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是一本為發表所寫的著作，而是作者應他兄弟的要求斷斷續續寫下來的筆記。時間是從1973年到1974年作者逝世前為止。我要說這是近年來我所讀到的一本最好的著作：作者才氣橫溢，見解深邃，知識淵博，令人為之折服。許多問題一經作者提出，你就再也無法擺脫掉。它們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並檢驗由於習慣惰性一直扎根在你頭腦深處的既定看法。這些天我正在編集自己的書稿，由於作者這本書的啟示，我對自己一向從未懷疑的某些觀點發生了動搖，以至要考慮把這些章節刪去或改寫。這本書就具有這樣強大的思想力量，如果要我勾勒一下我從本書得到的教益，我想舉出下面一些題目是我最感興趣的。這就是作者對希臘文明和中國史官文化的比較研究；對中世紀騎士文明起著怎樣作用的探討；對宗教給予社會與文化的影響的剖析；對奴隸制與亞細亞生產方式的闡發；對黑格爾思想的批判與對經驗主義的再認識；對先秦學術的概述等等。這些文章都顯示了真知灼見，令人讚佩。作者的論述，明快酣暢，筆鋒犀利，如快刀破竹。許多糾纏不清的問題，經他一點，立即豁然開朗，變得明白易曉。我覺得，這不僅由於稟賦聰穎，好學深思，更由於作者命途多蹇，歷經坎坷，以及他在艱苦條件下追求真理的勇敢精神。這使他的思考不囿於書本，不墨守成規，而滲透著對革命對祖國對人類命運的沉思，處處顯示了疾虛妄求真知的獨立精神。他對於從1917年到1967年半世紀的歷史，包括理論的得失，革命的挫折，新問題的湧現，都作了認真的思索，這些經過他深思熟慮概括出來的經驗教訓，成為他的理論思考的背景，從而使他這本書成為一部結合實際獨具卓識的著作。讀了這本書我不能不想，是什麼力量推動他這樣做？請想想看，他很早參加革命，解放不久在「三反」整黨中就被打下去。「文革」前曾兩次戴上了右派帽子，一次在1958年，一次在1965年。據我所知，這是絕無僅有的。「文革」開始，唯一關心他的妻子自殺了，子女與他劃清界線，他斷絕外界來往，孑然一身，過著孤獨淒苦的生活。在異地的弟弟和他通信，他寄給他大量筆記。讀了這些凝聚著智慧和心血的文字，不得不使人為之感動。他的這些筆記是在十年活動的那些黑暗日子裡寫的，沒有鼓勵，沒有關心，也沒有寫作的起碼權利和條件，也許今天寫出來，明天就會湮沒無聞，甚至招來橫禍。這是怎樣的毅力！我由此聯想到歷史上那些不計成敗，寧願忍辱負重，發憤著書的人物。記得過去每讀司馬遷的《報任安書》，總是引起了內心的激盪，真所謂展卷方誦，血脈已張。為中國文化作出貢獻的往往是那些飽經憂患之士。魯迅稱屈原的《離騷》：懟世俗之渾濁，頌己身之修能，懷疑自遂古之初，直至萬物之瑣末，放言無憚，為前人不敢言。他指出達到這種高超境界是基於思想的解放，擺脫了世俗的利害打算。倘用他本人的話說，這就是：靈均將逝，腦海波起，茫洋在前，顧忌皆去。我想，本書作者在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大概也是一樣，對個人的浮沉榮辱已毫無牽掛，所以才超脫於地位、名譽、個人幸福之外，好像吐絲至死的蠶，燒燃成灰的燭一樣，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感與責任感，義無反顧，至死方休。所以，在造神運動席捲全國的時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對個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想風靡思想界的時候，他是最早衝破教條主義的人。僅就這一點來說，他就比我以及和我一樣的人，整整超前了10年。在那時代，誰也沒有像他那樣對馬克思主義著作讀得那祥認真，思考得那樣深。誰也沒有像他那樣無拘無束地反省自己的信念，提出大膽的質疑。照我看，凡浸透著這種精神的所在，都構成了這本書的最美的篇章。
這裡順便說一下，抗戰初我曾在孫冶方和顧准兩人領導下從事文化工作，我為此而感到自豪。當看了顧准兄弟寫的回憶文章後，我才知道孫冶方於50年代提出價值規律是受了顧准的啟發。我感到幸運的是「文革」後我又見到孫冶方，並多次晤談。可是，我和顧准在1939年分手後，就再也沒有見過面，後來連音信也斷絕了，現在留在我記憶中的顧准仍是他20多歲時的青年形象。王安石詩云：「沉魄浮魂不可招，遺編一讀想風標，不妨舉世嫌迂闊，故有斯人慰寂寥。」是的，世界上有這樣的人才不會感到寂寞。我讀了顧准的遺篇，才知道他的為人，才理解他的思想。可是為時已晚，當他尚在的時候，儘管困難重重，我沒有去看望他，向他請教學問，終覺是一件憾事。
1989年2月24日寒夜
寫於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