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康強
提到翻譯家傅雷，我們馬上想到他譯的巴爾扎克和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如果說《約翰·克利斯多夫》對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中國青年知識分子的思想產生過巨大的影響，傅譯巴爾扎克的影響更多停留在翻譯理論和翻譯技巧的層面。
我們這一代的法國文學翻譯家（年齡約從四十歲到六十歲）或多或少都是傅雷的私淑弟子。我們最早接觸的法國文學作品是傅譯巴爾扎克。後來學了法文，對翻譯有興趣，對照原文精讀的往往是一部傅譯。我們折服於譯者理解的準確和表達的精當，有時我們覺得自己不是在讀一部翻譯小說、而是一位中國作家在為我們講述一個法國故事。傅雷提倡，也達到了「化境」。他的譯文完全可以看作漢語文學遺產的一個組成部分。
不過傅雷沒有譯完所有巴爾扎克的作品。為出版漢譯巴爾扎克全集，我們勢必要補足他未譯的作品。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巴爾扎克全集》，凡是有傅雷譯本的，一例不用別的譯本。傅雷未譯的，則另請譯者。這些新的譯文在不同程度上師法傅雷，它們與傅譯並列，風格上的差別並不見得很大。第二十五卷《都蘭趣話》是個特例。這是一部用拉伯雷風格寫成的、《十日談》式的短篇故事集，插科打諢，玩世不恭，譯文也只有跟著走了。傅雷字怒庵，性情剛烈，嫉惡如仇。他譯書一般選擇與自己性格相近的，不會去譯這部書；真的譯了，恐怕也不討好。
另一方面，翻譯不能壟斷，傅雷譯過的作品可以復譯。別的出版社也出巴爾扎克的小說，如最著名的《高老頭》和《邦斯舅舅》。由於版權問題，它們都另找譯者。譯林版《邦斯舅舅》的譯者許鈞先生是翻譯理論家和批評家，他指出「傅雷的藝術個性在譯作中表現得過於充分，以致部分遮掩了原作風格」。他自己的譯文自然力求更加貼近原文的風格。
傅譯的另一個名牌《約翰·克利斯朵夫》也受到挑戰。兩家出版社將要推出新的譯本。一位譯者是老翻譯家許淵沖先生，他有自己的翻譯理論，主張文學翻譯是一種再創作，是兩種語言的競賽，譯者利用母語的優勢完全可以在某些方面超過原作者。許先生很自信，認為他譯的《約翰·克利斯朵夫》高於傅譯。另一位譯者韓滬麟先生比較謙虛，他說自己的譯文未必超過傅譯，但是將是另一種味道。如果傅譯是大米飯，他的譯文是秈米飯，請讀者換換口味。
韓先生其實提出了一個普遍性的問題。傅雷的文學語言，是半個世紀以前被認可的高雅的書面語言（對話的翻譯又作別論）。隨著社會的發展，語言也在發展，讀者在語言上的欣賞趣味有所改變。西方有一派翻譯理論認為每隔幾十年就需要產生新的譯本。我們這代人喜歡的地道的中國化的譯文，今天的年輕人可能嫌其爛熟，他們讀外國小說時更樂意同時讀到外國的句法和表達方式，認為這才是原汁原味。好比上西餐館吃牛排，他們寧可要帶血的。近年來的文學翻譯，就其總體趨勢而言，似乎走的是這條路子。
我個人的看法，當今譯壇呈多元化狀態，不以傅譯為最高標準和唯一依歸，本質上是件好事。讀者作為文化產品消費者，這樣他們就與其他產品消費者一樣，享有更大的選擇。如同性格演員演誰像誰，許鈞先生要求譯者譯誰像誰，非高手莫辦。個性強的譯者如本色演員，也可以成為一代名家巨匠，要在選准與自己個性相近的作家和作品。至於當前讀者，尤其是青年讀者對翻譯作品的「洋味」的偏愛，我以為與年齡，也與社會上對洋貨的崇尚不無關係。一旦他們進入中年和老年，閱讀趣味恐怕會改變，轉而喜歡醇正的中文。傅雷的譯文作為中國文學翻譯史的一個階段的最高成就，甚至作為現代漢語白話文的一個範例，自有其歷史地位和永久價值。我們站在傅雷的肩膀上，應該望得更遠，攀得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