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須作出選擇，要麼妥協，改變原來的我，融入他們；要麼就堅持做我自己，不理會旁人。我最後決定，讓他們說去吧，我要做我自己。
一切都從一場徒步開始。那是1983年的耶魯大學，在開學前的那個週六，一群大一新生聚在宿舍前，準備集體遠足，去看新賽季的第一場橄欖球賽。其中有一個表現活躍的男孩兒，留著嬉皮士風格的卷髮，穿著短褲。他個頭瘦小，有點書獃子氣，因此以前在愛荷華州沒少受欺負。不過他很聰明，小時候下國際象棋就能贏過成年人，他媽媽老愛在朋友面前炫耀這個。至於當時的我嘛，穿著整整齊齊，比他高30厘米。在我長大的環境裡，人們認為喝一杯可樂朗姆酒比讀《殺死一隻知更鳥》酷得多。不過，儘管如此，在這兒我們倆都一樣，都是新人。
我們一大幫人出發前往體育館，走了大約一個小時。我倆忙著談天說地，根本沒顧上理會別人。我現在還記得當時的那種感覺，那種命中注定、毋庸置疑的感覺，這個人會永遠成為我生命的一部分。
「很快我就意識到咱倆是天生一對兒。」25年後，馬克斯這樣告訴我，「可我一直很好奇，你那種強烈的自我意識是從哪兒來的？不管怎麼說，你不是我，你爸可沒有在你3歲的時候就吞槍自殺。」
從那個下午開始，馬克斯·斯蒂爾就一直不曾離開我的生活。當然我們不是每天通電話，但在過去的25年裡，我們之間始終都保持著聯繫，最長間隔不超過兩星期。大學裡我們做了兩年的室友；大一學年結束後，我們當了兩個月的背包客，從新加坡一直玩到北京。旅途中，我們在印度洋被水母蜇，在長城上向外撒尿；因為馬克斯堅持穿著跨欄背心和人字拖鞋，我們還被人從豪華飯店的大堂轟了出來。
那個夏天，我倆約定在50歲的時候還要一起到亞洲去，帶上自己的家人，還去這些地方。到時候誰更有錢，誰就埋單。
夏天過了一半的時候，我和馬克斯到了泰國北部，正打算和兩個新西蘭來的漂亮姑娘一起去騎象旅行。在青春期男孩兒的心目中，這將是一場夢幻之旅。可是，旅行開始前的那天晚上，我倆狼吞虎嚥了一頓雞肉、小玉米和冰激凌聖代的大餐，之後馬克斯感到胃不舒服，衝進了廁所。不一會的工夫，他吐得到處都是，四肢癱軟，倒在衛生間的地板上顫抖著。當時我唯一想得到的辦法就是：給他沖澡，用床單把他裹起來，背到最近的醫院。接下來的三天，我們沒有騎象，沒抽鴉片，也沒了艷遇。我在急診室病房打起了地鋪，左邊是馬克斯，右邊是一位臨終患者，那位患者的家屬甚至在病房角落裡給他做了個佛教的神龕。
20多年後，我成了倒在浴室裡的那個，嘔吐、顫抖。而馬克斯丟下了妻子和兩個年幼的兒子，風塵僕僕地趕到了我的床邊。直到這個時候，我才意識到我們之間共有的某種殘酷的聯繫：馬克斯的爸爸在他3歲的時候死去，而現在我的女兒們也剛好3歲。這個世界上最瞭解我的男人，從小就在我最害怕的環境中長大。
馬克斯·斯蒂爾家的男人總是英年早逝。他爺爺13歲就失去了自己的父親，不得不推著小車賣水果養家餬口，後來自己也沒來得及看兒子長大成人就去世了。馬克斯說：「我爸爸是獨子，而我奶奶又對他有強烈的佔有慾。她還很悲觀。我6歲的時候上過一個兒童秀的節目。主持人問我：『你知道奶奶為什麼愛你嗎？』我本該給出一個討人歡心的答案，但……我說不出來。那也是我表演生涯的終結。」
「那答案應該是什麼？」我問。
「根本就不需要有答案。長輩愛你是沒有原因的，他們就是愛你，這就是親子關係的實質。但很遺憾，對我來說，現實比較殘酷，我一生中這樣的經歷寥寥可數。」
在1969年的秋天，馬克斯的爸爸赫伯特還是個骨科醫生，很有魅力，對3個孩子也很嚴厲。「他是個聰明人，野心很大，很想成功，所以把自己逼得很緊，」馬克斯回憶道，「他那個時候在做智能激發的研究，需要尋求資金支持。每天入睡、醒來、工作和休息，他都要靠藥物輔助。他想成為超人，但最後卻精神崩潰了。」
