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拿文都墓園位於薩瓦納東部，入口處是一對並排的石門。左側門上雕著兩根石柱，頂端是兩位舉著十字架的女性形象，這道是基督教徒之門。右側門上也雕有兩根相似的石柱，頂端豎著大衛之星，這道是猶太教徒之門。
在一個天氣潮濕、蚊子奇多的下午，我開車穿過猶太教徒之門，然後拄著枴杖爬了幾層台階，走進訪客中心。裡面擺放著石雕樣本，各式各樣的瓷製骨灰罐，還有安葬在這裡的名人們的畫像，包括州長、大使、盟軍將領以及普利策獎獲得者詩人康拉德·艾肯、第4屆奧斯卡最佳原創歌曲獎獲得者喬尼·梅西爾等等。
訪客中心貼有一條告示，宣佈波拿文都墓園最出名的房客——「喂鳥的女孩」已經被移到市中心的博物館裡了。那是一尊高約1.25米的青銅像，塑的是位雙手各拿著一隻碗的女孩。這尊雕像原本知名度不高，原型或背景故事已經無人知曉，但她的照片後來被放在約翰·伯蘭特寫的《午夜的善惡花園》一書的封面上。這本書出版後非常暢銷，引發了許多粉絲來薩瓦納參觀朝聖，有些人還專門跑到墓園，想從雕像上摳一塊當紀念品。
我向接待人員報上了自己家族的姓氏。她走進後面陳舊發霉的房間裡，不一會兒，就拿回了6張已經泛黃的老卡片，上面記錄著死者的姓名、安葬時間、方式和墓地位置。這3張紙分別屬於我的曾祖父母馬爾文和黛西·費勒，我的曾伯父埃德溫·科恩；我的祖父母埃德溫和艾倫·費勒；還有我叔叔斯坦利·費勒。
老實說，我沒想到卡片上記錄的信息會如此詳盡，這讓我有點吃驚。根據記錄，我的曾祖父於1952年7月18日去世，當天就下葬了。我的曾祖母1960年9月27日去世，她的遺體從密西西比的斯塔克威爾運送過來，兩天後在此下葬。我的叔叔將遺體捐獻給了醫學研究，所以下葬日期是2001年4月，他過世7個月後。叔叔是火葬，祖母是棺葬，曾祖母則葬在地下墓室裡。「墓室是用混凝土澆築出來的，」接待員解釋說，「猶太人通常不會選擇地下墓室，大多都是直接埋入土中。但人生總是充滿變數。」
我對她表示感謝，交還卡片，然後起身準備離開。
「你是來給家人掃墓的嗎？」她問。
「算是吧！」我說，「其實我是想來看看自己將來的墓地。」
薩瓦納是個處處有故事的城市，而波拿文都墓園為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提供了舞台。在美國獨立戰爭前，這裡是稻田。到了1846年，威明頓河畔鬱鬱蔥蔥的森林就被建成了公墓。主持者是美國海軍准將喬什亞·塔特那爾。據說他是在1859年夥同英軍入侵中國的時候學會了那裡「血濃於水」的說法，並將這個諺語留在了美國歷史上。
這座墓園裡最顯著的特徵就是1860年《哈珀斯》雜誌上提到過的「沉默致哀的橡樹路」。皇家海軍曾經採用過這裡厚重的木材，因此這排人行道上的常綠樹也被稱作「國王的樹」。塞拉俱樂部的創始人約翰·繆爾曾於1867年在此露營5天，他稱這些橡樹為「我所見過的最雄偉的人工林。大樹的枝幹不斷生長，向外延伸擴展，直到彼此在人行道上空匯合。每根枝條都像被大自然裝飾成了花園，滿是蕨類和各種花花草草，還夾雜著許多矮棕櫚」。
這些大橡樹幾乎每根枝叉上都垂著一串串銀色鐵蘭，讓整個環境有了一種肅穆的氣氛。鐵蘭屬鳳梨科，每每有風吹過，垂下來的花環就會隨之輕輕擺動。一位參觀者曾經在1859年寫道：「它們看起來就像是從前哥特教堂屋頂懸掛的勝利戰旗。」
波拿文都墓園佔地約65萬平方米，是19世紀墓園整頓的產物。那時，墓園從擁擠的教堂後院搬到了漂亮的花園式天堂。這樣一來，逝者可以更接近大自然，悼念者也能受到這種美景的感染。這些「亡者的城市」被設計成充滿希望而非悲傷的所在。死亡不再讓人毛骨悚然，它只是「存在」的另外一種形態，比如「沉睡」「甜美的安息」或「長眠」。
