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8月15日—
親愛的家人和朋友們：
上周布魯克林下過雨，給我們帶來了許多晴朗又美麗的下午。剛滿125歲的布魯克林大橋看起來煥然一新，在久負盛名的步行道上，雨水映著陽光，好似鋪開了一條金光大道。
7月31號，我住進了位於曼哈頓的紀念斯隆·凱特琳癌症中心，開始接受首期化療。每期化療要持續1~3個星期。因為剛開始可能會出現心衰，所以要求入院觀察以防萬一。經過度日如年的等待和一頓藥片大餐後，護士給我靜脈點滴注射順鉑，然後打開了三管阿黴素（抗癌藥物）。管裡的藥液看起來像是融化了的棒棒糖的顏色。我小聲對它說道：「幫我好起來吧。」然後閉上了眼睛。淚水在我緊閉的雙眼裡打著轉。我不想讓琳達看到我在哭泣。接下來的3個季度裡，這些藥物對我的影響將會決定我的餘生：藥效能持續多久，我能從中受益多少，我是不是還能活。這時，護士注意到我的神色不對。
「你還好嗎？」她問。
「生理上，還好。心理上來講，緊張得要命。」
「別擔心，」她說，「這藥會讓你好起來的。」
左側股骨的活體檢查證實我體內有極度危險的惡性骨肉瘤。用希利醫生的話說就是：「你的病很糟糕。」成人身上出現青少年期常見的腫瘤，這種情況極其罕見，而且有30%~40%的患者5年內會在肺部出現癌症復發。聽到這個消息的早上，是我人生中最糟糕的時刻。
不過，化療會對癌細胞起作用，而且這種病也有過完全治癒的先例。我的醫生認為這個18厘米左右的腫瘤不會要了我的命，我們遲早要切除它。相比之下，目前更大的威脅是癌細胞可能入侵血液循環系統並伺機發作。因此，我們暫時先不切除腫瘤。
我的骨科醫生是癌症中心的羅伯特·馬奇。他像竹竿一樣高高瘦瘦，羞澀寡言。有人說看到他就會想起我——至少在外表上挺像，儘管是個瘦身版的。如果說希利醫生是從《伊利亞特》中走出的激動人心的武士，那麼馬奇就是一身正氣的社會改良家——想像一下格裡高利·派克飾演的年輕時代的林肯。他為我安排了4~6個月的化療，然後做手術切除腫瘤，替換我的股骨。在那之後繼續3個月的化療，最後是高強度復健。整個過程將持續一年。
整個療程的安排一般是針對青少年患者進行的，對我這個43歲的中年男人，醫生們還得觀察治療反應，據此再做調整。可能你們都知道，化療的原理是在血液中注入毒藥，利用藥效，在體內細胞開始折騰前就把它們幹掉。化療攻擊的對象不只是癌細胞，還包括頭髮、胃腸道內壁等等。我所使用的化療藥物是具有神經毒性的，意味著它們也會攻擊中樞神經系統。這種情況下，軀體反應必然是優先保護最重要的維持生命的器官，因此，一些相對次要的部分就得自求多福了，也就是說，我會短暫失聰、手腳發麻。化療還會帶來一長串繁瑣細碎的「注意事項」，比如：不能吃壽司，不能美甲，也不能紋身。說實在的，那些日本花樣美男們要是得了這病，可怎麼受得了？
化療第1周，藥物副作用幾乎讓我難以忍受，嘔吐、胃灼熱、口乾、疲憊不堪，各種組合變化無窮。我的腦子裡一團混沌，像是被墨西哥城上空的濃霧籠罩著。每天我能從床上坐起來的時間，還不到一個小時，只能喝下半碗雞湯，吃一小杯果凍，應付幾個至關重要的緊急電話。這種暈暈乎乎的感覺甚至讓我無法從一堆跳芭蕾的小孩中認出自家女兒。我驚恐不已，以為自己會癱在床上一直躺到來年情人節。
熬過了化療第1周的低谷，我的精力和胃口迅速地恢復。第2周，有十多位親戚來幫忙，我負責協調他們在東海岸的各項援助事宜；同時監督家裡重新裝修；而且胃口也挺好，食量和邁克爾·菲爾普斯差不多：燒烤、薄脆，還有辛辛那提市格萊特的櫻桃冰激凌。第3周，我簡直是個沒事兒人了。可是，到了第4周，一切又重回原點。
你們全家人對此適應得怎麼樣？
老實說，這取決於時間、地點和事件。我們全家人都已經進入「行動」狀態。我的父母、岳父岳母、兄弟姐妹還有堂兄妹們都向我們伸出了援手，幫我們照看房子和女兒們。其中最辛苦的就是琳達。她的丈夫會在凌晨兩點衝進衛生間乾嘔，而女兒們還不知道「早晨7點之前，待在自己屋裡玩兒！」的隱藏涵義。在我情況最糟的時候，琳達突然出現了皰疹，她不得不去附近的旅館自己隔離了三天三夜。這種病是由情緒問題和壓力應激引起的，她說：「這是我的身體在表明，我在乎你！」
