國效勞,他要金蛋,只是不殺掉金鵝。拿破侖禁絕出版自由,只准有御用的立法團。英國則放縱資本家無限制剝削童工(資產階級的西方史家至今還以此為歷史的羞辱),用公債來搜集所剝削得來的剩餘價值(用公債搜集戰費當然有利於資本的積累,拿破侖的政策的結果是相反的),以收買大陸上的王侯和拿破侖作戰,它自己基本上只用海軍力量作戰,只打了一次滑鐵盧戰役,那已經是「做結論」的時候了。英國的這種態度,在拿破侖戰爭以前(亦即產業革命以前)的歷次戰役中都一樣,如反對西班牙幫助荷蘭解放之戰,如反對路易十四之戰,等等。

其結果,英國的對手,採取王朝本位政策的,雖然所繼承的歷史遺產都相同,卻無例外地抑制了發展。而在英國,每一次戰爭都是財神的勝利,最後是產業革命。

我這樣絮絮叨叨地講歷史,無非想說明:在英國產生出資本主義來,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單獨一個因素都不能達到這種結果。商業本位國家,荷蘭有過,產業革命未發生於荷蘭。文藝復興以來的各種科學技術成就,是許多歐洲國家的共同遺產,而產業革命只發生於英國一國。強大的王權,法國和英國一樣早,產業革命卻未發生於法國(固然,法國大革命是一個因素,不過,路易十四時代的科爾貝主義,即國家出資辦國營手工工場,也是發展不出產業革命來的)。航海、商業、殖民的擴大所造成的市場擴大,是歐洲諸國的共同利益,唯有英國才促成了產業革命。

5.「產業革命是多種必要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這個命題如果是真的,那麼由此可以推出一系列命題:

(1)歷史地說來,發生產業革命是必然的,但發生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卻是歷史事變湊合的結果。如果歷史事變沒有這樣的湊合,它可以推遲。推遲幾百年,在歷史上不算一回事。

(2)它只能發生於出現了這樣的湊合的國家內。由於這種湊合的機會並不是在所有國家都可以隨隨便便發生的,所以,它注定要發生在一國內,然後傳佈於世界——產業革命本身的史實證明了這一點,它是由英到法,到德,到美,到俄,到日,這樣傳佈的。

歷史上任何重大的、足以改變人類命運的變革,都是這樣發生和傳佈的。

(3)在具備了所有必要條件中好幾項的國家,如英國,產業革命後接受產業革命迅速;而具備條件愈少的國家,接受愈遲緩,接受的方式也顯出大大小小的差異。

接受方式,可以分為法國型的、德日型的、美加澳新型的、沙俄型的,以及印度中國土耳埃及型的等等。到本世紀以後,就不再純粹是接受資本主義的問題,而成為一個更廣泛的「現代化」問題,可以有資本主義道路的現代化,也可以有社會主義道路的現代化,還有50年代以後「新興國家」的特殊樣式等等。

(4)由此可以推論,認為任何國家都必然會產生出資本主義是荒唐的。特別在中國,這個自大的天朝,鴉片戰爭和英法聯軍敲不醒,1884年的中法戰爭還敲不醒,一直要到1894年的中日戰爭猛敲一下,才略打一個欠伸,到庚子、辛丑才醒過來的中國,說會自發地產生出資本主義,真是夢囈!

附帶說說,對於明末資本主義萌芽之說,梁方仲的《明代糧長制度》委婉地列舉證據加以駁斥過。此書論證細緻,搜集材料豐富,篇幅不大,倒是值得一看的。

(5)最後,想說一下「忍欲」「節約」與清教徒精神問題。清教徒精神,確實是資本主義的精神動力,其間,並不僅僅是「節約」和「忍欲」,還要加上(a)不是僅僅為了傳子傳孫,永保富貴,甚至有100畝田就教會兒子抽鴉片以圖保產的那種「節約」,而是冒險精神、創業精神,企圖在一個領域裡打出一個天下來的那種事業心。熊彼得曾引北歐航海家庭的門側題詞來說明這種精神:「航海是必要的,生命是其次的」。(b)「上帝的選民」的意識,換句話說,就是要以自己的世界觀來改造世界的那種宗教精神。以上幾種精神,互相結合,可以表述為崇尚個人才能,力主個人權利神聖的「極端個人主義」。這是路德—加爾文宗教改革以後,經過一系列歷史事變激盪出來的精神面貌。它支持了美洲的拓荒者(Pioneerfathers),支持了克倫威爾的革命,形成了商業事務中的騎士精神。

馬克思雖然反對忍欲、節約之說,可是他對於這種清教徒精神對資本主義發展的推動力作過充分的估計,不過,沒有也不會寫到《資本論》裡去而已。《資本論》全書要論證剩餘價值的非正義性,當然不會說到這一點。而清教徒精神事實上也是17、18世紀的產物,到19世紀西尼耳提出「忍欲」之說的時候,資本家老早是世傳的「貴族」,不是憑個人奮鬥出人頭地的人物了。馬克思對清教徒精神的估計,散見其他著作,也沒有作過正面的讚賞。馬克斯·韋伯得到馬克思的啟發,寫過一本《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我僅知書名,沒有讀過。

