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座北方省的省會城市，我們就叫它A城吧，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向居民頒發瞭正式而統一的城市戶口本以後，它出現瞭，不，確切地說是產生瞭一個新的行政管理區——共樂區。
是的，是產生而非出現，因為它早在成為一個區之前便已存在著瞭。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一批又一批從蘇聯舉傢逃亡過來的人，先後在那處距市中心十幾裡遠的地方建起瞭一幢幢異國傢園。
他們大抵是“十月革命”的敵人，起碼是不被革命信任，劃入瞭另冊的人。至於他們到底對革命有過什麼危害，或可能有什麼危害，則不是任何一個A城人說得清楚的。估計當年他們之間也諱莫如深。
他們卻肯定不是富人。若是，他們的傢就該在市中心瞭——A城當年最有特色也最漂亮的一處市中心，便是與他們同命運的逃亡者們建的，由十幾條沿江街組成的那處市中心區，至今仍是A城的特色名片。同樣是逃亡者，彼們住的卻是獨棟的或連體的俄式樓宅，美觀得如同老俄國時期的貴族府邸。十幾條街的道路皆由馬蹄般大小的堅硬的巖石釘鋪成。那叫“馬蹄石”，實際上是由一尺長的條石一鑿鑿敲鑿成釘狀，再一排排按照圖案砸入地裡，那樣的街道幾乎沒有凹陷一說。當年，高輇駿馬之車載著彼國逃亡富人中的男男女女經過街道時，馬蹄踏石發出的脆響聲伴著悅耳的馬鈴聲由遠而近由近而遠，宛如出行進行曲。他們還建瞭商店、飯店、旅館、書店、電影院、醫院、教堂。他們雖身為逃亡者，當年在A城過的還是一如既往的貴族生活，說明他們從本國帶出的錢財是多麼雄厚。
聯想力不差的讀者，肯定已聯想到瞭近二三十年內攜巨款逃到外國去的那些中國貪官及形形色色的經濟罪犯們。據說後者們轉移到國外的錢財，建幾座深圳那麼大的新城市也不在話下呢！當年逃亡到A城的老俄國時期的達官顯貴與之相比，又簡直可以說是小巫見大巫呀！而且，老俄國的高官們、將軍們，實際上並不怎麼幹貪污受賄的勾當。他們多是貴族出身，一向比較在乎所謂貴族品性，與清王朝的高官們大有區別。普遍而言，他們的財富是靠世代剝削來的。《死魂靈》中所寫的那類事他們也是不齒的，那是乞乞科夫之類小人物勾結中小地主們幹的勾當。而乞乞科夫之類，也不過如同在中國搞非法傳銷的騙子而已。
閑言少敘，書歸正傳——話說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逃亡到A城，並在後來劃分為共樂區的地方重建傢園的那些蘇聯所不信任或心理上懼怕蘇維埃政權的人們，十之八九是革命前的一些富農或小地主，包括受親友政治立場牽連的中農。比如親戚中有什麼人參加瞭白軍，受到通緝或鎮壓，他們害怕，於是也成瞭逃亡者。中國的A城，是他們逃亡國外的最容易也最近的目的地。若在冬季，夜間乘一輛爬犁過瞭黑龍江，逃亡行動便大功告成。
《列寧在十月》電影中有如下片段——列寧的貼身警衛瓦西裡的農村窮親戚給他寫瞭一封信，列寧備感興趣地讓他讀給自己聽。
瓦西裡：“我們將弟兄們組織起來瞭，成立瞭農會，還搞到瞭槍……”
列寧：“好啊，實在是太好瞭！”
