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蔡美兒在教育哲學上的最根本不同：
她逼著孩子用功，
我幫助孩子立志。
逼孩子用功，就必須削減孩子的自由；
幫孩子立志，則要給孩子盡可能充分的自由。
你能逼孩子用功，不能逼孩子立志
耶魯法學院的華裔教授蔡美兒的新書《虎母戰歌》（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尚未出版時就引爆美國媒體，製造了一場“中國教育”對“美國教育”的文化戰爭。同時，隨著此書以“我在美國做媽媽：耶魯法學院教授的育兒經”為名出版了中譯本，蔡美兒在中國媒體上也頻繁現身說法，引起巨大的反響。如此全球化規模的教育辯論，可謂幾十年難得一見。
我曾著有《一歲就上常青籐》一書，積極提倡所謂“美國式”的教育，正好站在了蔡美兒的對立面。所以，我不妨從這兩種對立的教育原則開始。
蔡美兒給女兒立下了很嚴格的“虎媽十大家規”，實際上就是“十不准”。孩子們不容許干下列事情：
在小朋友家夜宿；
約小朋友一起玩兒；
參加學校的演出；
抱怨沒有參加學校的演出；
看電視或玩電子遊戲；
自己選擇課外活動；
成績拿不到A；
除體育和戲劇外，沒有在每科都拿第一名；
學鋼琴或小提琴以外的任何樂器；
不學鋼琴或小提琴。
我的原則，則從來是以孩子而非“規矩”為中心，因而從來沒有給孩子定什麼“不准”，反而經常要根據孩子的具體情況作出靈活的反應。但面對這“十不准”，我大致也能總結出若干相反的原則：
盡可能安排女兒和要好的小朋友到彼此家裡夜宿。
盡可能幫助女兒約小朋友一起玩兒。
讓孩子不僅積極參加學校的演出，而且還參加校外的演出。
提醒孩子注意自己的視力，但不禁止電視和電子遊戲。我們偶爾會邀請孩子和自己一起看些電視節目。不過，在沒人管的情況下，女兒從來不看電視，也很少玩電子遊戲。至於iPhone、iPod、iPad等等，女兒的同學都換了幾代，但女兒從來沒有，也不向家長要，雖然同學們不時向她展示這些東西的各種玩法。
敦促女兒多參加些課外活動。
成績無所謂，我甚至挑戰她：你哪天拿幾個C回家如何。
不在乎什麼“第一”。事實上，女兒喜歡和比自己優秀的人在一起，覺得門門第一是自己的不幸。
幫助女兒自願選擇了鋼琴，但提醒她作出這種選擇的後果，那就是需要每天練琴。
這些原則的具體含義，且待後面具體解釋。這裡首先討論的，是我與蔡美兒在教育哲學上的最根本不同：她逼著孩子用功，我幫助孩子立志。逼孩子用功，就必須削減孩子的自由；幫孩子立志，則要給孩子盡可能充分的自由。
蔡美兒反覆地宣講中國老一套的教育哲學：“孩子僅靠自己是永遠不會用功的，也正是因為如此，否決孩子的偏好就變得非常關鍵。”“中國家長相信自己知道什麼才是對孩子好的，所以他們會否決孩子的願望和偏好。”這些可以簡單地歸納為：孩子太小，不懂得為自己的前途和利益作出正確的決定。所以，家長要堅定地替孩子作出這些決定，並逼著孩子按照這些決定所指引的正確方向走。
在我看來，家長當然有責任為孩子做許多事、教孩子許多東西，但最為重要、也最難教的一項，就是怎樣作出重大的人生選擇。如果孩子學了許多技藝，但是不會對如何使用這些技藝作出明智的決定，也可能導致非常平庸的一生。我們畢竟是過來人，在中學、大學中都看到過很多聰明絕頂、功課甚好的人，但這些人常常循規蹈矩，最終一事無成。有些在學校裡表現平平的人，到了社會上則敢為天下先，想人之不敢想，最後闖蕩出大事業來。可見，決定成敗的並不僅僅是技能而已，更重要的是人生選擇，可惜人們很少意識到。學會明智地作出人生重大的決定，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必須從小訓練，而接受這種訓練的前提，就是孩子享有相當充分的自由，能夠行使自己的自由意志。
為什麼蔡美兒會斷定“孩子僅靠自己是永遠不會用功的”呢？這大概是從她自己的孩子身上觀察出來的。但是，她的孩子不知道自己用功，也許恰恰是因為她的教育方法造就了孩子這種缺乏自覺的品性，並不等於別的孩子都不知道自己用功。