女兒們逐漸適應了我們新的生活方式。化療會引起脫髮，為了向她們表明這是自願選擇而非藥物的副作用，我乾脆剃了個海軍頭。兩個女孩兒一下子就被我的「毛毛頭」吸引，這是她倆自創的詞，意思是說我的頭髮又軟又短。說到這兒，還有個小插曲，孩子的奶奶和姥姥起初想給她們看一些裡面有光頭爸爸的電影，好讓她們適應我的禿頭，比如《安妮》裡的沃伯克老爸和《國王與我》裡面的暹羅王。直到有人指出暹羅王在電影最後死了，兩個老太太才打消了這個念頭。
在最初的幾個禮拜，伊甸和泰碧確實對我的處境有所感應，出現了共情和應激的症狀。她們開始目不轉睛地盯著我的枴杖，琢磨著那怎麼用，那意味著什麼。伊甸突然開始到處收集創可貼，而泰碧開始時不時地跛著走路。有時她倆還尿床，做噩夢。
就在幾天前，凌晨4點半，伊甸跑到泰碧床上蹦來蹦去。琳達起床去處理，但孩子的這種反常舉動讓她也慌了神。等我一步一拐地挪到廳裡，伊甸已經跑到便壺上坐著去了，而泰碧在哭，現場亂成一團。我想盡辦法試著安撫她們：利誘，威脅，講故事，不看牙醫，諸如此類。結果更糟糕：泰碧要聽巴西的桑巴舞曲，而伊甸想聽迪斯尼的歌。
我再也受不了了。我怒氣沖沖地呵斥琳達，對泰碧大吼，抱起伊甸扔到床上。然後我開始抽泣。這是我最害怕的夢魘。我的疾病正在毀掉身邊所有人的生活。琳達飽受煎熬，孩子們崩潰了，我是一個廢人。我們的家成了可怕的心理缺陷大本營。
我走出房間，回頭低聲對伊甸說：「如果你有什麼要對我說的，到我辦公室來吧。」讓我吃驚的是，5分鐘後她真的來了。我坐在地板上，伊甸爬上我的膝蓋，戳著我的左腿。我試著重新還原她的感受。伊甸先說她生姐姐的氣，然後說是媽媽的錯，最後才說出了實情。她做了噩夢，夢見有個怪獸闖進家裡，和我們坐在一個桌子上吃飯，然後把大家都吃了。「我們都不知道怎麼辦才好，」她說，「因為我們走不了路。」
走路。這個突然蹦出來的詞猶如核彈爆炸後的蘑菇雲。行走曾經是這個家的標誌象徵。爸爸的工作就是行走。早在女兒們還不會走路的時候，琳達就告訴她們爸爸寫過一本有關行走的書。可現在，行走恰恰是我再也做不了的事情，於是在伊甸的噩夢裡，她也走不了路了。我不需要兒童心理學的博士學位就能明白，伊甸是把我的疾病內化了，並在潛意識裡創造了一個想像情境，她覺得最糟的就是像我一樣沒法走路。還有什麼能比她的噩夢更好地描述我們的現狀呢：怪獸入侵，要把我們都嚼成爛泥。
這時，陽光已經漸漸爬上了辦公室的窗子，伊甸的小臉看起來似乎比任何時候都溫柔和脆弱。她細嫩的臉頰有著美好的弧度，從媽媽那裡遺傳來的漂亮嘴唇因為害怕和撒嬌微微撅著，髮絲垂在頰邊輕輕搖動。
我撥開擋住伊甸眼睛的頭髮，親了親她的臉頰，然後緊緊地抱住她。
「爸爸會把怪獸趕跑的，」我說，「爸爸會魔法，能保衛咱們家的安全。」
她看向我的腿：「這是那條受傷的腿嗎？」
「不，這是好的那條。」我回答說。
「我要你兩條腿都是好的。」
「很快爸爸就有兩條好腿了。」我許諾。
伊甸伸出手，摸摸我左側的大腿。
「爸爸現在也能走路啊。」我說，「只是要用用枴杖。」
「我也想要爸爸那樣的枴杖，」她說，「你得跟我分享。」
我問伊甸想不想回去再睡會兒。她點點頭。我們一起走到她的臥室門前。她會要我陪她進屋嗎？她會哭嗎？不，沒有，伊甸輕快地爬上床躺好。魔法管用了。怪獸被趕走了。
這些天來，我們收到了許許多多的祝福，讓人感動、快樂、期待不已。我高中班上幾乎一半的同學發來問候，一些老鄰居還記得我小時候的那場車禍，還有幾乎每個我曾親吻過的女孩兒都給了我祝福。我很抱歉不能向大家一一當面致謝，但我想讓你們知道，我們正在全力以赴，用信念、愛和幽默對抗病魔。哪怕是在最難挨的日子裡，我們也期待著遠方傳來的曙光。癌症讓我們轉過身去回顧人生，重新建立起彼此的聯繫。你們每個人貼心的問候都讓我如獲至寶。
我發現，癌症是親密關係的通行證。它就像一封邀請函，或者說是一道強制執行的命令，將我們帶向人類關係中最重要、最驚心動魄也是最敏感的地帶。很多經歷太私人了，我們不願向他人提及，但如果能有機會去交流，其實就可以充實我們的人生。我希望大家也能夠像我一樣，鼓足勇氣，找個機會，向深愛的人說出你的問題，重新實現忘卻已久的承諾，運用一點兒自己的魔法，徹底趕走那個已經陷入絕境的怪獸。
最後，請替我去散散步吧。
愛你們的，布魯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