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要拋下自己熟悉的生活，有意識地去尋找一些不同的經歷。他們願意放慢自己的腳步，擺脫一味追求成功的高壓軌道，抓住生命的機遇。
這是位於荷蘭北部赫斯姆格堡的青年旅社。此時，地下室舞會鬧得正歡，邁克爾·傑克遜的舞曲震耳欲聾，紅色燈光隨著音樂的節奏不停閃爍。而我從後門溜了出來，望著護城河外的奶牛場發呆。那是1983年的夏天，我剛高中畢業，參加了一個為期6周的歐洲學生交換項目。這是我第一次出國，是奶奶資助的，整個旅程包括荷蘭、德國、意大利、瑞士和法國。這天是週二，在荷蘭。
我不太習慣迪斯科，乾脆溜出來在工作人員通道上透透氣。沒一會兒，我們的領隊之一傑夫也出來了。32年前，正是他的父母在佛蒙特州的帕特尼成立了這家安排學生旅行的公司。傑夫是個瘦高個兒，臉龐稜角分明，棕色頭髮剪成孩子氣的鍋蓋頭樣式。他變化多端，時而是佛蒙特州喜歡鏟糞施肥的農村鄉巴佬，時而是見多識廣講法語的大四學生。要知道，他母親是荷蘭人，父親則在百老匯的舞台邊長大。不過大多數時候，傑夫是個淘氣鬼，總是喜歡冒險惡搞，他早就發現我這個菜鳥一臉天真又沒經驗，簡直是他實施惡作劇的絕佳幫手。
「你掀過奶牛嗎？」他說。
「什麼奶牛？」我問。
「奶牛是站著睡覺的，所以如果你能偷偷地從下風處摸過去，就能趁其不備推倒它。『砰』的一聲巨響，奶牛就被掀翻啦。」
我還沒來得及想想他是不是在蒙我，就發現我們已經跳進了護城河，翻過了鐵絲網，咯吱咯吱地踩過泥漿和牛糞，正在接近某些可憐的打著盹兒的奶牛們。
就是在這個時候，我發現了自己人生中最大的愛好——旅行。這可是時時有驚喜、刻刻有收穫的終生課堂。
起初，我並沒有告訴琳達關於「爸爸軍團」的想法。要去想像和考慮這種可能性，恐怕只會讓她傷心難過、擔憂不已。我們應該關注積極的一面，活在當下。不過沒到24小時，我就放棄了保密的想法。事實上，從這個念頭出現的那一刻起，它就不只屬於我一個人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是我們兩個人的。真的，這事和琳達息息相關。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維繫軍團裡的爸爸們和女兒們關係的重任就會落在她肩上。
不過，儘管我決定以尊重琳達的意見為主，兩個人的意見還是很難統一。「我是喜歡他，」提及某位備選爸爸時，琳達說，「但是他不能代表現在的你。」說到另一位的時候，她又說：「他很了不起，但跟你好像還不太一樣。」
由此看來，我們得設定一些基本原則。
第一，不能有家庭成員。這個世界上和我最親近的男人是我的兄弟，還有大舅子、小舅子、堂表兄弟和各種親戚。但我和琳達覺得這些男人與女兒們生來就有血緣聯繫，總會有機會在不同的家庭聚會中見面交流，就不必列入「爸爸軍團」了。
第二，僅限於男人。與大多數人不同，我從十幾歲起就有幸與許多女性成了好朋友，在我最親密的朋友名單中，男女各佔一半。不過我們商量決定，由於女兒們的母親尚在，她們更需要的是填補因父親缺席而留下的空白。
第三，感情的深淺不是靠時間來衡量的。我們認為比較近期的朋友們更能代表現在的我和我對為人父的設想。
第四，要從我人生的每個階段中選出一位朋友。
最後，要表現出一個全方位的爸爸。
