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爾嘉耶夫生於1874年。當時的俄國是一個落後的封建帝國。但是，從19世紀下半葉起，俄羅斯帝國已緩慢地滋長著資本主義的因素。代表著新起的俄國資產階級利益的先進知識分子，如赫爾岑、別林斯基、普希金、萊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F.M.Dostoevski）等人，早在19世紀上半葉，特別是在1848年歐洲革命浪潮的推動下，就以宣傳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為己任。但是，俄國沙皇的軍事封建主義統治像一條巨大的繩索扼殺這些知識分子的自由思想。所以，在相當多的俄國知識分子的思想中往往還籠罩著一層層悲觀、絕望、厭世的陰影。說明這一點，對於我們瞭解別爾嘉耶夫的存在主義思想是有一定好處的。我們回溯一下從19世紀上半葉以來的俄國歷史，就可以看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巴枯寧（M.A.Bakunin）、克魯泡特金等人的思想中，早已種下別爾嘉耶夫式的存在主義思想的種子。
別爾嘉耶夫的存在主義思想的產生和發展，還決定於別爾嘉耶夫本人的社會經歷和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所發生的歷史變革。
別爾嘉耶夫出身於俄國軍人的家庭。他從小就在俄國軍人子弟學校接受教育。他入大學時，正是俄國社會動盪，醞釀著社會革命的時期。當時，一方面，俄國的自由資產階級及其政黨正大力宣傳他們的社會綱領和思想觀點；另一方面，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俄國社會民主黨——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的前身，也正在宣傳社會主義革命理論和綱領。別爾嘉耶夫受到了兩者的思想影響。大學後半段生活時期，他尤其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他本人遂因參加革命活動而被沙皇放逐到伏羅克達。流放達3年之久。
但是，別爾嘉耶夫之所以接受馬克思主義，完全不是從無產階級的立場和觀點出發。他並不是真正地擁護馬克思主義，而是因為他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在這一個短暫的歷史時期內同無產階級的推翻沙皇專制主義統治的革命目標相符合。較恰當的說法是，他是馬克思主義的同路人。
1917年10月社會主義革命成功以後，他被任命為莫斯科大學教授。
但是，他很快就感受到現實的社會主義制度同他的自由主義理想是格格不入的。他所組織成立的「宗教與哲學自由學會」同官方的社會主義政綱發生了針鋒相對的衝突。所以，1922年，他便被布爾什維克政府驅逐出境。
可想而知，當時的別爾嘉耶夫的心理是充滿著對布爾什維克的仇恨和對自由主義理想的絕望的。從此，他沒有自己的祖國，淪為「異鄉人」，心裡充滿著悲慼和厭世的思想。這一切，是他的存在主義思想產生和發展的溫床。
他被驅逐出境後，生活在柏林，在美國基督教青年會（Y.M.C．A.）的資助下，他創立了「宗教與哲學學會」，並於1925年遷往法國巴黎。
別爾嘉耶夫到巴黎後，創辦了雜誌《路》，並任基督教青年會出版社社長，出版大量宗教與哲學書籍。從此以後，一直到1948年去世為止，他基本上就定居於巴黎，並不停地著述。
由於別爾嘉耶夫的上述特殊經歷和他所處的歷史條件，使他的存在主義比任何一個存在主義者的哲學都更顯著地帶有「反共」的政治色彩。宗教信仰和存在主義，不過是他進行反共宣傳的思想武器罷了。
別爾嘉耶夫的著作有：
《社會哲學中的主觀主義與個人主義——對米凱羅夫斯基的批判》，1901年出版於彼得堡。這部著作表現了別爾嘉耶夫早期動搖於馬克思主義與基督教思想之間的世界觀。
1907年，他發表了拉丁文著作：《在永恆的觀點下》。這一著作標誌著他的宗教思想已成為他的世界觀的主導部分。
《創造性行為的意義》（The Meaning of the Creative Act）於1916年出版於莫斯科。從這本書的內容可以看出，別爾嘉耶夫在1922年被驅逐出境是很自然的。這本書所宣傳的哲學思想是直接與馬克思主義相對立的。
十月革命後，別爾嘉耶夫繼續著書宣傳不同於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觀點。他的這些思想集中地暴露在他被驅逐後、在柏林出版的著作《不平等的哲學》之中。這本出版於1923年的著作抨擊蘇維埃人的思想意識形態。
同年，他又把他自己從1919年到1920年間在莫斯科「宗教與哲學自由學會」上發表的講稿整理成《歷史的意義》（The Meaning of History）一書。
1925年遷居巴黎後，別爾嘉耶夫連續發表以下主要著作：《新的中世紀》、《自由與精神》（Freedom＆the Spirit）、《精神與實在》、《人的使命》、《孤獨與社會》、《奴役與自由》（Slavery＆Freedom）、《夢與事實》、《現代世界中的人的命運》（Fate of Man in the Modern World）、《俄國觀念》以及《精神領域與凱撒領域》（The Realm of Spirit＆the Realm of Caesar）等。
如上所述，別爾嘉耶夫的思想是他個人所遭遇的歷史經驗的縮影。他的思想代表了沒落的、個人理想遭到破產的人的觀點。因此，他的思想中包含著這樣幾個相互關聯的因素：
（一）詛咒這個社會和這個時代。在他看來，這個時代只給人帶來災難、痛苦和不幸。他在《現代世界中的人的命運》一書中，不厭其煩地稱這個時代是充滿「悲劇」的時代。
（二）悲觀和厭世。他詛咒這個時代，卻又覺得無力超脫這個現實世界，於是不可避免地陷入悲觀、厭世。他說：「悲劇是道德的基本因素，也是最基本的倫理學範疇。」５ 他在同一書中宣稱，這一悲劇乃起源於人無力解決罪惡與善之間的矛盾和糾纏。
（三）在夢幻中追求個人的自由。別爾嘉耶夫在現實中得不到自由，就必然轉向「自我」，尋求觀念中的「自由」。因此，在他看來，要得到自由，首先必須避免「對像化」。「對像化」是人處於「受奴役地位」，即失去自由的源泉。什麼是「對像化」呢？「對像化」也就是無視個人的個性，抹殺個人的具體特點，而把一切個體看作是某一個人的對象；在這一個人面前，一切人都是同一個東西，即「對像」。他認為，要克服對像化，就要向自己的心靈深處探索自身的價值，在主觀的觀念中才有真正的自由的價值。自由只有在「虛無」中才存在；真正的自由，乃是「虛無的自由」（meonic freedom）；自由的基礎是「虛無」。
（四）只有神才是「自由」的人的歸宿。在別爾嘉耶夫看來，神是最自由的；它本身是自由的，同時，只有它才是最尊重人的自由權力。但在人的一生中，有時往往背棄神的教導，辜負神對人的自由權力的尊重，而追求個人的現實利益和把別人「對像化」。因此，在現實世界中，是不可能找到真正的自由。這乃是人間悲劇的產生根源。「道德的悲劇性……起源於這樣一個事實：即它的基本問題並不是道德標準或善的問題，而是關於神的自由和人的自由的關係問題。」６ 而道德又無法解決這個矛盾。因此，要尋求真正的自由，必須訴諸對神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