《華爾街日報》在刊載了蔡美兒的書摘的第二周，在週末版上發表了著有《壞媽媽》一書的猶太女作家Ayelet Waldman的文章。她的一個女兒在小學二年級時被診斷患有誦讀困難症（dyslexia），這種病症在使用中文等象形文字的社會中非常罕見。但是，以聲音為基礎的拼寫系統，特別是拼寫規則特別複雜的英文系統，可以導致5％～10％的人口發生閱讀困難。這種症狀未必和智商有關，但患者在閱讀、寫作和拼寫等方面會遇到極大的困難甚至喪失基本的能力。Waldman的女兒被確診時已經在班上各門功課中遠遠落後，後來家長在課外進行了一系列緊急補救性的輔導，都毫無效果。孩子開始害怕學校，因為心理壓力長期肚子痛，經常突然失聲痛哭。最後，父母打聽到一個治療這種病症的特別課程，要求孩子每天花4個小時在一間小屋裡和老師進行強化訓練。父母覺得很恐怖，無法作決定，但孩子自己堅持要去試一試。
課程證明比聽起來的還可怕，每天父母去接孩子，都看見她滿臉通紅，眼中噙滿淚水，整個人完全筋疲力盡。父母先受不了了，一再勸說孩子放棄，但孩子固執地堅持。每天上學，她臉上的恐懼都是顯而易見的，有時還在喃喃自語：“戰勝恐懼！戰勝恐懼！”但到了課程結束時，孩子掌握了閱讀！自此以後，她彷彿換了個人，喜歡學校，對自己也充滿了自信。最重要的是，在整個過程中，沒有人督促她用功。恰恰相反，怕她崩潰的父母每天都勸她放棄，但她小小年紀，幾乎是一意孤行地堅持了每天4小時的“魔鬼訓練”。
這種勁頭，在蔡美兒的女兒身上似乎並沒有顯現出來。從她的書裡我們知道，她13歲的小女兒在莫斯科一家餐館突然大砸玻璃杯，並對著媽媽大吼：“我恨我的生活，我恨你！”這話揭示的事實是：她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媽媽決定的，她在為媽媽而不是自己而生活，她恨這種被媽媽所決定的生活，因而也恨媽媽。許多被蔡美兒的方法教育出來的美籍華人也紛紛出來現身說法，指出蔡美兒的教育惡果在她尚處於青春期的女兒身上還遠沒有到顯現出來的時候。比如，一位出身於中國和越南家庭的女作家說，她的一個妹妹表面看起來很完美，但後來自殺了，因為她害怕告訴別人自己患了抑鬱症。另一位已經當上CEO並著書立說的華裔男性則說，他在這種嚴厲的教育下長大，這種教育的實質，其實就是通過軟硬兼施的手段，對孩子展開殘酷的心理戰、洗腦，最終使孩子放棄任何自尊和自由意志，完全臣服於父母的指令。他如今即使表面上很成功，在心理上則幾乎是破碎的，不知道接受了多少心理治療。Ayelet Waldman也提出，在美國15～24歲的亞裔女孩兒，自殺率比平均水平明顯要高。
蔡美兒的女兒將來會成為什麼樣子，現在還很難說，不過，看看她的“十不准”就知道，其核心精神就是剝奪孩子的自由選擇，這樣，孩子就沒有機會對自己的人生作出決定。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像蔡美兒這種老式“中國家長”都特別信奉一個很簡單的原則：可以幫助孩子做家庭作業，但絕對不要代孩子做家庭作業。如果一切家庭作業都由家長代勞，孩子就什麼也學不會。可是，孩子最重要的“家庭作業”，其實是進行人生選擇、安排和組織自己的生活。蔡美兒和那些像她那樣的傳統家長，不自覺地包攬了所有這方面的“家庭作業”，使孩子根本沒有練習的機會。當然，這樣的另一個結果，就是她所謂的“孩子僅靠自己是永遠不會用功的”，她根本沒有給孩子“靠自己”的機會，孩子怎麼可能自己知道用功呢？
我們有幸能有一位正常的女兒，她從小並不知道用功。但是，在10歲左右，突然自己“覺醒”，每天課後可以連續做功課三四個小時，以至於我這位當父親的要不時逼著她出去活動一下，或者要求她按時睡覺。我曾問女兒：“你的小朋友們都像你這麼用功嗎？”
“大部分不是，但仍有許多很用功的。”
“她們為什麼這樣用功呢？你們小朋友之間討論過這個問題嗎？”
“討論過，她們大多是家長逼的。”
“那你怎麼向小朋友們描述你的家長呢？”
“我說我的爸爸、媽媽不在乎什麼成績，只要我自己覺得在學東西就可以了。”
“她們什麼反應？”
“她們說我真幸運！”
“既然爸爸、媽媽不逼你，你為什麼這麼用功？”
“我就是想幹得好些。”
……
我並沒有追問女兒“幹得好些”又是為了什麼，因為我已經大體知道了答案。我一直堅持在女兒睡覺時給她揉背按摩，希望幫助她把過度興奮的神經冷卻，早點入睡，有時不免要和她並排躺下。這“睡前討論班”是我“嬌慣”女兒的幾個“保留項目”之一。此刻父女格外親密，她會把白天忙得來不及告訴我的話全講出來，偶爾兩人忘了時間，沒完沒了地討論起來。有幾次，我們談起她長大要幹什麼的事情，她反覆地告訴我：“我希望創造一個前人沒有的、又能長久留下去的東西。”我問那東西是什麼，她說不準，只是覺得世界上可幹的事情太多，她知道的又太少，無法估計什麼東西對社會的影響最深遠，也不知道自己的才能在哪裡。這麼說著說著，就興奮得睡不著了。
