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候，我弟弟知道爺爺那兒有把槍。我爸感覺到爺爺最近情緒很低落。我媽則認為爺爺應該找些其他的消遣，而不是一味拚命工作。
1983年3月30日，星期三，就在午飯前，我的爺爺埃德溫·雅各布·費勒站在自家梳妝台前，潦草地寫下了給家人的最後留言。他住在厄爾利街，離我家只有一街之隔。然後，他慢步走進了貼著黃白相間瓷磚的浴室。自我們記事起，爺爺奶奶一直都是分房睡的。這是一種南方風俗，或許，是一個從推銷員之子奮鬥成長為小鎮律師的人，對舊貴族階層的致敬。對一個憑借自己的力量獲得政府榮譽頭銜的人來說，對一個讓兒媳喊自己「上校」的人來說，這是一種恪守禮節的標誌。
或許，這背後隱藏的是他內心永遠無法吐露的痛苦。
「那天早上我和他一起待了兩個小時，」他的會計翟姬·英格曼回憶說，「他的帕金森氏症越來越嚴重了，開始出現癡呆的症狀。他對我說：『我永遠不會再來辦公室了。』我說：『不，您一定會回來的！』現在想起來，他那時就是在向我告別。」
站在浴室裡，他一定會從鏡中打量自己。曾經年輕歡樂的容顏不再，他戴起了眼鏡，鼻涕連連，門牙間還有條縫兒。可能他停頓了一小會兒。再過12天他就滿78歲了。再過一個月，他的孫子就中學畢業了。來年，他就能慶祝50年金婚了。
而他卻把槍對準了自己的太陽穴。
那時候，我奶奶就在旁邊書房裡。她聽到了槍響，發現自己的丈夫蜷在地板上。當時他還活著。她打電話給我爸，說：「你爸開槍自殺了，流了很多血。」我爸急忙趕去醫院，醫生告訴他：「就算救活了，老人家也永遠沒法康復了。」於是，我爸決定尊重爺爺的選擇。他結束了自己父親的生命。
「你爺爺以為這樣可以不拖累家裡人，」我爸後來說，「可事實上，這讓我們所有人的餘生都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過了這麼多年，那些磁帶早已老化，發出絲絲啦啦的響聲，但裡面的聲音依然緩慢、清晰而有力，讓我想起夏日裡的白玉米地，縈繞著舊時鄉間特有的迷人氣息。
「埃德溫·雅各布·費勒，1905年4月11日生於密西西比州默裡迪恩市。這是我的故事，我打算叫它20又三分之二世紀。因為我主要的活躍時期都在20世紀的前三分之二的歲月裡，也就是從1905年到1970年這一段時間。」
從1970年到1982年間，爺爺錄製了28盤磁帶，詳細記錄了自己的童年、就學情況，還有他那充滿傳奇色彩的人生。他開車慢是鄰里皆知的事實，而他就駕著那輛開了一輩子的棕色福特格蘭達，一邊開車一邊錄音。在他自殺後，我爸將這些磁帶轉寫成了400多頁的文件，放在閣樓裡。二十幾年，從來沒有人去讀過。
直到我病倒。
面對死亡的威脅，我突然想弄明白，爺爺到底為什麼要結束自己的生命。我很好奇，那些磁帶是否記錄了他不為人知的生命片段，是否能夠回答我長期以來的某些疑問。不過，最重要的是，我想知道爺爺的口述回憶中是否包括可以造福女兒們的信息。在這一年中，我一直努力想將自己的心聲留給女兒們，而在此之前，我必須回顧一下祖輩的聲音。
埃德溫·雅各布·費勒在密西西比州默裡迪恩市的一間木屋裡長大。這是密西西比與阿拉巴馬交界處的一個鐵路小鎮。那裡既沒有中央供暖，也沒有熱水器。「我出生的時候，他們已經有了電燈。」他回憶說。他小時候，每週最開心的就是火車運冰來的時候，那意味著雜貨店有冰鎮的可口可樂賣了。