我們沒有預先設定爸爸軍團的人數，也沒有考慮他們是否已為人父，我們關心的是這些人能否代表我性格特徵的不同方面。就像琳達一直重複說的：「當生活出現問題和挑戰的時候，女兒也許會問我『如果爸爸在的話，他會怎麼辦』，我需要的是能幫我回答這個問題的人。」所以，我們最終選擇了那些能夠體現我方方面面的男人們。
從一開始，傑夫·舒穆林就在這個名單上。
從我們倆第一次踏入奶牛場起，傑夫和我就變得越來越親密。他和哥哥最終接手了父親的學生旅行社生意。傑夫在帕特尼的鄉村定居，娶了一位攝影師老婆，生了兩個孩子。他當過志願消防員，也做過行政委員，每天都開著拖拉機在地裡四處轉悠一會兒，而且，嘿嘿，還要鏟糞施肥。
對我來說，帕特尼已經成了童話裡的遊樂場，那是一個可以砍柴、摘蘋果和割楓樹蜜的地方。在那裡，傑夫的鄰居會站在穀倉中，用隨身攜帶的折刀將薄荷糖切成碎片再塞進門牙縫裡。在那裡，雜貨店裡買的都是「伯亞迪廚師」意大利面和「喲呵」巧克力飲料，讓我覺得自己像是身處童話故事裡。那是我每次失戀或遭受打擊時都跑去療傷的地方。
而傑夫從我長大成人的夏天開始，就成了我的鐵哥們。他是我的野營輔導員：跟我比賽誰先跑到山頂；把我扔進湖裡；為了擊中一隻從樹後躥出來的鹿，他差點拿槍在我的腦袋上開了個洞。他是我的人生教練：鼓勵我出國留學，催促我和琳達結婚。他是我的老大哥，我永遠的榜樣，我心甘情願地崇拜他，因為他值得。
在我病倒後，無論是晴天還是雨天，無論是工作日還是假期，傑夫每天都給我寄一張明信片。他發誓說他會一直寄下去，直到我好起來為止。
傑夫身上有一種混合的特質，是我希望傳遞給女兒們的：一方面，他理解鄰居的真正價值，懂得與人建立聯繫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半生都行走在世界的各個角落，對一切都保持著開放的態度。傑夫可以讓女兒們見識到如何參與團體活動，讓她們學會與人相處的訣竅，在廣闊天地中體驗自己的人生。
傑夫能教會她們如何開始人生旅程。
於是，在病情確診幾周後，我和琳達準備好車，帶上女兒們，從91號公路直奔佛蒙特的農場。那個下午，傑夫帶著女兒們坐上他那輛約翰德爾牌的拖拉機兜風，任她們去追四散奔逃的豬群。後來，我和傑夫開車去了某個廢棄的穀倉，從那裡可以望見一大片蘋果園和遠處的青山。我倆擺了兩把海灘椅，坐下。我說：「我能做的也就是給你讀一遍這個。」然後，我深吸一口氣，開始讀自己寫給爸爸們的這封信。眼淚讓我的聲音哽咽起來，幾乎說不出話。
你願意替我做她們的爸爸嗎？
你是否願意替我，傳遞我的心聲。
那一刻，我覺得自己突然瞬間老去，也有一種莫名的安心感。當我從信紙上抬頭望進傑夫的眼睛時，發現他整個人都僵住了。我知道，是我的痛苦讓他如此煩擾，我很難過。
信讀完了。眼前的美景彷彿褪了色。大地似乎變成了墓場。我們兩個行者被推到了不屬於我們的所在。
傑夫說：「好。」我愣了一下才明白他是在回應我信中的請求。「我感到非常榮幸，」他頓了頓，說，「但我一向不善言辭，我比較擅長以身作則。」
從那一刻開始，「爸爸軍團」的構想不再只屬於我一個人了，也不再只屬於琳達了。
傑夫也成了其中的一分子。
這個想法開始有了自己的生命。
