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冬季的一天，上午十時，A市對一批死刑犯執行槍決。
前幾天，共樂區主要街道的顯眼處，貼出瞭判決佈告。在市中心，法院的判決佈告貼在專門的佈告欄上。共樂區非市中心區，未被要求有專門的佈告欄。所謂顯眼處，便是人行道裡側，人們經常過往的某面墻而已。
正值“文革”期間，那樣的墻上早已貼著數層大字塊或大字報瞭，風扯人撕，像叫花子的破襖。一份新佈告，便貼在那樣的墻上。
當年，在A市情況差不多是這樣——對一般判多少年刑的罪犯，通常是不張貼佈告的。十年二十年刑，判瞭也就判瞭，並不一定要廣而告之，隻有判決死刑的佈告才四處張貼。死刑犯往往一判就是數名，名字全都劃上鮮紅的×，給看到的人以心驚肉跳的感覺。有時，被判二十年以上及無期徒刑的犯人的名字，也會出現在死刑佈告上；那往往是由於被判死刑的犯人太少，判決詞印不滿一整張大白紙，看上去效果不好。
此番一共判決的是七名死刑犯，判決詞足以印滿一整張大白紙，所以也就完全不必用陪襯——一豎行七個恰好能壓住罪犯們名字的大紅×，極有視覺沖擊力。
七名罪犯中六名是殺人犯，一名是屢教不改的強奸犯。六名殺人犯中，一名二十三歲的男犯，在數日內成為本市青年們的談資。不僅因為那死刑犯也是青年，更因為他曾是本市“九虎十三鷹”之“九虎”中的一“虎”。
何謂“九虎十三鷹”？
以今天的眼光看來，無非是當年的男女流氓團夥而已。用香港人的話說，“古惑仔”也。“九虎”皆男，“十三鷹”皆女。“鷹”中，年齡最小的才十七歲。“虎”中，當時年齡最小的未滿十九歲。成為談資的那位叫塗志強。認得他的人，都叫他“強子”——出生於共樂區光字片的一間土坯房。
一九六八年，也就是“文革”的第三年，兩年裡將城市鬧騰得天翻地覆的紅衛兵們，隨著“上山下鄉”的號召，幾乎全都變成瞭“知識青年”。有點兒知識的得變，沒什麼知識的也得變。情願也罷，不情願也罷。到一九六九年底，全市的初高中生差不多走光瞭，留在城市的大抵是病殘者，或誓死也不離開城市的頑固者。當年，A市動員“上山下鄉”的工作是走在全國前列的，因為東北有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有二三十處大小農場，A市的初高中生不出省就可以“上山下鄉”瞭。大多數人響應瞭號召還有工資可掙，動員工作比較容易開展。
極少數誓死也不離開城市的頑固者，對抗運動的日子很不好過。隻要自己的身影一被街道幹部發現，後者便會成為他們甩不掉的“尾巴”。而後者又都是些熱心於居民工作的，原本能說會道的傢庭婦女。她們一旦將什麼事當成瞭使命，就會變得像虔誠的教士傳教一般盡職盡責。若她們自己的兒女已經“上山下鄉”去瞭，她們的動員就更來勁兒瞭。她們纏住頑固者們絮絮叨叨，喋喋不休，仿佛唐僧對任性的一意孤行的孫悟空念緊箍咒一般，那時前者往往被折磨得想殺人。如果被動員對象是男青年，比女青年更難以忍受那種折磨——一般而言，女青年忍受絮叨的耐力比男青年強。
結果，他們有傢也不願回瞭。
在A市的每個區，都有些這樣的男女青年，都是初中生，處在青春叛逆的高發年齡段。並且，傢裡隻剩他們自己，父母或下放到幹校去瞭，或被關押在“牛棚”裡甚至監獄裡。
