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飛逝而過。從我第一次接觸存在主義哲學至今，整整35年了！而我寫的第一本論存在主義的書《存在主義概說》（香港天地圖書公司出版），也轉眼間發表了15年。
1957年我進入北京大學哲學系不久，即受教於熊偉教授。他是存在主義大師海德格爾的學生。記得在迎接我們這一批「新生」的晚會上，系主任鄭昕教授對我們介紹說，熊偉先生曾在1934年在德國弗萊堡大學聆聽海德格爾授課。大學三年級時，我選修了熊偉老師的存在主義課。他講課的姿態和語調，大有倣傚海德格爾之意，並不注重於灌輸知識，而是以詩一般的風格，啟人「思」，啟人「說」，力圖引導聽者「走向事物本身」，親臨領悟「思」和「說」的「自我顯現」。「先是『在』 ，才有『在者』！ 」「這世界是『在』 出來的！」這兩句恬然證明存在主義精神的名言，出自熊老師之口，不僅其抑揚頓挫之誦詩舉止，至今仍栩栩如生，而且，其中的深刻含義也是經得起時間的考驗，越推敲越可以「思」出層層道理來：真個是：「良久有回味，始覺甘如飴。」
自那以後，「文化大革命」中親身經歷的人生辛酸煎熬，讓我更深切地體會到存在主義的基本概念「焦慮」、「孤獨」及「死亡」的含義，也使我更深刻地領悟自由之珍貴！所以，1987年，當我移居法國途經香港時，發表的第一本書便是《存在主義概說》。
但是，我對存在主義的研究，並不單純出自個人的興趣和遭遇。
如同西方各種思潮一般，存在主義往往容易被人們誤解成少數人杜撰出來的奇思異想，似乎是為滿足在急速變化的社會危機中無法掌握自身命運的頹廢主義者的精神需求；或者，甚至把存在主義簡單地歸結為「時髦」的裝飾品，可以隨人云亦云的趨勢而頃刻間充斥於世間，也可以在另一瞬間像被玩膩了的玩具一樣被說成為「過時」的。實際上，存在主義由於確實被許多人誤解，在20世紀60年代以後，似乎真的被當作「過時」的東西而遭受冷遇。比起二三十年前，現在很少人提起存在主義；即使有人談起存在主義，也總是不加思考地被看作是「消極的」思想。
近年來對存在主義的如此誤解，一點也不能貶低存在主義本身的價值。稍微注意社會思潮動向和對西方文化稍作反思的人們，都會輕而易舉地發現，存在主義的影響不僅沒有消失殆盡，而且恰恰相反，存在主義大師海德格爾、薩特、克爾凱郭爾、加繆、梅洛龐蒂、雅斯貝爾斯、卡夫卡及馬塞爾等人的著作及其觀點，越來越被現代派、後現代派及後結構主義者所引用和進一步發揮。不僅如此，存在主義的影響至今仍然越來越擴及和深入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深入到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各個學科中去。
存在主義的理論力量及其在現代思想史上所顯示的經久不息的生命力，只能來自存在主義本身所包含的真理性，來自存在主義所包含的人道主義精神。薩特和海德格爾都在1946年各自就存在主義的人道主義性質進行論述１ ，深刻地表達了存在主義對人的命運的關切，體現出存在主義經由人道主義同西方乃至全人類文化傳統的內在聯繫。存在主義作為一種人道主義，確立了它在人類思想史上應有的歷史地位。
存在主義和其他各個西方思潮一樣，當它們一時氾濫而成為社會思潮的時候，只是作為一種社會現象而出現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內。但一種社會思潮作為一種社會現象 出現的時候，只是一個結果 ，而不是原因 ；只是顯現出來的假象 ，而不是其本質 。正如本書引言所將要論證的，重要的問題，是要通過一種社會思潮的出現，去進一步揭示那些裝飾在外表上的時髦外衣，使掩蓋在底基下的更深刻的本質，即它們的深遠的文化淵源及其精神實質，能徹底地和本真地顯示出來，成為重建新型的當代社會文化的重要養料，既繼承和發揚其中的傳統精華，又肯定其獨有的創新精神。