我馬上寬慰她：“別那麼操心，現在還是要安心睡覺，看看，你才11歲，接下來有十幾年的時間，你可以廣泛地去探索、嘗試。等你到二十幾歲時能夠找到自己想為之獻身的事業，就已經很不錯了。在爸爸看來，你現在需要做的是兩件事情。一是全面發展，比如語文也好，數學也好，外語也好，這些基本技能未來說不定什麼時候要用上。如果需要的時候才發現自己缺乏訓練，那就很難達到自己的目標。另外，你要在眾多的領域進行選擇，就必須對各個領域都進行比較深入的探索。只有知道深淺，你才能知道這些事兒值不值得做、你有沒有相應的才能。所以，現在學的東西不僅很多，而且需要學得比較深入。你學得越多、越深入，自己的選擇就越多，選擇起來也越明智。想想看，你將來可能成為一個連你自己都想像不到的人，做許多現在想像不到的事情。這一切都要靠你自己去探索，才能有意外的發現，這是多麼令人興奮的生活呀！”
就是這樣的對話，慢慢幫助女兒建立了人生志向，還是那句話：真正的志向只有在自由選擇中才能產生。一旦確立了這種志向，孩子所獲得的自然是更多的自由。因為此時家長除了接受孩子主動的咨詢外，幾乎不用管孩子，她自己會盡最大的努力。女兒在9歲時還不會背乘法口訣，轉到新學校時還需要補習，我們則不以為意，覺得乘法口訣是很簡單的東西，如果她現在注意力在其他方面，那麼晚幾天學也無所謂。結果，轉學後半年內她就成了班裡的數學優等生。她至今還經常坐在餐桌前說：“數學挺枯燥，我也不擅長，但這可能會對我的未來很重要，還是要好好學的。”她可以在沒有人監管和督促的情況下，把自己長時間地埋在“不喜歡”的數學裡。
我們中國的家長大多記得孔子那段著名的自述：“吾十有五而有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在古往今來的中國人中，孔子所創造的文化業績，恐怕很難有人能複製，這樣一位偉人的偉業，是從立志開始，而不是從被媽媽逼著練琴、寫作業開始。況且，如此一位聖人，立志也不過發生在15歲。我等凡夫俗子為孩子著哪門子急呢？給孩子充分的自由享受和思考生活，幫助她尋找內心的呼喚，她即使還想不明白把自己的人生具體投身於什麼事業，也可以立志。有了志向，孩子就會去探求如何把實現這一志向的各種“生活部件”組裝在一起。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需要長時間的學習，家長也可以對孩子進行非常有價值的幫助。但是，這一切，都應該圍繞孩子內心的需求來展開。你可以通過剝奪自由的方式強迫孩子用功，卻無法強迫孩子立志。而立志的孩子，則可以比被強迫的孩子更用功，而且能夠長期不懈地保持這種勁頭，這樣的孩子更熱愛生活、熱愛自己的父母。
我為什麼鼓勵孩子拿C
剛剛上初中的女兒，第一學期拿回成績單來，小學畢業時還是全A的她，居然有了幾個B。媽媽問她是怎麼回事，她說幾個她認識的頂尖學生，這次都意外地拿了B，好像是初中給了她們一個下馬威。我則擺出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懶得去看那張成績單，並且告訴她：“我才不在乎你拿了幾分呢，以後你拿幾個C回來也沒有關係。”
必須聲明，我不是極端放養式的家長，對孩子的一舉一動、乃至在學校的每一個表現都非常留心。我對女兒的成績當然也是很在意的，我當然希望她全拿A。她真要拿回來幾個C，我也會擔心。不過，比起成績來，還有更重要的東西。你要想讓孩子活得瀟灑些，首先自己就要瀟灑些。
我們費盡心機地搬家，就是為了給孩子選個好學校，現在算是看到了結果。這個學校給學生打分非常嚴格，即使是頂尖的學生，拿A也相當困難。事後女兒還告訴我們，一次語文測驗，班裡有一半同學不及格，最高分是85，她則是83分。老師告訴她們，拿個壞成績沒有什麼大不了，大家應該習慣。在分數膨脹的時代，這樣嚴格的分數系統，時時提醒孩子自己不完美的地方，有助於培養孩子良好的工作倫理。
不過，更重要的則是我和女兒接下來討論的問題。我告誡她：“最關鍵的問題不是A或B，而是你不能根據別人對你的評價來生活，你要學會追求自己內在的滿足，別管別人怎麼看。一個全A的學生當然可以是位很優秀的學生，但也可以是位盲目地完成老師和家長讓她幹的事情、對自己所接受的教育毫無反省精神的學生。我不希望你為別人活著，當然也不希望你為爸爸媽媽活著，你要為自己活著。”（提醒讀者注意，這裡的“不希望你為別人活”的具體意思，是希望女兒不按照他人的意志生活，並非不為他人做事。這和前面所討論的“為別人活”、“為別人做點什麼”並不衝突。）
