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人們聽說我是個作家，總要問我是不是受到了父親的影響。一般我都開玩笑說：「我爸的作品裡，最長的恐怕就是便條了。」
哈！不過這便條可不是一般水平！
我父親是一位便條大師，便利貼界的莎士比亞。沒幾個人能比他更言簡意賅。
小的時候，父親就經常從門縫裡塞一摞新聞文章給我們看（後來變成了傳真，然後電郵，現在是短信），上面附著便條。他獨特的語言模式簡直就像暗號。比如：「R&R」的意思是，「讀完歸還」；雙箭頭則表示讀完之後要傳給下一個人。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大堆父親特有的加密俳句：
看你的意思/談談吧/什麼時候
掃露台/週日早上
必須
所有的便條上都只有一行字，五顏六色，字跡龍飛鳳舞，字數絕對不超過10個。如果那天有壞消息，字條就是：我們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如果是重大人生轉變之後的清晨，則是：不要回頭！
父親的便條恐怕能讓微博都無地自容。
在他60歲的時候，我們找了些最具「爸爸風格」的便條，並把它們結集成冊。
不喜歡就別吃，不能啃了又扔掉。
能用錢和時間解決的問題都不是問題。
只要你還在說話，你就還坐在談判桌上。
有些便條很妙，就像我們摔倒的時候，他會寫：你把地板弄疼了嗎？有些則充滿智慧，比如他在談到奶奶的阿爾茨海默病時寫的：養沒父母可比養活孩子要難得多。
對我來說，其中至少有3條影響深遠。在我成長過程裡的關鍵轉折點上，這些箴言在我心中成了父親的象徵。
我爸是那種越老越中看的類型。看上去，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長者，70多歲，頭頂微禿，兩鬢斑白，感覺有點像演員吉恩·哈克曼。不過可別小看他，他曾經是一名雄鷹童子軍隊員，瘦得皮包骨，頂著一頭呆呆的卷髮，還長了一對招風耳。那時候他是個笨手笨腳的孩子，遠遠不如弟弟斯坦利表現出眾。我爺爺建房子劃分小區的時候，就把人見人誇的門前大街命名為「斯坦利」，而房後那條街才是以我父親小埃德溫·費勒命名的。
「斯坦利只是更善於交際罷了，」父親說，「15歲的時候，你爺爺帶我去亨特軍用機場，想教我開車，結果我沒學會。斯坦利當時只有12歲，可他很輕鬆就學會了。對老師來說，他是個更容易教會的學生。他總是很受歡迎，也善於與人交往。有些場合我很難融入，但他就沒問題。」
與叔叔比起來，我爸擅長的則是紀律和決心。別看他的耳朵長得像兔子，他的性格可是典型的「烏龜」，不達目標絕不罷休。在薩瓦納高中也好，在賓夕法尼亞的沃頓商學院也罷，就連參加海軍預備役軍官訓練營的時候，他都一直保持著班上前10名的好成績。我曾經問過他是如何做到「鷹軍」級別的，他只是輕描淡寫地回答：「我覺得做事要善始善終。」
不過他也有馬失前蹄的時候，有意思的是，那次罕見的小失控後來竟然成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時刻，用我爸自己的話說，那是「改變人生的瞬間」。「1956年，我應召入伍，被送入海軍訓練營，」他說，「因為成績好，部隊給了我特別許可，能隨意選擇駐地。我挑了歐洲。但臨近畢業時，我逃了一節炊事課睡了個懶覺。當時以為沒問題，沒想到被逮到了。歐洲之行就此泡湯，我被派到弗吉尼亞州諾福克的威斯康星基地，最終也是因為這個和你媽媽結了婚。」
「你看，就因為你逃課，現在才有了我！」
「可不！老實說，我平常可不是逃課的人啊。」
兩年後，在我媽大學畢業典禮那天，她沒去母校密歇根大學慶祝歡呼，而是和我爸到巴爾的摩舉行婚禮去了。我外婆當時還唱了一首自創的《迪克西之歌》，為這對新人伴奏。
他們已經啟程，向著棉花田走去
埃德和簡，你們永遠在我們心上
在迪克西，你們會無比幸福
玉米和朱利酒是你們快活的秘方