最後，他們的管家在位於洛杉磯的都鐸式住宅的車庫裡，發現了赫伯特。他手中拿著一把槍，心口開了一個洞，沒有留下任何遺言。馬克斯的媽媽把他從幼兒園接回來，告訴他：「你爸爸死了。」14年後我第一次遇見他的時候，他仍然相信媽媽對鄰居們所說的：這是一起意外。
「其實我媽是在等我們問，」馬克斯說，「我覺得這樣做也沒錯。對我來說，最戲劇化的就是我完全不記得這件事，甚至不記得爸爸的樣子。現在每當我想起自己的孩子，一個3歲，一個4歲，我就會問自己：『到底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孩子們才會在記憶中保有爸爸的印象呢？』我相信自己在很多方面一定受到了父親的影響，但我就是想不起來。」
「你有什麼紀念物嗎？」
「我不是個善於保管東西的人，」他說，「保險箱裡好像有只他的表。但說實在的，對我來說，什麼東西也沒法代表他。我所知道的他的故事，都是從別人口中聽來的。他很愛開玩笑，很忠誠，好奇心強，和我一模一樣。」
我曾說過，生病後的麻煩事之一，就是女兒們還沒長大，還不懂得死亡的含義。「我遇到過一位剛剛失去丈夫的女士，」我說，「她告訴8歲的女兒：『爸爸去世了。』女兒說：『嗯，我知道，可是爸爸什麼時候回家呢？』你小的時候真的明白去世的意思嗎？」
「我6歲的時候，經常做噩夢，」馬克斯頓了一下，吸了口氣，說，「其中有一個真是很難說出口。」他眼圈兒紅了，痛苦扭曲了他的五官。「在夢裡，門鈴響了，我去開門。我爸就站在門口，好像剛從墳墓裡出來，像個殭屍。而我不想看到他。」
「你覺得這些夢代表了什麼？」
「我覺得那象徵了我的矛盾心理，」他說，「一部分的我需要爸爸，但另一部分卻害怕他。這兩者之間的衝突非常強。」
「那比方說，10年後，泰碧和伊甸過來問你：『你是我們爸爸最親密的朋友，咱們有一樣的喪父經歷。你說，我倆該怎麼辦呢？』」
他思考了一會兒。
「我會從你對她們的愛開始。我親眼所見，女兒的誕生讓你多麼歡喜。你是個多麼好的爸爸。我總覺得，為人父母能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讓孩子沐浴在愛中成長。我會讓你的孩子感受到愛的。」
「那她們該如何應對失去父親的痛苦呢？」我問，「應該面對它？還是淡化它、讓它過去？」
「恐怕你沒法淡化它，」他說，「那已經成了你的一部分。所以你不得不直接面對它，並且會經常如此。猶太人的傳統是每年都要紀念逝者，這很有效。我每年都哭一次。我祈禱著，念著悼文，說著說著那種情緒就又回來了，那個傷口還在那兒。」
「但同時我也會做些別的事。我會給她們講故事。當你失去某個人的時候，這種喪失本身就成了最深刻的記憶。你需要建立可以與之競爭的回憶。『我們一起來過這裡，做過這件事；他帶你去過那兒，做過那件事。』這麼做，可以幫助孩子們找到自己的聲音，這樣，就把負面的悲傷轉化成了正面的力量。」
在和馬克斯促膝長談之前，我翻看了那個夏天在亞洲旅行時的日記。我年輕時候的筆跡真是龍飛鳳舞，讓人汗顏。除此之外，最讓我吃驚的是，當時我在字裡行間顯示出對他的敵意，其中部分原因恐怕是我的不安全感。那時候，馬克斯比我要更加自信、獨立，這讓我很困擾。但也有部分原因是他的缺乏彈性所致。他必須要在早上7點之前喝杯橙汁；他教訓中國人應該注重服務意識；他喜歡不停地說他的瑞士軍刀比我的好得多。
5月30日：馬克斯今天讓我不爽。
6月8日：今兒晚上，馬克斯把我惹毛了。
7月8日：馬克斯作為朋友可算不上體貼。
旅途中，甚至有3天，我們兩個是分頭各自行動的。
現在回想起來，我們兩個作為室友恐怕不太合拍。馬克斯喜歡早睡早起，我卻正好相反。每天早上，他堅持做俯臥撐和仰臥起坐，而我會吃隔夜的餡餅。馬克斯整潔得像有潔癖，我也就勉強算得上乾淨。我倆在某個時刻還一起看過電影《不是冤家不聚頭》，而且是中文配音的！