瓦西裡：“我們把地主和富農們的土地和財產給分瞭，還把他們抓瞭起來，起初想把他們全殺瞭，後來覺得那樣太不人道，於是把他們都趕跑瞭……”
列寧：“這封信寫得很有水平啊！立即回信告訴他們，就說我認為，他們做得很對……完全正確！”
如同在中國的情形一樣，仍與農民們同村而居的地主，大抵皆是小地主罷瞭。而富農，也隻不過是比貧窮農民們生活好過些的農民——正是他們，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成為後來叫作“共樂區”的A城那一帶地方的最早僑民。
當年，A城的邊緣與後來的共樂區之間，有一條沙俄政府投資的鐵道穿過。城市那邊，房舍業已稀少；城市這邊，基本無人煙，蒿草遍地，荒野成片。有數條土路從遠方通過來，是農村的馬車年復一年軋出來的。十幾裡是農村與城市的最佳距離。農民希望他們的傢園以及土地離城市近一些，進城買賣東西較方便；但又不願離城市太近，擔心自己土地上的勞動成果遭到不良的城裡人偷搶。
那些最早的逃亡僑民，在此處燒荒，鏟除蒿草，輾平地面，建造異國傢園。A城地勢東高西低，他們明智地將傢園建在高處。當年，隻需向管理土地的中國小官吏繳納很少的錢，他們都是繳納得起的。他們根據傢庭人口的多少、經濟狀況、是否長期定居，建起瞭一處處院子或大或小、房間或多或少的傢。所建大抵是“板夾泥”式的房子，即在裡外兩層木板之間，填塞摻沙的泥土。裡層釘板條，抹白灰，粉刷上喜歡的顏色。若圖省事省錢，外墻便也如此做來。若對美觀有較高要求，並且不願年年對外墻進行維修，那麼就再釘上一層裝飾板，之後同樣刷上喜歡的顏色。隨著逃亡者們紛至沓來，俄式傢園漸多。他們的房舍普遍塗成乳白、淺黃與深黃三種顏色，鐵皮屋頂也一律刷成褐紅色。在當年，水泥和磚比木材貴，所以他們的傢多以木材建成，磚房不多。窗的兩側都安裝瞭可以開合的窗板，四邊也有美觀的裝飾木框。他們喜歡在院門外植樹，在院內種花。總之，雖然基本上仍是農民，卻與大多數中國農民不同。生活一旦重新安定瞭，他們是特別肯在環境上下功夫的。自從成瞭那地方最早的住戶，他們的傢園便成瞭那地方最早的風景。
然而，他們不可以在那地方擁有農業土地。即使當年，亦有嚴格的中國當地法規限制著。於是，他們飼養馬、牛、羊。養馬的，同時擁有馬車，以供城裡那些富有的“自己人”租用。牛奶羊奶也大抵賣給“自己人”，雙方都覺得放心。據老輩人講，不知為什麼，羊奶的價格比牛奶的價格還要貴一些。自然，他們也養雞鴨鵝，狗和貓。他們對狗和貓的愛心，非是一般中國人所能理解的。若狗媽媽貓媽媽生瞭小狗小貓，便也賣給或送給城裡的“自己人”，而那是“自己人”所歡迎的，因為狗媽媽貓媽媽大抵是與他們一起逃亡出來的，某種程度上能醫治富有的“自己人”的內心哀傷。他們中的年輕男女更願進城打工，不消說雇主大抵是“自己人”。既是“自己人”，城裡的城外的他們便都挺抱團兒。
由於災荒之年，也由於戰亂，從山東、河北、河南、山西擁來瞭大批流民。他們在城裡不可能有安傢之地，目光也紛紛鎖定瞭那裡。都是身無分文的中國貧窮農民，沒錢建起哪怕稍微講究一點兒的傢園。何況他們中許多人並不打算長期紮根，有朝一日還是想回原籍的。於是就地取材，挖土脫坯蓋起瞭一片片泥墻草頂的臨時之傢。那樣的房子，想往大瞭蓋也不行，最大也就三間，居中一間還是廚房。多數隻蓋一間半，半間是廚房。十之七八不敢蓋三間的，在漫長的冬季取暖將是個費錢的大問題。短短幾年中，出現瞭一排排泥草房，像農村似的。最初的街道也形成瞭，正如農村也有村路。最初的街道沒街名，他們並不怎麼需要街道有街名。高處的地方幾乎全被鄰國逃亡者們的傢園占據瞭，中國流民隻能將自己寒磣且小的泥草房蓋在低凹地。比之於鄰國的逃亡者們，他們的生活過得反倒更悲摧。
