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我有一輛橙色的自行車，是施文公司生產的「魔鬼魚」。它的車座是流線型的香蕉座，前輪小，後輪大，車把很高。因為這種車的把手比車座高出許多，騎車的人看起來總像是伸著胳膊的猩猩，所以也被叫做「猩猩把」。這款自行車模仿改裝車的設計，在1970年的美國算得上是最流行的款式。正好我快滿5週歲了，父母就提前把它送給我做生日禮物，那可是我最值錢的家當了。
不過沒想到的是，有一天它差點要了我的命。
那時候我們家剛搬到佐治亞州的薩瓦納市南部，那裡所有的街道都是以南北戰爭時期南部邦聯的將軍們的名字命名的，比如約翰斯頓、麥克羅斯、厄爾利、斯圖亞特等。從這點可以看出來，儘管南北戰爭已經過去了一個世紀，薩瓦納市民們依然覺得應該用這種方式予以紀念。因為這說明他們雖然失敗，卻從未放棄自己的尊嚴，而是堅持抵抗直到戰爭的最後一刻。那時候，我家住在李將軍大道330號，一座由我父母臨時搭建的泥灰房裡。
有天黃昏，我和朋友斯科特·薩特裡騎著自行車在附近探險，發現在皮克特環路靠近約翰斯頓街的位置，裝飾著一排木蘭花，別的街上可沒有這個。我們發現了新大陸！得趕緊繞過去仔細看看！
於是我和斯科特沿著交通繁忙的哈勃山姆大街一路騎車狂奔。由於這條雙車道通行的公路將小區一分為二，我們不得不繞個大圈才能轉到反方向去。這時，我靈機一動，何必非要浪費時間從李將軍大道拐回去呢，只要直接在哈勃山姆大街來個180度掉頭不就得了？於是，看著斯科特騎著車晃來晃去地轉到了李將軍大道，我立刻靈活地在哈勃山姆大街上就地掉頭（哈哈！斯科特永遠也發現不了我的秘訣！），然後只聽得一記尖銳的剎車聲——我被一輛迎面開來的轎車撞飛了。
「砰——」
「魔鬼魚」被撞得一塌糊塗，飛了出去，我本人也差不多散了架，朝著另一個方向飛出去。下一秒，我落了地，整個人壓在路中間的黃色標線上，後腦勺還能感覺到路面上殘留著太陽曬過的餘溫。住在街角的波利·梅丁從自家車庫衝出來，跑到我身邊，我能感覺到她的影子擋在我面前。「安迪！安迪！」她尖叫著，喊著我哥哥的名字，「你沒事吧？」
「我是布魯斯。」我剛說完這句，就昏了過去。
第二天早上我清醒過來，發現自己已經躺在醫院的病床上，動彈不得。從我的前胸開始，左側直到腳趾頭，右側直到膝蓋，全都打上了厚厚的石膏。從我的右膝蓋到左腳還支著一塊固定鋼板。在這場事故中，我的左側股骨（人身體上最大的一塊骨頭）被撞壞了。接下來的兩個月，我只能平躺著。
出院回家後，父母將我安置在臥室裡，把所有玩具都堆在一張大折疊桌上，放在我觸手可及的位置。我還記得玩具堆最頂層是一年前失事掉入太平洋的阿波羅11號的模型。我媽媽是初中的美術老師，她總想在我的石膏上畫點什麼，不過直到拆石膏前一天我才讓她得逞。那一年的逾越節(1)是在我房間裡過的。到了小孩子最喜歡的「找餅」環節（逾越節的時候，大人要把無酵餅藏起來，找到餅的孩子會有獎勵），爸爸讓我閉上眼睛，托起我的頭，把餅藏在了我的枕頭底下。
在接下來的38年裡，我身上唯一值得關注的醫療事件就是這次骨折。每當我換一位新醫生的時候，就會在長篇累牘的病史調查中提及這個，其實我早就沒把它當回事了，只有在買鞋的時候才會記起來。那是因為事故後的恢復期正趕上我的生長期，導致左腳比右腳大了半個鞋號。不過，總體來說我挺好的，看起來很年輕，而且很少生病。
更為重要的是，我以走路為生。20多年來，我環遊世界，身臨其境地體驗不同的生活方式，並記錄下自己的感受。我在日本的農村給初中生講課，在英國完成研究生的學業，在巡迴表演的美國馬戲團裡扮演小丑，與蓋斯·布魯克斯和其他美國鄉村音樂歌手們一同遊歷美國。而且，最近10年間，我沿著《聖經》的足跡踏遍中東戰火紛飛的地區——登頂亞拉臘山，橫渡埃及紅海，鑽過耶路撒冷的洞穴，飛越巴格達的天空，徒步跋涉橫穿伊朗。
後來，我寫的《聖地蹤跡》（Walking the Bible）成了暢銷書，與之同名的紀錄片世界聞名。我就此成了那個「行走在路上」（Walking Guy）的人。這個稱呼令人難以忘懷，並且正好滿足了我想要體驗人生的願望。於是在骨折後的第38年，6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四，我與出版商共進晚餐時提出了一個新想法：我要用接下來的10年重訪美國歷史的進程。我要去追尋美國的足跡。
我要靠自己的雙腳走遍美國。