19世紀中期有很多德國猶太人移民到美國，穿過紐約，扎根到南部。費勒家的祖先也是其中之一。這裡面大多數人開起了雜貨店，或是販賣乾貨。曾祖父梅爾文就是為一家這樣的公司做推銷員，每個月最多也就賺250美元。爺爺回憶說：「他手頭從來沒什麼積蓄。」
記得以前週六的早上，爺爺開車帶我們去他辦公室加班的途中，就一直在向我們傳授他從曾祖父困境中觀察得出的經驗教訓：最好的生活就是工作著的生活。最高準則就是努力。只要你認真做，只要你做得好，誰也搶不走你的自信，那就是你的財富。
上帝啊，他確實做得很好！再怎麼單調乏味的活兒，爺爺也一視同仁。他很小就開始打工。為乾洗店收錢，賣廉價雜誌，替歌劇院換佈景（順便偷瞄女演員）。他還替斯坦利製藥公司送貨，那些自製藥品的名稱寫的是養胃藥（酒精含量98%）和護髮素（酒精含量99%）。他說：「那個時候，我還不知道是因為禁酒令的頒布才催生了這類產品的買賣。」
爺爺很講究自我提升。他會去圖書館讀整套《世界百科全書》。他學習成績很好，經常得到老師的表揚。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停戰週年的紀念日，有一群學生決定逃課。「那是個致命的錯誤，」爺爺回憶說，「除非我能長出翅膀來，否則我絕不逃課。」那些學生後來被停課兩周，「幾乎每個人考試都不及格」。
後來爺爺進入了佐治亞大學，然後是法學院，他始終名列前茅，優異的成績為他在費·卡帕·費協會贏得了一席之地。在短暫的軍旅生涯結束後，他搬到了薩瓦納，在基督教青年會租了一間屋子，但很快就沮喪地發現，這個地方既不需要也不尊重律師。於是，他選擇盡力適應現狀。他開始替人寫遺囑，幫囚犯申請保釋，為黑幫團伙和性工作者辯護。就這樣，他終於時來運轉。一艘蒸汽船在大西洋沉沒了，索賠的任務由他負責。然後，他又接到了一個人人都夢寐以求的案子，有條法律規定某鐵路公司要為鐵路沿線6米之內死亡的奶牛負全責，而他負責為鐵路公司辯護。看起來這次是南部海岸鐵路公司成了偷襲奶牛的傢伙。
1959年我爸加入家族產業，他們開始向低收入家庭提供貸款，並成為這個商業領域的先驅。當年那個小小的埃迪·費勒終於在某種程度上擁有了他一直渴望得到的社會地位。「我懷念回顧的都是些成功的事情，」在錄音的結尾，他這樣總結，「對那些失敗，我不想提了。沒人會願意聽我那些煩心事的，太無聊了。估計光聽我做成的事，就夠他們煩的了。」
但是，在聆聽這段回憶的過程中，我能察覺到，他的成功背後隱藏著一個陰暗甚至是悲涼的故事。
一開始，爺爺就對小鎮生活的種種陰暗面直言不諱。他說，一袋袋的現金被送到警察局和法官辦公室。他的描述中提到了非法釀造威士忌的配方。當時，軍隊計劃在薩瓦納建基地，他和朋友開了一天的車跑到哥倫布空軍基地去研究士兵們把津貼都花在什麼地方。那時我爸剛5歲，爺爺把他帶到哥倫布，卻把他一個人丟在旅館，自己跑去和朋友研究當地妓院的格局。「回家後我和妻子說起這事，」爺爺回憶道，「被她嘲笑挖苦了一番。」
除此之外，對突發死亡的恐懼始終是爺爺人生中巨大的陰影。他最早的記憶就是泰坦尼克號沉沒的慘劇。他第一次看見飛機，是在密西西比州的博覽會上，由於事故，飛機墜毀，飛行員當場斃命。後來有家匹茲堡的公司建議他和某位同事乘飛機過去參加會議，爺爺堅決不肯，說不安全。他的朋友去了，卻同樣不幸地死於空難。