應該承認,這是資本主義的精神支持。沒有這種精神支持,資本家哪裡會有創業精神,哪裡敢和貴族王權抗衡。其實,即使在這種精神支持下,19世紀英國資本家還是甘願讓貴族出頭露面——當首相,當將軍與外交官,他們自己還甘願在政治上當配角。這樣看來,在重農抑商歷史傳統下的中國商人,只會當西門慶,舐一些太監的唾余,絕不敢要求政權,就不足為怪了。

不過,忍欲、節約之說,迄今還是西方經濟學家持以為股息、地租是合法權利的憑據,這卻應該嚴歷反對。西方進步經濟學家,雖非馬克思主義者,對此也持否定態度。

這種清教徒精神本身有其殘酷的一面。加爾文殘殺異教徒比得上天主教的宗教裁判所。當它被無恥的貪婪資為借口,來販奴,來殘害童工,還說在拯救人們靈魂的時候,基督教徒也指摘他們是財神(摩門)教徒了。

四、余論

1.資本主義靠原始積累起家,其初期內部剝削十分嚴重,這是無可辯駁的事實。資本的每一毛孔都在滲出血污,這麼說是毫不過分的。不過,隨著這種剝削積累形成的生產力的逐步發展,工人生活水平必然逐步提高。恩格斯重版《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時所寫的跋,描寫了40年間英國工人生活的變化,這是上述命題的第一次歷史證明。到本世紀初期,這種歷史證據似乎還嫌不足,所以列寧認為,這是英國壟斷資本對殖民地超經濟剝削所形成的特殊現象。60年後的今天,已經有充分的證據,證明這是普遍規律了。

其實,資本主義從英國向各國傳佈的過程中,這種普遍規律還成為後進國家得以發展資本主義的動力之一。這就是說,先進國家隨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提高了它們的工資水平,後進國家的低工資水平使它們的物價便宜,競爭能力強,積累率高。上世紀70年代以後德日兩國資本主義的速猛發展,這是一個重要因素。羅素曾經指出,那時德國大學化學系畢業生每月工資「不過」70美元(按當時英美水平大概算是低的,我們現在看來則高不可攀了),這是德國化學工業很快獨步世界的原因之一。

附帶說說,德日兩國都在興起之際取得一宗賠款(德國從普法戰爭,日本從中日戰爭),這對它們的發展起過很大作用,不過比英法兩國在二三百年間海盜式的商業和殖民掠奪所得,到底要少得多。它們的積累大部得自內部來源,它們還沒有19世紀初期英國童工那樣的慘劇,俾斯麥還創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勞動保險制度(那是為了取悅工人,抑制資產階級攫取政權,推行皇朝本位政策)。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我們迄今記憶猶新。不過「二二六」事變的原動力是少壯軍人,他們所代表的是未能在收入較高的現代工業中就業的農村居民,少壯軍人的口號是打下滿蒙,殖民滿蒙,來解決他們的問題。這是武士道精神,不是資本主義精神……經過一次戰爭,日本充分利用了人力資源豐富、工資水平低、技術教育普及,來了一個20年的「神武景氣」,工資水平差異這個因素的作用就看得格外明顯了。

工資差異的另外一個因素來自資本主義發展的另一種類型——美、加、澳、新那種類型。其特點是廣闊無垠的新土地,家庭農場的大農經營(事實證明,這種家庭農場類型的大農經營,比英國的資本主義大農場更加有力,讀《資本論·原始積累章》,關於資本主義租地農業家的創世記這一節,必須不要忘掉這件事),造成高工資的底子,它促使工業一開始就不能不實行高度機械化,產生了福特主義、泰羅制度、產業合理化等一套古老的資本主義國家所未見過的東西,這自然在資本主義體系中激起反應,使資本主義世界的技術水平、工資水平發生一系列的變化。

不管怎樣,總之,資本主義發展提高了工資水平,而不是壓低了它。要對此作合乎事實的理論分析,還可以說許多話,因為前面已經說到過,這裡就從略吧!

