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字片的小街，十之八九是沒有院子的小街。一戶人傢挨著一戶人傢，傢傢戶戶的門窗都直接開向沙土街道，開向對面的人傢。初來乍到之時都窮得叮當響，拖兒帶女僅挑一副擔子流落至此，哪敢妄想建一處有院子的傢啊！並且，如前所述，那時都還心系著老傢呀，沒打算長住下去嘛。既沒打算長住下去，可不好歹蓋成一兩間土坯房，全傢湊合著有個容身之處就行瞭唄！所以傢傢戶戶挨得緊，大多數人傢是為瞭省事，可少砌一面墻，共有的那面墻也不會是冷墻瞭，對兩傢都有益的。小街窄，窗對窗，門對門，在當年圖的是安全。任何一傢發生瞭不好的事，開窗或開門一喊，幾乎一條小街的人都能聽到。
在此種居住情況之下形成的左鄰右舍的關系，是以前他們在農村時沒有過的新型關系。好處是，“拆瞭墻就是一傢人”這句形容親近程度的話，提醒著傢傢戶戶和諧是多麼重要。不好之處是，如果兩戶人傢鬧成瞭誓不兩立、水火難容的惡劣關系，那麼可就都別想有順心的日子瞭！甭說那麼一種關系的兩戶人傢瞭，就是住在同一條街的任何兩戶人傢，也不願甚至不敢使彼此的關系糟糕到那麼一種地步。“低頭不見抬頭見”，用以形容小街上人與人包括孩子與孩子的生活常態，特別貼切。還有種不好之處是，傢傢戶戶都難有隱私可言。誰傢剃菜劈柴砸煤塊，無論冬夏，起碼左鄰右舍是聽得清楚的。若在開窗圖風涼的季節，街對面人傢的大人孩子在幹什麼，彼此一目瞭然。若誰傢來瞭陌生人，想讓別人傢在一整天內根本不知道也是不可能的。
與一九四九年前後相比，小街雖已有瞭街名，每戶人傢有瞭門牌號，但所有的人傢，都變得越發不像傢瞭。從前的草房頂看上去還較為順眼的草，二十幾年間早已不知被無數次大風刮到何方去瞭，草房頂變成瞭油氈的房頂。油氈房頂換一次得花不少錢，沒有哪傢花得起。這裡那裡破瞭，雨天屋裡漏雨瞭，隻得用不知從哪兒撿的油氈片兒蓋住。怕被風刮跑，用各種各樣的石頭壓著，許多人傢的房頂看上去像留在那兒的象棋殘局。
傢傢戶戶的門窗都不正瞭，有些人傢的門窗歪斜得厲害，開關都費事。男人們一次次用菜刀斧頭砍削門框窗框，多次後，門框窗框就不成樣子瞭。
若誰傢的女人到別人傢串門，見別人傢的門框窗框接近完好，都會忍不住羨慕地說：“我傢門窗要是也這樣，我這輩子對傢也就再沒什麼其他奢望瞭。門窗這樣，才多少像個傢的意思啊！”
所有的土坯房也都變矮瞭。這是因為當初修路時，將路面墊高瞭。路面高瞭，雨水自然會從街上流進屋裡。為防止自己傢被雨水淹瞭，傢傢戶戶不得不在門前“築壩”。當然，說築壩是誇張，其實是用泥土摻煤灰堆成弧形的坎——從小街的這一端向那一端望去，仿佛每一戶人傢門前都修築瞭射擊掩體。
街頭街尾的公廁也都搖搖欲墜瞭。有的公廁已不存在，由街道幹部指揮居民填平瞭。踏板腐朽，上廁所成瞭冒險之事，怕孩子們掉下去溺死。填平是填平瞭，但是從開春起，臭味兒便從地下散發上來，人們無不掩鼻而過。街道幹部們又煞費苦心，弄來半高不高的樹栽在那兒。不久樹死瞭，都是從農村來的人，誰都知道是被過足的肥力燒死瞭。這點兒屬於農民的常識他們是有的，卻誰都不道破，怕街道幹部指責自己是“事後諸葛亮”。
每一根電線桿子還立在原地，但早已沒瞭燈泡。燈泡總丟，證明那幾條街上貪小便宜者大有人在。有的電線桿子也傾斜瞭，人們經常懷想曾有街燈的美好日子。
周秉昆的傢住在街頭，是那條小街的第一戶。他傢由裡外兩間構成，兩間屋同樣面積，都是二十幾平方米的方正的房間。周秉昆的父親周志剛是孝子，當年考慮到瞭，自己作為單傳獨苗，一旦在城市立穩瞭腳跟，應將父母從山東老傢接出來，以盡床頭之孝。他當年一咬牙借瞭民間的高利貸，非要使自己的傢有兩個房間不可。他在做兒子和做父親兩方面都極要強，並且還較幸運。兩位老人從山東來到這個傢後，秉昆的奶奶交給他一副鐲子，說是祖上傳下的，值些錢。那年秉昆的哥哥秉義剛出生，周志剛請識貨的人過過眼。識貨的人斷定是好東西，願意將他介紹給一位喜愛中國玉器的富有的俄國人，條件是成交瞭給點兒提成。當時東北己“光復”瞭，放高利貸的人因為有不少惡行被新政府鎮壓瞭，高利貸不必還，也沒法還，滿洲幣作廢瞭。所以，那副鐲子保留下來瞭。待周秉昆出生時，新中國成立瞭，他不但有瞭哥哥，還有瞭姐姐。姐姐大他三歲，哥哥大他姐三歲。