“九一八”事變後，鐵路被日本人控制瞭。日本人在鐵路這邊一裡多遠的地方修建瞭三處他們的員工宿舍：皆磚瓦平房，不高，窗臺離地一米左右，都是一室半的格局。每處占地面積約半個足球場，東西南北四排平房中的一排，駐有他們的鐵路武裝警備隊。每排平房前，有機井、公共儲藏庫、廁所、浴室。宿舍墻厚半米，用的是修築稠堡的水泥，極堅固。名為宿舍，實際上未雨綢繆，戰時可作據守的要塞。自從那地方出現瞭他們的宿舍，同一地帶的中國居民和鄰國逃亡僑民，便都陷入惶恐之境，終日提防遭到危害。
兩年後，那地方出現瞭正規日軍的軍營，也便有瞭軍官宿舍。軍隊人數最多時有一個團，通常隻不過駐紮著一個營左右。中國居民和鄰國逃亡僑民們的日子更加提心吊膽、風聲鶴唳瞭。正規日軍居然也沒怎麼行兇作惡，因為供給充足豐富，吃得好，穿得暖。還有軍妓院為他們解決生理需要問題，堂而皇之地掛著牌子，其上用中國字寫著——慰情舍。軍妓中，有韓國女人、中國女人，也有日本女人。
蘇聯紅軍出兵中國東北那年，忽一夜火車站方向槍聲大作。第二天，A城“光復”瞭。隔夜間，日本的鐵路警備隊、正規軍，都不知戰死於何處，被俘在哪裡瞭。總而言之，皆不見瞭，留下的隻是空無一人的營房、宿舍，還有他們騎過的戰馬、養過的軍犬。
一些中國人膽子大，二個一夥五個一幫的，便去鬼子們住的地方一探究竟。有什麼究竟可探的呢？他們完蛋瞭就是完蛋瞭嘛！卻也不枉一探，發現他們的倉庫裡儲有那麼多的米、面、軍服、軍鞋、餅幹、罐頭、煙酒……那還客氣個什麼勁兒呢，於是往自傢弄。更多的國人見瞭，爭先恐後參與瓜分。有那“老毛子”也想趁機發點浮財，中國人則集體地呵斥他們：“你們有什麼資格？一邊兒待著去！被光復瞭的是我們，又不是你們！等你們的蘇聯紅軍見著瞭你們，那才有你們的好果子吃呢！”
他們自知沒什麼資格，隻有一邊待著去瞭。眼睜睜看著好東西被別人搶瞭個精光，需要很高的涵養才能在一邊兒待得斯文。據老輩人講，他們都表現出瞭那等涵養。
中國人眼裡的好東西是搶光瞭，卻還有些中國人不稀罕的東西呢，如筆、鍍金煙盒、唱片、煙嘴、鋼精勺之類的小東小西。也不見得是中國人不稀罕，而是掉在什麼椅角旮旯沒被發現。當逃亡僑民們終於被允許撿點兒什麼瞭，咱們中國人的眼裡發現瞭更好的東西——女人。慰情舍的韓國女人跑瞭，中國女人也跑瞭。本就是被迫的，幹嗎不跑啊！剩下沒跑的隻有他們日本的女人瞭，她們沒處跑，全躲在一間公共浴室裡。據老輩人回憶，有十幾個呢。那時，連幾匹戰馬都被中國人牽回傢去瞭。發現瞭她們的中國人，默默望著她們，都在想如果把她們領回傢去，算不算不道德？
有會幾句日本話的，就溫和地問她們晚上有沒有睡覺的地方。
她們中有人壯著膽子回答：沒有。
這些年輕輕的女人，完全失去瞭她們日本男人保護的日本女人，在滿城仇日怒火忽一下熊熊燃燒起來的這一個歷史性的日子，她們到瞭晚上沒有睡覺的地方怎麼行呢？
當然不行！
那對她們也太不安全瞭啊！
道德問題一擺平，富有同情心的中國男人便將她們一個個領走瞭——他們是些娶不起老婆的光棍男人，不久前還是農民。