但也正是因為我們經歷了這些考驗，友誼才如此牢固。不管發生了什麼，我們從不記仇，留下的只有像長城一樣堅固的友情。馬克斯是我的「紫心勳章」，就像是說：「我和這個人並肩上戰場，受了傷，但又一起活下來了。」我們年輕的時候也傷害過彼此，但這種緊密的聯繫最終讓那些傷痕消失無蹤。
我想要馬克斯告訴女兒們那些傷痕的由來，告訴她們這兩個傻小子當年剛離開家的時候是什麼樣子。但最重要的是，我希望他能將展示給我的那些價值觀同樣傳授給伊甸和泰碧。他是一位忠實可信的朋友，總是關心我努力追求的過程，而不是我最終取得的成果。他是一個品德高尚的人，終其一生都投入奉獻，造福他人。他是一個自重自愛的人，永遠都嚴格要求自己，絕不偏信盲從，與他人同流合污。
馬克斯能教會她們如何生活。
當我向他詢問那些價值觀的形成來源時，他回答說：「那要追溯到我青少年時期在愛荷華被人欺負的時候了。當時，我必須作出選擇，要麼妥協，改變原來的我，融入他們；要麼就堅持做我自己，別理會旁人。我最後決定，讓他們說去吧，我要做我自己。」
正是由於這種自我意識，馬克斯成了我所見過的最專心、最有效率的人之一。在大學的時候，他就是優秀大學生榮譽協會的成員，後來又為最高法院工作過，還給總統做過幕僚。他開設並管理公益機構，鼓勵年輕人進入公共服務部門工作。馬克斯充滿自信，追求平等，他的妻子弗洛倫斯·潘是美國第一位亞裔法官，馬克斯讓他們的第一個兒子扎克瑞隨母親姓潘。
「對我來說並沒那麼複雜，」他解釋說，「弗洛倫斯家裡沒有男孩兒，對她父親來說，繼承香火有重要的意義。老實說，我真不覺得有什麼合法的理由讓孩子隨父姓不隨母姓。再說，我們的第二個兒子諾亞就跟我姓嘛。」
「你一說，這事聽起來好像成了邏輯問題。」我說。
「我覺得這是平等的父母權利。你和別人結婚了，就得學會設身處地，從對方的角度看問題。有些事我做得好，有些事弗洛倫斯做得更好。這與我們的染色體是不是XY可沒什麼關係。」
「你這種想法是從哪兒來的呢？」
「一部分是文化背景的緣故，」他說，「你也是吧。不過對我個人來說，這與幼年喪父也是有關係的。正因為我沒有享受過父愛，所以我更看重為人父的責任。對我來說，身為人父最好的一點就是，雖然孩提時沒享受過多少童年時光，但我可以在做父親的過程中重來一次。」
在馬克斯說這些的時候，我意識到自己以前從未聽到過他這般平和滿足的語調。這個失去了父親的男孩兒終於成長起來，有了自己的孩子，他終於找到了內心的平靜。那天早上來看我之前，他和扎克瑞一起種菜。那天晚上他在電話裡給諾亞講故事，講著講著，就真的因為海盜偷走了寶藏而著急起來。那天晚上，他依舊穿著跨欄背心和人字拖鞋。或許這就是馬克斯最大的成就，他現在依然會被亞洲的豪華飯店踢出門去，因為他還像個孩子一樣。
「假設咱倆夠幸運，還能在50歲的時候去亞洲，」我說，「這中間的30年我們做了點什麼呢？」
「首先，咱們到時候一定能去的，布如蘇（Bu–ru–su），」他用日語的發音叫著我的名字，「我想答案就是這30年來我們對彼此的愛更深厚了。當然，這麼多年來咱倆一直互相交流人生經歷，彼此瞭如指掌。不過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們一直是好朋友。你需要幫助的時候，你需要分享喜悅的時候，好朋友總是在的，他會為你舉起一面鏡子，讓你看清楚自己的樣子。」
「那咱們還去豪華飯店嗎？」
「要是非要我穿長褲，就不去，」他宣佈，「要是不讓穿人字拖鞋，也不去。」
「人字拖鞋有那麼重要嗎？」
「這不是鞋的問題，」他說，「這就又回到了我先前說的自主性和融入性的哲學問題了。我要做自己覺得正確的事。在蒸籠一樣的熱帶天氣裡，我可不想穿得跟個粽子似的。」
他剛說完，我彷彿又看到了年輕時候初次遇見的那個穿短褲的卷髮男孩兒——書獃子，孩子氣，隨時準備在棋盤上取得勝利，把對鞋子的品位發展成了自己的人生哲學：不管在哪兒，都要做真實的自己。不管去哪兒，都別忘了自己的人字拖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