這些並非空洞的教條，而是對她具體生活和學習細節的反應。不久前，副校長寫了個電子郵件給我們，說女兒遲到了好幾次，再遲到就要扣分了。女兒挺緊張，因為只有“問題學生”才被學校通知家長。她媽媽也比較認真，告訴女兒要注意，養成必要的生活規律，並和學校解釋遲到的原因。我則不以為然：“遲到怎麼了？總得讓孩子睡夠了、吃飽早飯再去上學呀。扣分又怎麼了？那不就是一個數嗎？”
事情的緣起是這樣的：女兒每天回家就不停地做功課，你說什麼也沒用，她有3小時就做3小時，有4小時就做4小時，乃至到了廢寢忘食的程度。在比較極端的時候，她可以兩點半回家，吃幾口東西，3點就急急忙忙地到樓上自己的屋裡做功課。我們6點半把她叫下來吃晚飯，她匆匆往嘴裡塞幾口東西，又衝回自己的房間。我們晚飯後如果忙著其他事情忘了關照她，到10點鐘上去一看，她還在做功課，這至少花了5個小時。而她不過是個11歲的孩子，好說歹說，她算睡了。但是，10點半睡的孩子，你不能第二天6點半就叫她起來，她需要9個小時的睡眠。事實上，她從小就睡眠偏少，我擔心她休息不夠，從來沒有叫醒過她，這就是她上學遲到的原因。
將此事和學校溝通後，學校表示，功課過重是不對的，學校一直有控制。老師留的作業，一般孩子一個小時以內就應該完成，如果一個半小時無法完成，家長要馬上通知學校。這就促使我們不得不和女兒討論作業的問題：“根據學校的說法，普通的孩子一小時就應該能完成家庭作業，你是班上頂尖的學生之一，怎麼三小時還完不成？是不是太拖拉？”
慢慢地，我們才搞清楚是怎麼回事，學校的有些功課確實很有意思，女兒做起來就上癮，乃至沒完沒了。五年級她剛轉學過來，第一篇作文只要求寫一頁，描寫自己的一個重要決定怎樣改變了人生經驗。她一口氣寫了八頁，幾易其稿，並和父母反覆討論敘述策略，做了整整一周，彷彿是個專業作家。上初中後練習寫人物介紹，也是要求寫一頁，大家抽籤選擇人物，她抽到了克婁巴特拉，當時也僅知道這是個好萊塢影片中的埃及艷後。但女兒拿到題目後馬上展開了歷史研究，從清理克婁巴特拉和愷撒、安東尼的關係，一直深入到羅馬和埃及的關係，甚至追蹤到克婁巴特拉的王朝和當年亞歷山大大帝身後帝國分裂的政治格局之間的關係。我這個以歷史為職業的父親，也跟著添油加醋，從經濟史的角度提醒她埃及是羅馬的糧倉，甚至有人說克婁巴特拉是當時世界的頭號富人；埃及的紙草，對古希臘羅馬文明是如何重要，乃至紙草歉收會使高度依賴文獻的羅馬帝國行政體系陷入恐慌，並講到後來穆斯林征服埃及後斷絕了對歐洲紙草的供應是如何導致了歐洲的“黑暗時期”等等。她試圖把所有這些融會貫通，幾周全天的努力也未必夠，每天做三四個小時的作業，自然不足為奇了。
孩子能夠如此投入，證明了我一貫堅持的教育哲學的效應：家長的責任是幫助孩子立志，只有給孩子充分的自由來建立自己的理想和動機，她才有源源不斷的動力向前奮進。不過，在此之後，還有許多事情要操心，孩子要學會更有效地組織自己的學習和生活。更重要的是，孩子要發展出敢於我行我素的品格，不要在乎別人怎麼評價自己。為此，我和女兒又進行了一番談話：
“你做功課能這麼投入，很好，只有投入才能學到東西。但是，時間總是有限的，你需要學會有效地分配時間和精力，否則就處於什麼也完不成的狀態。難道你不能分出輕重緩急嗎？難道所有的功課都是那麼有意思乃至讓你欲罷不能嗎？”
“也不是，數學作業就不是那麼有意思。”
“為什麼？”
“總是些機械重複，而且太簡單，大部分內容我在俄羅斯數學班裡早就學過了，而俄羅斯數學老師就有意思得多。”
我曾經提到過，我們意識到美國學校的數學水平實在太差，決定給她開小灶。在波士頓地區，“俄羅斯數學”是個非常有名的補習學校，任教的俄羅斯教師，如同俄羅斯的鋼琴教師一樣有聲譽，課程很具有挑戰性，而且教學方法注重創造力。女兒曾經報告說，俄羅斯老師總是自我懷疑，他課上對某道題提出一種解法，底下的孩子說錯了，他馬上說：“也許，讓我們認真討論一下。”結果還經常發現自己錯了。這一方面說明那裡的學生厲害，一方面也說明他那種討論式、啟髮式的教學風格。中學裡的數學老師則相當機械，她講給學生聽，而且從來不會承認自己可能會出錯，留的作業也都是很死板的習題。
於是我問女兒：“你做這些習題，能學到東西嗎？”
“其實真是學不到太多。”
