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督教的歷史背景
基督教是從猶太教的反對派開始的。以色列——猶太民族的歷史，可以從一般的古代史著作中找到它的梗概。大體說來：
1．4000年前的巴勒斯坦，本是蘇美爾——巴比倫文明影響之下的諸古代民族並存的地區，在其中興起了以色列——猶太民族。這個民族征服了迦南，有過一段同民族內諸部族不相統屬的時期。後來，強有力的部族出現了，“士師”（《舊約》有《士師記》）即法官，是強有力的部族首領，逐漸經過征服吞併，建立了以色列——猶太的統一王國，即《舊約》著重描寫的掃羅、大衛、所羅門三王時期。以色列——猶太民族的統一，和她所佔地區是商隊貿易的通商要道有關係。商業在西方文明的起源上總占重要地位，這是值得注意的。
2．以色列——猶太王國好景不長。她太小，抵抗不了大帝國的征服。公元前597年，這個王國的首都耶路撒冷被新巴比倫王國所攻破，大部分首都居民（也許還有她的首都以外的居民）被迫移往巴比倫。這是這個民族的第一次民族流放；以後她還多次被流放過，直到她成為一個沒有祖國的，流徙於全世界各地的流亡民族為止。
世界上的小民族遭到這種國破家亡，流徙各地的命運的，可以說不勝數計。他們幾乎無例外地一經流放，民族就滅亡了。並不是死完了，死是死不完的，總剩下一些；只是有的剩得多，有的剩得少就是了。問題是剩下的被同化了，於是這個民族就不存在了。唯一的例外是猶太人。
3．猶太人有自己的民族宗教。按《舊約》的記載，當他們留在他們自己祖國的時候，他們對自己民族宗教的態度是不虔誠的，許多人“崇拜偶像”。可是，他們被流放到巴比倫去以後，他們中間的“知識分子”（當時的知識分子只能是祭司兼歷史家）卻著手系統地編寫起他們民族宗教的聖典來了。學術界一致地、無異議地認定，《舊約》最前面的五篇：《創世紀》《出埃及記》《利未記》《民數記》《申命記》，即追敘他們的民族的起源，和他們第一個民族英雄摩西，怎樣把全民族從埃及的依附者的地位中脫身出來，怎樣經過從埃及——西奈半島——巴勒斯坦的長征，征服迦南的歷史神話，所謂摩西五書，是他們建國以後第一次被征服流放在巴比倫時編寫出來的。
《舊約》是猶太教的經典。巴比倫征服以前，猶太教已經有過一些經典，它的完備化，是流放巴比倫時期搞成功的。
猶太人被巴比倫征服以後，又曾經恢復過他們的國家，不久又被波斯、亞歷山大、羅馬征服。有過多次民族起義。羅馬帝國初期，亦即基督教興起的時期，還有過一次轟轟烈烈的“瑪加比”兄弟的起義，當然是被撲滅了。基督教興起的時期，猶太是羅馬帝國的一個行省。擺脫羅馬帝國統治是民族的願望，然而猶太教的上層是妥協派。
猶太雖然復國了，其大多數被流放的人民散之四方做買賣去了。復國後的耶路撒冷，事實上成了散處四方的猶太人——猶太教徒的宗教中心。
4．猶太教義的特色：
A．民族戰神的一神教 《舊約》中的上帝耶和華（據說正確的譯音應該是耶威）是以色列——猶太民族的戰神，是保佑民族和外族作戰取勝的神，而且，除了這個神而外，再也沒有第二個神。以色列——猶太民族和他民族作戰曾經勝利過，這就是他們征服迦南地區的時候。可是，在征服中他們也吃過敗仗，以後的記錄更慘，只有敗仗，沒有勝仗了。怎樣解釋呢？失敗是背叛耶和華的結果。這種解釋，奇怪得很，很靈。而且，這不僅是猶太人保持其民族不被同化的一個重要因素，也成為後起的基督教信仰的一個重要因素。
一神教的特點，和當時的文明民族的希臘、羅馬是迥然不同的。希臘宗教沒有經典，只有神話，希臘神話中的神，是一個大家族，他們和她們有七情六慾，也犯罪，而且也受命運的支配。羅馬的宗教，幾乎全盤承襲希臘，不過把人名改一下（例如，宙斯，改成朱庇特Jupiter）。
可是，一神教比多神教嚴肅得多。猶太教之所以和希臘思想合流而成為基督教，一神教的因素是個重要因素。
B．反對偶像崇拜 希臘、羅馬的神，是藝術的對象。金星——愛神維納斯，被雕成一個最典型的少婦裸體像。在我的青春期，走過店舖陳列的維納斯雕像的最粗劣的仿製品的時候，實在禁不住目迷神眩。當時還有許多民族的神是動物，《舊約》中耶和華最嚴厲責備的偶像崇拜，是崇拜聖牛——以金子鑄成的聖牛像。
猶太教的耶和華，絕對禁止畫成畫像。耶和華在西奈山上向摩西顯現，吩咐他佈置的（不是建築，而是佈置一個帳幔，因為那時的以色列人，還在向迦南進軍途中——其實是他們上古遊牧生活的反映）至聖所裡的至聖物，是“約櫃”，是上帝吩咐摩西傳佈的“十誡”的文字記錄（寫在一塊石板上）的存儲木櫃。
上帝沒有形象，後來的宗教哲學家把它解釋為全知全能的上帝，不可具備“有限”的人的形體。這又是它和希臘思想的接觸點。
後代的基督教傳教師，畫成耶穌和聖母的畫像，人們要向之頂禮膜拜，宗教的哲學家們斥之為異教風尚。雖然如此，基督教終究是沒有上帝的畫像——像我們的玉皇大帝之類的。伊斯蘭教也承襲了這種傳統。（附帶說說，伊斯蘭教的教義，在許多地方承襲了猶太——基督教義。不同處是，基督教宣揚愛，它宣揚征服。）
C．以色列——猶太人是上帝的選民 這是民族的戰神——上帝的本來特色，因為強烈的民族情緒，一向具備著發展到征服世界上一切民族這麼一個至高點的。問題是，選民的觀念，在以色列——猶太被征服後，散處四方以後，還強烈地保持下去。於是，以猶太人的現實主義來說，它變成了分散、無祖國狀況下保持民族團結，保持民族特色，不被同化的一個重要武器了。
還不止此。選民觀念，逐漸轉化成為一種現代的倫理觀念：不是選民征服一切人，而是選民解放一切人的那種觀念。不過，這到後面再說吧。
D．嚴峻的戒律 始見於西奈山的“十誡”，見《舊約·申命記》：“一、除我以外，不許有別的神；二、不可崇拜任何偶像；三、不可妄稱耶和華的名；四、安息日；五、孝敬父母；六、不可殺人；七、不可姦淫；八、不可偷盜；九、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十、不可貪戀別人的房屋、妻子、僕婢、牛驢及其一切所有的。”
其中的第九誡，不久前有人向我慨歎過，中國並無此傳統。
誡命多得很。後來成為猶太教徒特色的，有一定要割包皮（叫做割禮），不准吃豬肉，不准吃一切動物的血，不准吃無鱗的魚等等。這些戒律，後來發展成為猶太人的法律體系。猶太人的律法師，是兼具人間的權威和神的權威的。馬克思的父親，就是這樣一個律法師；不過也許已經兼任了當時普魯士的律師，而且也十分文明化了。