不知怎麼一來，這樣的幾個小青年相互認識瞭，在感情上抱團取暖瞭，模仿古人，結拜為兄弟——“九虎”於是產生。又不知怎麼一來，對與他們命運相同的女孩子們產生吸引力瞭，她們便也情投意合地入夥，於是“十三鷹”也湊齊瞭。沒人清楚，所謂“九虎十三鷹”，究竟是他們當年自詡的呢，還是別人加在他們頭上的。
他們皆無業青年，生存是頭等大事。無業且要生存在城市裡，得有特殊的本領。他們無師自通地實踐出瞭另類生存“技能”，也可以說是生存本能驅使的結果——扒、偷、騙、搶之“技能”。此種“技能”輔以“鷹”們的色相勾引，每使他們出師便告捷，無往而不勝。他們的勾當一般不在本市進行，外市甚至外省之市才是他們大顯身手的江湖。底層百姓通常也不是他們鎖定的作案目標，他們都還有點兒盜亦有道的意識，再說從普通百姓身上也獲得不瞭多少油水。他們的目標通常是當年的大小“三結合”幹部。“三結合”幹部中有本是幹部的人，也有後來成為幹部的造反派。手表、自行車、高檔半導體收音機、皮襖、皮鞋、靴子是他們的最愛，在黑市可以賣出好價。當然，現金和全國糧票更是他們絕不放過的。在某次列車上，一行十幾名乘軟臥車廂的幹部早上醒來時，發現他們的錢包、手表和鞋靴都不見瞭。有人連褲子也不見瞭，在廁所找到的，被從褲襠剪成兩片，掛在掛鉤上。“虎”和“鷹”們作案得手後，總喜歡搞那類惡作劇，滿足覺得自己是高手的虛榮。
這件事震驚也震怒瞭A市的公安人員們，因為那一行幹部是從北京到A市來指導工作的，那次列車也歸A市鐵路局管。
“九虎十三鷹”卻集體住進瞭某縣的招待所，一方面享受身心放松的愉快，一方面開會總結成功經驗。他們所持的蓋有公章的介紹信上，寫著他們要開的是一次職代會，會後將由A市某級革委會結賬。蓋有公章的介紹信紙是他們偷的，所以招待所的同志信以為真。
僅僅兩天，同志們就發現不對勁兒瞭，因為“代表”們不分白天晚上，經常男女成對地反鎖瞭房門鬼混。“虎”們和“鷹”們之間的性關系是混亂的，簡直可以說混亂不堪。性事是他們與她們之間保持親密關系的紐帶，也是頂級享樂。男女雙方不但認可那種混亂的性關系，還特別看好那種混亂的性關系，覺得有利於增強團結。他們從不會因為性事反目，一致的態度是那根本不值得。不論“虎”們還是“鷹”們，都根本不擔心性事後果。當年避孕套不是一般人所能搞得到的，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沒見過避孕藥是怎樣的一種藥。他們不缺那些東西，到藥店裡去“取”避孕套對於他們易如囊中取物。當年避孕藥是特供給十三級（包括十三級）以上高幹的，起碼在A市是這樣。“鷹”中有兩三個竟是那等級別的幹部的女兒，她們知道在高幹人傢那種藥一般放在哪兒。有一次“虎”“鷹”聯手不但偷光瞭那種藥，還將預先準備好的類似藥片放入原瓶，而原瓶該放在哪兒仍放在哪兒……
市公安局接到縣招待所的報告，於一個深夜將“九虎十三鷹”一網打盡。那在當年的A市也算是轟動一時的大事件瞭。不久按照階級成分政策區別對待，該嚴判的嚴判，該從輕發落的從輕發落。