“那你能否不做，把時間節省下來干自己有興趣的事情？”
“我要不完成作業，是要扣分的。”
“你在乎分數幹什麼？你明明知道自己學不到太多東西，還要在這上面花時間，這不是浪費自己的生命嗎？”
“可是，那些作業很容易，順手做也就做了，我並不在意。”女兒顯然不捨得自己的分數。
“你做的時候當然覺得很容易，但是，這畢竟消耗了精力，也許做完後再幹別的事情的時候，你就開始疲勞了。更不用說，你上的俄羅斯數學是水平高得多的課，你並不需要這些呀。”
……
女兒最終還是沒有聽我的，我也尊重她的選擇，不過，我已經陳述了鼓勵女兒拿C的理由，這當然和我們這代人的生活經驗有關。在20世紀70年代末準備高考時，大家不得不反覆地背誦政治題，有時剛剛背會，上面的政策就變了，標準答案也跟著變了。我當時作了個決定：在高考20天前不看政治，考前集中突擊，就當自己在監獄裡被關了20天。結果，我雖然總成績在北京名列文科前茅，但政治考得最差，我對這種為了成績浪費青春的經驗深惡痛絕，不希望女兒重複同樣的生活。當然，女兒的數學作業和我當年的政治複習材料還是有本質的不同的，那些作業畢竟並非毫無用處，只不過是些效率很低的練習而已。即使如此，我也希望女兒能根據自己內心的需求，而非別人的評價作出最優的選擇。
其實這才是教育中最難的地方。至今許多家長仍然信奉那位耶魯法學院教授蔡美兒所闡述的哲學：孩子必須是全A，不能有B，不接受B就是不接受失敗。比如，蔡美兒的一個女兒在一次數學競賽中被一個韓國女孩兒擊敗而屈居第二，她馬上找來2000道題，當晚就開始演練，直到女兒重新確立優勢為止。這和蔡美兒本人小時候的經歷有關：她有一次在歷史競賽中屈居第二，父親劈頭就是一句：“以後你再也不要這麼羞辱我！”在這裡，孩子的生活中沒有“自我”，她們是為了家長而活（不要讓父親再丟臉），是為各種比賽的裁判而活（要向他們證明自己是第一），到學校則是為老師而活（讓老師給自己一個A）。我則反覆問女兒：“你的數學老師並不那麼聰明，而且你也覺得她評價同學不太公平，說白了，你自己心裡都不是很尊重她。那麼，她說你是A或B有那麼重要嗎？”
女兒畢竟才11歲，已經習慣了當好學生，很在乎大人對自己的看法。在她的身體和心理尚未發育成熟以前，我當然不會過分對她施加壓力、逼著她硬著頭皮“我行我素”。但是，家長有責任提醒孩子：別人的評價並不一定那麼重要，關鍵是你自己怎麼看待自己，怎麼獲得知識和人生的滿足。督促孩子拿A則是反其道而行之，被逼著拿A的乖孩子會按部就班地把大人吩咐的事情全辦好，但長大後一旦碰到新的挑戰，就可能手足無措，缺乏作出基本決策的能力。
也正是如此，過了幾天後我又和女兒進行了一次長談：
“你把自己的時間全花在做功課上，你想過做功課的目的是什麼嗎？”
女兒略想了一下，有些遲疑地說：“是要演練我們未來所需要的技能？”
“這些技能都是從哪裡來的？是不是都是大人已經知道的技能？”
“對呀！”
“你說你想創造一些人們過去不知道的、能夠有長久影響的東西。那麼，你僅僅靠著學會過去的人知道的技能，能創造出過去的人不知道的東西嗎？”
“不能。”女兒恍然有悟。
“看看，如果你把時間全用來學習大人們所掌握、能夠教給你的技能，你能實現自己的理想嗎？”
女兒趕緊搖搖頭。
“如果比爾·蓋茨像你這麼大時把時間全用在做功課上，他能有今天的成就嗎？”
女兒繼續搖頭。
“學校是什麼？學校就好像一個教育工廠，功課就好像是裡面的一道加工工序，最後生產出來的是標準化的產品。流水線生產出來的標準化產品，是否很有價值呢？”
“應該都很便宜呀。”
“對！流水線生產出來的標準產品，沒有什麼自己的特點，數量又多，當然價值很低了。學校是為所有人服務的，比如你們班上功課最差的學生，也會和你做一樣的功課，你單單完成了學校對所有人的統一要求，能和別人有什麼不一樣嗎？”
女兒笑起來：“我當然不希望和別人一樣，我是我呀。”
“你如果是你，就不能老盯著學校對你的要求，不能老要從學校那裡拿個A。你要想想你對自己的要求是什麼，那樣你才會成為你自己。”
……
女兒大概還是不會拿C回來，她仍然會爭取好成績，我也不相信她會抗拒學校的功課，但是作為父親，我至少給她指出了人生的另外一套標準，告訴她如何成為自己。要知道，成為自己的路是漫長的、艱難的，在11歲時應該起步了。
怎麼培養孩子“不聽話”