在六十年代初的饑餓時期，秉昆的爺爺奶奶因為沒有城市口糧，不得不回山東老傢去瞭，不久先後死在老傢。
那時，周秉昆的父親已是建築工人，身在大西北。
雖然，住兩間打瞭地基的土坯房的周傢很被人羨慕，卻有不那麼開心的方面。政府建公廁時，地點離周傢最近，也就十來米的距離。秉昆的母親當然強烈反對，但經不住一位善於做思想工作的街道幹部的說服。實際上，因為小街太窄，公廁除瞭建在周傢門窗的斜對面，也沒另外的地方可選。建公廁是有益整條街的事，如不許建，會將整條街的人都得罪瞭，所以成瞭不同意也得同意的事。為瞭對周傢的體諒予以補償，街道幹部允許周傢在門前圍上十幾米地面做小院子。這麼一來，周傢又成瞭那條街唯一有小院子的人傢。
以後的兩年，不論多熱的夏季，周傢的門窗輕易是不敞開的。
周秉昆的父親從大西北回來探傢那年，見已是那種情況，倒也沒多麼的不高興。
這位新中國第一代建築工人自我安慰地對妻子和兒女們說：“看來政府辦事還是公平的，你們不是都喜歡養些花花草草嗎？沒有那公廁，咱傢哪來這院子？再者，離公廁近有近的好處，上廁所還方便呢！”
在探傢的日子裡，他在兩間屋的後墻上各開出瞭一扇窗。屋子不但更亮堂瞭，夏季也涼快瞭。
周傢小院子的花草，遂成那條小街唯一的景點。
一九七二年，周傢隻剩周秉昆和他母親兩口人瞭。
周秉昆的哥哥周秉義“文革”前是市一中的高三學生，他本是要考大學的，父母也支持。“文革”一起來，他的大學夢成泡影瞭。“上山下鄉”前，他是“逍遙派”，除瞭躲在傢中偷閱禁書，就是與自己的同班同學郝冬梅戀愛。郝冬梅的父親曾是副省長，“文革”初就被打倒瞭。“黑五類”子女是哪一派紅衛兵組織都排斥的，她自己也不願死乞白賴地加入，便也隻能是“逍遙派”。“逍遙派”是造反派們對自行邊緣化的一類人的嘲諷之謂，其實既不能升學也不能工作，他們的心理狀態並不“逍遙”。比之於狂熱的造反派，反而多瞭份閑愁。造反畢竟是一樁可以讓青年人暫時忘憂的似乎特有意義的事，連這樣的事也不積極，當然就得自己解決煩惱問題囉！
周秉義與郝冬梅這對戀人，抵抗煩惱與閑愁的辦法，隻有讀禁書和戀愛，那簡直也可以說是他倆的絕招、法寶。除瞭毛澤東和魯迅的書，其他書籍在中國似乎已不存在瞭，但也就是似乎而已。任何時代都有些不怎麼怕事的人，周秉義和郝冬梅便總是能搞到以前不曾讀過的書來讀。有時還在周傢拉上窗簾一個讀，一個聽；還討論，甚至爭論。秉昆和姐姐周蓉以及周蓉的男友蔡曉光，是他倆地下讀書活動的積極參與者。“上山下鄉”運動一開始，他倆便破釜沉舟地報瞭名，第一批離開瞭城市。遺憾的是，郝冬梅由於父親的問題去不瞭兵團，隻得去農場，好在她去的農場離周秉義分到的兵團不遠。對於大兒子的走以及與“走資派”女兒的戀愛，周母持順其自然的達觀態度。周秉義成為兵團知青的第二年，調到師部宣傳股當上瞭宣傳幹事。
周秉昆的姐姐周蓉曾是三中高一學生。三中和一中都是A市的重點中學，周蓉與周秉義都曾是品學兼優的好學生，且都有文藝細胞。周秉義拉得一手好二胡，是校園詩人，“文革”前已有幾首詩發表瞭。周蓉嗓子好，是大美人兒，以學生演唱者的身份參加過A市舉辦的音樂會。她的追求者蔡曉光是A市一所著名技校的造反派頭頭，其父是省軍管委員會的成員之一。省革委會成立後，他服從上級安排，脫下軍裝，在省商業廳當瞭一把手。不過周蓉與蔡曉光的關系不像哥哥與郝冬梅的關系那麼明確，似乎是蔡曉光剃頭挑子一頭熱。周蓉甚至不承認他倆是戀愛關系，多次對傢人強調僅僅是朋友，而且是一般的朋友關系。
周母卻希望女兒與蔡曉光是明確的對象關系，在當年那意味著是未婚夫妻。未婚而夫妻關系成立，根本不受法律保護，當年卻是民間“道德法庭”最喜歡保護的關系。那種保護的義務感和熱忱，往往高於對街道衛生的保護。