塗志強是被判得最輕的。因為他是有傢可歸的小青年，陷得並不深。母親在他幾歲時病故瞭，他由父親拉扯大，其父是木材加工廠電鋸車間的老鋸手。該廠在另一個區，他父親得跨區上班，五十多歲瞭，終日來回奔波，身體不支。他上中學後，父親就經常住在廠裡，往往星期日才回傢一次。他是獨子，既失母愛，亦少父愛，形成瞭孤僻內向、寡言少語的性格。按政策，獨子是可以留城的，父親卻巴不得他也早一天“上山下鄉”去，因為那老工人想續老伴。兒子走瞭，自己的願望更易於實現。既然傢長巴不得兒子早日“上山下鄉”去，街道幹部們當然便將塗志強視為賴在城市裡的壞典型囉。他猜準瞭父親的打算，不禁滿腹怨惱，父子由此形同路人。
但這世上最對得起他的，其實還是父親。塗志強成瞭罪犯沒幾天，父親死在廠裡瞭。他是在電鋸破碎飛起之際為瞭保護工友而死的，被追認為烈士，市報發表瞭號召人們學習的長篇報道。廠裡的幹部職工聯名給市裡寫信，要求批準保釋。也有不少市民給有關方面寫信，表達同樣的心願。
結果，塗志強僅被勞教瞭三個月，之後居然得以接他父親的班，成瞭木材加工廠的一名青年工人。他還免瞭學徒期，直接掙一級工的工資。
這不就是壞事變好事瞭嗎？
孰料他又成瞭殺人犯，即將被槍斃瞭！
沒誰知道他為什麼殺人，公安局也沒審出較復雜的原因。
他反復所說的口供僅以下幾句：“我喝醉瞭，他也喝醉瞭。他先罵我，我們打瞭起來。他掏出瞭刀，我奪過瞭刀。一命抵一命，我償命好瞭。”
他那英雄父親的光榮事跡以及他的“紅五類”出身加在一起，也不可能使他免於一死瞭，何況他有前科。
但他成為殺人犯是另有原因的，他沒如實交代。
在當年的A市，並非每次處決死刑犯都必遊街示眾。一次處決七名之多時，則照例要遊街示眾，以顯示威懾力。罪犯屬於哪一區哪一單位，那一區那一單位便有義務出動一些人，配合著沿途呼喊口號，維持行刑現場的秩序。一次處決七名死刑犯，不但沿途隨觀的人多，行刑現場那兒，也早有成百上千的人等著看瞭。
監獄的鐵門外已圍著不少人。他們可不是被組織到那兒去的，而是些本市最愛看那種特殊場面的人。基本上每人一輛自行車，沒騎自行車的人，也是別人用自行車載來的。他們將騎行於載死刑犯的卡車兩側，一直跟到行刑現場，為的是看得自始至終，沒錯過任何細節。
當死刑犯們走出鐵門，依次上卡車時，有一名公安幹部攔住瞭塗志強，轉身對同事說：“該講的人道主義還得講，找頂帽子給他戴上。”
那種情況之下，臨時很難找到一頂帽子。被吩咐找頂帽子的公安人員愣瞭愣，居然從自己頭上取下瞭警帽。
發話的公安幹部火瞭：“胡鬧！他怎麼可以戴你的警帽？”
是下級的公安人員趕緊往下取警帽上的紅星。
大小是個官的公安幹部更火瞭：“那也不行！早幹什麼來著？我不說就等於你們沒看見嗎？他戴過瞭你還怎麼戴？再說你就不冷嗎？”
昨天下瞭一場大雪。正是數九寒天的日子，用東北人的話，雪後的那一天冷得嘎嘎的，啐唾成冰。
“等我回來再發車！”——大小是個官的公安幹部轉身欲走。
圍觀者中忽然有人說：“我的帽子可以嗎？”
那公安幹部循聲望去，見是個臉小個子也小的三十來歲的男人，已用長圍巾上下包住瞭耳朵護住瞭臉頰，手托的是頂嶄新的羊剪絨的皮帽，A市人叫那種帽子為“坦克帽”。
公安人員毫無表情地問：“舍得？”
小個子男人點頭。
公安人員一擺下巴，小個子男人便向塗志強走瞭過去——他是瘸子。
塗志強腕上有手銬，他彎下腰，於是小個子男人替他把帽子戴上瞭。
