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科學，從其拉丁詞源humanitas開始，就突出了一切與「人性」和「人的文化」有關的學問、認識、道德和行為。因此人文科學很自然地成為人性和人的價值的理論結晶，最能體現人類本性的可貴品質及其無限潛力，成為人類文化及在其中體現的富有進取性和創造性的人類精神的自我表現。雖然，作為一個科學語詞，The Humanities在西方只是從15世紀和16世紀，為區別於中世紀的神學而才開始被使用，但人文科學的各門學科，作為以人性為基點的各種邏輯認識體系和研究成果，早從古希臘時代起，便已經隨著人類文化總體的發展而存在並不斷地完善。法國著名哲學家列昂·布倫斯維克（Leon Brunschvicg，18691944）在其著作《人類經驗與物理因果性》（Experience humaine et Causalitephysique，1922）一書中說：早在蘇格拉底的時代起，人文科學的各種研究就試圖引導人類本身正確地置身於具有自我判斷意識的自身良心之上（見《人類經驗與物理因果性》原版第576577頁）。另一位美國哲學家兼專欄作家瓦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8891974）則直截了當地主張用一種基於人性的道德去對抗有神論，顯示人在神面前的威力：人不再信仰天上的神或彼岸世界的權威；人必須完全在人類經驗之中證實其正義性。因此，人活著，應該堅信自己的職責並不是使自己的意志服從上帝的意志，而是服從關於保證人類幸福的最可靠的知識（Walter Lippmann，A Preface to Morals，1929，p.137）。
人類文化發展的全部歷史，證明了人文科學不愧是人的創造精神和人的尊嚴之最高理論表現。語言學、人類學、神話學、宗教學、歷史學、法學、政治學、心理學、精神分析學、哲學、文學、美學、倫理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學科及其不斷節生而又相互融合的分支，構成了人類文化寶庫中最直接、最深刻和最奧妙的顯示人類靈魂的知識精華的匯聚點。
這就是為什麼巴爾扎克（Honorede Balzac，17991850）指出：「對於會讀歷史的人來說，可以發現有一條令人讚賞的邏輯法則在發展著；在這一邏輯法則中表現了整個人類像一個整體一樣活動著，像一個獨一無二的精神那樣思索著，並步伐整齊地實現其行為。」（巴爾扎克：《著作集》，七姐妹文學叢書法文版，第一卷，第394頁）在歷史中不斷發展和不斷豐富的人文科學，不管它有何等雜多的內容，何等不同的學科形式，何等劇烈的對立觀點和流派，歸根到底，都是、也只能是人類精神和人性的概念化和邏輯化，也是人類意志和情感的語言凝結物。
因此，研究人文科學將有助於認識人類本身，認識人類文化的價值，提高人的尊嚴和道德，振興和推動社會的發展和進步。
人文科學既然與人類整體緊密聯繫，它的發展也自然地維繫於社會的發展。近二三十年來，由於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社會結構的急劇改變，人文科學也產生了新的發展動向。這種動向，在某種意義上，預示著人類及其整個文化的具有深遠意義的根本性變化。
1981年召開於法國塞夫勒（Sevres）的法國人類學代表大會所得出的某些結論，具有一定的典型意義。人類學在其發展史上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近似於哲學——在許多情況下，人類學與哲學在研究關於「人」的知識領域時，往往提出幾乎類似的理論推理。同樣的，作為一門人文科學，哲學史也不斷豐富著在歷史運動中的人類學。人類學與哲學的相互滲透，或者說，人類學的哲學化或哲學的人本化，具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論上的根源。近半個世紀以來在自然科學界的許多新突破，使哲學家哈貝馬斯、法國哲學家讓·弗朗索瓦·利奧塔（Jean－Francois Lyotard）等向科學本身提出了所謂「合法性」（Legitimation）的問題。在同一個提問題的方向上，哲學家和人文科學家們也相應地提出了人類文化構成的「象徵化」或「符號化」（Symbolization）的問題。這種研究趨勢表明：人類認識的途徑本身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嚴格檢驗。1973年哈佛大學的傑拉德·荷爾頓（Gerald Holton，1922）教授發表了兩本很有份量的書：《科學的想像》（The Scientific Imagina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和《科學思維的論題根源：從開普勒到愛因斯坦》（Thematic Origins of Scientific Thought：Kepler to Einstei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在傑拉德·荷爾頓看來，以理性為基礎的科學，始終都從「源遠流長的哲學」（Philosophia perennis）中汲取最基本的營養。