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集子是作者和我1973年至1974年兩年間在通信中進行學術討論，作者應我的要求寫下的筆記形式的學術論文。1965年底作者從房山監督勞動回到北京以後，我和他的通信中斷了。1967年11月起我自己也失去了自由，以後幾年間，生死兩茫茫。1972年10月，我被允許去北京探望住在我妹妹那裡已多年不見的老母。其實，我還有一個不便明說，或許可說是更重要的目的，就是打聽作者（他是我的五哥）的下落。這時，我已經知道他煢然一身，真正成了「寡人」（1965年以後他在寫給我的信中，曾自嘲地自稱為「喪家之犬」）。我覺得無論在感情上、道義上我都有不可推脫的責任去關心他。老母只能在心裡默默地懷念他，對他再要繼續照顧，顯然已經無能為力。離別將近10年的這次晤見，情景難忘。接近10月底的一天，我和妻子突然去看他時，他頭上戴了一頂從舊帽子上拆下來的白布襯裡作為帽子，樣子有些滑稽，正在爐邊讀書。一個大房間內四個人，相互用書架間隔，每一個人有一小塊領地。室內悄然無聲。劫後餘生的會見，免不了激動、欣慰和辛酸。從此以後，兩地之間的通訊，一直到他去世為止，沒有間隔過，其熱烈的程度簡直就像一對正在熱戀中的戀人。似乎有一種默契，彼此收到信以後，都毫無耽擱地立即作復。有些筆記，就是信函，不過內容是學術討論；有些筆記，一二萬字或甚至更長，幾天之內就寄來了。《馬鐙和封建主義》的譯文及評注，我記得來信告我是「五一」（1973年）花了一天完成的。筆記，冒了一點風險幸而保存了下來；信，則全部毀掉了。
1972年至1974年，正是我國當代歷史上最黑暗的年代，歷史正在滑坡，一時還望不見谷底。人民群眾只能在私下裡為國家的命運憂心忡忡。然而，作者卻以冷峻的眼光、誠實的態度對當代歷史作著新的探索。「歷史的探索，對於立志為人類服務的人來說，從來都是服務於改革當前現實和規劃未來方向的」（引語凡未註明出處者，均引自本書，下同），這就是作者進行歷史探索和寫這些筆記的主旨。
共產主義曾經是我們為之忘我奮鬥的人類理想。然而，幾十年來的實踐，卻歷史地提出了一個極其嚴肅的命題：「娜拉出走以後怎樣？」這個問題，現在不僅困擾著我們，而且越出國界，正在困擾著的人們。作者在10多年前，甚至更早以前，就「痛苦地感到，人，如果從這種想像力出發，固然可以完成歷史的奇跡，卻不能解決『娜拉出走以後怎麼樣』的問題」。嚴峻的現實，使他從革命理想主義轉到冷靜的理智的分析和思考。他說，「年紀大一點，詩意逐步轉為散文和說理的時候，就得分析分析想像力了」。然而，從詩意轉為散文，卻並不是一件輕鬆愉快的事情。他說，「我轉到這樣冷靜的分析的時候，曾經十分痛苦，曾經像托爾斯泰所寫的列文那樣，為我的無信仰而無所憑依」。那麼，作者又是怎樣克服自己這種思想危機的呢？他說：「我還發現，當我愈來愈走向經驗主義的時候，我面對的是把理想主義庸俗化了的教條主義。我面對它所需的勇氣，說得再少，也不亞於我年輕時候走上革命道路所需的勇氣。這樣，我曾經有過的失卻信仰的思想危機也就過去了。」一個人用冷峻的科學態度去重新審視歷史的軌跡，並且努力從傳統思想的禁錮中徹底解脫出來，不可能不經歷一番痛苦。這是作者對自己思想歷程的誠實的剖白。這裡，作者只是提到了從詩意轉到散文和說理感到無所憑依的精神上的痛苦；事實上，作者為了堅持這種誠實的科學態度所付出的代價，遠比他的精神痛苦巨大得多。他喪失了除他自己以外的一切——名譽、地位、妻子(1)、家庭、親人……
他的大女兒說他是「一步一步從地獄中趟過來的」。然而，作者的態度卻是如此堅決，他說：「我自己也是這樣相信過來的（按：指作為一個革命的理想主義者——本文作者）。然而，當今天人們以烈士的名義，把革命的理想主義轉變為保守的反動的專制主義的時候，我堅決走上徹底經驗主義，多元主義的立場，要為反對這專制主義而奮鬥到底！」究竟是什麼精神力量支持著他？他說：「馬克思、恩格斯寫成這兩部偉大著作（按：指《資本論》和《共產黨宣言》）以後，究竟已經過去100多年了。後世的人，經歷前輩所未曾經歷過的事情；後世的人，對先前時代的歷史知識當然也有某些新加的東西；所以，讀這兩部偉大著作，提出一些問題加以探討，馬克思、恩格斯如地下有知，必定也會讚許，這是符合他們『為人類服務』那種嚴肅精神的。」在良知、正直、誠實的科學態度和立志為人類服務的精神面前，我們還能說什麼呢？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這是屈原被放逐而賦《離騷》中的詩句。作者從50年代就開始「求索」了。為了求索，他廣泛地涉獵了古今中外的歷史、哲學、經濟等各個領域。不過，他的筆記，沒有一點浪漫主義的詩意，而是一把鋒利的「冷冰冰的解剖刀」。他在通信中曾經和我說過，準備用10年時間，系統地研究（先是）西方的，（然後是）中國的歷史、哲學、經濟等等，在這個基礎上再作綜合比較，為的是尋找人類社會發展的軌跡，規劃未來的方向。這個恢宏的計劃因為作者過早地去世自然未能實現，但是部分地是實踐了的。這些筆記，以及已經出版的《希臘城邦制度》，就是這種求索的結果。
因為是筆記，自然不可能有什麼嚴格的體系；因為是筆記，筆觸比較自由；但是，它並不是漫談、隨筆之類信手拈來之物。筆記涉及了歷史、經濟、政治、哲學等廣泛的領域，看來似乎十分複雜，但是，讀過之後，不難發現這些筆記的思想脈絡。
蕭規曹隨，率由舊章，只能使歷史發展停滯。從來的改革，總是對歷史和現實的批判、揚棄和否定。只有不斷地對歷史和現實進行批判和改革，才能推動歷史前進。現在是改革的時代，作者這種勇於批判歷史和現實的改革精神，相信會受到社會廣泛的理解和歡迎。
離開作者去世，14年過去了，作者生前未能親自見到當代我國歷史上一個黑暗時期的結束，當然也沒有經歷我們現在正在經歷著的一切。作者的一生，是我們這個時代悲劇比較典型的一個縮影，對他個人來說是不幸的（遭遇同樣命運的人，何止千萬，相信這種悲劇不會重演）；但是，這些筆記，現在終於能夠公之於世，卻是幸運的；因為作者寫這些筆記的時候，從來沒有想到過會有可能出版。當此書交稿前夕，重新翻閱，撫摸先兄的這些遺著時，辛酸之餘，當然感到十分欣慰。先兄地下有知，會報以莞爾一笑吧！
1988年8月29日夜
寫於無錫華東療養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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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顧准的妻子汪璧，熟悉她的人，都知道她是一個十分善良、誠實、賢淑的老同志。1937年入黨，1968年被迫害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