等他倆分開，公安幹部嚴厲地問小個子男人：“他跟你說話瞭吧？”
小個子男人點頭。
公安幹部緊接著問：“說什麼瞭？！”
小個子男人不動聲色地回答：“隻說瞭四個字——謝謝大哥。我比他年齡大，他叫我大哥也是應該的。”
公安幹部沉吟瞭一下，一揮手，“發車！”
車輪剛一滾動，小個子男人靈巧地躍坐到一輛自行車的後座上瞭。
A市當年對死刑犯執行槍決的地點，一向在松花江邊的一處沙灘那裡。春夏秋三季，江水再怎麼漲也不會將那一大片沙灘完全淹沒，因為那裡是松花江特寬的江段。冬季，那裡白雪皚皚，少有人往，並且離市區不遠，也就半個來小時的車程。
果不其然，那裡已人山人海。在當年，不知怎麼的，國人很喜歡圍觀槍決犯人的場面，也許是由於平時的娛樂活動太少吧。
木材加工廠去瞭十幾人，兩名中年工人帶隊，其餘都是青年工人。廠裡出瞭殺人犯，按慣例，單位必須出人去協助公安人員維持秩序。再者說瞭，出瞭青年殺人犯的單位，其他青年工人更應該接受特殊的現場教育。
有人是願意去的，因為既有刺激的熱鬧可看，還可以不幹活。如果幸運，也許有機會認識瞭某位公安人員，搭上瞭以後交往的關系，豈不更劃算瞭？若能與藍警服交往成朋友，那種關系可就太寶貴瞭！
有人無所謂願不願意，領導指名道姓地叫去，那就去唄。聽領導的吩咐總是沒虧吃的。
有一個人卻非常非常不願去，——周秉昆。
周秉昆與塗志強同是在共樂區光字片出生的，塗志強比周秉昆大兩歲，周秉昆一向親昵地叫他“強子哥”，而塗志強總是叫周秉昆“昆兒”。他倆的傢住前後街，二人是“發小”。
無論塗志強還是周秉昆，都沒跟別人強調過他倆是朋友，但廠裡的人都認為他倆當然是朋友——在出料班，他倆還是同時幹活兒同時休息的“對子”呢。電鋸一響，出料是累死人的活兒，兩兩一組，輪番出料。那活兒隻有那麼一種幹法，一組幹一組歇，才可持續，不至於將人一個個全都累趴下。塗志強與周秉昆抬沉重的木梁時，總是盡量往木梁的中間移肩，那樣周秉昆肩上的分最會減輕些。
這麼一種關系的兩個青年如果還不算是朋友，什麼樣的關系才夠得上是朋友呢？
周秉昆找瞭廠長，明確表示自己不願去。
廠長看著他低聲說：“秉昆呀，其實你最應該去啊！”
周秉昆不解地問：“為什麼我就最應該去呢？”
廠長回答：“你倆是好朋友嘛。”
周秉昆囁嚅道：“我倆的關系，也不像……大傢以為的那麼好。”
廠長搖著頭說：“好的程度另論，反正你倆是朋友這一點沒錯。畢竟朋友一場，你還是去一下吧。”
周秉昆固執地說：“我看不得那種場面，會做噩夢的。”
廠長也固執地說：“做噩夢那就對瞭，證明那種場面對你的教育目的達到瞭。”
周秉昆張瞭張嘴，一時不知說什麼好瞭。
廠長又說：“反正誰不去都行，你是必須去的。實話告訴你吧，這是支部的決定，我不能改變支部的決定。”
廠長的話說得不留餘地，周秉昆更加無話可說瞭。
廠裡派瞭一輛小卡車送他們。
路上，一青年工友說，死刑犯後腦中槍前額觸地後，怕未死，還需有人手持鐵針從槍眼捅入頭裡，攪幾攪，那樣就死定瞭。不補槍，補槍浪費一顆子彈。戰備年代，子彈寶貴。
周秉昆未聽猶可，一聽之下，嘔瞭幾嘔，差點兒吐在車上。他也不管車開得多快，想跳下去，幸被同事們幾雙手同時拽住瞭，才沒出事。
一名帶隊的師傅火瞭，怒道：“閉上你那臭嘴！明知他膽小，還非編瞎話嚇唬他？再胡咧咧我抽你！”