周母不止一次對女兒苦口婆心地說：“蓉啊，如果連小蔡這樣的對象你都三心二意，那你究竟想找什麼樣的呢？他除瞭個子比你稍矮點兒，依媽的眼光看，別的方面全都配得上你。人傢那種傢庭的青年，不嫌咱傢門檻低，媽覺得單憑這一點，就是人傢孩子難能可貴之處……”
周蓉總是笑盈盈地應付道：“媽，我的個人問題，你就別瞎操心啦。非要操心，那就先操我哥的心行不？”
周母則說：“你哥與冬梅，人傢兩個好成一個人似的，已經是板上釘釘的關系瞭，釘透瞭還又砸瞭個彎的關系，媽有什麼可操心的？你的事不讓媽操心不行，媽是怕你錯失瞭良緣！”
周蓉聽煩瞭，就會反駁道：“媽，第一點，你一定要明白，我與他蔡曉光根本不是什麼對象關系！我已經在傢裡聲明過多少次瞭，我和他隻不過是朋友關系！而且是一般的朋友關系！第二點，我就不明白瞭，咱傢的門檻怎麼就低瞭？我爸是新中國第一代建築工人……”
周母也會光火起來，指著門說：“你看你看，咱傢的門檻高嗎？”
周蓉看一眼門那兒，忍俊不禁。
她就哄母親，摟著母親半撒嬌半認真地說：“媽，我沒嫌小蔡的個子比我矮，我承認他對我特好，人也不錯。可全市又不是隻有他一個未婚青年，不能說什麼錯失不錯失良緣的。媽，我不急著像我哥似的將個人問題定下來，真的不急，所以求你別再絮叨，多給我點兒考慮的時間啊！”
女兒一撒嬌，當媽的沒咒念瞭。別看周蓉一向文文靜靜，其實是有拗脾氣的，當媽的也有幾分怕自己絮叨得女兒犯瞭脾氣。母女倆如上內容的談話從無結果。
蔡曉光經常來周傢，與周蓉、郝冬梅一起聽周秉義讀《戰爭與和平》《德伯傢的苔絲》《紅與黑》等名著。他雖是技校造反派頭頭，卻並不每每擺出唯我獨革的嘴臉，起碼在周蓉和周傢人面前從沒那樣過。相反，他表現得特別有禮貌，有教養，文質彬彬。周秉義與冬梅討論時，他也不見外地坦率發表看法，而他的看法、觀點，連周秉義與冬梅也常常一致贊同。
比如，他認為《戰爭與和平》，其實更應理解為一部反映戰爭與人的關系的文學著作。它不僅描寫到瞭沙皇、拿破侖這樣的君主和庫圖佐夫等兩國元帥、將領，還描寫到瞭安德烈、皮埃爾等俄國貴族，並為戰爭大背景之下的俄國貴族女性刻畫出瞭難得的群像。更主要的是，他還用如椽大筆描寫瞭雙方軍隊的下級軍官和普通士兵，特別是被占領國俄國的市民農民甚至農奴的命運和心理感受——它是托爾斯泰筆下人物最多的小說，幾乎描寫到瞭戰爭背景之下的俄國各階層人物。如果沒有這樣一部史詩性的小說，托爾斯泰當不起“俄國的一面鏡子”，估計列寧也不會以那樣的比喻評價他。
那一日，蔡曉光說罷他的看法後，周傢的三個兒女一時都低著頭默不作聲。在哥哥姐姐和郝冬梅面前，周秉昆自愧沒讀過幾部外國小說，也就沒什麼個人觀點可言，隻有默不作聲的份兒。但他極喜歡聽哥哥們的討論，覺得比聽年長於自己的人聊閑天有意思多瞭。他是幸運的，也明白自己是幸運的，所以將那種幸運的時光當成幸福的時光來享受。
周秉義沉默片刻，用小指撓撓腮，抬頭看著郝冬梅問：“你認為呢？”
郝冬梅想瞭想說：“曉光的看法不無道理。在俄語中，‘和平’一詞的詞根不是‘社會’嗎？那麼《戰爭與和平》也可以理解為戰爭與社會、戰爭與人。”
蔡曉光又說：“我還認為，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受《戰爭與和平》的影響很大，也可以理解為反映革命與人的小說。它的主人公不是徹底的革命者，而是被裹挾到革命洪流中的。特別是他後來寫出瞭《一個人的遭遇》，可以看成是他對革命與人這一主題意猶未盡的補白式的創作。”
周秉義聽完他的第二番話，沒再低下頭去，而是繼續微瞇雙眼註視著他，直接問道：“你對葛利高裡這個人物究竟怎麼看？”
他立刻回答：“一個身不由己而又不甘於身不由己的人物。”
低頭沉思的郝冬梅一下子抬起頭來，她先看一眼蔡曉光，見他起身離開屋子，到外邊去瞭，便將目光望向秉義，微微搖頭。
秉義說：“好，不問他什麼瞭。但我承認，他今天令我刮目相看瞭。”
周蓉說：“他也挺喜歡看書的，這倒是一個事實。”
