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7月15日—
親愛的家人和朋友們：
最近我一直待在位於科德角（Cape Cod）的我岳母家中。在無數個清晨，我注視著後院草坪上的霧氣漸漸散去，杳無蹤跡，只在花崗岩上留下了一層細密的露珠。新的一天就此開始。遠遠望去，港口上空盤踞多日的烏雲神奇地散開了，陽光終於重回大地。
抱歉我不得不以這樣的方式和大家聯繫，但這些天來接踵而至的麻煩實在讓我身不由己。最近我發現自己的左側股骨上長了一個約有18厘米大的骨肉瘤。簡而言之，我患了骨癌。我的腫瘤非常罕見，攻擊性也很強。它已經穿透了我的骨幹，侵蝕了附近的大腿肌肉。所幸我的膝蓋和臀部暫時沒什麼事，也沒有跡象表明癌細胞會轉移到肋骨和肺部。目前看來問題只在腿部，但情況並不穩定，可能隨時會發生變化。
今年5月末，我做了一次血常規檢查，發現鹼性磷酸酶指數（alkaline phosphatase）過高，這意味著肝臟或骨頭出了問題。經過檢測確認肝臟沒問題，而之後的一系列檢查最終指引我們發現了這個腫瘤。值得慶幸的是，現在我還沒怎麼覺得疼。大多數患者只有在出現疼痛、關節腫脹或骨折的情況後，才會發現病情。就這點而言，我還是幸運的。不久之前，腫瘤醫師還告訴我：「病情發現得很及時，該向你的內科醫師致敬。」
多虧朋友們的及時支持與無私幫助，琳達和我才找到了紐約紀念斯隆·凱特琳癌症中心的骨科主任約翰·希利醫生。大家每每提到他，都是欽佩的語氣，「就是他了」、「頂尖的」或「權威專家」。他人很好，五十出頭，繫著領結，總是微笑著，說起話來不溫不火，語速大概每分鐘3個詞。你要是想等著聽完他的話，天啊！你可真得等上一會兒。他和琳達一樣畢業於耶魯大學，而且他十幾歲的時候當過魔法師和小丑，和我也算得上是半個同行。
希利醫生和我們談了幾個小時，對我腿上的腫瘤，他說：「情況很糟，但看起來還有治癒的希望。」他也重複了好幾次：「這是一場戰鬥。我決心要取得勝利。」
他認為這個腫瘤很可能和我5歲那年的車禍有關。因為骨腫瘤的位置通常出現在靠近膝蓋或臀部的位置，但我的卻長在正中間。我們的推測是，可能當時傷口沒有完全癒合，或者是遺留的感染問題在近40年後發作了。但是希利醫生覺得情況可能恰恰相反。他問我小時候是怎麼骨折的，我給出了自己心中唯一符合邏輯的答案：「被車撞的唄。」
「但為什麼就只有那一塊骨頭被撞壞了呢？」希利醫生接著問。他覺得可能是某種遺傳性導致我的左股骨生來就比較脆弱。
無論如何，反正自那次車禍之後，肯定是哪兒出了什麼問題，才讓我的左股骨從成千上萬個摔斷骨頭的美國小孩中「脫穎而出」。不知是哪個細胞決意要胡鬧一場，於是癌症來了。美國每年大約有600人患上骨肉瘤，其中85%在25歲以下，成年人的數量甚至不到100人（而每年乳腺癌發病人數是20萬，前列腺癌則是19萬）。因此，對這種疾病，尤其是成年患者的治療，我們所知甚少。畢竟，這種癌症的發病率太低了，不足以吸引社會各界的重視。
假如我是在25年前得了這個病，醫生大概會直接切除我的腿，然後祈禱癌細胞別擴散。肯尼迪總統弟弟泰德·肯尼迪的兒子12歲的時候就因此失去了一條腿。但即使採用這種方法，也只有15%的存活率。在20世紀80年代，醫生們發現了某種有效的雞尾酒化療方案，將存活率提高到了60%。
在開始整個治療流程前，醫生必須對我的腫瘤進行詳細的檢查和分析。按照計劃，幾周後要進行活體檢查。希利醫生將切開我的腿，取出一塊骨頭，進行病理分析，根據其結果制訂整個治療計劃。大體來說，先要進行2~4個月的化療，然後做手術，術後還要接受4個月的化療。手術主要在腿部進行，包括切除腫瘤和鄰近部位的一些骨頭，以及與之相連的一大塊肌肉。替代左股骨的是移植過來的骨頭組織或金屬物。他們告訴我，骨頭會逐漸恢復，但肌肉卻不能。如果我運氣夠好，就能保住腿，膝蓋和腳也能正常活動，但無論如何，從此我的動作永遠都會受到影響。用希利醫生的話來說就是：「你能走，不能跑。盡量走平路，別爬台階。」
諸位或許已經料到了，這個消息對我們來說猶如晴天霹靂。希利醫生向我們解釋完病情後，有位護士進來讓我填些表格。當時，我請她迴避一會兒，讓我能和琳達單獨待幾分鐘。但事實是，她離開後，我徹底崩潰了。一直以來，在絕望中我還抱著最後一線希望，也許一切都是誤診。我自欺欺人地想像著自己可以逃過化療。然而，我的希望破滅了，我的幻想被現實擊得粉碎。
此時的我，站在黑暗之中。心知肚明，噩夢般的一年即將開始。