那一天是他們的幸運日。吃的、穿的、女人，他們在同一天裡撿到的都是對他們無比重要的好“東西”。
日本女人被領走時皆情願。對於她們，那委實是明智的選擇。否則，流浪於街頭的她們，性命堪憂。誰能擔保，受過日本人殘害的某些中國人，絕不至於將她們當成復仇對象呢？
就說那些日本人的軍犬吧，一旦成瞭喪傢犬，再兇也沒用，被當街圍住活活打死的不少。僥幸逃脫的，幾乎悉數被鄰國的逃亡僑民牽回傢去瞭。狗通人性，還在於它們也識時務。它們被牽走時，像日本女人們一樣情願。狼狗是何等聰明的狗！它們似乎都明白，如果不乖乖地跟著面相善良的人走，下場必定很慘。世上寧肯被餓死甚至活活打死也隻認一個主人絕不跟其他人走的狗是少數，那已不是狗，而是“犬聖”瞭。
更有我們那敢想敢幹的可敬可愛的同胞，全傢總動員，索性搬入曾經的日本鐵路員工營房或軍官宿舍去住瞭。他們想，忍氣吞聲瞭那麼多年，小日本終於被趕跑瞭，沾沾“光復”的光，有什麼不可以呢？不住不知道，一住嚇一跳——哇呀，半米厚的墻！這從窗臺的寬度就看得出來。到瞭冬天，隻要燒把火，屋裡那該多暖和呢？某些光棍，雖然“撿到”瞭日本女人，卻仍無傢可歸，幹脆也與日本女人雙雙住回去瞭。這兩類我們的同胞，一經告別瞭泥草房，住入磚瓦房後，便都樂不思蜀，不再懷念故鄉，一心想要紮根於斯瞭。
好夢總是短的。
在好夢裡實現的隻不過是願望，沒甚好情節可言。
不久，一支蘇聯紅軍隊伍光臨那裡，盡管他們表示瞭真摯且殷勤的歡迎，還是被不客氣地驅趕走瞭。走得自是老大不高興，但隨行的中國翻譯奉勸他們要識大體，懂常識——軍隊怎麼能與身份不明的閑雜人等同簷而居呢？他們都是沒有正式工作的人，等同閑雜之人。
他們也就隻有從哪兒來的再回到哪兒去瞭。
蘇聯紅軍很快就與居住當地的本國逃亡者傢庭發生瞭關系，大出中國人意料的是發生瞭親密關系。中國人的想法是——彼們是紅軍，是革命的隊伍，而對方則不是地主便是富農，是革命的對象。有的在本國時還可能是他們的敵人，是他們要實行專政的人，否則，幹嗎背井離鄉逃到中國來呢？那麼，他們即使不在中國繼續與對方開展階級鬥爭，也斷不該高高興興地去往對方傢裡成為不請自到的座上客呀！一到傍晚，彼們的士兵便經常一幫一夥成群結隊地去往本國的逃亡者傢裡，還專往那些房子體面、花園頗大的人傢去。在對方傢裡吃喝，在院子裡燃簧火、拉手風琴跳舞，每每熱鬧到後半夜。如果路上出現瞭摩托車、吉普車，證明軍官也前往瞭。
中國人的眼無法看到的實際情況又往往是，軍官如若駕到，不但必能享受好吃好喝好待遇，也往往留宿不歸。有在上午割柴草的中國人，看見過他們的軍官與主人傢的婦女站在門前臺階上擁抱親吻依依不舍的情形，於是在中國人之間傳為笑談。也有相反的情形，他們的軍營派出車輛，挨傢挨戶將打扮得花枝招展的逃亡者傢庭的婦女載回，在軍營裡吃著喝著唱著跳著，尋歡作樂。
困惑至極的中國人議論：“他們的紅軍怎麼一點兒革命立場都沒有啊？”
於是，便有同胞解惑：“這不是在咱們中國嘛！凡事，國內國外總是有別的，到哪時說哪時。眼下人傢是老鄉見老鄉的關系，換瞭是我，也願意像他們那樣，幹嗎不那樣呢？”
據說他們的軍官，並不可以動輒越過鐵路，擅自出現在市中心。他們的活動范圍僅限於鐵路這邊。軍紀就是軍紀，在此點上他們都挺自律。