1949年夏天，剛結束歐洲旅行乘船回國的喬治·舒穆林還是帕特尼高中的語文老師。一天晚上，暴風雨襲擊了「新阿姆斯特丹」號，大部分乘客都躲回船艙睡覺去了。「就連船上吧檯的酒保也被晃得反胃了，」傑夫解釋說，「我爸到處找人一起打牌，其中一個後來就成了我媽。那時候她還在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學習。她不暈船，也知道怎麼打橋牌。」接下來的那個暑假，這兩個人在巴黎共同度過了一周。第二年，喬治所在學校的校長建議他們兩人領一隊中學生去歐洲旅行。不過，兩個人必須先結婚，否則可就成了反面教材。那時候他們相處的時間全部加起來還不足10天。
「那個暑假，他們一起做了許多有趣的事，很快就發現了體驗式學習的價值和意義，」傑夫說，「那也成了我們家庭哲學的核心。在社會群體意識中成長，學習的關鍵就在於全方位，全身心的投入。」沒過幾年，凱蒂和喬治開設了帕特尼學生旅行社，不久就成長為能接待幾百名學生的公司。傑夫和其他兄弟姐妹一樣，在出生後就被父母塞進了這個家族產業。傑夫說：「我爸總是開車去紐約親自送走每一批學生，他還要在中央公園南邊的巴比松廣場酒店發表一番演說，每到那個時候，我們就在房間後面四處亂跑。」
「他都說些什麼呢？」
「他會說明我們這次旅行和一般旅行團的區別：每個人在旅途中都會被安排坐在陌生人身邊，而且絕對不走尋常路。我們要承擔一定的風險、要和當地人家同住，要做些並不那麼享受的事兒。我爸說話的樣子和語氣都有某種莊嚴的意味，對他來說，這並不是單純的遊玩找樂子，而是一次嚴肅的文化體驗之旅。」
傑夫從上大學開始，就被父親要求去當旅行的領隊。他本來就極具語言天賦，又有著男孩的冒險本能，做這個簡直是手到擒來。「當然，我們會去一些著名的景點，」他說，「但我也會在某個路口左轉，穿進不知名的小巷，讓孩子們自己探索巴黎的另一面。或者讓他們晚上騎自行車去布列塔尼的海邊，生起篝火，和當地的孩子一起玩耍。」
「這樣做的意義何在呢？」
「問問出去旅行過的人，大家都會說，最有價值、最具紀念意義的經歷，往往是出現突發情況的時候。想想看，雨天，天氣糟糕得要命，你起了個大早去博物館，希望能排在第一個進去。到了才發現博物館不開門。於是你轉念一想，四處看看，發現了一家小得可憐的咖啡館，只有老人們在下西洋棋。你點了杯熱可可，在旁邊坐下，和他們聊起你的生活，他們也和你分享他們的人生。然後你們之間就有了某種聯繫，那是你從未預料到的。比起參觀博物館、讀遊覽手冊、聽導遊講解，那才是更具價值、更有意義的經歷。」
1983年我遞交旅行申請的時候，傑夫正在準備自己第三次帕特尼領隊之旅。
「你是我實踐體驗式學習的最佳搭檔。」傑夫回憶說，「首先，你是第一次旅遊，什麼都不懂；其次，你申請材料裡的第一句話就是——『我是個喜歡交際的人』。每一次，我剛想到一個瘋狂的主意，你已經躍躍欲試了。我天生是個拘謹的人，而你正好相反，整個世界都是你的舞台。如果我想讓大家唱起歌來提提精神，你就會立刻支持，不一會兒的工夫，我倆就唱起福音歌，而其他人也陸續加入進來。我們通常都在做些瘋狂的事，比方說在瑞士阿爾卑斯山脈那回，因為懶得迂迴繞『之』字形，就乾脆從小路爬陡坡上山。」
我告訴傑夫，關於那個夏天我印象最深的有兩件事。第一件是：一向守舊、順從他人的我，竟然做出了一系列搞怪搗亂的行徑。比如在荷蘭掀奶牛；在佛羅倫薩的停車場，把一輛小汽車抬起來調轉了個方向；偷偷溜進巴黎歌劇院，衝刺般跑過那裡的地下通道，尋找著《歌劇魅影》裡虛構的一切。我問傑夫這些經歷意味著什麼。