5．帝國羅馬初期猶太人渴求解放和彌賽亞的預言。
帝國羅馬初期，猶太人處在以下狀況中：
甲、猶太人已是散佈在羅馬世界的買賣人；
乙、耶路撒冷和周圍的猶太區是羅馬的領土。散處在世界的猶太人以耶路撒冷為猶太教聖地，有許多捐獻，這個城市很富。
丙、猶太本土不久前經歷了一次瑪加比兄弟的民族起義，十分壯烈，失敗了。
於是，在猶太人中傳佈著一種彌賽亞的預言，大致是說，猶太人中將要出來一個像古代名王大衛那樣的民族救主，實現“上帝的國”，壓迫以色列的人都被毀滅，彌賽亞誕登大寶，世界各處都會有蜜、奶、酒像水一樣流的豐饒境況。這種傳說——預言毫不奇怪，我們在我國的宗教性的農民暴動中都看見過。耶穌基督就是應這種預言出來擔當彌賽亞任務的角色。基督這個字，就是希臘字的彌賽亞。《新約》的四福音書，就是實在或想像中的一次民族起義流產，其領袖被捕處死的神話化了的記錄。（附帶說說，當時羅馬帝國處死叛亂分子，把他們釘在十字架上掛起來，是一種極其通行的辦法。）
這次民族起義失敗了。可是起義的餘黨（即十二門徒）還在，他們繼續宣傳起義的綱領。而且因為起義的失敗，是羅馬統治者和當權的猶太教領袖合作的結果，繼續宣傳起義，其矛頭也針對猶太教。不久，起義綱領中的反羅馬成分全被抹掉，亦即政治成分全被抹掉，只剩下反猶太教的宗教成分。“破中有立”，一個新的教義系統建立起來了。這就是基督教。
6．原始基督教的教義：
A．耶穌復活和彌賽亞的千年王國 最初，新宗教的教義，著重在宣傳耶穌這個彌賽亞，是上帝遣來的他的兒子，是神人。他被釘在十字架上死了，可是，死後第三天已經第一次復活，並向他們的門徒顯現了。這還不過是序幕。不久，他還要第二次復活。第二次復活的時候，一切埋在地下的“義人”（也許是死難烈士吧）都要復活，於是要建立起一個“千年王國”。這個千年王國的最初的含義，也許仍然是以色列人的王國，不過，不久，它的意思就完全變了。
B．愛和傳道 可是，當時的羅馬帝國太強大，宣傳鬥爭，號召鬥爭，那是以卵擊石。運動需要堅持，需要召募皈依者，因此要宣揚愛。《新約》記載耶穌事跡的福音書，已經在強調“愛你的鄰人”，要在被壓迫群眾中擴大新宗教的信徒，更加需要強調愛。於是基督教比之猶太教，亦即《新約》比之《舊約》，強調愛，強調通過愛的精神來布道，來擴大信徒，而不是民族戰神的宗教，不是征服之神的宗教了。
不過，“選民”的基本觀念還在。現在，不再是老命題“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選民”，而是新命題：“信主的是上帝的選民。”
C．消費共產主義 適應於第二條要求的原始基督教的教會，本身就是一個消費共產主義的團體。凡“信主”的，要把一切財產捐獻給教會，教會最主要的工作是為教徒辦免費公共食堂。這一條要求如此之嚴，以至《新約》記載有富人的教徒賣掉家產，捐獻教會，可是自己保留一點，當使徒指出他的錯誤的時候，這個教徒就撲地死了。
D．原罪與救贖 當教義限於以上幾條的時候，新宗教還只能是猶太人中間的宗教。《新約》記載，新宗教一開始確實只限在猶太人中；把教義和傳教活動擴大到外邦人（猶太人對非猶太人們的稱呼）中間去，並為此目的，改變了教義的主要內容，添上了原罪與救贖這一條的是聖保羅。
《新約》說，聖保羅原是頑固的猶太舊教徒，殘酷的新宗教的迫害者。有一天，上帝向他顯現，從此皈依了新宗教。基督教義的制訂者，事實上不是十二門徒，甚至也不是耶穌基督，而是這位聖保羅。J·大衛把他和摩西並列為基督教的二位啟示者。
保羅把《舊約·創世記》中亞當、夏娃在伊甸園中聽信蛇的慫恿，吃了智慧樹上的果子，懂得赤身裸體的羞恥（事實上是和亞當性交並生下了孩子），這一段本來平淡無奇的傳說，稱做人的原罪。既然性交是罪惡，那麼每個人生下來都是有罪的。因為人有罪，所以上帝罰男人要滿面流汗掙麵包，女人要蒙生育的痛苦傳種接代。這是《舊約》的提法。這當然不是什麼可怕的事，因為人本來就是一代一代活下來的。最可怕的是，原罪還使每一個人的靈魂墮落，死後也回不到上帝那裡去，上帝憐憫每個人都背上了這份原罪，於是差遣他的獨生兒子耶穌來到塵世，上了十字架，用他的血為普世的凡人贖了罪。自此以後，人只要信上帝和我主耶穌的道，他的靈魂就可以得救。
這是一種聳人聽聞的教義。後代的傳教士在布道中繪聲繪色地宣揚主耶穌為了救贖世人的原罪而上十字架受難的故事，愚夫愚婦在下面聽得涕淚交泗。也就這樣，基督教超越了猶太人的範圍，傳佈到“外邦人”中間去。不久，猶太人還是猶太教徒，新宗教成了反對猶太人的非猶太宗教。原先的割禮、不吃豬肉等戒律一律廢除，對外邦人無效，猶太人的基督徒還可照辦；再過一些時候，猶太人皈依基督教，還必須禁絕猶太教的戒律，才准許皈依了。
E．三位一體 猶太教只有一個耶和華，基督教增加了一個救主耶穌，據說他是上帝的獨子。聖靈何能生子，馬利亞是否處女懷孕，不僅外行人要問，基督教內為此還經歷過長時期的教派鬥爭。現在，西方基督教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說，這分明和希臘思想有關，下面再說吧。
7．羅馬帝國精神上的解體，是基督教從猶太教的異端成為羅馬帝國國教的原因。
由上可見，基督教本來不過是猶太教的一個反對派，用宗教術語說，是猶太教的一個異端。（其實佛教也不過是婆羅門教的一個異端。不過佛教在印度已完全消失，在世界上信徒也寥寥無幾了。）它怎麼變成了羅馬帝國的國教的呢？
原因在於，羅馬從一個城邦共和國變成羅馬帝國以後，不僅羅馬城邦和意大利這個老根據地，而且整個羅馬帝國廣大領土，都遭到了精神解體的危機，基督教提供了當時迫切要求的福音。
羅馬沒有哲學。假如說也有哲學的話，無非是征服的哲學。現在，羅馬把那時可以征服的世界，全征服了，征服的哲學沒有用了。腦滿腸肥的羅馬顯貴亨樂已經享膩了，羅馬皇帝安敦傾心爭奪皇位的殘酷戰爭之中，顯貴們的未來也朝不保夕，至於原來勇敢守法的羅馬公民，早已經過Proletariat（最下等級）這一段經歷，完全消失掉了。凡不是奴隸主的，不論是羅馬原來公民的後裔，還是被征服的民族，還是奴隸的後代，全都呻吟在羅馬的無個性的、無民族性的、無創造性的、昏天黑地的世界主義統治之下。沒有未來，沒有理想。現世的事情，有人看來，因為極度絕望而無復可為；大家把精神寄托到宗教上去，是唯一的出路。這個世界，證明了原罪教義是天經地義的，皈依用他的血救贖我們原罪的主耶穌吧。新宗教就這樣不脛而走了。