墓園原本是現代社會中公園的雛形。從前，人們把它當成休閒的好去處，他們會駕著馬車，帶著野餐，來這裡談情說愛。傳言說，選擇星期天在波拿文都墓園表白的人，就一定能和愛人步入婚姻殿堂。這墓園是如此可愛，有位參觀者甚至寫道，「就連死亡也被迫褪去了自己可怖的外衣」。
去自家墓地之前，我先拜訪了其他3個家庭。首先是喬尼·梅西爾一家。他那首帶著淡淡憂傷的歌謠《月亮河》是大家默認的薩瓦納市歌。梅西爾一生寫過1 500多首歌詞，與人合夥建立了「國會唱片」公司。他與妻子金吉兒和其他家庭成員葬在一起。墓碑上刻著他的著名作品：寫給媽媽的《媽媽不告訴我》，給妻子的《你小時候一定是個漂亮寶寶》，還有寫給自己的《天使在唱歌》。
第2個是康拉德·艾肯一家。他也選擇葬在自己父母旁邊，儘管這個家庭並不是那麼和諧。康拉德11歲的時候，有天早上醒來，聽見父母在吵架。他父親向母親開了一槍，然後將手槍對準了自己。這位美國未來的桂冠詩人赤著腳跑進街對面的警察局，嚷道：「我爸剛剛打死了我媽，現在又要自殺！」
艾肯家的老一輩都有各自的墓碑，但康拉德卻最終選擇長眠於一條供人休息的花崗岩長椅下。這位飽受精神折磨的作家曾經和托馬斯·艾略特一起編輯《哈佛大學文學學報》，曾經在世界各地遊走旅行，但他最終還是回到了薩瓦納。他的墓誌銘就刻在那條長椅上，我哥的網名就是從這兒來的。故事是這樣的：有一天，艾肯看見一艘名叫「宇宙水手」的船開進了薩瓦納的港口。他感到很有趣，就去查這艘船的航行路線，結果卻發現這艘船根本沒有什麼目的地。後來這就成了他的墓誌銘。
宇宙水手
目的地，未知。
我拜訪的第3個墓地屬於我的一位朋友。
傑克·雷是位攝影師，出現在《午夜的善惡花園》封面上的「喂鳥的女孩」就是他的作品。他是土生土長的薩瓦納人，我們是同一所中學畢業的。傑克的夢想是成為一名畫家，但最後卻迷上了攝影。四處漂泊求學後，傑克回到了薩瓦納，在市中心人來人往的噴泉拍到了一張令人難以忘懷的天鵝照片。他生平第一次覺得自己可以用一種全新的視角來捕捉故鄉的美景。那張照片現在還掛在我布魯克林家裡的臥室牆上，用來紀念我和琳達婚後一起在噴泉邊散步的那些時光。
接下來，傑克出版了5本攝影集，聚焦準確，觀察細緻，記錄了佐治亞州鄉村中日漸乾涸的河流、沼澤和內陸河道。2003年，傑克50歲出頭時，被診斷為結腸癌晚期。他十分渴望在自己最心愛的地方——泰碧島，度過生命的最後一段時光。我父母讓他住進了我家海邊的房子。和我一樣，傑克在那裡度過了他逐漸衰弱的時日。當我剛知道自己患了癌症的時候，就想起了這位好朋友。我們的命運是如此相似，都得了癌症，都有兩個女兒，這真是讓人痛苦。我很好奇，在接近生命終點的時候，他的心理狀態是怎樣的？
「傑克最主要的工作是紀錄片攝影。」他的前妻蘇珊·派崔斯說。在最後那段時光裡，她一直陪伴在傑克身邊。「他的工作要求他必須保持開放的心態。儘管可能要面對許多意想不到的情境，但依然要保持開放和專注。這樣一來，在提高藝術創作水平的同時，攝影師自己也能不斷獲得學習和成長的機會。」
「我記得最清楚的是，」蘇珊接著說，「傑克住了幾個月的醫院後，我們開車駛向泰碧島。一路上，他一直在說：『慢點兒開。我都忘了這世界有多美好了。你看到了嗎？看到了沒？』我一直在想：他看得到世界的美麗，是因為死神就在他眼前，也是因為這麼多年來他總是在培養自己欣賞和捕捉美的能力。他可能再沒有力氣舉起相機拍下眼中的美景了，但此時，這些已經不重要了。」
傑克非常喜歡波拿文都墓園。他女兒格蕾絲小的時候，父女倆就經常在這裡散步，每天都要走幾個小時。被確診為癌症前，傑克的健康狀況就已經在走下坡路了。那個時候，他開始拍攝波拿文都墓園和其他墓園裡的上百個石製天使。「我覺得他是無意識地在回歸自己的精神傳統。」蘇珊這樣說。
在我被確診患上癌症之前的幾個月裡，琳達發現我有一些異常表現：總是焦躁不安，失眠，易怒。她後來告訴我：「你都不像你了。」傑克的家人也發現了同樣的問題，這也影響了他的創作。他放棄了自己標誌性的細節化風格，轉而拍攝一些失焦的模糊照片，大多以水為主題。
