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敏特
[一點說明] 2001年7月，《同舟共進》發表了我的《一本愛讀也怕讀的書》；之後，幾個刊物轉載了這篇文章，也有讀者來函或友人來電，表示大體認同。原因大概是因為：一、我對《傅雷家書》的評論，著眼於展示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特殊時代；二、我對傅雷先生的分析，著眼於中國知識分子這一個特殊群體的命運；三、我對傅雷先生及夫人的悲劇的描述，著眼於中國文化這一個特殊文化類型的能量。2003年1月，傅雷先生的二子傅敏先生重編的《傅雷家書》，由遼寧教育出版社出版。我將它稱之為"重編本"。關於這個本子與原編本的區別，新增多少，調整和改正了哪些誤植之處，傅敏先生已在《編輯說明》中說明了。與"重編本"相比，我的文章就有很多不到位的地方，唯一的"出路"是重寫；使這篇文章能夠反映"重編本"的全貌。為此，我兩次與傅敏先生通話。他十分謙遜，除一處與背景的事實錯位，他指出了，其他的，他也許更願意尊重評論者的自由發揮。重編本《傅雷家書》的責任編輯邵丹女士，也對重寫評文表示了希望和支持。
（一）
《傅雷家書》是我愛讀，也怕讀的一本圖書。
愛讀，是因為它是一本使人獲益匪淺的難得的圖書。自1981年出版以來，它一印再印；當第五版時，又編入十四封新發現的信函；據1998年的統計，已累計發行一百萬冊，可見其受歡迎的程度。而2003年1月出版的重編本，據說第1次印刷，全數被發行部門訂購。這說明《傅雷家書》依然是讀者十分關注的讀物。我想，這是因為，儘管中國涉及家庭教育的圖書數不勝數，名人家書見諸公開出版物的也難以統計，但像這樣一本內容豐富、細緻入微、文化品位甚高的"教子篇"仍屬罕見。
怕讀，是因為它讓我們看到，一位博學、睿智、正直的學者，連同他溫厚善良的夫人，不明不白地走向了毀滅。我說"不明不白"是因為當他們寫下遺書時，十分清醒地執守著自己的每一項責任，交還友人委託代修的手錶，贈給保姆的生活費，賠償親戚寄存而被紅衛兵抄家沒收的飾物，甚至留下了自己的火葬費53.30元。但他們卻不明白為什麼不能活下去的原因；既非"畏罪自殺"，也非"以死抗爭"，總之是"不明不白"。對此我不忍卒讀。
二十多年來我反覆閱讀，此次重編本我又再次閱讀，也許正是為了探尋這"不明不白"之謎。這絕不是個人生死之謎，而是一代（也許不止一代）知識分子的生死之謎，它連接著我們民族的盛衰。
也許有人會說，這個謎早已解開，不值得囉哩八嗦，舊事重提。我卻以為，萬勿過分樂觀。每一個民族的嚴重挫折都連接著它整個文化歷史土壤和世界的風雲變幻，一下子能夠鬧明白是不符合規律的；即使鬧明白了，能否深入人心，化為整個民族的發展動力，依然千山萬水，豈能一蹴而就。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兩大戰敗國--德國和日本，前者進行了深刻的反思，總理代表整個日耳曼民族跪在猶太人的墓前虔誠地懺悔，至今卻還有新納粹主義者時時興風作浪；後者至今不願反思，死不認賬，震驚世界的"教科書事件"一鬧再鬧。"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給我們民族帶來了"史無前例"的損傷。確實，我們的一位偉人對文化大革命進行了深刻的反思，發掘了文化大革命發生的深層次的原因。但偉人的認識不等於是大多數人的認識。而導致文化大革命發生的歷史文化因素並不會因為少數先進人物的認識而隨之消失。魯迅當年抨擊的舊傳統我們今天還會遭遇，有的還達到了變本加厲的程度；當然，它會不斷變幻出更"時尚"的形式。也許那些對歷史漠然無知的年輕人更容易被這"時尚"所迷惑，不知道舊瓶固然可以裝新酒，而新瓶也可以裝陳酒。
