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僅僅用十多年的時間，德國就迅速地重整軍備，走上軍國主義的老路。德國軍國主義者在復仇、稱霸的狂熱動機的推動下，不顧第一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和人心的極大創傷，加速把歐洲推向新的世界大戰戰禍的邊緣。
在這期間，在整個歐洲以至全世界發生了空前未有的經濟危機。20世紀20年代末的經濟危機給各國人民帶來的災難在許多人的心靈裡留下很深的傷痕。人們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禍還記憶猶新。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恐怖心理的基礎上，經濟危機的打擊又增加了新的悲觀陰影。有更多的人感到自己無從掌握自己的命運，而一小群像希特勒、墨索里尼那樣的野心家、亡命之徒也想趁著社會災難和混亂的時機登上統治世界的帝王寶座。
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原來已經初露端倪的存在主義如春筍逢雨，乘勢猛長。所以，存在主義很快就在20世紀20年代末形成體系，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鞏固和成熟起來。
在這一時期，也像存在主義的萌芽期一樣，在文學、神學等領域出現了許多與存在主義相類似的流派，他們都和同時代的主要存在主義代表人物海德格爾唱一個調子。例如在德國文學界中，出現了像埃特文·埃利希·德溫格（Edwin Erich Dwinger）、西奧多·克魯格（Theodor Kroger）、維爾內爾·博伊梅爾堡（Werner Beumelburg）、恩斯特·榮格（Ernst Junger）和漢斯·格林（Hans Grimm）等人的充滿狂妄、神秘和鼓吹自我奮鬥的作品。1926年，也就是在海德格爾發表存在主義主要著作《存在與時間》的前一年，漢斯·格林發表了長篇小說《沒有地盤的民族》（Wolk ohne Raum），鼓吹不顧一切的自我冒險和以個人為中心的人生觀。與此同時，魯道夫·布爾特曼（Rudolf Bultmann，1884-1976）也完成了「存在主義神學」的體系化過程。
從20世紀20年代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存在主義的體系化主要是由海德格爾完成的。如果從思想條件來說，前面提到過的雅斯貝爾斯又並不比海德格爾差。但是，由於雅斯貝爾斯受到了家族血統的限制——雅斯貝爾斯的妻子是猶太人——而希特勒又不允許一個與猶太人有關係的哲學家來創立法西斯的存在主義哲學，所以，完成存在主義體系化的任務就只能由海德格爾一個人單獨來擔當。
存在主義完成體系化的主要標誌是海德格爾在1927年發表的《存在與時間》一書。
從1927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海德格爾和薩特，這兩位存在主義大師發表了一系列著作，使存在主義哲學的體系得到了充實，真正成熟起來。
我們通觀存在主義哲學發展的歷史，可以看出，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存在主義哲學大豐收的時期。存在主義的最主要的著作都是在這個時期完成的。
不僅如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存在主義的發展還奠定了此後存在主義兩大派系的平行發展的趨勢。如上所述，在這一時期，先是德國的海德格爾完成了存在主義的體系化，接著是法國的薩特，在海德格爾的影響下，形成了自己的獨具風格的存在主義體系。關於這兩大存在主義派系的基本特徵，本書將在以下兩章中進一步深入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