羅馬人，比起希臘人來是蠻族。羅馬文明獨特的創造唯有法律；其他哲學、科學、文化、宗教、神話全都是希臘搬來的。高度文明的希臘人的精神危機更甚於羅馬人，危機也比羅馬人來得早。這個文明民族的文明人，在亞歷山大征服時已經喪失了城邦的自由，不過還可以隨軍東征，在新建的希臘化諸帝國中當上一份知識分子當得了的差使。當希臘本土被羅馬征服以後，有些“哲學家”被販到羅馬成了奴隸，在羅馬顯貴的宴會上說一些方法、邏輯、道德的箴言作為尋開心的資料，原來的希臘諸自由城邦當然也成了羅馬的行省。基督教傳佈於羅馬帝國各地，就是首先在希臘語人民中傳佈的（《新約》的最初文本是希臘文本）。其實，還可以進一步指出，新宗教在很大程度上是沒落的希臘人的宗教，它是猶太教的聖史和希臘思想的混合品。上面所說的，聖保羅的業績，是《新約》這麼記載的。也許，這裡存在著某種確實歷史的核心。即使如此，《新約》中對保羅的許多哲學化的啟示，也決不是一個粗鄙的猶太人所胡謅得出來的，他至少得到了許多希臘人信徒的幫忙，才寫出了那些東西的。
新宗教的教義，因為是希臘思想使之精緻化了的，所以它才能在那時候的西方文明世界不脛而走，這是十分明顯的事。
新宗教是希臘思想的宗教化，這是西方學者公認的。
〔附註：這一部分，可以參閱考茨基：《基督教的起源》，葉啟芳譯，1955年三聯書店就1932年神州國光社第一版修訂再版。這本書譯得很差，不過大致還可以讀懂。〕
二、希臘思想
1．希臘城邦。當希臘產生出她能夠作系統而概括的思考知識分子來的時候，她是處在世界上一切古代文明民族的最獨特的環境之中。
希臘文明，也是淵源於從中亞出發的舊大陸最古文明。（這個文明的一支，西遷到現在的敘利亞、伊拉克一帶，成了蘇美爾—巴比倫文化；另一支東遷到中國，是中國文明的來源。不過，她的西支，用鐵早於中國。）這個文明，首先繁榮在兩河流域和埃及；希臘是經過克里特—邁錫尼文化，繼承了這個傳統的。希臘人原來是蠻族，他們來到希臘半島和愛琴海諸島嶼，開始也是務農。然而那裡土壤太貧瘠，而愛琴海和東地中海的曲折海岸和多島而不廣闊的海域，使他們很快進入到了通商、航海和手工業為主。很幸運，他們周圍是一些豐饒的文明的王國和帝國（巴比倫、埃及）；遠處，黑海和地中海兩邊有蠻族，但也是開化的蠻族（凱爾特人、“斯基泰”人、柏柏爾人等）。既然有如此獨特的地理條件，又以商業、航海和手工業為生，他們本民族無需從獨立城邦建成統一的民族帝國來抵禦外敵，所以，甚至荷馬時代的巴息琉斯（部落王）也被民主制度（雖然多半是貴族的寡頭政治）所取代了。
這種環境，是埃及、兩河流域、波斯、中國、印度所沒有的。她們都是大陸國家，她們不能不以牲畜和農耕為主。她們的大陸而非海島半島的地理環境，使她們不能不一開始就建成王國或帝國。
2．思考宇宙問題，而不是“史官文化”。這樣，希臘哲學一開始提出來的問題是：
A．宇宙是什麼組成的？最多的回答是四大元素，地水風火，這和中國的五行陰陽沒有什麼不同。但是循這條線往下辯論，問題愈來愈多了。地水風火，沒有發展成為“相生相剋”，倒是提出了“原子假設”。辯論發展到，宇宙的特點是運動還是靜止？在這點上，有人提出，運動也是靜止。所謂“飛矢不動”，這就涉及到運動的單位，和運動物體間的相對位置——再進一步涉及到運動的坐標了；也涉及到一切流變的辯證法思想，涉及到最大最小等等。
B．數學神秘主義。眾所周知的有畢達哥拉斯（Pytagoras）定理。數學神秘主義中國也有，河圖洛書其實是其中縱橫諸數之和都是15。不過他們鍥而不捨，從這裡搞出一整套幾何學。又，據說，後來解析幾何中的“圓錐曲線”早在亞歷山大時代已被發現，這在笛卡兒以前將近2000年。
C．詭辯、修辭、文法學。希臘人好辯，大概也好打官司，詭辯盛行。詭辯要修辭，由此發展出一整套文法學。我們小時候讀英語，一開始就學文法，老來重翻一些文法書，發現其中一些概念都十分抽像而又嚴謹。回過頭來看看我們的傳統，我們文字很美，但是文法學直到《馬氏文通》（清·馬建忠著）才有專著。
數學神秘主義和文法學，其實都是思考宇宙問題的一種方式。數學是想用數學來解釋宇宙的秘密；文法學，考究的是語言結構和規律。人總要有了語言才能有思想，語言就是“道”，就是說明宇宙奧秘的工具。
希臘人並非不關心政治問題。最早的哲學家泰利斯、梭倫也是政治家。梭倫的立法，為後來的希臘人所歌頌。大哲學家如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都有政治、倫理的專著。思考宇宙問題是他們首先著重的，也是希臘思想的特色。
對比一下中國古代思想，就知道這個特色怎樣強調也不為過了。孔子是第一個整理王家與諸侯典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在他以前，識字和文化知識，是“史官”所壟斷的，他們所負責管理的文化資料，無不與政治權威有關。第一個在野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自命為繼武周公的道統，所強調的是“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目的是要在“衰世”恢復成康之治，所謂“我其為東周乎”。所以，範文瀾的《中國通史》，強調中國文化傳統是“史官文化”是一點不錯的。這種文化的對象，幾乎是唯一的對象，是關於當世的政治是有的，數學神秘主義也是有的，不過都是服從於政治權威的，沒有，從來沒有獨立出來過。
“從來沒有獨立出來過”，說過分了。莊周、惠施，有“至大無內，至小無外”之辯；公孫龍說過什麼“白馬非馬”；總之，戰國時代有過百家爭鳴，可惜為時太短。即使就是那個戰國時代，學術界的祭酒荀況就大聲疾呼這樣的辯論無裨於治，是奸人的奸辯，應予禁絕，只准談“禮”。他的徒弟在秦始皇時代就實行了他的主張，只是連他自己也列入了“禁絕”之列。現在還有哲學家在歌頌荀況是唯物主義者，說他論過“名”，即文法學中的名詞和邏輯學中的概念問題。不過荀況的論名的文章，一開始就說：
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