為了這個計劃，我們舉杯相慶。不過第二天一起床，我去了位於曼哈頓上東區的紐約醫院放射科做全身骨掃瞄。只有我妻子知道，這建議來自一位我還不太熟的醫生。一年前，我們親愛的家庭醫生宣佈退出醫療保險計劃，並為我安排了最後一次檢查，結果一切正常。接下來的10個月我都沒去醫院做過什麼檢查，我經常如此。直到這年5月，我終於抽出時間去找了一位內科醫生。在我們初次見面的時候，她為我安排了一些常規的血液檢查。
沒想到的是，第二天她就打電話過來，說我的鹼性磷酸酶指數是235，有點高。我不知道這意味著什麼，因為我從來沒聽說過這個詞。醫生解釋說，這種酶的變化可能顯示出肝臟或骨組織的問題。她推測我大概天生如此，不過還是要確定一下過去的檢查結果。於是我立刻給前任醫生打電話，發現在上一年7月的時候，我的檢查結果是90，很正常。「嗯——」新醫生說，「這很怪異，不如我們再測一遍吧。很有可能只是實驗室搞錯了。」
但實驗室沒搞錯。第二次測試仍然得到了相似的結果，而且同時進行的一項化驗排除了肝臟的嫌疑。那就是骨頭的問題了。醫生認為我不大可能是得了佩吉特病（Paget』s disease，一種老年常見病，症狀包括骨畸形、骨痛和關節炎等）。她建議我做一次全身骨掃瞄，語氣並不太嚴肅。她說：「就是為了安心，我覺得應該沒什麼。」
紐約醫院的放射科在二樓。護士一路領著我穿過走廊中熙熙攘攘的人群，直到注射台前。她在我手背上扎進針頭，注入放射性示蹤物，那感覺像是整個三里島核電站洩漏的物質都流進了我的血管，冷冰冰的，我嘴裡湧上了一陣金屬味。接下來要等3個小時，其間還要猛喝水，經常排尿。
午飯後，我被領進了一個大房間，裡面是一個類似長腳蜘蛛的巨型儀器。護士拿走了我身上所有含金屬的物品，給我裹上毯子，將我固定在狹窄的工作台上。接著機器啟動了，它的巨型托盤緩緩降下來，離我的鼻子只有3~4厘米的距離。骨掃瞄與X光掃瞄的原理基本相反。X光掃瞄是用放射性物質照射你的身體，利用穿越投影形成圖像；而骨掃瞄則是用之前注射進去的放射性物質形成圖像。X光掃瞄只要不到一秒的時間，骨掃瞄則需要一個多小時。
大概35分鐘左右的時候，掃瞄進行到了我的腿部，這時，放射醫師突然從觀察室探出頭來問我：「你的左腿最近是不是受過傷？」我倒吸了一口氣，答道：「5歲的時候，我摔斷過左側股骨。」他點點頭，隨即走出屋子，消失在走廊中。隨後的20多分鐘裡，我明顯能聽到他和其他的放射醫師就在門外熱烈地討論著什麼。接下來，兩個放射醫師又從多個角度重新掃瞄了我的腿，但卻一直拒絕回答我的問題。他們到底看到了什麼？我不禁焦灼起來。他們卻說：「你還是等明天問醫生吧！」
第二天是週六，醫生不上班。我度日如年，幾乎什麼都做不了，好不容易熬到了週一，可醫生似乎還是沒法確定：「你看起來不像得了癌症，但我從來沒見過這樣的情況。還是再做個X光檢查吧。」等週二她看完X光片，語氣突然就變了：「你的腿部有非正常的細胞增生。」
「你是說腫瘤？」
「所有非正常的增生都叫腫瘤，」她說，「但那說明不了什麼。」
儘管如此，她又讓我去做磁共振造影。這次我沒有等她的診斷，而是把檢查結果快遞給住在幾個街區外的老朋友貝絲，她是一位骨科醫師。等回信的時候，我來來回回地在約克大街上徘徊。當最後一縷陽光就要消失在東河盡頭的時候，貝絲的電話終於來了。「我看了你的片子，」她說，「我還讓我們醫院最好的放射醫師看了，我們倆的結論是一致的。」貝絲頓了頓，好像在斟酌語句，「你腿部的增生恐怕不是良性腫瘤。」
我站住了。有那麼一會兒，我在思考這句話是什麼意思。終於，我反應過來這是一個天大的噩耗。「不是良性腫瘤」只有一個意思。貝絲是在等我消化明白這個推論。
「我得了癌症。」
貝絲開始在電話那頭說著什麼，但我一句也沒聽進去。我得衝到她辦公室去問個清楚。我得讓她給我找最好的醫生來做手術。我得打電話給我的妻子。
我像是石化了，動彈不得，一屁股就坐在路邊的台階上。那一瞬間，我彷彿回到了近40年前，躺在黃昏時分溫熱的哈勃山姆大街上，知道自己剛剛被汽車撞飛，卻還不清楚下一秒會發生什麼。現在我身上的腫瘤正好長在那一條腿，那一塊骨頭，那一個位置上，這絕不是巧合。但我知道，我的前半生一直是在夢想、旅遊和行走中度過的。
而我以後可能再也沒法走路了。
(1)逾越節是猶太人的新年，猶太民族的四大節日之一，在猶太曆正月十四日白晝及其前夜。——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