原來蔡曉光聽到瞭賣冰棍的老嫗的叫賣聲，出去買回瞭十幾支冰棍，還都是奶油的。
周蓉接過冰棍後，吩咐弟弟也給在小院裡的母親送一支——每當孩子們在屋裡讀書、交談，周母便找點兒活到小院裡去做，就像早年間做地下工作者的兒女和同志們秘密開會，當娘的在院門口放風。周母知道自傢的兒女在和別人傢的兒女讀禁書，卻從不反對。如果說有些書是對青年人有害的，這她信。但將全中國的書幾乎都禁瞭，燒瞭，都說成是“封資修”的，她就不信瞭，因為連她這位文盲母親的常識也違背瞭。何況，自己的兒子女兒自己瞭解，那是絕不會把壞書當好書讀，還與別人傢的好兒女一塊兒討論的。既上不成學瞭，也沒工作可找，再不許他們讀書，還不將些好孩子閑出病來呀？當媽的總不能跟著社會走，把自己的兒女逼到整天造反的道上去吧？
所以她從不反對。
蔡曉光說，他進院時已給周母一支瞭。
秉義接過冰棍後對周蓉說：“別讓曉光走啊，留下一塊兒吃飯。”
周蓉說：“你要想留他吃飯，那就自己對他說，幹嗎下指示似的讓我留住他？至於他留不留下，那是由你和他的關系決定的，與我何幹？”
她說罷，吮著冰棍也到小院裡去瞭。
秉義皺皺眉，批評道：“陰陽怪氣。”
他隻得看著蔡曉光說：“聽我的，留下吃飯。”
蔡曉光笑著點頭。
周母拿著冰棍進屋瞭，也說：“這個小蓉，有時候就是陰陽怪氣的，曉光你別和她一般見識啊！”
蔡曉光說：“大娘，我怎麼會呢？”
周母又對秉義說：“你是當哥的，該訓她的時候，那就得替爸媽板起臉來訓她，隻是背後表示不滿不行。”
秉義說：“我才不，她會記我仇的。”
周蓉在外邊聽到瞭，大聲說：“哥，這點兒明智可要永遠保持啊！”
周母隻得自己朝外邊訓瞭一句：“小蓉你有點兒樣啊！別忘瞭你是當姐的，也是大姑娘瞭，給你弟做的什麼榜樣？就不怕你冬梅姐笑話你嗎？”
郝冬梅趕緊大聲說：“我不笑話她。大娘啊，她是成心調節氣氛呢！”——她主要是說給周蓉聽的。
周母更加認真瞭，也大聲說：“冬梅你用不著替她分辯！屋裡氣氛怎麼瞭？有什麼不對勁兒的，需要她那麼陰陽怪氣地來調節？”
周秉昆冷不丁說瞭一句：“十個美人兒，九個是性格古怪的！”
他的話音剛落，周蓉沖入屋裡，嚷嚷道：“你個沒大沒小的昆子，看我今天不把你的舌頭系成死扣！”她邊嚷嚷，邊舉手朝弟弟打去。
周秉昆慌得將冰棍也掉瞭，從他媽背後躲到冬梅背後又躲到蔡曉光背後。
除瞭姐弟倆，大傢都樂瞭。
吃晚飯時，不知誰引的話題，這些青年又談論起瞭《葉爾紹夫兄弟》，秉昆實在按捺不住表達看法參與討論的沖動，幽幽地說：“老三謝爾蓋是值得同情的！”
一語方出，哥哥姐姐們一齊將目光註視在他臉上，像聽到啞巴說話瞭似的，每個人的表情都是那麼的驚訝。
那時周母串門去瞭，也不是尋常的串門，街上有戶人傢婆媳吵架瞭，她去勸勸。她是街道組長，那類事能帶給她別人無法體會到的愉快，就像用指甲花汁染指甲能帶給少女們愉快一樣。
秉昆既已開口，索性竹筒倒豆子，將久悶在內心的觀點一股腦兒傾吐出來。有次郝冬梅在他傢讀《葉爾紹夫兄弟》，他躺在床上裝睡，聽到瞭幾段。
他像要與誰爭吵，臉紅脖子粗地又說：“沒有哪一個士兵是甘願當俘虜的！他受傷瞭，失去瞭戰鬥能力，因而成瞭俘虜，這能怪他嗎？能算是種罪過嗎？哥哥嫂子們都不理他瞭，連與他相愛的姑娘也對他無比冷漠，這對他公平嗎？”
郝冬梅將另外三人環視瞭一番，垂下目光若有所思地說：“從今往後，我對小弟也將刮目相看瞭。”
周蓉拍瞭弟弟後腦勺一下：“以後不許偷聽啊！要聽我們也不限制你，但那就要像今天一樣，規規矩矩地坐在一旁聽。”
她那一拍，又拍出瞭弟弟一句話：“斯大林的兒子還成瞭俘虜呢！”
哥哥姐姐們的表情全都更加驚訝瞭。
周蓉嚴肅地問：“老實交代，聽什麼人說的？”
秉昆猶豫。
周蓉用筷子打瞭他的頭一下，“別裝啞巴，說！”
秉昆小聲說：“那天媽讓我替你送送曉光哥，他路上跟我說的。”
周秉義與郝冬梅對視一眼，都暗松瞭一口氣。
蔡曉光平靜地說：“是我跟他說的，但我說的並不是謠言啊！”
周蓉打斷道：“別解釋瞭。希望你能記住，我弟弟頭腦簡單，愛認死理，以後別什麼話都跟他說。”