然後說他所要論的“名”，是刑名、爵名、文名以外的“散名”。可見，甚至“名”，政治權威已定之名，也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更何況他所以要定“散名”，還是為了“正名定分”。
所以，所謂史官文化者，以政治權威為無上權威，使文化從屬於政治權威，絕對不得涉及超過政治權威的宇宙與其他問題的這種文化之謂也。
這就可見希臘思想特色是如何地可貴了。
3．柏拉圖的第一原因，理念世界，是基督教的哲學基礎。希臘思想對宇宙的概括，雖然也有“變動不居”的赫拉克利特，但他們的基本觀念，是把宇宙看作靜止不變的；著手之處，在於概括相似事物的“共相”，把世界的事事物物加以“分類”。自然界中有機界、無機界，動植物等等的類別，就是從希臘開始的。最早的動物學、植物學只是分類學，分類學也做得很仔細，要採集標本，例如植物，要從它們的莖、葉、花、實的特徵，分出門、科、屬、種、亞種等等。這些都是進化論產生以前“自然學”的傳統，這個傳統是希臘傳下來的。
超脫政治權威，考究宇宙問題的人，在實驗科學未發展到相當水平，還不足以把自然理解成為自然史的時候，不免對宇宙間一切事物的精緻、纖巧、井然有序感到驚訝。可是對於這個世界怎麼會形成這種狀麗精巧的總原因，卻回答不出個所以然來。這是所謂第一原因，或極因問題。柏拉圖直率地歸之於某一個全能的神秘力量，這個神秘力量早就有一個候補人：一神教中的上帝。這個上帝原來是一個民族的戰神那是無所謂的。把他重新打扮一下，變成超脫的全能的神就行了。就這樣，猶太教的耶和華成了基督教的上帝了。
其次，文法學、邏輯學的研究，形而上學的研究，使人們對於使用語言這種工具來進行推理的能力感到驚訝。人本來已經被稱為萬物之靈了，現在人居然試圖對整個宇宙作出解釋，這種能力，不是生滅無常的人所能具有的，那是出於神授。
而且，對於這個實在的世界，也作出了神秘的解釋。這個實在世界中有形形色色的事物，我們把它分成類，每一類給它一個“共名”，來描述這一類事物的“共相”。人們還覺得，具體事物是生滅無常的，“共相”倒是永存的。具體事物，都有缺憾，都不完善，達不到這一類事物應具有的理想水平。“共相”，反倒可以代表這類事物的理想的完善性。玄思的思想家，於是提出，由事物共相組成的世界——“理念世界”，才是真的世界；而實在的世界卻是有缺憾的世界，它不過是這個理念世界的淡淡的影子而已。
這就是柏拉圖的“理念世界”。“理念世界”是通過“理性”分析綜合實在世界而達到的，這是一種神賦予人的能力，所以理性的淵源應該上溯及於一個全能的超人的力量。一神教的上帝早就是這樣一種力量的候補人，這又是基督教與希臘思想的結合點。
第一原因和理性，固然超脫了塵世的政治權威，卻不得不寄托於一個超人的力量，對於古代人來說，這是無可厚非的。古代只是人掌握自然的開始，古代人還遠沒有今天的人那樣征服自然的自信。古代人觀察自然基本上只憑生理器官，沒有今天那麼有力的觀察工具（從望遠鏡到反應堆等等）。古代變革自然只憑簡單工具，它只能觀察到是在順應自然，而不會具有變革自然的自信，這都不足為怪。那麼超脫塵世權威而拜倒在超人力量前面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這也就是希臘思想—基督教把上帝視為真（“真、美、善”之一）的體現者，視為全知全能的力量的原因。這固然是神秘主義，可是它比之把塵世的政治權威視為至高無上，禁止談論“禮法”之外的一切東西，確定大大有助於科學的發展。
中世紀，甚至直到現代，理性主義（即所謂“哲學上的唯理論一派”）者曾經大大有助於科學的發展，而理性主義者則總是把真的最終原因歸之於上帝，把“理性”的威力上溯於上帝。(1)
理性主義者的貢獻，多半在數學和邏輯學、天文學方面。解析幾何的發明者笛卡兒是17世紀的人；萊布尼茨是微積分的發明者，是18世紀的人；他們都是理性主義者，都把理性的力量歸結為上帝的威力。數學和邏輯學不是直接掌握自然的實驗科學本身，然而它們是實驗科學的不可缺少的工具。基督教固然阻礙了這方面的研究（例如某些教皇之所為），然而，既然它的前提是“真善”，它的存在本身就是鼓勵這方面的研究。事實上，確實有許多科學家是虔誠的基督教徒，他們研究的目的，是想要證明上帝哩。
這是“史官文化”所能做到的嗎？“史官文化”固然杜絕了宗教發展的道路，可是它也同時杜絕了無關於“禮法”的一切學問的發展的道路。倡導史官文化的人，只看到宗教是迷信，他們不知道基督教的上帝是哲學化了的上帝，是真的化身。不知道正因為中國史官文化占統治，所以中國沒有數學，沒有邏輯學。
4．柏拉圖的“靈魂不滅”——“善惡果報”要求有一個上帝。
正如赫胥黎在《進化論與倫理學》（即《天演論》）中所指出的，人類一個迷惑不解的問題是禍福無常，是善人得不到好的果報，惡人得不到應有的懲罰。善惡果報的問題，打動了愚夫愚婦的心靈，也打動了哲學家的心靈。柏拉圖在他的《理想國》裡就倡導一種惡人下地獄、善人上天堂的想像。恐怕這不是他的創造發明，不過是當代普通人對此想法的集中表現而已。
基督教要有一個賞善罰惡的上帝，很可能直接受了希臘思想的啟示；但是，在這方面，其他來源（通俗的來源）比在真的問題上要多得多。
不過基督教的上帝賞善罰惡，他的處理輪迴果報，就其勸導塵世的人要走什麼方向而論，和佛教、婆羅門教都是不一樣的。佛教相信一切有生之倫都免不了輪迴的命運，人的修煉的目的，是要超脫這種必然的命運，所謂“超脫三界外”，辦法是：“從根本上下手，並且通過穩步培養同〔食慾和情慾〕相對立的心理習性，通過博愛，通過以德報怨，通過謙恭，通過戒除邪念……來克服〔食慾和情慾〕……〔這種結局就是涅槃〕”(2)。做到這一條，人就變成了自己的主人，甚至也成了宇宙的主人，不受任何拘束了。嚴復譯《天演論》用美麗的文言文描繪了這種偉大壯麗的情境：“恆河沙界，唯我獨尊，則不知造物之有宰。超度四流，大患永滅，則長生久視之蘄，不僅大愚，且為罪業，禱頌無所用也，祭祀無所歆也。捨自性自度而外，無它術焉。無所服從，無所競爭，無所求助於道外眾生。寂曠虛寥，冥然孤注。”(3)
基督教卻並不教導人們超脫一切，它不是出世的，它要求人們參與人世間的活動，要求人們為善。它還“允許人們犯錯誤”，錯誤了只要懺悔，就可救贖。不僅如此，它宣揚每個人生來就都帶來一份原罪，主耶穌用它的血救贖了人們的原罪。人們要信仰主耶穌的道，這是得救的唯一辦法，信道的人是上帝的選民，上帝的選民解放了自己，還有責任解放全人類。