婚後第二年，他們搬回了薩瓦納，住進了我曾祖母留下的老房子。「1952年我離開薩瓦納的時候，本以為自己永遠也不會回來了，」父親說，「當時薩瓦納什麼都沒有，沒空調，沒電視。即使是那幾戶有電視的人家，裝了巨大的天線，也只能收到一兩個地方台。很多地方都沒鋪過柏油路，就連鎮中心也是。阿斯特女爵說薩瓦納就像是個天生麗質卻蓬頭垢面的女人。她形容得太貼切了！此外，那時當地的種族歧視還很嚴重。」
但事情總在改變，他也在變。「我在東北部住的時候，意識到自己並不喜歡紐約和新澤西這些地方的價值觀，」父親說，「念大學時，有天晚上，我結束了和一個女孩的約會後走到布萊恩·瑪車站，對自己說：『我不想在這兒生活。要生兒育女，在薩瓦納更合適。』」
這一注押對了。到了20世紀60年代的時候，薩瓦納開始發展起來。我爸從事的建築行業生意日漸興隆，我媽也懷孕了。但是，1961年10月我哥哥安迪出生的時候，危機又襲向了這個家庭。這個7斤7兩重的嬰兒在脊柱尾端的地方長了一個巨大的突起，這種病叫做脊髓脊膜突出，非常罕見。父親回憶說：「就是那麼一大團黑乎乎的東西，從孩子的身上凸出來，簡直比他的頭還大。」
我外祖父巴基是著名的泌尿科醫生，當時正好在產房裡。父親說：「當時，巴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撓了撓孩子的腳背。你哥動了動大腳趾。巴基據此確認他的脊髓神經完好無損。儘管患有這種病的人只有萬分之一的概率能正常行走，但你哥一定就是那個幸運兒。」第二天，一隊由13位大夫組成的醫療小組將突起移除，把我哥的脊柱縫合起來。手術過後，巴基向我媽保證孩子沒問題，就忙著趕回巴爾的摩工作去了。
一個月後，巴基·阿貝斯豪斯心臟病突發，去世了。
「那天之後，」父親說，「每次我聽說誰家有了寶寶，總是先問：『孩子健康嗎？』因為在不到24小時的時間裡，我就深刻地體會到了身為人父、重任在肩是什麼感覺。」
接下來的兩年裡，醫生每隔一個月都要檢查我哥的大腦，觀察其發育是否正常。終於沒問題了，我父母又去向艾默瑞大學的專家咨詢，這種情況下他們能否再要孩子。專家的意見是可以嘗試。
「1964年10月25日那天，伯迪茲納醫生從產房出來的時候，」父親對我說，「他對我說的第一句話就是，『你兒子很健康』。我真是鬆了一口氣。你可要知道，得了脊髓脊膜突出的人，只有萬分之一的概率能走路，而我們已經有了你哥，這概率可拼不起啊。」
每當我回顧童年，印象裡的父親總是坐著的：他在餐桌的一端，切著烤肉；他在起居室裡抽著煙斗；他在海灘上讀著小說。我記得在我上高中後，每天晚上睡覺前，他都會走進來，拉把椅子坐下，問我有沒有什麼想和他談的。我呢，總是把他打發走，繼續做作業，但我心裡明白，有事可以找他。
他是一個好動的人：打羽毛球，清晨慢跑，經常散步。他以身作則傳遞給我們的價值觀固若磐石：要明智、穩定、沉著。他自己就是「安居樂業」這個詞的最好註解。
說起他傳授給我們的智慧，我的記憶中有3顆珍珠熠熠生輝。
第一件事發生在我13歲的時候，那天我舉行了成年禮，晚上父母請了一些朋友到家裡慶祝。聚會快結束的時候，父親把我叫到吧檯旁，給我要了一杯金湯力酒，他說：「現在你已經是個男人了。你要學會為自己的行為負責。」還說，無論何時，如果我喝多了，只要一個電話，他永遠願意來接我回家。
那正是埃德溫·費勒為人處世的風格：充滿信任，情感表達迂迴又溫柔，催促我們離巢翱翔。就像他經常說的，他就是我們的啦啦隊長。他的目標就是為我們提供堅實的臂膀，讓我們踩著攀到空中去。他想要的，不過是自家孩子取得成就上雜誌的時候，能在括號裡被順帶著小小提上一筆，比如「布魯斯·費勒（埃德溫·費勒夫婦之子）這周再創佳績」。
以前我並不完全懂得他這些話的意思，直到自己做了父親才明白：最快樂的並非聚光燈，而是燈下的倒影；最幸福的並不是自己勇攀高峰出人頭地，而是培育下一代茁壯成長。
就是那括號裡的小小一筆。
第二件事是在我17歲的時候。當時我任副班長，班委會最主要的任務就是舉辦畢業舞會。離舞會還有一個月的時候，我們預定的場地出了問題，不得不臨時跟薩瓦納遊艇俱樂部簽約，但那裡對黑人和猶太人的歧視很嚴重。同是副班長的勞拉和我腦子一熱，決定不去了。我們辛辛苦苦靠洗車和賣餅乾賺來的錢才不要花在這種地方。