秉義忽然微笑瞭，對周蓉說：“你也不必把氣氛搞得這麼嚴肅，多大點兒事嘛！”
他起身走到弟弟背後，摟著弟弟說：“哥哥姐姐們讀瞭些什麼書，談瞭些什麼看法，別對外人講啊！”
秉昆說：“我明白。”
郝冬梅對周蓉說：“我認為小弟的頭腦並不像你想的那麼簡單。”
蔡曉光緊接著說：“我也這麼認為。”
大傢就都笑瞭。
秉昆卻快哭瞭，他覺得自尊心受到瞭嚴重傷害。
哥哥下鄉不久後的一天中午，一位街道幹部來到周傢，當時秉昆和母親、姐姐剛吃完飯，還沒收拾桌子。
姐弟倆都禮貌地起身讓座，親近地稱對方“嬸兒”。周母與那位“嬸兒”稔熟，關系處得很好。
嬸兒坐下後，看著周蓉和秉昆說：“當著她姐弟倆，我話到嘴邊還不好講瞭呢！”
周蓉是冰雪聰明的人兒，嬸兒一進門，她便猜到瞭嬸兒光臨的目的。不待母親開口，她已微笑著問：“嬸兒是來動員我姐弟倆也下鄉的吧？”
嬸兒兩手一拍，誇道：“哎呀你個周蓉，料事如神啊！”
秉昆搶話道：“可我哥不是下鄉瞭嗎？”
周母說：“既然事關你倆，那你倆就坐旁邊，聽你們嬸兒怎麼說。”
嬸兒說：“我要說的事它是這樣的，上級政策很明確，也不是咱們省市一級，而是北京那邊中央一級那種上級的規定——多子女傢庭，隻能有一個留城的，其他屬於‘上山下鄉’對象的子女，早晚都得走‘上山下鄉’這條革命青年的必由之路。所以呢，早走比晚走好，早走不是就早革命瞭嗎？……”
不待她說完，周蓉爽快且無所謂地說：“嬸兒，打住。你已經說得夠明白瞭，我現在就當你的面表態，我和我弟倆，我走。”
秉昆也大聲說：“我姐留城，我走！”
周母心煩意亂地說：“你倆爭什麼爭啊？我還沒表態呢，我這個媽是什麼態度就一點兒不重要瞭嗎？”
“是呀是呀，你倆先別爭。這麼重大的事，擱誰傢都是當媽的意見很重要！你倆究竟誰走、誰留城，娘兒仨好好商量商量，過幾天給我個準話兒。我呢，還得到前趟街去繼續動員，就不多待瞭。”嬸兒是很識相的人，見機行事地邊說邊站瞭起來。
周蓉緊跟瞭一句：“我走啊，就算定下瞭。”
“行，行，你說定下瞭那就定下瞭吧。唉，誰願意做這種背後挨罵的工作啊！”嬸兒說此話時，一隻腳已在門外。
母親流淚瞭，看看女兒，看看小兒子，卻說：“她也確實是沒法子。”
周蓉瞪著弟弟說：“你是老疙瘩，我是當姐的，必須我走。”
秉昆賭氣說：“你是女的，我是男的。女的留在媽身邊，我男的走！反正媽對我這個老疙瘩也不怎麼重視。”
“我哪點上不重視你瞭？”母親摟抱住小兒子哭瞭。
周蓉笑道：“媽，我認為你表態瞭啊！”
秉昆惱道：“我要天天看住你，讓你想走也走不成！”
母親雖然一句明確表態的話也沒說，但下午便已配合女兒拆洗起被褥來，還給瞭女兒二十元錢，意思是讓她買些自己需要的東西。
晚上，睡在外間屋的老疙瘩聽到睡在裡間屋的母親和姐姐說悄悄話。
母親說：“媽當然也舍不得你走。可是呢，你弟他哪方面都不如你和你哥，他從小就缺心眼兒，也不懂人情世故，一根筋，他走媽不放心啊！”
姐說：“媽，我走我沒不好的情緒。全國統一的政策，別人傢也都是隻留一個，咱傢有什麼資格例外呢？何況我自己也想走，二十多歲的一個大姑娘，整天在傢裡晃進晃出的，早晚會被笑話。趁現在還沒人笑話，何不主動點兒一走瞭之呢？至於我弟，有的男孩子就是立事晚。他立事晚是有原因的，別說在媽面前瞭，就是在我和我哥眼裡，也總是把他當成個長不大的孩子。凡大小事，傢裡從沒人征求他的意見，就是他發表瞭幾句看法，咱們也從不認真對待，漸漸的他可不就那樣瞭唄。”
老疙瘩本想大吼一句——“我哪樣瞭？”卻沒喊成。哥已經走瞭，姐即將走瞭，郝冬梅和蔡曉光肯定也不會到傢裡來瞭，他有些惶惶不安，害怕自己不適應以後的孤獨。
姐又說：“媽你放心，小昆畢竟是個好孩子，就是不太聰明而已。哪天忽然立事瞭，興許還能聰明起來的。”
老疙瘩的自尊心又受到瞭嚴重傷害，不知不覺流淚瞭。
母親說：“蓉啊，媽希望你別去兵團瞭，在城市周邊的哪個農村就近插隊得啦。兵團掙工資這一點雖好，可離傢遠啊，而且兩年一次探親假，有軍隊那種紀律約束著，不是誰想回傢就能回傢的。就近插隊，你隨時可以回傢，也省得媽牽掛瞭。”
