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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無盡的青春期之前

大腦研究者對於他們的研究成果進行嚴格地限定,並不是因為他們的學術態度太過嚴謹。事實上,青少年違法犯罪行為以及其他形式的不良行為與青少年的年齡並沒有什麼關係,這方面的證據是有力的。例如,人類學家愛麗絲·施萊格爾(Alice Schlegel)和赫伯特·巴裡(Herbert Barry)曾經開展了一項詳盡的而又意義深遠的研究。他們以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青少年為研究對象,從赫魯曉夫時代的俄羅斯鄉村到伊拉克東北部的庫爾德人,他們對來自186種前工業社會青少年的交談和描述進行評估。如果在其他文化背景和時代下的青少年中沒有發現這些普遍的不良行為,那麼對於用大腦和激素來解釋這些行為而言,這將意味著什麼呢?這恰恰是施萊格爾和巴裡在呈現其研究結果時所感到為難的。

施萊格爾和巴裡發現,在所調查的一半以上的社會形態中,幾乎不存在青少年違法犯罪現象。在這些社會形態中,當個別的年輕人作出某些讓人討厭的行為時,他們會被看作另類的,而不是典型的。實際上,在很多社會形態的語言中,甚至不存在「行為不良」這個詞語。在他們的詞典中,青少年違法犯罪和老年人違法犯罪都是不存在的。特別是,這些社會形態中的青少年往往會很快融入成年人世界。他們與成年人一起工作,與成年人進行社交,而且他們參加成年人的宗教儀式。當青少年要為社區完成特殊任務時,他們才會被按照同齡人進行分組,而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是感到自豪的。在這些社會形態中,成年期迅速到來,行為不良現象並不存在,就像幾代人之前我們這個社會中的情況一樣。

事實上,對於「無盡的青春期與青少年的生物學基礎沒有直接的關係」這一觀點,我們甚至不必通過外國的社會形態來加以理解。看看幾代人之前我們這個社會中的情況,我們就會非常清楚青少年獨立活動的潛力有多大。例如,歷史學家喬·克特(Joe Kett)描述了一位中等收入的年輕人的生活。這位年輕人名叫威廉·奧特(William Otter),1803年,他與一艘商船簽約。他工作了一段時間之後,不幸遭遇了海難,後來他被徵召進入英國海軍,隨後又私逃到紐約,在那裡成了一名學徒。而這一切都發生在他16歲那年。蘇珊·赫爾(Susan Hull)曾寫過一套全書《聯邦娃娃兵》(Boy Soldiers of the Confederacy),書中描寫了青少年在美國獨立戰爭中的傑出成就,在這些青少年中,很多只有13歲。我那偉大的曾祖父就是在17歲時離開家鄉和親人,揚帆遠航來到美國開始了新的生活。他在這片新的土地上,說著新的語言,完全獨立地生活著。他是非同尋常的,埃利斯島的花名冊就是極好的佐證。很明顯,這些青少年有獨立生存和發展的潛力,而且他們將這種潛力發揮了出來。

考慮到營養和教育的作用,如果說過去和現在有什麼區別的話,在大腦發育方面,過去的這些青少年或許不如現在的青少年成熟。當然,我們也沒有理由認為激素的發展並沒有發生。如果我們想把青少年的依賴、固執、玩世不恭和消極被動歸咎於他們的大腦,那麼從世界範圍內和整個歷史上來看,將會有很多鮮明的反例來反駁我們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