我倆正抱怨的時候，我爸媽開始支招了。「該給你們講講查理·維特斯坦因的故事了。」他倆說。查理是位律師，多年致力於反對種族歧視，經驗老到。對這種情況，他有三個法寶：
1．保持冷靜。
2．絕不威脅。這樣對方就會以為你深藏不露，還留有後手。
3．不要咄咄逼人，給他們留個台階。哪怕是你佔了上風，也要讓對方覺得你並沒有完全勝利。
從那以後，我們都叫它查理·維特斯坦因法則。
「告訴你，」我父親後來說，「這方法真的很靈。」
那天下午，為了給對方留個「台階」，我和勞拉提出了十幾個備選場地作為參考。學校召開了董事會，我媽媽作為我們的代言人出席。最終我們擺脫了遊艇俱樂部，把場地定到了某個社區大學裡。會後，我們班的家長代表找到我媽，聲音甜甜地說：「祝賀你，簡，順便問一下，可以請你來負責場地裝飾嗎？」
結果，舞會那天我們不得不早上6點就爬起來去裝飾會場，往柱子上掛縐紗和紙做的魚。
最後一件事發生在我23歲那年。1988年，我結束了在日本為期一年的英語教師生涯，回到了薩瓦納。在外頭的時候，我常常給家裡寫信，大都是感歎：「天哪！你絕對想不到我遇上了什麼事！」結果等我回家後，不管去哪兒，都有人跟我說：「我喜歡看你的信。」我一臉迷茫，問：「我們認識嗎？」原來是我奶奶把我的信印了好多份，到處發給人家看。這倒給了我個提示：「或許我可以出本書。」
那時，我23歲。一個作家也不認識，對出版行業也一竅不通。但我有個秘密武器，那就是我爸。某次在海灘上閒聊的時候，他催促我趕快試一試。
「那次你哥為了去英國的事猶豫不決，我就是這麼跟他說的。」他說，「拿出一年時間，試試看。等你到了50歲，這追逐夢想的一年在你的人生裡，也不過就佔了2%。可那時候你再回頭看就會明白，這2%有多重要。」
2% 法則。
這是我人生中最正確的一次決定了。100%。毫無疑問。
在接受癌症治療幾個月後，我和琳達收到了父親的來信，這可不常見。信的開頭是這樣的：
親愛的布魯斯和琳達：
1959年3月29日，我從美國海軍光榮退役。在那之前，我接受過良好的教育，也去過世界上許多地方，但我依然選擇回到薩瓦納，因為那是我見過的最適合安家立業的地方。我可愛的妻子表示支持。於是我們開著剛買的雪佛蘭汽車（沒空調，還要2 181美元），從馬里蘭州的首府安納波利斯回到薩瓦納。不久，我進入地鐵開發公司工作。第一天上班是1959年的4月1號，星期三。現在，我依然在這兒。
在這50年裡，我一直做著一份工作，生活在一個城市，守著一個妻子。
父親說，為了寫好這封給孩子們的信，他先後打了20來份草稿。這事的起因，是一次巧合。某次他在亞特蘭大的商務俱樂部吃午餐，有位朋友問他近來怎樣，他回答說：「我家有3個孩子，他們彼此關係很好，能正確看待財富，有良好的職業道德。別的都不重要了。」
他的朋友聽了之後說：「我認識這間屋子裡的每一個人，他們沒有一個能說出你這句話來。」
於是我爸決定寫下這封信，它見證了他人生中經歷的三次經濟危機、四個孫子孫女、兩場颶風以及一個骨肉瘤，它代表了他一直以來以家庭為重的人生哲學。「我們要把這種價值觀傳承下去。」他這樣寫道。
後來我問他，他會選擇什麼地方將這種價值觀傳授給自己的孫輩。「我要帶她們去泰碧海邊的沙丘，」他說，「我會告訴她們，40年前，我第一次去的時候，這些沙丘還不過是些小土堆。但今天，它們成了山，上面覆蓋著野草、海燕麥和松林。」
「沙丘的啟示就是，」他接著說，「你永遠都是連續變化體中的一部分。轉變總在發生，只是它需要時間。所以不要著急。我們要認識自己的局限性。但也要懂得，如果你善於回顧歷史，明白自己是怎樣走到今天的，你就能更好地面對將來。」
他給我們的信是這樣結束的：
我暫時哪兒也不去（希望如此），因為我們一起進行的工作是如此愉快和順利。我們的團隊運轉良好，請允許我感謝你們大家的配合。
信末尾的署名很老套，恐怕還是我爺爺那時代的風格。「摯愛你們的，小埃德溫·費勒。」然而，與爺爺的嚴肅內斂不同，我爸勾掉了那個冷冰冰的打印簽名，用藍色的簽字筆草草寫上：愛你們的，老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