姐說：“行，我聽媽的。”
母親說：“你這一走，你和曉光的關系不就吹瞭？”
姐說：“不一定，從長計議吧。”
母親嘆道：“姑娘傢，好年華就那麼幾年，你不懂？”
在裡間屋，母親也流淚瞭。周蓉輕輕握住母親的手，用細小的聲音說：“媽，你別操那麼多心瞭，好人生比好年華更重要。”
自那日後，周蓉白天基本不著傢瞭，開始向小學、初中和高中的老師同學們告別。她一向人緣好，特念舊情，與她成為“死黨”的同學多，教過或沒教過她的老師全都欣賞她，喜歡她。母親和弟弟明白這一點，也就不疑不問，隨她早出晚歸。
一日她回來得早，帶回瞭兩張票，說是省市歌舞團為紀念什麼“最高指示”發表幾周年聯合演出的票，一般人搞不到的，讓弟弟第二天上午陪母親去看。
母親說沒心情去看，秉昆卻很想去看。姐弟倆你一句我一句地勸，母親便同意去看瞭。
第二天下午母親與秉昆回到傢裡，周蓉沒在傢。這本身並不奇怪。當母親發現屬於女兒的一切東西都不見瞭，而弟弟發現瞭姐姐插在鏡框縫隙的信封時，母子二人都意識到情況太不正常瞭。
在母親惴惴不安的催促之下，秉昆趕緊從信封裡抽出僅一頁紙的留信讀給母親聽。
周蓉信上的字不多，就幾行，卻寫得很美觀，一如她向來的字體那麼秀麗，證明她寫時心情一點兒也不亂，是極平靜的。她首先請母親和弟弟原諒她不告而別瞭，接著聲明她當然是下鄉去瞭，並且是聽從母親的話插隊去瞭。隻不過不是在A市的近郊，而是到很遠很遠的外省插隊去瞭，有蔡曉光送她上火車，所以會走得很順。至於自己為什麼非要到外省的農村去插隊，其中自有原因，希望無論母親還是弟弟，都不必去詢問街道幹部們。問也白問，他們並不清楚，但曉光清楚，三天後他會到傢裡來替她向母親和弟弟解釋的。最後一行字是寫給弟弟的，要求他多替哥哥姐姐盡孝心，照顧好母親。
“完瞭？”
“完瞭。”
“就這麼一頁紙？”
“一頁紙還沒寫滿。”
秉昆回答母親的話時，心中多少有點兒對姐姐進行瞭種報復的快感，誰叫她對他這個弟弟的評價那麼差呢！“不聰明而已！”——還“而已”——她當姐的有什麼資格那麼評價他這個弟弟呢？就你這個姐姐聰明是吧？可你這個聰明的大美人兒做的這又是什麼事呢？見母親張大嘴呆住瞭，他雙手捏著信紙的上角讓母親看，並說：“我沒騙你吧？”
“她……她怎麼還敢寫著是聽從我的話？！”
母親將信紙一把搶過去，結果信紙的兩個上角留在瞭小兒子秉昆指間。他四指一分，兩小片紙像白蝴蝶翅膀似的打著旋飄落地上。
“撿起來！”母親命令式地喊道，遷怒於他。
“有必要嗎？”他才不願代姐姐成為受氣包呢，仍想將母親的怒火引到姐姐身上，指著信說：“這行，你看著媽，我一個字一個字念給你聽。‘並且、是、聽、從、母、親、的、話’，一共九個字，我可沒多念一個字，也沒少念一個字！”
“她這是要活活把媽氣死呀！”
母親情緒失控瞭，放聲大哭。
秉昆這才慌瞭，終於覺得大事不妙，“媽你小聲點兒，讓外人聽到瞭多不好，還以為是我在惹你生氣呢！”
椅子一斜，母親連人帶椅子倒在地上瞭。她坐在地上，直直地伸著雙腿，響亮的哭聲收斂成瞭竭力抑制的嗚咽。
無論母親還是秉昆，都沒去向街道幹部詢問什麼。
母親跟自己較勁兒地對秉昆說：“我才不去問，也不許你去問！她既然說三天後蔡曉光會來替她講明白原因，那咱們就等！”
夜裡，秉昆聽到母親在裡間屋不斷地唉聲嘆氣。
早上母親雙眼紅腫。
第三天早上，母親的腮明顯地塌下去瞭，梳頭時滿地落發。
秉昆不禁心疼地問：“媽，要不我今天就將曉光哥找來？”
母親冷冷地說：“不許。過瞭三天他不來，那也別去找。媽想開瞭，兒女大瞭不由娘，全當我根本沒有你姐這麼個女兒好瞭。”
她的話聽來特別的寒心，證明她半點兒都沒想開。
秉昆沒聽他媽的，背著她自作主張地去找蔡曉光。蔡曉光已不在學校革委會，分配到拖拉機制造廠瞭。秉昆轉而找到廠裡，幾經周折才見到瞭蔡曉光。蔡曉光聽瞭秉昆的話，不敢拖延，請瞭半天假，跟秉昆一塊兒匆匆而去。路上，秉昆問曉光，自己的姐姐究竟為什麼要到外省的農村去插隊。曉光說：“到瞭你傢，講給你母親聽瞭，你不是也就一切都明白瞭？不是幾句話講得清楚的，所以你路上就別多問瞭。”
