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繆於1913年11月7日生於阿爾及利亞康士坦丁城附近的孟多維村。他的父親是酒店裡的酒窖看管人，於加繆生後的第二年死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場上。父親死後，加繆的母親當打雜女工來維持家庭生活。當時，加繆全家有五口人擠在伯爾古（Belcourt）工人區的一間公寓裡。
加繆從小就很聰明，他的老師路格·傑曼很喜歡他，為他在阿爾及爾公立中學申請獎學金。13歲時，他就開始閱讀紀德（Gide）、蒙特朗（Montherlant）和馬爾勞的作品，其中尤以馬爾勞的文章對他影響最大。他17歲得了肺病，使他不得不離開過於擁擠的家，到叔叔家去住。據他說，他叔叔是「伏爾泰式的人物，有無政府主義的傳統」。
1933年，加繆在阿爾及爾大學哲學系讀書時，他深受讓·格拉尼（Jean Grenier）的影響。加繆說，正是格拉尼使他對哲學產生愛好。所以，加繆曾把他的兩本早期著作獻給格拉尼。
1933年，加繆參加了由亨利·巴比塞（Henri Barbusse，1873-1935）和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1866-1944）所領導的「阿姆斯特丹—布萊厄運動」（Amsterdam-Pleyel）。這可以說是加繆第一次參加的政治活動。這一活動的宗旨是反法西斯主義。
1934年底，加繆參加共產黨。加繆積極地到阿爾及利亞人中間作宣傳工作。但是，據說不久加繆就因黨組織不重視殖民地鬥爭而脫離法共。
從1935年起，他開始陸續寫作短文。這些文章後來收集成冊，書名為《模稜集》（L\'Envers et L\'Endroit）。同年，他還寫了第一部劇本《阿斯杜人的叛亂》（Revolte dans les Asturies）。從這時起，加繆還從事戲劇工作。他創辦了「勞動劇場」，當演員一直到1937年。
1937年，任《阿爾及爾共和報》記者。
1938年，他的第二部劇本《卡裡古拉》出版了。同時，他開始撰寫《西西弗斯的神話》和《異鄉人》。
1939年，他的短文集《婚禮》（Noces）出版。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加繆志願參軍，但因檢驗身體不合格未被錄用。
1940年，因《阿爾及爾共和報》被官方查封，加繆前往巴黎。就在這一年5月，他的《異鄉人》正式出版。由於德軍入侵，他與《巴黎晚報》編輯部一塊離開巴黎。
1941年2月，他的《西西弗斯的神話》出版了。這本書是以人生的荒謬為論題的，它以討論自殺問題為開端，又以反叛問題而告終。加繆認為，面對著生活的荒謬，不能選擇自殺的道路，只能選擇反叛的道路；真正的反叛不是自殺，而是繼續生活下去。自殺是「把荒謬推到極端而加以接受」。真正的反叛是「至死不妥協，而死也不志願接受死亡」。
與此同時，他還出版了另一個著作《抵抗陣線》（The Resistance）。這時，加繆已從法國里昂回到阿爾及利亞的俄蘭。他在寫到為什麼他要加入抵抗陣線時說：「我瞭解到，我恨暴力，但我更恨執行暴力的機關。」
從1941年開始，加繆開始寫《鼠疫》。可是，1942年春，因肺病再次發作，加繆回到法國。從此，他參加地下活動多年。
1943年春，他在巴黎格利瑪爾書局任編輯，並繼續參加地下活動和從事著述。同年，寫出劇本《誤會》初稿。這個劇本講一個兒子從外面回家，因沒說出自己的姓名，被他的當了土匪的父母所殺害。故事表現了「陌生、放逐、隔離」的中心思想。
1943年秋，他負責《戰鬥報》，這是由「戰鬥」地下組織所發行的抗德刊物。到1944年8月24日法國解放時，《戰鬥報》在首次公開發行時才標出加繆任主編。
《鼠疫》是一部反映德軍佔領和抗德鬥爭的小說，背景是阿爾及利亞海濱城市俄蘭。故事的主角是李爾（Rieux）醫生。這部小說，以表面的恐怖，深藏著生命的歡樂和希望。這部寓言小說以這樣的警告而告終：瘟疫病菌可以長年累月地潛伏在「傢俱和布匹中」，有一天又會「催醒它的老鼠們，使它們死在一個快樂城市的光天化日之下」。這裡所說的「瘟疫」顯然是比喻著人類社會所面臨的災難和不幸。
1944年秋法國解放後的最初三年，加繆的名字隨著他的作品《異鄉人》、《西西弗斯的神話》等而傳遍法國和歐洲其他國家。
1945年9月，上演加繆的劇本《卡裡古拉》，非常成功。
1947年，他的《鼠疫》正式出版了，也受到普遍的歡迎。許多作家把《鼠疫》評為「無神的神聖」，而把加繆舉為正義者的典範。
