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的存在主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開始形成，20世紀20年代末逐漸體系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結束後一段時間內，進一步擴展到整個歐洲，20世紀50年代遍及美國和世界其他地方。20世紀50年代是存在主義的頂峰時期。在那個時候，其傳播之廣，影響之深，連那些一向對哲學不感興趣的小市民、家庭主婦、小知識分子以及妓女、流浪漢等，都競相標榜自己是存在主義的信徒。在當時的法國、西班牙、意大利的街道上，隨便什麼時候，都可以聽到人們指著那些光怪陸離地穿著奇裝異服的人說：「他（她）是存在主義者！」「存在主義」成了一種時髦，充斥於報紙、小說、雜誌、戲院和咖啡館裡。20世紀60年代初以後，存在主義哲學又慢慢地恢復到20世紀50年代前那種只限於在哲學界裡存在的狀態。但是，經歷了50年代整整十年「高潮時期」的普遍傳播，它在60年代後的回縮過程並不是簡單地回到它在50年代前的那種狀況。恰恰相反，它在一般群眾中已經留下很深的影響。因此，存在主義在60年代後的所謂「回縮」，只能這樣來理解：人們不再口頭上活躍地談論它，但在思想上仍然遵循著它的原則。所以，迄今為止，就影響的深度而言，存在主義仍然堪稱當代最流行的主要思潮之一。
存在主義從開始形成、發展，到它的全盛時期，經歷四十個年頭。再加上60年代以來，它仍然保持著在哲學界的重要地位和在群眾中的重大影響，它的歷史已經足足60年。
從1918年到1978年，整整60年中，存在主義的興亡沉浮，始終與社會時代的脈搏息息相關。
簡單地說，存在主義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人類帶來空前災難的戰禍中誕生的，是在20世紀20年代末世界性經濟危機的陰影中形成體系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所釀成的人類空前大屠殺及其餘波的恐怖氣氛中傳播開來的。由此可見，災難、痛苦、不幸、恐怖和絕望，是存在主義哲學產生、發展、傳播的客觀條件之一。
所有的存在主義哲學家，在談論他們所處的時代和環境時，幾乎都離不開一個「苦」字。海德格爾曾說，我們正處在「無家可歸」的時代。在這「無家可歸」的時代裡，人們失去了精神的依托，感到孤獨、空虛、苦悶、恐懼、絕望。薩特說，在這個世界裡，我們「被拋棄」（thrown）、「被譴責」（condemned）、「被丟棄」（abandoned），以致於使我們完全從這個世界中「解脫」（free）出來。馬塞爾說，這是「破爛不堪的世界」（broken world）；尼古拉·別爾加耶夫（Nikolai Alexandrovich Berdyaev）說，現在，人類陷入空前的「大災難」（catastrophe）；加繆把這個世界說成是「荒謬的世界」（absurd world）；梅洛-龐蒂則說，這是「顛三倒四的世界」（dislocated world）；如此等等。
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羅列了這麼多存在主義者的千篇一律的厭世言論，是因為這些對當今世界的責難，不僅是存在主義整個思想體系的基調，而且也集中地反映了存在主義所由以產生的那個社會歷史背景的特點。
當人類進入本世紀的時候，世界資本主義已進入到帝國主義階段。存在主義的故鄉——歐洲，由於社會矛盾激化，各資本主義列強相互爭奪政治、經濟霸權；人與人之間相互傾軋，互視為仇敵，爾虞我詐到達了登峰造極的程度。因此，歐洲成為兩次世界大戰的策源地和主要戰場。兩次大戰給人類，特別是給歐洲帶來的苦難，是歷史上空前未有的。
主要在歐洲進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從1914年到1918年，持續經歷四年零三個月，雙方參戰國家33個，捲入戰爭漩渦的人口達15億以上，動員兵力6，500萬之多。戰爭結果，雙方參戰兵員中，有百分之六十傷亡，其中有900萬人死亡。德國的傷亡人數是600萬。而法國的傷亡人數達550萬——相當於法國戰前男性公民總數的四分之一以上。
第二次世界大戰從1939年開始，至1945年結束；先後有60多個國家和地區、約占世界人口五分之四的人口捲入戰爭。在戰爭中，雙方軍民死亡人數達5，400萬。在歐洲，僅波蘭一國，在戰爭中就死去了6百多萬人，占它的全國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二。
戰爭給德國和法國帶來的災難更是無法估量。德國兩次成為世界大戰的溫床，兩次又成為戰敗國。而法國，作為德國的鄰國和敵國，兩次都作出了重大的犧牲。戰爭結果，家破人亡，流離失所者不計其數。在這樣的災難面前，社會本身又拿不出醫治創傷的藥方。不僅如此，戰爭反而加劇了社會的矛盾。人們在遭受肉體上的苦痛和物質上的損耗的同時，又看到社會道德的墮落——人與人之間互不信任，互不支持。正如法國存在主義者加繆所說：「在任何一條街道巷裡，每個人都可以碰到荒謬絕倫的事情。」１
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有些人就必然對生活失去信心，感到絕望；有的人不相信別人，甚至厭恨別人，覺得唯有自己是可靠的；有的人對社會感到絕望，只好訴諸自己；有的人感到生活是不可捉摸的，無規律可言，隨時都有被毀滅的可能；……如此等等。所有這些，都是產生和發展存在主義的最好的土壤和氣候，是存在主義思想的最原始的自然材料。
所以，毫不奇怪，每當出現上述類似歷史現象，不論在中國還是在外國，不論在古代還是在近代，都不可避免地要出現類似存在主義的那種悲觀厭世、反理性主義、懷疑一切的思想情緒或思潮。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上述一般社會歷史條件，只是為產生和滋長存在主義提供客觀的條件；這些社會歷史條件只是存在主義產生和發展的一個先決條件，但還不是它的全部根源。
要說明存在主義何以在當時，而不是在另外一個苦難的歲月裡產生和發展起來，必須更進一步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具體環境，還必須深入分析當時的社會思想狀況和哲學思想的發展水平。以下幾節將逐步分析這些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