拖拉機制造廠在共樂區內，離光字片不遠。二人走得快，十幾分鐘後就到瞭周傢。
當著曉光的面，周母不願讓小兒子下不來臺，一句訓責的話沒說，強打起精神給曉光倒瞭杯熱水。
三人剛一坐定，她便迫不及待地問：“周蓉究竟到哪個省去瞭？”
曉光小聲說：“貴州。”
“貴州？”周母的身子搖晃瞭一下。
秉昆立刻起身站到母親旁邊，以防萬一。
母親盡量以平靜如常的口吻問：“為什麼？”
蔡曉光也盡量以平靜的口吻回答：“她愛的人在那裡。”
“她愛的人？……你倆不是在戀愛來著嗎？”
母親的雙眼瞪大瞭。母親年輕時也是好看的女人，就是眼睛小瞭點兒。秉昆從沒見到過母親的眼睛瞪得那麼大。
蔡曉光搖頭苦笑說：“我當然是很愛她的，但她隻不過拿我當朋友，當她最信賴的朋友。”
母親張張嘴，就那麼張著嘴呆住瞭。
按蔡曉光的說法，周蓉初二時開始與北京一位詩人通信。通瞭一年信後，對方才在信中告訴她，自己曾是“右派”，但已摘帽瞭，還允許繼續發表詩歌，所以她才能從報刊上發現他的一些化名詩。他表示要與她中斷通信關系，但對於她已經不可能瞭，因為她明白自己千真萬確地愛上瞭他……
秉昆也像母親那樣，盡量以平靜的口吻問：“等等，你沒講清楚，我姐愛的主要是他的詩吧？”
蔡曉光扭頭看他一眼，垂下目光尋思著說：“有時兩者能分開，有時兩者根本分不開，這你懂的。”
秉昆大聲說：“我不懂！”
蔡曉光表情異常莊重地說：“反正我懂。”
母親提高瞭聲音說：“別打岔，聽他繼續講。”
蔡曉光就繼續講道：“那位北京詩人，單方面中斷瞭與周蓉的通信。而她在寫給他的一封信中發誓，自己一定要考到北京的大學去，從此與他相伴在一起。寄出那封信後，她也幾乎沒再給他寫過信，改寄明信片瞭。‘文革’不久，她十分清楚地知道自己不可能考到北京的大學瞭，便親自去瞭一次北京……”
母親問：“周蓉見著他瞭？”
蔡曉光回答：“我想是沒有。”
母親說：“曉光啊，大娘問的不是你怎麼想的，而是周蓉她怎麼告訴你的。事情都到瞭這種地步瞭，孩子，大娘求你，一定要對大娘說實話啊！”
母親那麼說時，眼裡已是滿眶淚水。
蔡曉光難以對視母親淚光閃閃的目光，又低下頭，內疚地說：“大娘，我沒往細裡問過她，但是，從她對我說的前前後後的話中，我分析她是沒見著他的。”
年輕的工人撒謊瞭，他不忍告訴周母實情，隻有撒謊。
真相乃是——周蓉不但見著瞭那讓她夢魂牽繞、心靈上已合二為一的人（起碼她自己覺得合二為一瞭），還同時看到自己寫給他的許多封信以及更多的明信片，按時間順序貼在揭發批判他的大字報旁——大字報的題目是“看右派詩人是如何引誘工人階級的女兒的”，而這意味著他又多瞭一樁罪行，同樣是政治性質的罪行。大字報的內容向人們昭告，曾經的摘帽“右派”政治思想上始終還是不可救藥的“右派”，當年給他摘帽，是無產階級專政的一次深刻教訓。深刻就深刻在——樹欲靜而風不止，“右派”分子等一切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的敵人，絕不會因為無產階級的心慈手軟而改變反動的立場。至於他的詩，統統被斥為“可恥的偽裝，兩面派伎倆的產物”。
她見著他的情形毫無詩意。
他正被批鬥。
在亢奮的口號聲浪和令理智者頭暈目眩的氣氛下，他偶一抬頭，居然鬼使神差地發現瞭她在人群中的存在。此前二人雖未相見過，但彼此都有對方的小照。
他一發現她，他的頭便不再低下，被一雙雙手一次次使勁兒往下按也不肯馴服地低下。
結果他被抽瞭數皮帶，一記抽在額角，頓時血流如註。
“曉光啊，你想不想告訴大娘，既然我們周蓉她……那你和她……還經常在一起……她的事你又不是不知道……你是何苦的啊你？……”
母親緩緩淌下的兩行淚，已被她轉身擦去瞭。
蔡曉光說：“大娘，我承認我是周蓉的追求者。但是，自從她告訴瞭我她和那位詩人的關系，我就決定隻做她忠實的朋友瞭。我覺得，她太需要我這樣一個朋友瞭。因為我倆給別的追求者的印象是戀愛關系，別的追求者就不至於對她糾纏不休瞭，這會讓她減少許多不快。”