蔡美兒式的“虎母”，其實對中國人來說並不新鮮，早在2010年夏，《南方週末》就報道了豆瓣網上一個叫“父母皆禍害”的網絡討論小組。該小組的成員主要是80後，他們在一起批評50後的父母，甚至發洩自己的憤怒。他們的父母多為小學老師，最愛看CCTV、春晚，在子女眼中則是一群“僵化的國家教育機器的最末端執行者”。他們“逃得掉沉悶無趣的小學，卻永遠也別想從父母那兒畢業”，“家是世界上最沒法諒解的地方”。但另一方面，這代人的父母為了他們的成長作出了罕見的犧牲，甚至他們大學畢業後在城市安家買房，首付也大多是父母掏的錢。評論家楊支柱先生用個人的經驗和觀察作證：“中小學教師的孩子是高考成功率最高的群體，即使是20世紀80年代初那樣劇烈的競爭環境下考上重點大學的也很多。”如果把蔡美兒放在這批父母之中，你幾乎看不出她有什麼特異之處。唯一不同的，就是她頂著個耶魯大學法學院教授的頭銜，以自己的成功作為兜售其教育哲學的工具。大概也正是因為中國人對她這一套見多了，她的書出版後，主流的評價是“不靠譜”。事實上，“父母皆禍害”小組的出現，就是接受了蔡美兒式教育的一代人的集體反叛，這種反叛在蔡美兒13歲的小女兒身上昭然若揭。美國有些評論家說，也許我們要等等，要等到蔡美兒的孩子長大後寫書來評價這樣的“虎母教育”，在中國則不用等。因為很多這樣的受害者已經長大了，有了“父母皆禍害”小組，不管我們怎樣評論這個小組的言行，有一點至少可以肯定：他們的父母作為家長是失敗的。我們要思考的，是如何避免這樣的失敗。
這個問題，“父母皆禍害”討論小組也已經開始提出來了。比如，《你是否在重複父母的錯誤》就是其中一個熱帖。老實說，我自己也是在反抗父母權威的過程中長大的，如今是已經當了十幾年父親的人，有責任提供自己的一點經驗作為參照。
在講自己以前，不妨先複述一下在《華爾街日報》讀到的蓋茨家的一個故事：
蓋茨十一二歲時，變得越來越不聽話。一次，他在飯桌上和母親爭吵得實在不像話，從來不參與母子爭論的老蓋茨順手抄起一杯冰水猛澆到兒子頭上。小小的蓋茨把被澆透了的頭轉向一座山一樣的父親：“謝謝你的淋浴！”
老蓋茨夫婦因為和兒子的關係危機，跑去找心理醫生咨詢。醫生說：“這孩子正在對你們進行一場‘獨立戰爭’，而且最後肯定是他贏，你們要撤退！”夫婦倆聽信了此話，家裡算是太平了，其實不僅是家裡太平，他們的退卻也成就了今天的蓋茨。
蓋茨的成功，在於他開拓了一個前人幾乎沒有涉足的領域，這種開拓性人才，未必一定要從小聽話。一個孩子可以在日常起居方面非常聽話，但滿腦子仍然充滿著挑戰性的觀念。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由於開拓新領域對全身心投入的要求過高，開拓性人才身上往往有一種“反叛基因”，小時候就是經常不聽話的孩子。達爾文也許是另一個例子，他性情溫順，從不頂嘴，但是，比起蓋茨來，他可能令家長更頭疼。他不頂嘴不是順從，而是任憑父母怎麼說，自己只管點頭，然後回過頭去還是我行我素。事實上，他從10歲左右就開始了對自然的秘密追求，父母根本就看不懂他的內心。
我們必須認識到，在21世紀後工業社會的知識經濟中，對開拓性人才的依賴越來越大。在某種意義上說，我們越來越要指望那些不聽話的孩子領導未來的社會。最近讀一本新書，叫《2020年的職場》，作者指出，2020年進入職場的新勞動力，現在正在讀初中。看看FaceBook、iPhone、iPad這些發明所代表的時代，現在的父母和老師完全無法預想未來將是一個什麼世界。到時候，前一代人或者僱主，不得不依賴後一代人或者新僱員的創意，這將從根本上改變社會和公司內部的權威結構。上對下不能像過去那樣下達指令，而要小心地傾聽下面的聲音。為了準備這樣的挑戰，我們現在的教育制度就必須改變。
實質上，這不僅僅是中國的問題，整個東亞儒家文化圈都應該認真思考這些問題。多年前，被視為用儒家思想推動現代化之典範的李光耀先生帶頭警告說，儒家那套強調死記硬背的權威主義教育，難以適應當今世界的挑戰，亞洲教育應該注重培養創造力。但是，至少從中國內地的經驗看，現在的孩子比起我們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那時來，似乎更是注重聽話、服從，乃至有學生對老師集體下跪謝恩的鬧劇。