曾國藩的家書保存至今共有330多封，是名人家書保存下來最多的一個。在數量上《傅雷家書》與之不能比較，但《傅雷家書》內容的豐富深刻、精微細緻卻是獨具優勢的。
《傅雷家書》的文化格調應該說是"頂級"的。傅雷本人對古今中外的文學、音樂、繪畫涉獵廣泛，研究精深。而他培養的對象又是從小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終於成長為國際鋼琴大師的傅聰。樓適夷先生稱其為"一部最好的藝術學徒修養讀物"是並非誇大其詞的讚揚。
傅雷深刻地懂得，藝術即便是像鋼琴演奏需要嚴格的技術因素，但絕不是"手藝"，而是全身心、全人格的體現。他說："我始終認為弄學問也好，弄藝術也好，頂要緊的是humain（按：法文"人"的意思），要把一個'人'盡量發展，沒成為某某家以前，先要學做人；否則那種某某家無論如何高明也不會對人類有多大貢獻。"
而所謂"人"在傅雷心中又是具體而微的，不是一個願望，一個口號。大到對世界、對人類、對祖國的忠誠與獻身精神，小到對自己的事業的嚴謹，對父母的孝敬，對妻子的理解，對友人的寬容……並且具體到了一個樂段的處理，一位友人交往，以至於言談舉止也都一一告誡。"手要垂直，要人立直"，也使我這個讀者印象深刻。
在此，我特別要提到重編本新增的三十四通中，有二十三通是母親朱梅馥女士的信。這些信件在讀者面前偉大女性的親情和人性。
在人性中，母性是最偉大、最無私的。再加上朱女士又是一個既有東方文化素養，又經西方文化洗禮，既端莊賢淑，又開放通達的女性，她的母愛中融合了文化之美。在那環境險惡的年代，在個人安危毫無保障的日子裡，她心繫遠方的兒子和孫子。她克制著內心的恐懼和痛苦，把堅強、安詳、無微不至的關懷，傳送給漂泊異國他鄉的親人。一件為孫兒一針又一針織出來的毛衣，情重如山，她卻為"禮薄"而不安；為了讓孩子在異國感受到家庭的溫馨，她一絲不苟地寫下了幾個菜餚的製作程序，唯恐疏漏一個細節。
最終，她跟隨著傅雷走上了不歸之路。她不知道正在發生的一切究竟為了什麼，但她明白傅雷的人格尊嚴已將不能忍受這樣的踐踏和侮辱；她和他攜起手來，把生命融合一起，邁步永恆。對她來說，其中更多的是殉情的美麗。
人性如此美麗的女性，懷著偉大的母性，走了！
我們只能說，這是美的毀滅！
而我們必須追問，為什麼，為什麼我們不能保護美，創造美？為什麼我們只能眼睜睜地看著美的毀滅？
如果有更多更多的人，共同發出這樣的追問，我想，這是人類的希望！
（二）
《傅雷家書》的直接受益者當然是傅聰。傅聰說："我一天比一天體會到小時候爸爸說的'第一做人，第二做藝術家，……'我在藝術上的成績、缺點和我做人的成績、缺點是分不開的；也有的做人缺點在藝術上倒是好處，譬如'不失赤子之心'。"對此，傅雷夫人朱梅馥女士也體會至深，她在給傅聰的信中寫道："你別忘了：你從小到現在的家庭背景，不但在中國獨一無二，便是在世界上也很少很少。"
正是這樣的家教陶冶出一位世界級的藝術大師，並給千千萬萬的父母留下了一面寶鏡。照一照我們給了孩子一些什麼，為了孩子我們自己怎樣做事做人？
我們當然不能苛責傅雷。在與傅雷同處一個時代的時候，我們很難與傅雷比肩；但是，當時代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而《傅雷家書》已經成為人類共同的財富的時候，我們必須以新的視點重新審視這筆財富，我們才能在今天以至於明天充分發揮這筆財富造福人類的作用。