範文瀾說，宗教狂會發生宗教戰爭，中國幸而沒有宗教，所以沒有宗教戰爭。要知道哪一次宗教戰爭，戰士們都認為是聖戰，是為上帝的道而戰，是為解放被邪說蒙蔽沒有皈依主的那些可憐的人而戰，是解放全人類的戰爭的一個組成部分。還是梁啟超說得公平。1908年，李鴻章死了，慈禧、光緒也死了，梁寫文評論李鴻章時說到，中國沒有宗教戰爭，沒有那種認真的狂熱，什麼事都幹得不像樣，打仗也不像個打仗的樣子，中國前途很悲觀。你再回想一下30—40年代我們的戰爭與革命，某種遠大的理想——超過抗日的理想，以及由於這種思想而引起的狂熱，宗教式的狂熱，不是正好補足了梁啟超所慨歎的我們所缺乏的東西嗎？
5．上面扯得遠了一些，總之，柏拉圖所代表的希臘思想，是基督教的兩大組成部分之一，學術界是有定論的，並且指出過，那是通過公元初期的新柏拉圖派的普羅提諾的學說“傳遞”過去的。
基督教形成初期，希臘思想的影響，是通過這個極端的所謂客觀唯心主義者柏拉圖的學說被接受的。可是希臘思想的影響並不限於柏拉圖。
亞里士多德是柏拉圖的學生，他的學說比柏拉圖“實證”得多，最初並不是基督教所承襲的。可是，亞里士多德的學說，在中世紀卻成為當時的教士文化——經院哲學的根據。
亞里士多德認為事物有四因，其最後的一因是第一原因。亞里士多德是形式邏輯體系的第一個完整的表述者，是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這三條所謂“思想律”的第一個表述者。他的邏輯學主要是演釋邏輯——三段論法。三段論法要有大前提和小前提，據說由此可以推論出前此所不知道的東西（數學中用此法最多，實驗科學根本上是憑借觀察與歸納方法的）。可是它要有前提。前提一直上溯，當時並沒有推到由歸納法所道出的帶有或然性的命題（這種命題，理性主義者認為是可疑的，不足為據的，不是完全的真的。他們要求完全的真的前提），卻還是推到全知全能的上帝身上去了。
亞里士多德觀察到自然界中，植物是給動物吃的，兔子是給猛獸吃的，莊稼和家畜是給人吃的。當代科學稱之為自然界的生態循環的這種現象，亞里士多德感到神秘，認為每一件事物是造物主為了某種預定的目的而安排下來的，這就是哲學上的目的論。目的論預定了上帝，這當然也是無疑的。
目的論不僅預定上帝，還可以推翻那個上帝，用人來代替上帝的位置，設定人負有神聖的使命，有其歷史的終極目的。這比上帝之說當然進步了，進步得不可估量了。然而就其唯理論的特色而論，這不過是沒有上帝的基督教而已。這樣說，我認為是十分公平的。
所以，明末東來的傳教士，帶來的除聖經而外，還帶來了邏輯學、幾何學和曆法。徐光啟皈依基督教，不知道是皈依基督教呢，皈依希臘思想呢，還是皈依希臘思想的基督教？
三、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的基督教
1．蠻族覆亡羅馬帝國，是在基督教成為羅馬國教之後。
蠻族征服了羅馬帝國，基督教征服了蠻族。羅馬覆亡之時，許多羅馬顯貴投身教會，著名的教父，多半是羅馬文化的顯貴。
所以，教會是黑暗時期的羅馬典章、羅馬法制、希臘思想的保藏庫。羅馬天主教的中心設在前帝國的首都，它使用的是帝國的通用語言拉丁文，直到十六七世紀，著名的哲學著作還是用拉丁文寫成的。現在國際通用的動植物學名，還是用的拉丁文。聖經譯成英、德文，是在16世紀宗教改革之後。羅馬帝國覆滅了，世俗權威用蠻族的日耳曼文，在有教養的文明社會（蠻族顯貴，最初都是目不識丁的）中，羅馬傳統還是正統。
歐洲的蠻族征服，不像在中國，由古老的文明同化了蠻族，以至蠻族文明後來竟然全部湮滅。歐洲蠻族征服之後，後來沒有由“羅馬人”光復過，蠻族文明以騎士文明的形態，發展成為和教士文明並行的一種文明。教士文明還是羅馬傳統。但是兩種並行的文明並不是各不相干的，它們在互相滲透。文藝復興，終於掃掉了古老文明的老殼子，古老文明滲透到世俗文明中去，壓倒了宗教文化，進一步發展成了近代歐洲的文明——這是一種注定要傳佈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中去的進步文明。
2．中世紀的西方基督教會，做過許多壞事情。它掠奪地產，剝削農奴；它製造了戰爭陰謀，多次造成流血的大屠殺；它提倡迷信，搞聖者遺骨的崇拜，搞異教裁判所，多少創造性的科學和科學家被扼死了，殘殺了；它窮奢極欲，出賣贖罪符，多少莊嚴的主教宮殿成為最荒唐的尋歡作樂之所。然而，它也做了一些好事。最重要的是它是黑暗的中世紀的唯一的教育事業的組織者、保護者；它是唯一的學術研究中心。
歐洲的最早的大學都是教會組織的，神學教育當然還在大學之前。法律學、文法學、邏輯學、幾何學，是神學以外的主要課程；拉丁文和希臘文當然是必讀課程。學習這些“脫離實際”的理論；也許10000個人中有9999人是廢品，學了根本用不上。不過如果有人用上了這些東西，這個人也許就是諸侯宮廷中的大臣，或者可以列入經院哲學家之列的人物了。因為是教會辦的學校，所以，世俗的政治權威管不著它，也許這就是後代大學自治的淵源。像明太祖的《大誥》之類的當代政令，也許也是越不過大學的門牆的。
不僅大學是教會辦的，我猜測初等中學教育也是教會包辦的，醫院也是。
教會也是學術研究的中心。不管經院哲學如何繁瑣，它總是一種心智的活動。不管他們的研究如何只能限制在某個框框之中，總也出了羅吉爾·培根、鄧斯·司各脫、托馬斯·阿奎那這些人物。即使我們肯定（也許與事實不符）中世紀的教會所傳佈的文化，沒有比古代（希臘的和羅馬的）前進一步，至少，它保存了古代文明的主要部分，使之代代相傳下來。沒有這一條，文藝復興，和近代那種炫人眼目的科學發展是不可能的。
3．中世紀的基督教會，又是世俗政治權威以外的另一個政治權威，說它是政治權威，一部分是直接符合於事實的，因為它本身就是一種政治力量。它有時候和帝國爭奪歐洲的政治最高權力；當沒有一個歐洲範圍的帝國的時候，它本身事實上就是歐洲的最高政治權威；所以教廷能發動和組織十字軍——雖然它的權威更多的是在精神和文化方面。
騎士文化這種世俗文化得以存在，歐洲的君主制之所以長期來得以維持其等級君主制的性質，當然有多方面的原因。兩種政治權威同時並存，顯然也是因素之一。這一點，對於歐洲政治之不能流為絕對專制主義，對於維護一定程度的學術自由，對於議會制度的逐漸發達，甚至對於革命運動中敢於砍掉國王的頭，都是有影響的。因為兩頭政治下最底層的人也許確實撈不到什麼好處，體面人物卻可以靠這抵擋那？可以鑽空子，不致於像中國那樣“獲罪於君，無所逃也”，只好延頸就戮。