從這樣一種嚴肅認真的態度出發，我把存在主義和20世紀西方其他思潮一樣看待，既把它們當作知識寶庫中的珍貴成分，又把它們當作西方文化傳統的延續和發展；既看作是思想家的思維結晶，又看作是人類世界歷史經驗的理論總結。它們的發生和發展，往往有著遠比現實的社會具體條件更深遠、更牢固和更穩定得多的思想和理論基礎。因此，20世紀西方思潮的任何一個 流派，其重要意義，與其是作為這樣或那樣的社會思潮而出現，不如說是作為人類整體的一種理論思維運動，構成為整個人類文化寶庫的基本成分和內在動力！
早從1957年進入北京大學哲學系的時候起，西方哲學的豐富而深刻的內容及其對社會生活各領域和對人文、社會科學各門學科的深刻影響，就引起了我的強烈的興趣，並深深地吸引著我，使我在那以後的30多年的歲月中，始終都沒有離開過對這個文化寶庫的探索工作。所幸的是，近15年來，我能有機會在國外，主要是在法國、德國和英國，連續不斷地學習和研究當代西方哲學和20世紀社會思潮。在點點滴滴的資料搜集和逐步分析研究的基礎上，我終於有可能按重要學派和主要思想家的脈絡，先後寫出和發表了有關西方各國20世紀哲學和社會思潮的書：《存在主義概說》、《薩特傳》、《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概論》、《弗洛伊德傳》、《羅素哲學概論》、《羅素傳》、《結構主義》、《畢加索傳》、《實用主義概論》、《新馬克思主義導引》、《德國哲學的發展》、《解釋學簡論》、《利科的解釋學》、《哲學人類學》及《哈貝馬斯論》。這些書自1978年以來，已各自先後再版和增訂新版；其中《結構主義》一書，香港已出四版，台北則連出三版，而且，幾乎每次新版，都有所增訂，補充有關結構主義的新的資料和新的分析研究成果。這一切，使我有機會，在分門別類、逐漸總結以及分期補充的基礎上，系統地和有步驟地研究西方20世紀哲學和社會思潮的各個流派及其相互關係，以求盡可能全面地跟上時代精神的發展步伐，並從總體上和從比較研究的角度，把握西方20世紀思潮的實質。
再過幾年，人類歷史將進入21世紀。在這新舊世紀交替的歷史時刻，筆者百思交集，以一位在20世紀內長大並正慢慢接近「准老年人」的身份，期望能有機會逐步完成對20世紀西方思潮的系統研究初稿，呈獻給我所有的老師們和親愛的讀者們，並誠懇地期望惠予批評和指教。
最後，我要感謝生我、養我和教育我的父母——是他們從我懂事的時候起，指引我走上不斷地學習人類文化和自由獨立思考的人生道路；感謝愛妻許敦煌女士和我的女兒高寧，對我的時時刻刻和無微不至的支持和幫助，她們不僅在生活上和精神上關懷我，也犧牲自己的休息時間為我整理資料。我同樣要感謝我的國內外的老師和同事們，尤其感謝恩師鄭昕教授、洪謙教授和熊偉教授；最近10多年還要感謝法國的列維斯特勞斯、保羅·利科、比埃爾·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及德國的赫伯特·施奈德爾巴赫（Herbert Schnaedelbach）等教授——他們一次又一次地親自指導我深入理解各個重要的理論觀點，並慷慨地給我提供他們個人研究的最新的資料。感謝法國哲學協會主席雅克·董特（Jacques D\'Hondt）和巴黎第十大學第一副校長喬治·拉畢卡（Georges Labica）兩位教授為我提供了最好的研究條件。沒有我的師長和親友的幫助，我對於20世紀西方思潮的龐大的研究計劃，是無從開始、也無法持續地進行下去的。
高宣揚
1993年3月中旬
於台北士林外雙溪東吳大學
註釋
１參見本書第四、五章；並參考薩特（J.P.Sartre）著：《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L\'Existentialisme est un humanisme，Nagel，Paris，1946）；海德格爾（M.Heidegger）著：《關於人道主義的信》（Brief ueber den Humanismus，19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