小青工們見周秉昆被嚇得臉色煞白，皆笑。
刑車到來，圍觀的人群開始騷亂。周秉昆他們立刻與公安們配合，臂挽臂組成人墻。即使那樣，一波波人浪還是不斷自後前擁。周秉昆聽到有人喊：“我沒往前擠，是後邊擠的！”
一名胸前橫槍的公安出現，厲聲喝道：“誰敢再擠？後退！”
他的聲音，他那樣子，令周秉昆聯想到瞭《三國演義》中手持丈八長蛇矛、單人匹馬獨守橋頭的張翼德。
他閉上瞭雙眼，什麼也不願看到。
又聽兩個廠裡人說：
“塗志強！看見沒？那個，第五個準是塗志強！”
“沒錯！就是他，就他一個人扭頭往這邊看！”
“也許是想看到咱們吧？”
“看，看，全跪下瞭……”
周秉昆不由得大叫：“都別說啦！”
忽然響起口號來。
口號過後，是一聲震耳的槍聲。因為不是一個人接連開七槍，而是七個人同時開槍，所以在周秉昆聽來槍聲震耳。
槍聲過後，一片肅靜，身後的人們都不往前擠瞭。
在仿佛連寒風都停止瞭的肅靜之際，周秉昆聽到在車上嚇唬過他的人小聲說：“看那個走過去的人，手裡拿著釬子是吧？我在車上說什麼來著？沒騙你吧？……”
仿佛不是人在說話，而是鬼魂在說隻有它自己才能聽到的話。又仿佛那鬼魂剛從冰庫溜出來，每句話都帶著冰冷冰冷的寒氣，而一股股寒氣從他的耳朵眼灌入他身體裡，使他的五臟六腑迅速結冰瞭。
他雙腿一軟，手臂從別人的臂彎間墜脫，暈倒瞭……
天黑後，大約九點鐘，死刑執行地出現幾點“鬼火”。
當年人們睡得早，那時A市的市區裡，路上幾乎沒行人，偶爾有公交車輛駛過，差不多是末班瞭。當年中國的每一座城市，除瞭公交車，人們很少見到小轎車。公交車過後，城市歸於沉寂。馬路兩側的路燈下幽藍青冽的光，使昨天新鋪瞭一層雪的路面看上去有些發藍。
當年，北方冬季城市的夜晚，沒有哪一座不像鬼城。想想吧，如果一切建築物的窗內都熄瞭燈光，如果整座城市除瞭路燈就幾乎沒什麼霓虹燈，而商店都早已關瞭門，寒風在每條街上呼嘯著亂竄，若誰單獨走在路上，前後左右不見人影，怎麼會不覺得自己仿佛走在鬼城中呢？
這座城市原本也是有些霓虹燈的，“文革”伊始，被紅衛兵們一舉砸光瞭，認為那是資本主義花花世界的標志，絕不該是社會主義允許的現象。
在死刑執行地，有幾個人圍坐著吸煙交談——
“強子是為我才死的。”
“大哥，你也別這麼想。這麼想心裡更難受瞭不是？”
“是啊，大哥不必這麼想。我們都知道的，他那事兒並不是按你的吩咐去做的。他倆是偶然碰到的，還都喝高瞭……”
“不管怎麼說，強子他是好樣的。他沒把咱們弟兄供出來，以求將功折罪……死刑可不是判幾年的事兒……我作為大哥……我……”
“大哥別哭別哭，哥兒幾個這不都聽你的，前來悼念他瞭嘛……”
“他曾跟我說他交瞭個女朋友……”
“對對，大哥他也跟我們幾個說瞭。”
“他還跟我說過，他女朋友傢沒什麼經濟來源……”
“大哥，你什麼意思？有什麼想法隻管直說！你怎麼指示，我們怎麼去做……”
一陣狂風從江對岸刮過來，卷起半空雪粉，直朝那幾個坐在雪地上的人橫掃過去，仿佛要將他們也掃向半空似的。
他們就將頭湊一塊堆兒，弓下身去。
狂風過後，一個個拍打著身子站起，低頭默哀。
片刻，走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