4．比起佛教來，基督教雖然是一種入世的宗教，終究是力圖把人性提高到“神性”。與此相反，教會首腦卻在神化的人的幌子下，荒淫無恥到不像人而像獸的樣子。此外，城市的興起，王權的上升，民族國家和民族意織的形成，也使教會教廷的政治權威和思想文化權威都成為不可忍受的東西。所以，地理大發現（亦即航海商業的猛烈擴張）、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三者幾乎同時發生，並不是偶然的。現在，在騎士文明基礎上成長起來的世俗文明要擺脫神權的控制了。宗教改革的政治意義是民族國家擺脫梵蒂岡，文化意義是要擺脫死掉了的拉丁文明的控制，發展民族文明，同時也是要擺脫已經阻礙科學和思想進步的經院哲學。文藝復興是要回到共和羅馬和城邦希臘的歡樂的人。
發生過革命、戰爭、流血、屠殺。宗教戰爭的歷史，是教派鬥爭，結合著王權、諸侯、城市多種利益集團的錯綜複雜的關係，中國人讀這段西方史，既難理解，又感厭煩，範文瀾所以詆毀宗教，詆毀宗教戰爭，我猜測，這也是一個因素。
不過，這些鬥爭卻是西方進步的重大因素。清教徒移美，胡格諾教徒移英，倔強的人們倖免於難的另去開闢新天地。假如中國也有過這樣倔強的人們，大概輪不到荷蘭人占印尼，英國人占澳大利亞了。此外，有宗教改革（新教崛起），還有反宗教改革（羅馬天主教本身適應新局面的革新，弄到最後不能不來一個宗教容忍）。宗教容忍曾是近代民主的一個重要因素，西方人對希特勒的國社主義如此深惡痛絕，和這種傳統不無關係。
5．文藝復興直到近代，思想界也是豐富多采，令人眼花繚亂。已經提出，遵從理性主義的一派，在數學、天文學方面作過巨大的貢獻。大力鼓吹並成了實驗主義——工具主義的弗蘭西斯·培根，為實驗科學的最早中心英國皇家學會奠定了思想基礎。他是帶著感情來鼓吹實驗主義——工具主義的，他痛詆希臘思想以靜觀宇宙為極樂，痛詆他們不關心改進人們的工具以增進人類的福利；可是他是虔誠的基督教徒，他的出發點是基督教的愛人類。康德一方面要信仰，一方面要科學。在科學極端昌明的現在，西方人還不想也不敢丟掉基督呢。他們把真和美從上帝那裡拿來了，可是還把善留給上帝去掌握。
四、我不過是解剖了基督教
我不喜歡基督教。我深信，我上面是在用冷冰冰的解剖刀解剖了基督教，絲毫沒有歌頌留戀的意思。我相信，人可以自己解決真善美的全部問題，哪一個問題的解決，也無需乞靈於上帝。
我也並不反對史官文化。歷史沒有什麼可以反對的。何況，史官文化留給中國人的，有一種很大的好處，沒有滾入過神秘的唯理主義（教條主義不過是愚昧，它不是唯理主義）的泥坑，中國人從來是經驗主義的。唯理主義的最大好處是推動你追求邏輯的一貫性，而這是一切認真的科學所必須具備的東西。古代人，曾不得不從神秘的唯理主義那裡取得這種力量，現代人已經用不到再為此乞靈於上帝，那是包括在科學的經驗主義中的一個必要給成部分。（至於那種庸俗的實用主義，把邏輯的一貫性和意義體系的完整性看得比當下的應用為低，低到不屑顧及，那也不過是無知而已。）所以，史官文化中的歷史主義還是中國思想的優點，要改革掉的是，歷史主義不能成為史官，即服務於政治權威的史官。人類，或人類中的一個民族，決不是當代的政治權威有權僭妄地以為可以充任其全權代表的。斯大林說過一句好話：“希特勒來了又去了，德國民族是永存的。”這句話，對任何一個民族都是適合的。
附錄 基督教（譯文）(4)
基督教本身——無論是統一教會還是（在分裂的年頭）它的拉丁天主教或希臘正教的變種——把靈魂供給這個龐大的羅馬帝國。它是羅馬帝國的嚴格意義上的彼岸的靈界的對應部分。該撒們的羅馬帝國，是提供法律面前然而又是該撒治下的平等的一個機構，是提供集體得以免於蠻族侵犯的自由，然而又是服從法律，服從“現世的權勢”（Powersthatbe）和該撒的天才的那種自由的機構。Trajan對於希臘文明生活血肉相關的那些自願結合的小社團猜忌得如此厲害，甚至對救火會也疑慮重重；早期基督徒只得把他們的教會登記為殯葬團體。博愛，是交給基督教來提供的——一種既非以種族也非以地域為基礎的博愛〔兄弟情誼〕（雖然猶太主義同時包括兩者，又在Armenia有一種覺察得出來的教會的首腦職務有落到自命為基督的弟兄們後裔的那些人身上的趨勢），而是以理想原則即“道”（the word）為基礎的博愛。這種對博愛的著重，在已經被承認的哲學教導中是不明顯的——如果不是新東西的話——但是和早期的宗教諸如Mithraism和Orphic秘儀相比，它倒並不是空前的。
羅馬帝國因為它打算要維持人們對於它那官方的、乾巴巴的、無情的、不親切的帝國宗教的企圖落了空，在Constantine（279—337）皇帝治下，為了它自己的利益和基督教妥協了。皇帝在討價還價中努力要做到不受到嚴重的損失。皇帝不再是神了，但是，雖然他甚至死前才受洗，他卻成了“外觀上的主教”（bishopin externals）——而這個東方西方還未分裂的普遍教會，變成效忠於帝國的了。羅馬帝國汲出了——或者，人們想像它汲出了——為了使它的龐大的血肉軀體不致腐化所必不可缺的情感的精英。皇帝馬上取得了“Isapostalos”——“使徒的同儕”的正式地位。在別處，統治者要變成“最正統”“最基督”“最宗教”的。聖職人員Tertullian能夠說“帝國和我們有什麼相干”的日子已經過去了。Chakedon宗教會議（A.D.451）用“你是教士又是皇帝，是戰爭中的征服者又是宗教信仰的博士”來向皇帝致意。我們回到了該撒、法老和Mikados的古老信條——王即是神，或至少是王權神授的理論——上去了，只是蒙上了一層體面的面紗而已。教皇制度的功勞之一是，它破壞了這種僭竊，從而結束了這種暴君統治。在Justinian時代，一個傑出的聖職人員能夠清清楚楚地說出這樣的學說：“上帝什麼也不需要，皇帝只需要上帝。”於是，異端不僅是針對教會的反叛行為，也是針對皇帝的叛逆行為。事實上，它們常常是當地的不滿情緒的外衣，或者，以埃及為例，是民族分離主義的外衣。帝國的精神是這樣的一種精神，它在宗教的一致性中堅決主張其政治的重要性。皇帝在“閃耀至尊的聖像”的時候，作為至高無上的人物，承擔了上帝的某些屬性。更為危險的是，上帝承擔了羅馬皇帝的諸屬性；他專制地、絕對地、獨自地把煉獄的火焰施加在罪孽之上，猶如羅馬法把塵世的火焰施加在弒親上一樣。