「它們說明我當時的領導方式是多麼不成熟！」我們笑了起來，「說實在的，我的哲學就是：去冒險，做些荒唐事。我們本不該出現在巴黎歌劇院的後台。但如果真被人抓著，那也只好說我倆就是想要進一步認識一下世界。如果我們當時被趕出去了呢？那就成了傳奇經歷，正好留著將來講給兒孫們聽。所以，抓住機會吧。把汽車轉個圈，去偷襲奶牛。」
第二件讓我印象深刻的事，發生在荷蘭的格羅寧根。根據旅行安排，我要在那裡和一家當地人住一個星期。第一天晚上，我吃到了令人驚奇的一餐：魚肉、土豆和酸奶，全是白色的。晚飯後，他們一家回自己房間看電視，我進了廁所。只是有一個問題：我搞不懂怎麼沖水。沒有把手，沒有按鈕，也沒有拉繩，於是我決定手動沖水。水箱很高，幾乎接近天花板。我站在馬桶蓋子上，努力伸手夠水箱，就在我剛要揭開蓋子的時候，敲門聲響了。
「你還好嗎？」有人問。
「嗯，我很好！」我唱著說。
一家人又退回起居室裡，只有這家十幾歲的女兒靠近門口，小聲說：「拉管子！」那個晚上，我是哭著睡著的。接下來的一周，我每天騎著車探索附近的沙丘，在肉店的地下室裡幫忙把肝泥塞進腸衣做成香腸。不知不覺間，我竟然已經和這家人打成一片了。要走的時候，這家的女兒和她的朋友竟然舉著美國國旗，到火車站唱《星條旗永不落》為我送別。
「這個故事會讓我爸感動得流淚。」傑夫說，「這就是我爸在中央公園演講的關鍵點：『這一切並不容易。我們得調整自己去適應。但我要你們挽起袖子，走到地下室去，把肝泥裝進腸衣。做個行者，而不是觀光客。』」
「那什麼才叫『行者』？」我問。
「行者要拋下自己熟悉的生活，有意識地去尋找一些不同的經歷。他們願意放慢自己的腳步，擺脫一味追求成功的高壓軌道，抓住生命中的機遇。他們願意打破家中一成不變的種種規律習慣：吃什麼、何時睡、怎麼洗漱。」
傑夫接著說：「行者會去看看村子裡做奶酪的，過一會兒再到穀倉裡的時候，胳膊肘上可能還沾著剛才蹭的乳清；或者睡在坦桑尼亞的髒地上，用蹲坑廁所，每次看見蟲子的時候都大叫一聲，然後意識到那些得拎著水桶走上數里地取水的當地人和你一樣，甚至比你更快樂。行者還可以出現在阿富汗的某個歡迎儀式上，吃下無法分辨的食物，哪怕後來發現那是用羊的胃做的，也能明白那是當地人因為喜歡和你交流而特意宰的羊。」
不知不覺中，暮色西沉，已近夜晚。我們的家人還在等著呢，我和傑夫從躺椅中坐了起來。
「假設，再過10年，」我說，「我們還去巴比松廣場酒店，我們的女兒即將開始第一次海外旅行。你也有了當初你父親的威嚴和氣勢，而我，我已經不在了。」有那麼一秒鐘，我的聲音又哽咽起來：「你會和女兒們說什麼呢？」
他深吸了一口氣：「我想我會這麼說：『姑娘們，你們來自一個開放式的家庭，你們家的傳統觀念是支持和鼓勵你們努力學習，你們也會有很多機會去見識人類文明的智慧結晶。但是我希望你們把這次旅行當成小孩子第一次進泥水坑的過程。你們可以俯下身去，看水中的倒影，也可以伸出手指攪動一下，弄出點波紋。甚至可以跳進去，濺它個稀里嘩啦，感受一回，品味一下……』」
再一次地，傑夫的眼睛閃著當年我在荷蘭城堡裡見過的那種神采。那時，他就是帶著那種表情說：「走，我們掀奶牛去。」儘管最後我們並沒有真去掀奶牛，儘管從來沒有人掀過奶牛，儘管奶牛根本就不會站著睡覺。
「姑娘們，我會趕你們跳下去的。」他說，「而且我希望你們回來的時候，身上滿是泥才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