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義的產生和發展過程，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
（1）萌芽階段。
（2）形成階段。
（3）發展階段。
（4）深入滲透和蛻變的「後發展階段」。
存在主義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至20年代初萌芽的。在這一時期，存在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國的雅斯貝爾斯。存在主義的萌芽出現在這個時期的德國並不是偶然的。
從20世紀初到20年代，德國處在一個急劇轉變的時代。德國是在19世紀末，靠普法戰爭的勝利所取得的大量賠款迅速地發展成為最強的帝國主義國家之一。當時的德國野心勃勃，想要同老牌的帝國主義國家爭奪霸權。從20世紀初開始，德皇威廉二世（1859-1942）就下令內閣及國防部積極準備發動戰爭。德意志帝國的這種狂妄的掠奪性和侵略性，反映了「暴發戶」所特有的那種不顧一切、孤注一擲的冒險心理。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德國是戰敗了。上述冒險性和狂妄性一下子就變成極度的悲觀和絕望。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後，國內經濟崩潰，社會紊亂，人心惶惶；在國際上，它被徹底地孤立起來。再加上1917年蘇聯十月革命的勝利，更使德國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們倍加失望。所有這些心理和思想特徵：戰前的狂妄——不顧一切地想成為主宰全世界的「霸主」以及戰後作為一個戰敗國的那種特有的情緒——悲觀、失望、孤立感等，都很自然地成為當時的存在主義哲學意識的最適宜的土壤。正是在這樣的特殊的歷史條件和思想條件的基礎上，雅斯貝爾斯等人建立了存在主義的萌芽形態。
實際上，19世紀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籠罩於德國社會的那種忽而狂妄、忽而悲觀頹廢的心理和情緒，並不只是反映在當時的存在主義哲學當中。在哲學以外的文學、歷史學、宗教等其他意識形態領域中也有反映。為了說明這個問題，這裡不妨以當時的德國文學中出現的頹廢文學和德國神學界中出現的所謂「危機神學」作為例子。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德國文壇上流行著很多頹廢文學的流派，其中主要有象徵主義和表現主義。象徵主義以詩人斯特凡·格奧爾格（Stefan George，1868-1933）和萊爾納·瑪利亞·裡爾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為代表；而表現主義風靡一時的時候主要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
格奧爾格和他周圍的作家早在1892年就創辦了《為藝術的篇頁》（Blatter fur die Kunst）。這個刊物登載他們的作品，發表他們的綱領。他們認為，真正的藝術就是反理性主義哲學家尼采所主張的那種「為藝術的藝術」；在這些藝術家們看來，人民是一群愚笨的「群氓」，他們自己乃是「超人」，而「超人」的王國乃是「深沉的夢境」。因此，他們的作品歌頌黑夜，害怕光明，反對理性，強調感覺。在他們看來，詩人應想到自己，而不是想到別人，應該寫個人的細膩的病態心理感情，而不應關心周圍的一切。格奧爾格寫的《頌歌》（Hymnen）和《阿爾加巴爾》（Algabal）就是這種「超人」的藝術的典型。在格奧爾格的作品中已經包含了許多與後來的存在主義哲學家所反映的狂妄而頹廢的心理相類似的東西。格奧爾格所寫的《阿爾加巴爾》所歌頌的，是一個只有自己的「存在」的目中無人的羅馬暴君赫利奧加巴爾（Heliogabal）。正因為格奧爾格的文學作品歌頌了狂妄、冒險、目中無人的「超人」；所以，在20世紀30年代時期，希特勒的黨徒們曾經把蓋歐爾格推崇為「偉大」的詩人，就像他們當時推崇存在主義哲學家海德格爾那樣。