天主教會和羅馬帝國一樣是遍在的，獨特的，在它之外沒有安全——NullaSalus、Voltaire對於還存在於他的時代的羅馬帝國，可以說它既不神聖又非羅馬。Goethe可以宣稱：“這個親愛的古老的羅馬帝國啊，它是怎麼結合在一起的啊。”然而它還是繼續下去了，讓它自己消失在Napolean的崛起和傾覆的種種糾紛之中。但是，先知但以理的書裡明明寫著，第五帝國將要存在到最後的審判，存在到世界的末日。甚至當不可記憶的時代就巳存在的天主教會被剝奪掉它的塵世的俗界的姊妹以後，Sempereadem——“還和從來一樣”——就像某個古代的女人當她的年輕的同居者逝世以後，直到如今還沒有能夠承認人死了一樣。在天主教會彌撒書內，在耶穌受難日篇中，迄今還可找到這樣的祈禱文：
讓我們也為我們最基督的皇帝禱告，為了我們的永久和平起見，願我主上帝使一切蠻族都臣服於他。全能的和永生的上帝，一切政府的權力和權利都在他手裡，他讚許地注視著羅馬帝國；凡是相信它們自己的兇猛的民族總是要被您的權〔全〕能的手壓倒的。
但是天主教會總究是大大超過帝國的隨軍牧師。它是羅馬的公民們通過基督共同體內的洗禮而建立起來的組織。它的世界性並不略遜於帝國，它的疆界不限於帝國四境之內。如果人們要問，在基督教帝國內異教徒能否享受完全公民權，歷史家Qrosius，St.Augustine的學生能夠宣稱，皈依了基督的哥德人，雖然處在帝國疆域之外，還是同志和兄弟。理論上帝國和教會兩者都是獨特的、遍在的——然而，它們之伸展到黑暗的蠻荒空間，疆界也許是不一樣的。
尤有甚者，教會和先前的哲學家們一樣，提出並且回答“生命的道路是什麼？”這樣的問題。發育完全的教會的福音書來自閃族猶太人，但是它的組織得自羅馬，它的主教是戴上了主教冠的帝國太守——而它的哲學則來自希臘。斯多噶派供給了米蘭的St．Ambrose加以表述的系統化的道德理論。柏拉圖供給了公社的理論。新柏拉圖派為神學提供了系統化的諸觀念。教會一路向前走，借各個時代的寶藏豐富了自己，甚至使人回憶Isis和埃及諸神的稱號，詞句和慶節也沒有遺忘掉。簡言之，生命的道路，是借合理的信仰獲得拯救。不過古代教會忠實於古典時代的情緒，其忠實超過了現在人們容易承認的程度。它的思想即柏拉圖主義，本質上是社會的，拯救連同它的一切聖禮是在公社中，通過公社而獲得的，還要伴以社會工作。兄弟情誼的愛，並不僅僅是善良的意願，並不僅僅是徒托空言的榮寵和恩惠。
教會為正統主義戰鬥，它是不容忍的，這分明因為社會聯繫事關重要，所以，凡是異端，就是反對這種共同信仰的社會聯繫的叛逆行為，是反對人們在其中，以及通過它，為自己準備和聖徒最後融為一體或性靈上交往的共同體的一種背信棄義的行為。像昔尼克派、斯多噶派，甚至像伊壁鳩魯派，它蔑視（賢明遜於Aristotle？）人間世的環境、善業和對人的尊敬。它不從事於反對戰爭、奴役，也不從事於反對私人財富。
它的原初的精神是和平主義的和共產主義的。Auanias和Sapphira因為只把他們財產的一部分給公眾而受到Peter的詛咒，亦即在精神上受到電刑。聖地的教會，在其初期一切東西都是共有的，就和主的門徒們一樣。“偉大的教會”（主的屋子，亦即Kuriouoikos；或Ecclesia，即“召喚出來的”或“蒙選的”）緩慢地把它這些事情上的信念弄明確了。凡是推選出來的，完全宗教的，亦即凡是神命的，決不能持戈作戰的。St.Basil的一個僧侶參加了軍隊，當他能夠回到他的修道會去以前，必定要經過長期的懺悔：教士（Clerotoi—“推選出來的人”）必不可打仗。又如我們已經看到，某個Orosius可以堅決主張甚至羅馬的敵人，當他們也是基督徒的時候，他們也是兄弟。
保持了一種有限度的共產主義……簡言之，教會的對付這些爭論，是借助於由神命特別挑選出來的那些人要過理想性質的宗教生活——偶然也要對其他人以精神上的指導者的身份行事——他們是實踐和平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常備兵”，而這些人又有別於人類中的“有罪的芸芸眾生”（bulk of the niessa peccatrix），他們只能指望遵守最低的道德法則，他們可以為他們之間的爭吵打架並且打出結果來，他們可以去尋找金子。這種區別是令人震驚的柏拉圖式的。
希臘人，尤其是逍遙學派的希臘人，充分意識到人是動物，還常常是不快活的動物。文明是這樣一種實體，大多數人在其間必須用做工具，為的是使光榮的文明的社會結構可以上升到它的頂峰。群眾是一堆無足輕重的、亂七八糟的東西，它無關緊要。無產階級的教會不能夠採取這樣的態度。而這是它的革新。一切人全都是“一個軀體上的諸器官”，信徒中最卑微的人，服務於他，永恆的造物主的更偉大的榮光——而不是奢華的儀仗的榮光——並不略遜於信徒中最尊嚴的人。拯救是無須代價地奉獻給所有的人的，雖然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認為應該對此作出回答。但是，教會對於動物本性是用原罪來替代了的——而且從來不會忘掉要記住它在人類事務中的作用。教會具有柏拉圖那種程度的（附有某種保留）社會傾向。又，教會也和柏拉圖同等程度地貴族主義——不過既不靠家世，也不靠獲得成功的能力，而是靠才能和服務的決心。所以，教皇把自己稱為：“Servus Servorum Domini”——上帝諸僕人的僕人——不過他只是僕人們的僕人。