加繆任《戰鬥報》主編一直到1947年6月。那時，法國國內原抗德抵抗陣線內的各派政治活動力量正重新組合與分化。加繆對於新出現的政治形勢企圖採取不偏不倚的「中立立場」。因此，他的口號是「不要犧牲者，也不要劊子手」（Nis victimes ni Bourreaux）。這一口號後來成為《反叛者》一書的主題。
《反叛者》這本書是加繆在1949年到1950年寫的，1951年10月出版。在這當間，1949年，他寫的劇本《正義者》（Les Justes）在巴黎公演。
《反叛者》實際上是《西西弗斯的神話》的繼續。它以自殺和荒謬為開端，為背叛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叛徒作辯解。
《反叛者》和《正義者》，在政治上是反對暴力革命的。但是，加繆同一切陷於絕望的小資產階級一樣，並不能找到真正的出路，他無法論證非暴力的革命何以實現。
從1943年到1952年，加繆和薩特有較多的來往。當加繆的《異鄉人》出版時，薩特對這本書的讚揚，使年輕的加繆更加引人注目。但加繆一直否認自己是存在主義者。然而，實際上，在加繆的《西西弗斯的神話》和其他作品中所展開的、否定人生的「荒謬概念」，恰恰是受薩特的《嘔吐》和海德格爾、雅斯貝爾斯、齊克果的虛無主義和悲觀主義的很深影響。加繆和薩特的政治分歧是從1948年開始的，當時的法國政治勢力，如前所述，已經發生了分化和重新組合。這一分歧到1952年發展到頂峰。當時，薩特主編的《現代》雜誌發表了弗蘭西斯·強森（Francis Jeanson）的評論《反叛者》的文章。題目是：「阿爾貝·加繆，叛徒的靈魂」。強森在評論中指責加繆的《反叛者》為反動分子張目。強森的評論發表於六月號的《現代》雜誌。接著，八月號的《現代》發表加繆的答覆，文中指強森等人「要反抗一切，只不反抗共產黨和共產主義國家」。同期刊登薩特對加繆的批判。從此，薩特與加繆的友誼就宣告決裂。
1952年至1954年，即阿爾及利亞戰爭爆發前夕，加繆寫了六篇文章，後來收為一卷，書名為《放逐與王國》（L\'Exil et la Royaume，即Exile＆the Kingdom）。
加繆寫的關於阿爾及利亞戰爭的書，是《阿爾及利亞記事》，收在《加繆論文集》（Camus：Essais）中。在這裡，加繆為法國的殖民主義辯解。1957年12月，加繆剛剛領受諾貝爾文學獎，就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宣佈：「我總是譴責恐怖。我也必然譴責盲目的恐怖主義，例如，在阿爾及利亞街上施行的那種。那種恐怖主義有一天要襲擊我的母親或我的家庭。我信仰正義，但是我防衛我母親要先於防衛正義。」這就是說，因為他的母親在阿爾及利亞，他就必須支持法國侵略軍的佔領。他所指責的恐怖，不是反革命的、殖民主義的恐怖，而是革命的恐怖。
從那以後，加繆撰寫最後一部小說《墮落》（La Chute，或Fall）。這部小說反映加繆在《反叛者》出版之後的孤獨感，以及因法國國內階級鬥爭的激化而產生的「放逐感」。他說，他們似乎被放逐到一個「地獄的前廳」。
1960年2月，加繆在維勒伯利恩因車禍而死。時年四十七歲。
從上面加繆的生平和著作中，可以看出：加繆首先是一個文學家。他與其是哲學家，不如說是「存在主義的文學家」。
加繆的中心概念是「荒謬」（absurd）。「荒謬」是「理性的人」遭遇到「毫無道理的世界」之後產生出來的。面對著「荒謬」，才出現「反叛」、「西西弗斯的嘲笑」和「肉體的反叛」。所以，加繆說：「我反叛，因此，我才存在。」
在加繆那裡，對付「荒謬」的出路不在天國，而在現實的生活中；對付「荒謬」的態度也不是像雅斯貝爾斯說的「超越」，而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即以「荒謬」對付「荒謬」，也就是「反叛」。「反叛」者，就是離經叛道也；也就是視一切現存的秩序和道德於不顧，自己選擇自己所要走的道路。加繆認為，像齊克果那樣的「跳躍」現實，就是無異於「自貶」，就是自棄。加繆稱之為「哲學上的自殺」。因此，加繆認為，既然世界是荒謬的，就無須迴避它；我們自己採取「荒謬」的態度就是了。用他的話來說，就是要使「荒謬活生生地保持下來」。
人在自己的存在中將處處體驗到世界的「荒謬」性，因而也會逐漸地體驗到自己採取「荒謬」的生活態度的必要性。在生活中遵循現存的道德是毫無意義的；生活的價值就在於敢於反叛一切。正如《西西弗斯的神話》所云：「反叛給生活以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