樓適夷先生在《讀家書，想傅雷（代跋）》中已流露了對傅雷家教過細過嚴的"不以為然"。而我以為還有更值得我們重視和深思的問題：傅聰猶如一隻邀游世界的鳳箏，不論多遠多高都有一線牽連著傅雷的家教：傅雷的家教以其教子的成果證明了它的真理性。但是，以其生命實施這家教的傅雷卻保存不了自己的生命。這，究竟出了什麼問題？一個連自己的生命，這最起碼的權利都保存不了的知識分子，他實施的家教，是否必須重新審視呢？這個問題當然遠遠超出了傅雷夫婦個人的生死之謎。
1956年6月，傅雷以極其興奮的口吻告訴兒子，他參觀了淮南煤礦、佛子嶺水庫、梅山水庫，為祖國的建設，為人民急起直追的勇猛精神，感慨系之。特別是佛子嶺工程全部由中國人自己設計，自己建造，他感到無比驕傲。應該說，這樣的感覺正常、正確。中國確實在自己軌道上超越歷史地發展著。
但是，傅雷由此以為"恐怕世界各國都要為之震驚"，甚至"科技落後這句話，已經被雄偉的連拱壩打得粉碎了"，卻不僅是過分樂觀，更重要的是說明了中國知識分子的視野已與世界有所隔絕；中國知識分子開始落入"井底"，並從"井底"仰頭看"天"。當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確認"天"就是井圈那麼大的時候，他不僅失去了對"天"的認識，更嚴重的是失去了對"井底"的認識，以為這就是認識世界的最佳"好望角"。這正是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他們把別人像中藥配方那樣的"配方新聞"，當作通曉世界、把握真理的捷徑。他們有眼，卻不用自己的眼睛去觀望五洲風雲；他們有耳，卻不用自己的耳朵傾聽四海風雷。今天，一個普通老百姓都不至於看到中國科技突飛猛進的發展，而引出中國與發達國家在科技上的差距已經消失的結論。而那時，像傅雷這樣的傑出的知識分子也不承認差距嚴重存在的事實。可見，若干年前億萬中國人虔誠相信一個人可以"洞察一切"的神話，就並不奇怪了。
雖然，傅雷走出過國門，接觸過比封建專制主義進步的社會思潮，但他依然不能根除中國知識分子的痼疾--往往在新的形勢下分不清愛國主義與封建主義的區別。儘管他自信"素來不輕信人言"，但依然不能不犯中國知識分子輕信的毛病。儘管他清醒地看到"要求真正民主，必須每個人自覺地作不斷的鬥爭。而我們離這一步還遠得很"，但依然分不清大人物的民主承諾與民主在中國扎根之間的千山萬水；分不清給你民主與實現民主的本質區別。歷史的一再教訓使我們應該心平氣和地承認一個事實：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上半年，中國知識分子犯了一個群體性的錯誤，以為"民主的春天"已經降臨在中國這片古老的土地。正如傅雷興高采烈地告訴兒子"我們真是進入了原子時代，tempo（節奏）快得大家追不上"。在此之前，傅雷曾自豪地寫道："我一生做事，總是第一坦白，第二坦白，第三還是坦白。"如今既然民主的春天已經到來，那麼"坦白"應該是到了最合適的時間和地點。不止是傅雷，那時候太多的知識分子，是以坦白的胸襟去擁抱這"春天"的。然而"春天"忽然變臉而變成了嚴酷的"冬天"；1957年的"反右"首先是無情地懲罰了這些"坦白"的人物，自然包括了傅雷。坦白當然是優點，但也應當看清對象。我們有國家機密，機密是不能告訴一切人的。而個人也應當有心理機密，這機密同樣是不能告訴一切人的。當坦白得不到安全保障的時候，就應當嚴守心理機密。
傅雷夫人朱梅馥女士在給傅聰的信中說："爸爸做人，一向心直口快，從來不知'提防'二字，而且大小事情一律認真對待，不怕暴露思想；這次的教訓可太大太深了。"顯然，對傅雷來說這時候接受教訓已為時過晚。因而朱女士對兒子說："我就更連帶想起你，你跟爸爸的性格，有許多相同的地方，而且有過之，真令人不寒而慄。"不過接受這種家教的傅聰正在國外學習，沒有親嘗"坦白"的教訓，大概也無法理解"坦白"何以獲罪。因為，此時他與父親不站在同一片土地上。