裡爾克有一首歌頌關閉在鐵籠中的豹的詩。他所歌頌的那種豹，同當時的存在主義者雅斯貝爾斯及稍後一些時候的存在主義者海德格爾所描述的狂妄的「此在」，有很多相似之處。他們之間的基本相似點在於：我就是一切；我就是宇宙；儘管我被關在鐵籠中，但「此在」以外的一切都可以「化為烏有」。請看看裡爾克的這首歌頌《籠中豹》的詩：
它的目光因為經過這些鐵欄，
變得這樣疲倦，什麼也把握不住。
它覺得，好像有千條的鐵欄，
千條的鐵欄後面便沒有宇宙。
強韌的步履邁出柔軟的步容，
這步容在極小的圈中盤轉，
好像力的舞蹈圍繞一個中心，
在中心一個偉大的意志昏眩。
只有眸子的簾幕時而無聲地
撩起——
於是有一幅圖像侵入，
侵入四肢的緊張的靜寂——
這圖像在心裡化為烏有。
據作者自己說，他為了寫這首詩，在巴黎公園裡親自在鐵籠外對豹作了三天的觀察。但是，他觀察豹的時候，他心情是矛盾的：既狂妄又悲觀。他把自己的心情強加於豹之上，使豹成為類似於存在主義者的「狂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德國表現主義文學家瓦爾特·哈森克萊維爾（Walter Hasenclever，1890-1940）、劇作家格奧爾格·凱撒（Georg Kaiser，1878-1945）、小說家弗朗茲·魏爾菲爾（Franz Werfel，1890-1945）等人的作品，也表現了類似的思想傾向。
在宗教界，德國人的那種妄想統治世界的野心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後出現的悲觀、失望而不甘心失敗的情緒也集中地反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結束不久形成的「危機神學」（Theology of Crisis）當中。「危機神學」又名「辯證神學」（Dialectical Theology），最初發端於1919年。在思想和理論方面，這一派神學尤其繼承齊克果關於「人」在上帝面前的孤獨性和恐懼性的思想觀念，強調「人」在「無」面前的「孤寂性」（Einsamkeit des Menschen vor dem Nichts）及其與「恐懼」的基本情態的內在關係，以及在此基礎上，人的存在必然導向「自我存在」（Selbstsein）和「自由」的公開化趨勢。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德國籍的瑞士神學家卡爾·巴特（Karl Barth，1886-1968）等人。巴特的第一篇著作《論致羅馬人信》發表於1919年。接著，巴特等人創辦了《兩代之間》（Zwischen der Zeit）雜誌作為危機神學的喉舌。這派神學認為，人類已陷入危機，世界已進入「末世」；人性敗壞，犯了「原罪」的人只能靜候上帝的最後審判。
所有這些思想情緒同當時剛剛出現的存在主義思想不謀而合。它們都有共同的基調——否定人性，否定社會，狂妄自大而又悲觀孤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不久形成的雅斯貝爾斯存在主義哲學，從一開始就具備了存在主義的所有那些基本特徵。但是，在第一階段，存在主義還沒有形成體系。它的主要思想比較零散地表現在雅斯貝爾斯的當時著作中。
作為這一階段存在主義思想的主要代表作的，是雅斯貝爾斯發表於1919年的一篇書名為《世界觀心理學》（Psychologie der Weltanschauungen）的著作。
雅斯貝爾斯的這本存在主義著作奠定了存在主義哲學的內容和方法論基礎。如前所述，存在主義以一種特殊的人生哲學的姿態出現，它的中心論題是人的生存的問題；而它的基本方法則是把人一個一個地割離開來，拋棄人的一般屬性和特徵，只承認個人的「存在」及其獨一無二的「自我存在化」的特性。雅斯貝爾斯的《世界觀心理學》就是以這個內容和這個方法寫出的當代存在主義的第一部著作。
雅斯貝爾斯這本書探索了個人的存在問題，分析個人在自己存在中所體現的自我創造，以及人所不可避免的痛苦、罪惡、奮鬥、死亡等等。正如雅斯貝爾斯自己所說的：這本書「成為我未來思想的根基」２ 。其實，雅斯貝爾斯的這本書的意義和影響遠遠超出了他個人的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