生命的道路是同情而不是冷漠。教會的突出的貢獻，不管它的一切社會主義，是它的平等化的個人主義。這一點是重要的。對Aristotle來說，社會主義是非平等的：群眾是社會的活工具，而且倫理上勢必要這樣，因為社會地說，這是勢所必然的。如果我們喜歡這麼說……的話，Aristotle是一個法西斯主義者。社會（不是國家）是利維坦式的。個人作為個人而言（尤其在Aristotle早期的追隨柏拉圖的時期）無權主張什麼，唯有以其此時此地對社會的善業作出貢獻的直接力量為準，才有這樣的權利。城邦的對象誠然是公民的生活；然而這是城邦範圍內的他們的最好的（“最好的”取決於獨立的價值標準，不是變幻無常的，也不取決於投票）。教會的劃時代的（如果不算是新穎的）貢獻是斷言——比Socrates所持理由廣闊得不可比擬——靈魂不滅，也就是斷定個人的不可計量的價值。斷定這一點，無論它怎樣膚淺怎樣怪誕，總是反對多神主義和融合主義理論的——“把各人的衣衫重新聯結在一起，人們就該融合到普遍靈魂中去了”（“fusing all the skirts again，should fall emerging in the general soul”），他是不死的，只因為他是在共同體之中的，然而，無論如何，他還是作為一個個人而不死的。他是這個兄弟會中的一個個別的有生命的成員，不是社會的一個輪牙。就他自身的權利來說，他有權和別人一起受苦受難，有權和別人一起受到治療，有權同情別人（In his own right，He was entitled to cosuffering，Sympathy）。作為一個有靈魂的人，他在這方面擁有天賦的和道義上的權利。也因為這個原因，縱然教會全部機構是柏拉圖式的教階制，它還是根深蒂固地平等主義的，就好像在尊重人的尊嚴——有別於城邦的或民族的光榮的人的尊嚴，亦即作為人的所有一切人的尊嚴——的邏輯中一樣。
再說，柏拉圖反反覆覆地說到，似乎他假設正義是社會的（所以，他把它弄成是靜止的），卑微的人，除了留意他的實在的卑微的行道的業務而外，是沒有什麼權利可言的；然而基督教觀念卻與此相反，把它的精髓放在拯救教義上。它在每個人身上尋找他潛在的本質。它堅決主張，真正的神的正義是個人的，無論在塵世裡或天國中，無論是現在或最終正義總是各別地落實到每個人身上的，與此相似，榮耀，總按照他決意去做的程度歸屬於他，縱然他的決意在環境中被壓倒了。它在靈魂不滅中找出來了一種神話——當然不是那麼非柏拉圖式的——在它襯托之下，教會能夠提出上帝面前所有的人無分貴賤，都有權要求正義的中心教義；這種權利，使得“動”的靈魂具有不可計量的價值，使得它甚至有權要求統治者和國家的尊敬。教會的共產主義像Plato的一樣是專業人員的而不是像利維坦那種形狀的官僚主義的，如像在Webb夫婦那裡一樣。不過，它的平等的教義是其中心，這是個人主義的、革命的、動的。
教會是平等主義的，因為它是一個兄弟會，但是就是在兄弟會裡，各個人的天賦也是各不相同的。它之所以是平等主義的，有更為深刻的理由，因為它把價值觀察的中心從隨帶有公民的功效的此岸世界轉到來世，轉到上帝跟前去了。在上帝眼中，一切人都是兒子，都是不死的；都是個人；都具有和最高救贖行為完全相稱的價值。他們通過獻祭成了上帝的兒子。於是，這種平等主義就是徹頭徹尾彼岸世界的，和隨時可以碰到的，慣常的等級區分毫無關聯的——甚至不是由於天性的平等，而是由於理想中的天惠或靈魂中的潛在力量的平等（亦即超自然的，先驗的）。柏拉圖的“自然的”（合理的）生命之道，變成了基督教的超自然的（非物質的）生命之道。這一教義是和擯斥此岸世界為無關重要相聯繫的。它是苦行的。它懊悔地並且敵意地和此岸世界，和肉體密切結合在一起。但是紀律（askesis）的意義它是懂得的。
教會在反對Aristotle的文明的論證，在衛護它的平等的無產階級的公社中，立誓要為反對現世、肉體和魔鬼——亦即公共的事業生涯、肉體的要求和智力上的自豪——而戰。簡言之，它比昔尼克派更為昔尼克主義，它從根底上譴責希臘人對文明的觀念；在靈上嚴陣以待地反對這個文明和它的業績。教會通過全面否認他的常識性的假設，單槍匹馬地迎戰AriStotle。Tertullian說，“我信，因為它荒謬”（Credo quia absurdum）。不顧理性主義者和死滅了的文明的一切主張，教會懂得她擁有靈界的權能來創造歷史。在這裡，起作用的是信仰。教會不是為那個驕傲的人而是為那個質樸的人要求人們對他的尊重，而這是超乎Aristotle在他的學問中所知道的一切超乎一個Organon emp suchon——“活的工具”之上的。
教會在其最初的幾個世紀中，還具有一個被迫害的團體的精神狀態，而且到此為止它還是信奉千年至福說的——這就是說，相信在千年週期“之末”，第二次降臨就要來到——所以她對此岸世界的某種政治和社會理論並不加以嚴重的注意。神學家們的嚴肅的思想，只是緩慢地趕上了群眾中咬文嚼字的彌賽亞復活論。St．hemens Alexandrinus領導的Alexandria學派，緩慢地構築起來它的精緻的新柏拉圖神學，以與更務實際的Antioch學派相對待。不過，直到Constantine皇帝皈依為止，教會還沒有著手推敲關於她和帝國關係的理論。她逐步開始使自己適應她還要無定期地留在塵世，具有俗世的責任，所以具有作為最高的超自然的公社來履行俗世統治的義務的觀念。……
§3 of Chap．V The Roman Law and the Christian Fathers，Part I.
The Story of The Political Philosophers by George Catlin，McGraw—Hill，1939
下面是作者寫在譯文稿上的幾句話：
創造——拯救
“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社會進步的條件”，那是企圖調和兩者。因為實現這一條的時候，矛盾就消滅了。然而，彼岸世界的教會不可以有，此岸世界的職工運動和小人物的自由社團則是不可少的。
知識——信仰（Plato是中間體，F．Bacon—Plato—Tertullian）
此岸世界——彼岸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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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三人一致讚許過的狄慈根的《辯證法》，全篇大談上帝，我讀了，既感厭惡，又不理解。到後來，懂得一切理性主義者都把理性歸到上帝那裡，或，沒有上帝的上帝那裡，才懂得這並不奇怪。
(2) 《進化論與倫理學》，科學出版社版，第48頁。
(3) 同上書，第107頁。
(4) 顧准選譯自喬治·卡特林1939年出版的《政治哲學家史話》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