來年春天，那一支蘇聯紅軍隊伍開拔瞭。許多他們國傢的逃亡者傢庭的人去往駐地相送，男女老少皆有，有的分明舉傢出動瞭。當年輕的中年的婦女哭哭啼啼地與官兵們擁抱、親吻、含情脈脈地惜別時，看熱鬧的中國婦女都轉過瞭身，她們覺得眾目睽睽之下太不成體統瞭。
緊接著來瞭不少抗聯的同志。他們的服裝極不統一，有穿蘇軍軍裝的，有穿日軍軍裝的，有穿長衫的，有穿西服的。雖然天已轉暖瞭，仍有穿皮襖棉鞋的。他們全面接管瞭那些營房，一部分住，一部分辦公；還有一部分，在他們的指導之下被改造成瞭醫院，於是有抗聯的或正規部隊的傷員入住。他們普查人口，組織民工，維護治安，打擊罪犯，逮捕特務，訪貧問苦。
民工或老百姓問他們：等他們也走瞭以後，自己人可不可以占據一間營房？住進一間那樣的房子，才算有瞭一個像樣的傢啊！
他們肯定地回答：不可以。那些營房宿舍將會充公，至於新政權怎麼進行分配，連他們也不曉得。
這讓聽的人很沮喪。他們安慰道：也別不開心嘛！革命為瞭什麼？還不是為瞭窮苦老百姓傢傢都住上好房子，孩子們都能上得起學，青年們都能結得起婚，養傢的人都能有份穩定的工作嗎？隻要人人擁護革命，那麼一天遲早會到來的！
他們的話又使聽者們眉開眼笑瞭！
共樂區成瞭A市一個新區以後的十年裡，發生瞭極大變化。若以今天中國的城市建設速度而言，當年的速度是不足論道的，也可以說是緩慢的，但在當年，本區的老百姓都覺得變化太大瞭。起初共樂區的面貌根本就無任何城市特征，往最好裡說也隻類似於三四線城市的城鄉接合部。當年人們的評判標準直截瞭當——怎麼看都不再像農村瞭，當然便是城市的一部分囉！
A市已有機場瞭。一條幾乎筆直的柏油馬路從機場通往市內，將共樂區一分為二。鐵路這邊，馬路兩側，不僅植瞭樹，且建起瞭六七幢五層的樓房。當年的居民樓外墻是不貼裝飾面的，磚的本色便是樓的顏色。即便如此，住在裡邊的人傢也極令普通百姓羨慕。那些樓的存在，擋住瞭共樂區臟亂差的土坯房群落。由狹窄的土路形成的小街終於無一例外地有瞭街名，都是很陽光的街名，如光仁街、光義街、光禮街之類。住在那些小街的人傢，從此也終於有瞭門牌號。每條小街的兩端都豎起瞭圓木電線桿，三米高處有燈泡懸於其上。每條街上也都有一處公廁瞭，有的在街頭，有的在街尾。土路被翻起過，拌入砂石，再靠人拉著石輾軋平。雨季雖還泥濘，畢竟比以前強多瞭。如果不是政府行為，那麼一種改變是難以實現的。
後來，在共樂區的屬地，有瞭兩座工廠——拖拉機制造廠和亞麻佈廠，它們在全市小有名氣。此外，還有一處醬油廠，同時生產味精，因名字起得好——“松花江醬油”，雖是二百餘人的小廠，反而更有名，全市男女老少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但除瞭傢住共樂區的人，別人十之八九不知該廠在何處。
共樂區內還有瞭兩所中學，五所小學，一所醫生護士加起來二十人左右的醫院，以及一處日營業額最高時達到過九百多元，差一點兒就破千元的較大商店，那商店面積近四百平方米呢！
當然，也有瞭十幾處糧店。糧店是從前城市最根本的標志。
如果一個中國人每月吃的不是國傢在購糧本限定瞭數量的商品糧，那麼，無論他在城市居住瞭多久，也還是不能被視為一個城市人。
共樂區——這個主要由一九四九年以前的農民構成的城市新區，若說新，其實不過就是在舊貌基礎上這裡那裡換瞭幾成新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