“孩子，你叫大娘怎麼說你好啊？”
母親眼裡又淌下淚來，她的話中既有對蔡曉光的心疼，也有幾分對他的怨恨。
蔡曉光終於勇敢地迎著母親的目光瞭，他高傲地說：“大娘，我為周蓉那麼做，特別的心甘情願。如果她是露茜，我也會無怨無悔地要求自己是卡頓。”
母親又問：“露茜是誰，怎麼又出瞭個卡頓？”
蔡曉光就看秉昆，那意思是——你應該知道的，你對你媽解釋。
秉昆沒好氣地說：“別看我，我沒聽說過他倆！”
母親把目光從小兒子臉上收回，望著蔡曉光，嘆道：“我也不管那兩個是誰瞭，大娘心裡塞不下那麼多雜人愁事瞭。我隻再問你一個問題——那個……那個寫詩的男人，他多大歲數瞭？”
蔡曉光說：“比周蓉大是大些，但也並非大得多麼離譜。”
母親追問：“實話告訴大娘，他究竟多大歲數？”
秉昆說：“媽你就別追問瞭！問得傻不傻啊？五七年都打成‘右派’的一個詩人，怎麼說也得二十多歲瞭吧？今年都六八年瞭，又過去十多年瞭，你自己算吧！”
聽瞭小兒子的話，母親的嘴又半張著良久合不攏瞭。
蔡曉光就又低下頭去。
秉昆看看母親，看看蔡曉光，不知對人還是對事罵瞭一句：“他媽的！”
母親終於能再說出話來瞭。
她說：“秉昆，替媽送送你曉光哥。”
蔡曉光站起，低頭朝門口走。
母親又說：“曉光，你以後不要再登我們周傢的門瞭。再見到你，大娘不知究竟該如何對待你瞭。”
蔡曉光站在門口聽完母親的話，小聲說：“大娘，我記住瞭。”
蔡曉光已經走出去瞭，秉昆卻仍坐著未動。他認為蔡曉光畢竟很無辜，不僅同情他，內心裡還產生瞭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好感，甚至也可以說那是一種不能確定值不值得的敬意。
他不是不願送，是深陷到關於姐姐，也是關於他們這個傢的突發事件裡難以自拔。
母親緩緩扭頭看著他說：“沒聽到我對你說的話啊？”
他這才如夢初醒地追出門去。
路上，他問蔡曉光，為什麼姐姐常常冷言冷語地對待他，而他卻無怨無悔？
蔡曉光說，那是他和周蓉演戲給他們周傢人看的，為的正是有一天需要他替她向傢人進行解釋時，周傢人不至於將他看成一個受害者，感到周傢對不起他。
“那麼一來，你們周傢人的精神壓力不就是雙重的瞭嗎？現在，我仿佛成瞭你姐的一個同謀，而不是一個受害者，所以你們周傢的人誰也不必對我有什麼負疚心理。這樣挺好，符合預期。”
蔡曉光說得輕描淡寫，如釋重負。
秉昆問：“你倆，你和我姐那麼演戲，是你的主意，還是我姐的主意？”
蔡曉光說：“是我要求你姐必須那麼做的。”
聽瞭他的話，秉昆心裡好受瞭些。如果蔡曉光說”是你姐的主意”，他想姐姐就有些卑鄙瞭。
他又問：“現在你告訴我，露茜和卡頓是什麼人？”
蔡曉光說：“你哥哥姐姐看的那些書，想必一本也沒敢帶走，全藏在傢裡，其中肯定有一本是《雙城記》。回去自己找出來，讀瞭就知道瞭。”
蔡曉光說完，拔腿便跑。
周秉昆回到傢裡，見母親居然還呆坐著。
母親說：“你再坐下。”
秉昆乖乖坐下瞭。
母親問：“現在，你對你姐怎麼看？”
秉昆說：“媽，我不想說。”
母親說：“不想說也得說，必須說。”
秉昆吞吞吐吐地說：“我姐……她愛上瞭什麼人我不好評論，可她的做法確實是不對的。”
母親說：“豈止不對，簡直就是大逆不道！她眼裡哪兒還有我這個母親？她等於是搬起一扇大磨盤壓在瞭我心上！你爸隻身在外，那麼放心地把教育你們三個兒女的責任交給瞭我。他還當面表揚過我，誇我教育有方，對這個傢勞苦功高……等你爸探傢回來瞭，讓媽怎麼向你爸交代？就是隻想到這一點，媽連死的心都有瞭！”
秉昆跪下瞭。
他哀哀地說：“媽，你可千萬別死。我還沒工作呢，你死瞭我怎麼辦啊！”
母子倆抱頭而泣。
母親叮囑他，外人如果問起他姐姐來，他就說去往貴州投奔父親當建築工人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