毫不奇怪，那些傑出的科學家們——諸如費耶阿本（Paul Feyerabend，19241994）、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19221996）等人——也親自深入到哲學認識領域中，提出了震撼人類文化根基的深刻問題。西方文化把與此相聯繫的問題概括成「科學與文化的現代性」（Modernite）。這一範疇的表現表示了人文科學和整個文化的新紀元的到來。
自然科學和技術的發展，不但沒有推翻人文科學，反而更進一步地證實了：人文科學並非像經常那樣被看作是「不確定的」知識體系，而是像自然科學那樣，根植於人類精神本身。毋寧說，作為人的價值在知識大樹上結成的果實，人文科學更有理由成為自然科學與整個文化的邏輯基礎。
如果說，在古典時期，人們習慣於把人文科學基於歷史的發展，因而把歷史學看作是整個人文科學的基礎，如同數學被傳統地看作自然科學的基礎那樣，在當代的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基礎研究中，語言學的突出作用已經不證自明瞭。一切科學，歸根結底，是在語言中展開並證實其「合法性」的。語言是人類文化的基礎和創造手段。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突破了語言學研究的許多傳統封鎖線，使語言研究成為揭示人類精神奧秘的鑰匙。弄通語言之門，就如同使一位啞巴說話一樣，頓時也撬開了思維之竅門，逕直溝通了人的內在世界與外在世界的交流。因此，語言學的研究全面地推動了人類學、心理學、社會學、哲學、文學及美學的發展，也在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之間搭起溝通的橋樑。於是，在人文科學中，一種所謂「溝通（或傳播）科學」（Sciences de la Communication）和「溝通哲學」（Philosophie de la Communication）也應運而生。這類溝通學開闢了新的認識領域，為一切科學和所有的人之間的「對話」提供了可能的前景，也為人文科學的研究走出原有的傳統領域。
語言學的研究也向歷史學研究提出了挑戰。如果說推崇理性的普特南（Hilary Putnam，19262016）也承認歷史的優先地位的話Reason，Truth and History，1981）；如果說，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也注重研究人類性情形態和人的認識體系的歷史的話Les Mots et les Choses，une arche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1966），那麼，語言學的研究就直接地揭示了「歷史之賦予存在以形式」的重要作用（見菲利普·阿里耶斯（Philippe Aries）的著作《面對死亡的人》），也同樣地揭示了歷史作為「敘述」（Narration）之本來面貌。作為科學方法的「敘述」乃是具有「認識論戰略地位」的科學知識的基本方法——保羅·利科（Paul Ricoeur，19132005）在其最新著作《時間與記述》三卷本（Temps et Recit）中就把研究焦點集中在Recit（記述）之上，顯示了歷史學本身因現代科學與現代語言學研究的衝擊而發生一次「大爆炸」（Big－Bang）之複雜情形。
總之，科學技術的新成果，作為人文科學基礎的歷史學與語言學的新突破，作為直接以「人及其文化」為對象的人類學的深化，以及一系列對人類認識過程產生根本影響的社會因素的出現，促使人文科學自然科學相互對話的過程中，在同社會政治生活既保持聯繫、又保持本身獨立尊嚴的處境中，向著人類共同體的「宏觀結構」（Macrostructure）和人類意識的「微觀現象」（Microphenomene）進行更廣泛而深入的研究，加固了人文科學在人類文化總體中的特殊地位。
天地圖書公司出版的《人文科學叢書》*，當然從形式上來看具有通俗普及的意義，但就基本宗旨而言，乃是人文科學本身在當代社會中進行自我確立的一種嘗試。因此，它渴望一切珍愛文化和尊重人的尊嚴的人士的愛護和支持。願這知識之花在成千成萬的文化愛好者的澆灌下茁壯成長！
高宣揚謹識
1987年初冬於巴黎
*高宣揚先生主編的《人文科學叢書》首先由香港天地圖書公司出版，1990年天地圖書公司與台灣遠流出版公司協議合作，此後所有叢書在台灣進行編輯工作，兩地聯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