2.資本主義的發展提高了工資水平,這是事實,是否認不了的。有人閉著眼睛說瞎話,在說「絕對貧困化」,這是違背事實的。

這也是對馬克思的歪曲。(1)馬克思本人,分析過絕對剩餘價值,以明顯的文句,分析過工人物質生活即使逐步提高,相對而言,他們還是愈來愈貧困化了。馬克思本人,沒有直接說過什麼絕對貧困化。(2)馬克思本人,指出工人的工資,被其必要生活資料的價值所決定。但是,他所說的必要,顯然是彈性的,換句話說,是水漲船高的。馬克思本人,如果認為工人生活水平會從資本主義發軔之初的一般平民生活水平逐步下降到「收租院」的水平,他還能是馬克思嗎?(3)馬克思的貧困化理論,和他在哲學上堅持無產階級是人從自己的生產資料和產品異化出來的殘缺不全的人的觀點密切相關。從這個命題出發,資本主義不消滅,社會化的生產資料和社會產品不回到社會化的人手裡,這種異化不會結束。無論他們吃得也許好些了,它總是處在可悲的貧困狀態中。不管我們對於馬克思的異化理論採取什麼態度,總之,不瞭解他的這種理論,也就不會理解他的貧困化的理論。

現在人們絮絮叨叨地談絕對貧困化,正和不談佛教寂滅哲學,卻念南無阿彌陀佛,不談聖保羅的原罪和救贖哲學,卻跪在聖馬利亞像前祈禱一樣。這種現象必然會有,可是不必去爭辯。

3.不過,在指出資本主義工業發展必然提高工資水平這個普遍規律的時候,必須同時指出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而且要靠職工運動的鬥爭。還有,在資本主義發展初期,職工運動不易發展起來;即使發展起來,提高工資的要求也只能遂步發揮作用。一句話,資本主義發展初期的貧富不均現象總是突出的。

理由何在,不難找到。要通過資本主義來現代化,必然要鼓勵創業精神和牟利動機,必然要把資本主義的積累看作人類的福音。可是,資本主義把社會積累「委託」給資本家。這種積累,資本家有權無限制地加以動用,即使他「忍欲」了,這份積累還可以變成坐收利息不勞而獲的特權。這必然要鼓勵他一方面實行無限制的剝削,一方面把個人生活搞得窮奢極欲。事實上,現在世界上一切新興國家的現代化,都有這麼一個大問題。人類比200年前聰明一些了,殘害兒童已經不能忍受了,所以,新興國家怎樣現代化,資本主義老路走得走不得,已經成為一個嚴肅的問題了。

不過,我們也不要以為我們的問題全已解決。清醒地看到問題所在,知道我們已經解決了什麼,哪些沒有解決,哪些走過了頭,實事求是,而不是教條主義地對待客觀實際,我們國家不久就會在經濟上雄飛世界……

4.研究外國歷史、研究世界狀況,都是為了解決我們的問題,否則那不過是有閒階級的精神遊戲。中國問題可說的太多,前面已經牢騷式地涉及一些,可是它還不是什麼客觀的研究。不過這份筆記已經太拉雜了,這個問題暫時放下來以後再說吧。——那麼,讓步政策也暫時擱下吧。

1973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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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urg為市鎮,burgher為市鎮人民,相對於鄉村人民而言。黑格爾《法哲學》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以前各卷文章,「市民」和「市民社會」聯稱。細讀《共產黨宣言》第1章,可以知道這意義,恩格斯1888年所加附註,正是為了不願意burgher再從往昔的廣泛解釋而加上去的。

(2) 現在的《資本論》中譯本,有些地方似乎還值得斟酌。例如原始積累章之四,英譯標題為Genesis of the Capitalist Farmer Genesis套《舊約》的《創世記》,有一種真實歷史的神話的意思。中譯為乾巴巴的「資本主義租地農業家的發生」。此外,protestant是新教,這是中國人習知的名稱,直譯應為「抗議教」,譯者用日文外來語的方法譯音,結果,凡是和基督教有關係的、無關係的中國人,一概看不懂。原始積累章涉及大量西方歷史,譯文似需進一步推敲。(按:顧准寫此文時,《資本論》新的中譯本尚未出版,此處指郭、王中譯本。)

(3) 《資本論》第1版序言。

(4) 《共產黨宣言》,1971年版,第25—26頁及第26頁腳注1。

(5) 《資本論》第1卷,1954年版,第905頁,腳注189。譯文據英文本改。英文是Initaly……the towns,for the mostpart as legacies from the Romantime。

(6) 參見劉志遠:《漢代市井考》,1973年第3期《文物》。

(7) 見《資本論》第1卷,1954年版,第905頁。

(8) 謝緬諾夫:《中世紀史》,1956年三聯書店版,引馬克思語,見氏著《革命的西班牙》。

(9) 《共產黨宣言》恩格斯附註。

(10) 科學技術知識的發達,是因素之一,怎樣強調也不為過,南齊祖沖之的數學著作,竟然在唐代失傳了,因為沒有人看得懂,禮教的中國,這類學術的成就,必然是要湮滅的!

(11) 桑巴特認為複式簿記的發明,其偉大可與血液循環學說相比。日本明治維新時代鼓吹現代化最力、影響最大的思想家福澤諭吉,親自翻譯過複式簿記的書。

(12) 魁奈的重農主義,被馬克思譽為資本主義福音的,是中國康熙皇帝的政績,是中國的重農抑商傳統傳到歐洲以後啟發起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