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整個歷史上來看，如果很少有證據能夠表明青少年行為和我們所認為的原因有關，那麼為什麼我們會這麼輕易地相信它們，這麼執著地堅持它們呢？
虛假地引用蘇格拉底、現代青少年大腦（teen brain）一書，以及斯坦利·霍爾新穎的論點不斷地盛行著。從這些現象來看，我們很難否認這個結論：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希望把青少年行為，特別是我們不喜歡的行為，歸咎於一些與生俱來的身體上的原因。與山姆的經歷無疑讓我願意這麼做，而她帶給我的最重要的經驗之一就是，一個人對青少年行為的憤怒程度能夠影響他對青少年的判斷。實際上，從教科書的作者到有權威的理論家，這些令人不安的行為幾乎能夠扭曲每一個人的判斷，這可能不足為奇。
當然，探究那些導致混亂行為發生的身體缺陷，並非開始抑或結束於青春期。縱觀人類歷史，主流社會邊緣的各種群體，通常會發現他們自己成了這種探究所關注的焦點。幾個世紀以來，從19世紀移民到美國的人到北愛爾蘭的天主教徒，再到美國的奴隸，學術作品將各種各樣的少數群體中那些令人厭煩的問題歸咎於他們先天的身體缺陷。甚至就在最近，女性滿足男性職場需求的能力受到了質疑，理由是她們可能有先天的認知和情感局限。
這種帶有蔑視色彩的傾向在人類理解行為的方式中非常典型，心理學家將其命名為「基本歸因錯誤」。人類似乎有一種強烈的持久偏見，我們願意把行為歸因到個體的先天品質，即便客觀證據極為充分地表明人們所處的環境在塑造著他們的行為。從大的方面來講，我們把罪惡歸咎於競爭國家的本質；從小的方面來講，我們沒有意識到，配偶的急脾氣所折射出的不只是這個潛在的不良傾向，可能更多的是因為她們經歷了糟糕的一天，或者是因為我們沒有洗餐具。如果我們把這種偏見用於那些缺乏社會地位的群體，或者那些不能清楚地表達環境對他們的影響有多大的群體，比如青少年群體，那麼這種偏見就變得極為固執，極為危險。
大多數父母會告訴你，在那些為數不多的能讓他們感到舒服的觀念中，青少年大腦不成熟這一觀念就是其中之一。「至少，我可以不用認為都是我的錯。」一位家長這樣告訴我們。然而，這種觀念也把青少年和他們的父母一起鎖在了被動性和低期待的牢籠裡。如果不良的行為都是由充滿激素的大腦所驅動的，那麼家長還有什麼選擇的餘地來讓情況得到改善呢？青少年對自己還有什麼其他可以期待的呢？這種觀念會成為一種強大的禁錮，以至於我們會放棄逃離無盡的青春期的想法。
斯坦利·霍爾沒能免於這種奇特的人類無知的表達方式。實際上，如果他更仔細地觀察書中所描寫的那些青少年所處的環境，他會發現，青少年那些混亂行為的大量增長與工業革命的迅速發展呈正相關。義務教育年限的提高，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變著青少年的經驗。多年以來，青少年發生了根本上的改變，過去的青少年比現在的青少年表現得更加成熟。這一點潛在的危險可能像無盡青春期牢籠裡的一包炸藥一樣。一旦我們承認了這一點，我們還必須認識到青少年的不良行為不能完全歸咎於他們的大腦和激素。雖然我曾經可能否認過這一點，但最終我需要為山姆的行為找到另外一種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