重編本中以傅聰的家信代"前言"，恰恰從中看到了與傅雷的認識上的差異。傅聰直言不諱地以自己的經歷與1957年後的中國的政治環境作了一個在當時可以稱之為"大逆不道"而今天已成為常識的比較。他說："國內的生活和國外太不同了，假如要能在藝術上真有所成就，那是在國外的條件好得太多了，主要因為生活要豐富得多，人能夠有自由幻想的天地，藝術家是不能缺少這一點的，不然就會幹枯掉。我是還有許多問題想不通的，我現在也不願去想，人生一共才幾何，需要抓緊做一點真正的工作，才能問心無愧。我實在需要安心下來，要是老這樣思想鬥爭下去，我可受不了，我的藝術更受不了。"（第8-9頁）而北時的傅雷必得參與鬥爭，而鬥爭的對象恰是自己。站在不同的土地上，父子的觀念差異顯示了出來。
是的，1957年前的"民主的春天"的民主是賜予的，賜予者有賜予的權力恰好說明也有收回的權力；而可以賜予又可以收回的民主，從根柢上說不是現代意義的民主，充其量是一時的開明。或者說，是一各瞳生於當時中國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而博學多智的傅雷缺乏的也許正是對於中國的理解。
儘管朱女士說"教訓可太大太深了"，傅雷卻沒有從認識中國的根柢上接受教訓。他仍然根據"配方新聞"來調整自己的認識，把全民飢餓理解為"自然災害"，並以"生活比大眾還好得多"來表示"知足常樂"。如果說1957年後好幾年在給傅聰的信中幾乎不談政事，到了1961年他又情不自禁流露出大談政事的興趣。大概因為"三面紅旗"的實際上的失敗，不得不調整政策，其中包括知識分子政策，於是，傅雷似乎又看到了與1957年以後幾年"大有不同"的希望，而"可喜之至"，誤以為"民主的春天"又將到來。即使這賜予的"民主"難以充分執行和貫徹，傅雷也只是以為癥結是"基層幹部的水平不可能一轉眼就提高，也就不可能一下子正確領會黨中央的政策與精神"，遠沒有認識到整個有待於民主化的文化環境與政治環境。
可以證明這一點的是，面對1961年開始的政策調整，傅雷還有一點兒沾沾自喜。他認為這種政策調整的內容與必要性是他早就認識到了。他對傅聰說：
以往四年（指1957年反右至1961年政策調整之前--引者按）簡直不和你談到這些，原因你自會猜到。我的感想與意見寫起來也許會積成一厚本；我吃虧的就是平日想的太多，無論日常生活，大事小事，街頭巷尾所見所聞，都引起我許多感想；更吃虧的是看問題總是水平提得太高（我一向說不是我水平高，而是一般的水平太低），發現癥結為時太早；許多現在大家承認為正確的意見，我在四五年、六七年以前就有了；而那時的形勢下，在大家眼中我是思想落後（引者按：豈止是"落後"，而是"反動的右派觀點"）所以有那些看法。
寫出以上這段話的時候，傅雷大概有一種"這下好了"的喜悅與輕鬆，他以為自己發現的"癥結"有瞭解結的希望。1957年朱女士在信中告訴傅聰，傅雷"常常失眠，掉了七磅……五個月來，爸爸痛苦，我也跟著不安，所以也瘦了四磅"。而1961年之後，傅聰卻感到："爸爸文章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充滿了熱情，很執著，almost fanatic（近乎狂熱）。"
問題的深刻性，還在於傅雷在中國知識分子群中還是個最具有獨立意志，最能進行獨立思考的人物。重編本給我們提供了這方面的例證。如以前"為尊者諱"，沒有編入傅雷提到周揚、茅盾、老捨等人的信件，現已編入。這些信給我一個印象，周揚、茅盾、老捨都是傑出的文化人，但他們離官方更近些，因而獨立思考的衝動更少一些；傅雷與他們相比，離官方遠一些，因而獨立思考的衝動更強一些。在家書中就流露了出來。但即使如此，進入政治領域，傅雷的獨立人格、獨立思考，也受到嚴重的挫傷。可以看到，傳統意識在政治文化中是多麼強大！