更讓人苦惱的是，爺爺總是會詳盡地描述銀行破產和股市交易。他的回憶錄有些地方真是太枯燥了。等他終於提到去泰碧島看我們的時候，我簡直如釋重負。可是，在這28盤磁帶中，在他12年的口述回憶裡，一次也沒有提過他的母親，沒有他對母親的感受，也不談他的姐妹們。他從來不曾用名字去稱呼自己的妻子，也不會講他們的戀愛經過和婚禮。在他的回憶中，提到我父親的不到12次，叔叔們就更少了。我媽壓根兒沒出現過，我和弟弟出現過一次，妹妹沒有。他只有在講要找一個好秘書有多困難的時候，才會提到女人們。
作為一個南方人家的窮苦孩子，爺爺愛著這個家。但不可否認，他對感性這事兒完全不感興趣。或許我這麼多年來一直在尋求的答案也在於此。他對自己的定義與旁人毫無關係。他依舊是那個不停打工的小男孩兒，那個渴望出人頭地的年輕律師，那個事業蒸蒸日上的男人。我一直以為，如果在最後幾年有人陪他說說話，就能減輕他的痛苦。但他的回憶卻告訴我，他的問題比我想得要嚴重得多：爺爺根本找不到人聽他說話。在這個世界上，他始終覺得自己是孤身逆旅。
也許就是因為這個，當他患上了帕金森氏症，當他不能再工作，當他失去了自我，他就不再理會坐在隔壁的妻子的感受，不再理會並肩打下一片江山的兒子，不再理會即將迎接人生轉折點的孫子。
他的工作結束了。
他再也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了。
救護車呼嘯著駛向醫院的時候，翟姬·英格曼走進厄爾利街333號去清洗我爺爺在浴室瓷磚上留下的血跡。
「我愛他，」她說，「他就像是我的第二個爸爸。」25年後，她和我一同坐在爺爺生前的辦公室裡，自他去世後，她一直在這裡工作。翟姬身材嬌小，比聖代冰淇淋高不了多少，她成長在鄉下的浸禮會家庭，說話甜的像甘蔗糖漿（不過有時候也狠得像響尾蛇）。「有樣東西，可能你想看看。」她說。
她走進保險室，過了一會兒，拿著一張紙回來。經受過時間和痛苦的洗禮，紙張已經發黃。紙上的字寫得很大，像個孩子的筆跡：
我不能病怏怏地活著。我要自己做個了斷。
埃德溫·J·費勒
爺爺的生命以他例行的模式結束了：這是他計劃表上最後的一項工作。他連最終的行動也是認真的，專業的，甚至是冷酷的，不帶一絲情感。
「我想告訴你一件事，」翟姬說，「儘管你爺爺沒有等到你畢業，但他始終以你為榮。他愛你。你一定知道的。」
我站在那裡，動彈不得，開不了口，淚如泉湧。我本沒想尋求什麼證明，但現在我意識到，其實自己這麼多年一直在等這句話。
坐在爺爺的辦公室裡，我開始明白自己的病情改變了我對他自殺的看法。在爺爺那個時代，大多數男人（尤其是南方男人）要承擔家中頂樑柱的責任，爺爺把自己的病看成是必須忍受的重擔，不能言說，而且無可分擔。哪怕是家人，他也不想讓他們知道自己的焦慮。而我恰恰與之相反，我一直在給家人和朋友們寫信，而且是用電子郵件的方式，這也就意味著可能會被轉發給我根本不認識的人。
爺爺從不吐露內心的感受，而我是句句不離這個。
在醫生們還在研究如何「讓這個病怏怏的傢伙活下去」的時候，我突然很想穿越，回到爺爺孤身一人的臥室，站在他當年潦草地寫下字條的化妝台前，在他最後一次凝視自己的鏡子邊，大聲告訴後輩們他所領悟到的。
「爺爺，我們在聽呢。我們聽到你的心聲了。」
「你不是一個人在戰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