從《南方週末》的報道上看，80後對父母的反叛，主要還在於父母一方面要求他們服從，一方面卻沒有為他們作好迎接新時代的準備。比如，“父母皆禍害”討論小組的一位參與者方馨，小時候在一節語文課上舉手向當老師的母親就一處魯迅的課文提出質疑：“要麼是魯迅寫錯了，要麼是國家教委編錯了。”母親當場發飆：“魯迅怎麼會錯？！國家教委怎麼會錯？！”可是再看看我們現在生活的時代：大家每天都在質疑國家教委（教育部），魯迅也開始受批判了。對80後，父母除了給他們塞點錢買房子、疏通關係找工作外，對於這個連自己也無法把握的世界根本就無計可施。當你明明自己也不知道怎麼辦好，卻偏要告訴孩子必須這樣或那樣時，當你用最確定、最不容置疑的方式教育孩子，而孩子卻不得不面臨著最不確定、處處懷疑的生活時，孩子當然就會覺得父母剝奪了自己的青春甚至整個人生。所以，我們當父母的不要一天到晚想著怎麼讓孩子聽話，而要想想怎麼讓孩子不聽話。我們這些過來人，如果說從生活中學到什麼智慧的話，那就是我們最知道自己對生活的判斷錯過多少次，錯得是多麼離譜。如果孩子能學會不聽我們的話而自己探索出一條路來，他們的前途則光明得多。
那麼，怎麼培養不聽話的孩子呢？老實說，這方面我並沒有個人經驗可言，這主要是因為我們的女兒太聽話了，也許這種“太聽話”與我們從小教她“不聽話”有關。我們有位同齡的朋友，她父親曾在一家頂尖的常青籐盟校當校長，算是名副其實的教育專家了。她在父親的悉心栽培下，從本科到博士，讀的都是頂尖的大學、頂尖的課程。我們曾經問起她父親對她的影響，她告訴我們，父親在上高中時就對她的職業發展指導得很細緻，包括哪裡是她的強項、哪裡是她的弱項、怎樣發展，甚至誰是她的競爭對手等等。因為父親無可置疑的權威，她也都主動照著去做，但現在她感歎說，她不該聽父親的每一句話，畢竟人都會犯錯誤的，都有盲點。你句句照辦就可能誤入歧途，日後改正也很困難。顯然，這些話多少和她對自己的職業生涯不滿意有關。她享受了最好的教育，嫁了個出色的丈夫，也是位非常好的母親。但是，儘管她有著最好的條件，在個人成就上則默默無聞，面對父親的榮光也只能望洋興歎了。
想想桀驁不馴的蓋茨，再看看我們這位溫和厚道的朋友，從孩子的事業和前途考慮，你是不是希望孩子能更反叛些呢？這也是我們為自己過度聽話的女兒發愁的原因。我們早早就告訴女兒：“你一生的成就會遠遠超過爸爸、媽媽，爸爸、媽媽根本不知道怎麼走到那裡，許多事情你只有自己來判斷。爸爸、媽媽只有盡最大的可能給你一些建議，但是，這些建議中可能許多是錯誤的。”
僅這麼說說還不行，在生活的一點一滴中都要不停地向女兒證明。我每犯一個錯誤，只要在女兒的理解能力之內，我就分析給她聽：“看看，爸爸錯了吧？你不能全聽爸爸的話，要自己想一想。”在《一歲就上常青籐》中，我特別講了這樣的故事：一天我們夫妻為點小事吵架，有些失控，影響了孩子的情緒。我們意識到問題後馬上想出了一個解決方案，那就是兩人都向孩子申訴，讓她判斷是非。孩子開始很不適應，甚至急得直哭，但在我們的堅持和說服下，終於認真聽取雙方的理由，自己則像個小法官一樣進行判斷。最後她指出了我們各自的問題，還評論說：“看來你們倆都是很好的人，怎麼就不能好好相處呢？”父母恭恭敬敬地聽取她的意見，滿口答應照著去做，家庭危機化解了。那年女兒才7歲，她小小年紀，就直接感受到了自己改造世界的能力。
等女兒11歲時，她有了更大的權威，我吃冰激凌要向她請示，她不批准，我就不能吃。開始她覺得好笑：總是孩子聽爸爸、媽媽的話，怎麼變得爸爸、媽媽聽孩子的話了呢？我告訴她：“你在許多事情上，比爸爸、媽媽有更好的判斷力，特別是在控制飲食上，你特別自律，比爸爸好多了，難道不是誰表現好就應該聽誰的嗎？”結果，她馬上開始認真執行，比如，我在問她是否可以吃冰激凌時，她總是很嚴肅地問：“你上一次是什麼時候吃的？”我也很認真地回答：“我至少昨天和前天都沒有吃，今天太熱了，而且我吃了以後馬上會去鍛煉。”她這才首肯。有一次，我們參加一個音樂活動，午間時有各種甜食招待。按事先的計劃，我們需要暫時充飢一下，兩個小時後才能吃午飯。女兒拿起一塊甜點心，吃了半塊就止住了。我餓得不行，狼吞下一塊後，又開始吃第二塊。女兒瞪著我難以置信地說：“爸爸，你要吃兩塊嗎？”我二話不說，只好咬了半塊停住……