「傑克做事向來有計劃、有目的，」蘇珊說，「他最重要的個人作品都是以水為主題的。他一直反覆做一個夢，夢中他正在某個地方照相，但卻總是心不在焉。突然，他發現潮水湧了上來，把他所有的攝影設備都捲進了大海裡。」
這個夢意味著什麼呢？
「作為一個藝術家，他大概是怕自己的作品會被人們遺忘吧，」蘇珊說，「但臨走之前的那段日子裡，他最終還是找到了內心的平靜。因為相機可能會被捲進大海，你可能覺得自己正忙著創造藝術，但實際上，是藝術在改變著你。你最終會發現，自己的生活竟然是如此美好。」
「傑克臨走前，總是讓我給他唱一首搖籃曲，那是孩子們小的時候我給她們唱的。那首曲子講的是河流會帶我們回家。他去世前的那天晚上，我在他身邊打了個盹，夢見有人讓我告訴傑克，死亡就像是躺在小船上沿河漂流。他只要放鬆自己，跟著水流走就好了。後來，我在他床邊找到了一箱拍立得的照片。最上面的一張，拍的就是停在河邊渡口的一隻獨木舟，依然是那種模糊對焦的風格。」
費勒家族的墓地位於570號，第16區，努涅斯路旁邊。它的形狀像是個梯形，大約96平方米，四周用低矮的花崗岩圍了一圈。墓地兩側各長著一棵橡樹，樹幹上滿是青苔，樹根處還長著幾隻蘑菇。
6個墳墓依次排列著。我爺爺以前想用「他做了該做的事」作為自己的墓誌銘，但是在他自殺後，我父母覺得這樣的說法不太恰當，就改成了「摯愛的丈夫和父親」。
我迅速地掃了一眼生卒年月，發現他們分別活了61歲、62歲、77歲、78歲、82歲和89歲。可我剛44歲，若是葬在這裡，還真是相當年輕的一個。
角落裡擺著一張長椅，上面刻著：「願他們的美麗人生永遠流傳/願我們的生活能讓他們為之驕傲。」我坐了下來，想要欣賞一下這裡的景色。
午後的陽光透過樹葉的間隙灑落下來。我所在的位置剛好能望見威明頓河，還有河上那條通往泰碧島的小橋。一隻鷹在上空盤旋著。約翰·繆爾當年曾經看到過禿鷹棲息在這些橡樹上，此刻這裡卻已經是蟬鳴陣陣。
沒過多久，琳達來了，在我身邊坐下。在得知自己罹患癌症的幾個星期以前，我剛擬好遺囑。那時候我問琳達死後想葬在哪裡。她選擇了波拿文都墓園。她說我們是在薩瓦納結婚的，女兒們一生中會經常來這裡。這片沙土地就是我們感情的試金石。
而今天是琳達第一次看到波拿文都墓園。
「這裡太美了。」她說著，用手臂環住我的後背。
「這讓我想起《創世記》中的那句話，」我說，「在每一天的創造後，『神看著一切所造的都甚好』。這個地方也是，甚好。」
我依舊在地面上來回掃視，試著想像我的父母最後會在哪裡安息，還有我和琳達。但我卻完全沒辦法找到那個恰當的位置。這就像是做了噩夢，你馬上就要死了，卻在千鈞一髮的關鍵時刻醒了過來。
雷聲隆隆，我們抬頭望去，團團烏雲正借助風勢迅速地湧過來，這是海邊下午常見的例行表演節目。不一會兒的工夫，豆大的雨點就砸穿了樹葉的屏障，接連不斷地掉落下來。幾秒鐘後，我們就完全被傾盆大雨包圍了。
我們起身離開。我一邊走著，一邊開始背誦自己最喜歡的一首詩。謝爾·希爾弗斯坦的《這座橋》。很久以前，我就囑咐琳達一定要在我的葬禮上念這首詩。詩中講的是一條周遊世界的路，這條路需要穿過吉普賽營地、阿拉伯集市和獨角獸自由嬉戲的叢林。詩的末尾是一個感人至深的景象。
但這座橋只能陪你到半路，
你必須自己走完最後的幾步。
就在我念完最後一句的時候，琳達親吻了我，呢喃著：「不要這麼說，你還有很長的人生路要走。」淚水流過我倆的臉頰，這個吻變得鹹澀起來。雨水打濕了我們的頭髮。我的枴杖掉到了地上。暴風雨呼嘯著，波拿文都墓園變得一片漆黑，而我們緊緊相擁，額頭貼著額頭，在這片我們未來的永眠之地上，深深親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