果然，這一次的高興又錯了。調整政策依然是賜予的民主，而不是整個文化環境、政治環境的真正現代化、民主化。也許20年後，鄧小平所說的"我們這個國家有幾千年封建社會的歷史，缺乏社會主義的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法制"，才算真正涉及到了"癥結"。果然，還沒有等到傅雷從"近乎狂熱"轉向清醒冷靜，賜予的又收回了。不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並且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終於導出了"全面專政"的文化大革命。
（三）
這一次，傅雷不僅是一頂"右派分子"的帽子的問題，也不是再次"懺悔"和"贖罪"，寫一寫"犯了客觀主義，沒有階級觀點"的檢查就能逃脫的，而是"反黨罪證""百口莫辯"，再加上"教育出一個叛徒傅聰，在人民面前已經死有餘辜了"。一個以卓越的家教培養出一個無愧於人類的藝術家的傑出的學者，卻帶著"我們這種來自舊社會的的渣滓早應該自動退出歷史舞台"的不明不白的自哀自責，離世而去，留下了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生死之謎。
反反覆覆重讀《傅雷家書》，我要再次強調，他給予傅聰的家教豐富而細緻，深刻而嚴密；在這世界上成長出一位傑出的藝術家傅聰，這本身就是活生生的佐證。傅聰正如父親所期望的那樣，知道國家的榮辱，藝術的尊嚴，能夠用嚴肅的態度對待一切，做一個"德藝俱備、人格卓越的藝術家"。但是，實施這家教的父親沒有了生存之地。在這裡，我好有一比，傅雷所執著的家教猶如種莊稼，選種、播種、灌溉、施肥、鋤草、松土、除蟲……每一個環節都周詳備至，無可挑剔。但這"莊稼漢"卻恰恰沒有看透這是一片什麼樣的土地，這土地有什麼樣的土壤結構。因為，同樣的種子、肥料與耕作，在不同的土地上就會產生不同的結果，就像《傅雷家書》體現了父子二人共同的人生觀、藝術觀與道德操守，而二人的命運迥異。
當我寫到傅雷沒有看透什麼樣的"土地"與"土壤結構"時，心中充滿了敬重與沉重，絲毫沒有以為我們與傅雷在認識上有了高下之分。就像去責備屈原不懂電視，李白不懂電腦，無疑是可笑的愚蠢。在傅雷所處的時代，他的認識已屬"前衛"。而要認識"土地"與"土壤結構"需要經歷漫長的歷史過程，付出慘重的歷史代價。即使如鄧小平這樣的偉人，也是到了八十年代，才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明確指出"我們這個國家有幾千年的封建社會歷史，缺乏社會主義的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法制"。而在此之前，他也只能參與反右鬥爭的開展；在文革風暴襲擊到自身之後，只能寫下"永不翻案"的檢查。
沒有人能百分之百地割斷歷史的羈絆，沒有人能在同代人付出代價前超越歷史。今天的問題在於，傅雷作為一代知識分子的代表以生命為我們付出了代價。把認識我們的"土地"，改造我們的"土壤結構"的歷史使命擺在了我們的面前。這是我們的幸運，也是我們的歷史責任。如果我們推卸這歷史的責任，讓傅雷式的歷史悲劇在不同的程度上以不同的形式重演，我們只能成為歷史的罪人。
傅雷先生、夫人，安息吧！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將勇敢地承受你們的生命之重！
2001年4月在旅途中
2003年4月重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