這還得是我運氣好能挨過一年的情況下。
現在情況怎麼樣？
儘管情況時好時壞，我們仍然在堅持，仍向著目標努力。我們的生活裡有了太多的眼淚。漫漫長夜裡，我們促膝長談，聊彼此，聊生活，還有我們對孩子們的期望。這不是件容易的事。琳達和我都不是英雄。沒有人在這種情況下還能泰然處之。許多時候真的很難。
應該說，有太多東西給我們力量，支持我們一路走下來。比如：兩邊親愛的家人們，很多朋友，我和琳達的相互扶持，還有積極的心態。我們共同制訂了14份營養計劃，試著想像各種可能需要應對的情境（有好有壞）。我們盡量在生活中給自己找樂子。比方說，世界上有那麼多的雜誌可以放在醫院的候診室裡供病人翻閱，紐約紀念斯隆·凱特琳癌症中心怎麼就偏偏挑中了《網球週刊》？
琳達怎麼樣？
她簡直就是閃亮的星。因為我得了癌症，之前約好去南塔基特島（Nantucket）慶祝結婚5週年的旅行就徹底泡了湯。這本該是女兒們出生3年來我們首次雙人旅行。但琳達什麼也沒說，她只是擦乾眼淚，深吸一口氣，振作起來。有過類似經歷的人就知道，在這種情況下，患者的配偶、護理者和「生命共同體」身上的壓力是最大的。琳達不得不面對諸多挑戰：工作，照顧女兒們，還有一個時不時就牢騷滿腹的瘸腿丈夫。好吧，我承認自己以前也愛嘮叨，但以前我可不瘸腿！化療對誰來說都不是開玩笑的。
與此同時，琳達創辦的非營利組織發展勢頭良好。上一年他們舉辦了紀念活動，回顧10年來對遍佈全球的10個國家所進行的企業援助。幾周後他們還將從私人基金會那裡得到一筆巨額捐款，這也有利於未來的發展。我非常確信，能夠看到琳達繼續投身於這項偉大的事業，能夠鼓勵她去不同的國家完成計劃，對我個人有著重要的意義。生活會變化，但永遠不會停止。所以我希望，所有讀到這些文字的人，都能和我一樣或多或少地幫助琳達保持這種精神，讓她能夠繼續像往常那樣散發光芒。
女兒們怎麼樣？
伊甸和泰碧正在一天天長大。3歲大概是性別意識啟蒙的分水嶺吧，因為她們兩個現在深深迷上了芭蕾，還有公主、紙杯蛋糕和一切粉色和紫色的東西。事實上，她們現在最喜歡的是粉色緊身舞衣和紫色褲襪。作為父母，3年來我們一直有意迴避傳統的性別顏色偏好教育，但顯然現在這理論只能扔進愛麗絲的兔子洞了。最近幾周，她們第一次接觸到保齡球、划船和迷你高爾夫，不過安全起見，其中有一項恐怕再也不能讓她們碰了。那天，外公阿蘭新買了條摩托艇，決定避開深水區，帶著女孩兒們在海港附近慢慢轉悠兜兜風。這時，伊甸突然問：「我們什麼時候能開快點兒？」
我們已經向專家咨詢過，該怎樣將我的病情告訴女兒們。一開始，要說實話，但不要太具體，要保證每個人都重複說一句話：「爸爸病了。醫生在幫他。他會好起來的。」然後我和琳達要進行觀察，看看這件事是否會引起她們的行為變化，比如注意力難以集中、煩躁，或是噩夢。她倆已經看到我開始用枴杖了，我們也注意到她們正在逐漸調整適應這種變化。這次我和琳達在紐約看完病回到科德角時，伊甸說：「爸爸媽媽，你們回來了真好。」我們為她們感到驕傲，我們深深地愛著她們。我在心底默默祈禱，希望有一天能陪她們走過婚禮上那幸福的紅毯，希望有一天能和她們一同散步。
我能幫什麼忙？
有這麼多人願意向我們伸出援手，我和琳達真的非常感激。老實說，我們正在思考，如何讓大家的幫助變得真誠、現實、有意義，同時又能對各位的好心和慷慨表示敬意。我們已經發現，請求越具體越好——「嘿！媽媽。給我拿張洗澡用的椅子。」「嘿，姐姐，我們需要一個活頁夾放文件。」「喂，兄弟，在我頭髮掉光之前，能給我照張相嗎？」如果大家能給我們足夠的時間來徹底弄清楚眼前的難題，我和琳達會非常願意接受大家的幫助與支持。
我現在每天都淹沒在大量電子郵件和電話裡，對於病人而言有點太多了。每封來信我們都讀了。如果沒有一一回復，請大家諒解。因為目前，我被各種亂七八糟的事情圍攻著，比如：醫生會診、保險理賠、糟糕的軀體感受、努力尋找曙光，還要研究以現在的身體狀況如何能完成下蹲這個動作，實在無力回信了。但是你們的體貼和問候會一直帶給我安慰與力量。我也計劃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與大家保持定期聯繫，讓你們知道我的情況。
與此同時，祝願各位今年夏天都能在窗外發現一片晴空，祝願各位心想事成，能早日找到屬於自己的航道，奔向心目中的那片海洋。
在那之前，替我去散散步吧。
愛你們的，布魯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