事實上，在美國的公立學校中，垃圾食品到處都是，自動售貨機就擺在學校的走廊裡，大部分家長都為管孩子吃零食而頭疼，我們則從來沒有這些問題。我們煞費苦心地幫助女兒建立了控制飲食的權威，她不僅用這種權威管自己、管父母，而且還約束自己的小朋友。最近她告訴了我們在學校發生的事情：因為她是不隨便吃零食的孩子，家長給的錢自然也都留在兜裡，而其他小朋友不停地到自動售貨機買零食吃，錢不夠用，就要找她借。結果，她就成了為同學們提供“貸款”的人。有的同學言而有信，今天借了明天就還。有的則會耍賴，先說忘了，後來乾脆說不記得借過。面對這種情況，女兒和另外一個經常借錢給人家的中國孩子討論制定了一套制度：對於習慣於耍賴的，借錢要有借條，並規定到一定日子不還後就開始徵收利息。不僅如此，利息率也根據每個借錢的孩子的“財政信譽”而有所不同，越是喜歡耍賴的孩子，利息就越高。女兒解釋說，她這樣做並非想賺錢，而是幫助自己的朋友，本來她覺得痛快地借錢給大家就是助人為樂了，但很快發現，人家拿從她這裡借的錢去買垃圾食品，毫無自我控制。有個好朋友不僅習慣了借錢不還，而且從圖書館借書也不按期還，最後被罰了幾十美元，鬧得圖書館暫時中止了她借書的權利，她不是老老實實地繳罰款，而是去和圖書館耍賴。圖書館拗不過這11歲的女孩兒，免了她的罰款，但她下次又不按時還書。女兒擔心，這樣的朋友畢業後怎麼能負責地對待生活和工作呢？所以，她決定通過這種信貸體系，讓她的朋友學會承擔必要的責任。實際上，她和自己的小夥伴一起無師自通地發明了一個銀行信貸體系，這樣的技能，僅僅從書本上是學不來的。
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你不看低自己的孩子，她就會更有自尊、自信，也更有責任、更有創造力。於是，我們繼續抓住每個機會鞏固女兒的權威。
2010年暑假最後階段，也算是她小升初的假期，我們全家開車去緬因州的海濱。那天是個週末，因為天突然熱起來，人都湧向海濱，擁擠得出奇，一時都找不到停車位。我們在海濱開車轉了半個多小時，幾乎絕望之際，突然發現一個停車位，馬上佔領。正當我們高高興興地收拾東西準備下海時，女兒突然發現，這裡的海灘到處都是礁石，有些危險，也怪不得這裡空出了停車位。我四下張望，從這裡走到理想的海灘是不現實的，而這裡的海灘雖然有不少礁石，但還是有不少人在玩，甚至還有救生員值班，證明基本的安全還是有的。我們兩個人一起央求孩子，湊合在這裡玩吧，否則我們開兩個小時車來到這裡，又要開回去，度假算是泡湯了。但是，平時很聽話的女兒堅決不下海灘。我們無奈，只好上車另尋地方，並作好開回家的準備。幸運的是，到了最後時刻，終於在沙灘邊上找到一個停車位，一家三口得以好好地玩了一天，等晚上回家，又路過剛才被女兒拒絕的海灘。一看我們全傻了：退潮之後，滿灘的礁石全暴露無遺，幸好我們沒有下去。第二天，我們夫妻商量之後一起向女兒道謝，說她比父母更有判斷力。我還特別向她指出為什麼不能總聽父母的話：“看看，爸爸、媽媽經常犯錯誤，在許多時候，你要相信自己的判斷，不能盲從。我們當然希望你能認真聽取爸爸、媽媽的建議，但是，你更要分析爸爸、媽媽的建議是根據什麼。這次我們急著要下海玩兒，主要是心情太急，怕一天的假期泡湯了，並不是出於理性的思考。在這種情況下，你要是更冷靜、更有理性，我們當然要聽你的了。”
當然，孩子畢竟是孩子，11歲的孩子不能開車，不能選舉，甚至不能獨立行動，必須有大人監護，也必須聽父母的話。我們也經常遇到過必須讓孩子聽話的情況，但是，簡單命令是最懶惰的辦法，結果往往造成孩子不情願，甚至反叛。最好的辦法，還是和孩子平等地討論。
比如，我們碰到的一個大挑戰，就是讓女兒練鋼琴，女兒喜歡鋼琴，可就是不肯練。我們和她談過許多次：“如果你不想學，就不必學，如果想學，我們就支持你，那就要學出個樣子。”女兒也坦誠地告訴我們，她不想當職業音樂家，只是希望保持這個愛好。於是我們告訴她，不必一天練三四個小時，但是，即使是業餘愛好，一天一個小時或者45分鐘還是要有的。否則彈不出個樣子，樂趣在哪裡呢？她對此沒有異議，但是，一到練時，又要找借口不練。我不得不坐下來和她長談：
“我知道你現在很忙，練琴也很苦，爸爸、媽媽從來不強迫你幹任何事情，是你自己要堅持學下去。甚至爸爸、媽媽讓你放棄你就會哭。你想要的是結果，但不想為之付出努力，對不對？”
她無奈地點點頭。
“不付出努力的人應該得到結果嗎？能夠得到結果嗎？”
“當然不能。”
“好，那你希望爸爸怎麼做？爸爸和你講過朋友家的孩子，她小時候死活不彈琴，最終只好放棄了，到了高中時，她又看見同學彈得特別好，非常羨慕，問父母為什麼不讓她學。父母告訴她是她自己堅決不學的，結果她很不滿地質問：‘你們為什麼不像其他家長那樣逼我學呀？’爸爸當然不會逼你，但你也想想看，如果爸爸不督促你，你即使每週上課，最後還是彈不好，過去學的技藝也浪費掉了。如果爸爸督促你一下，你現在也許不那麼舒服，但是你能堅持下去。我現在讓你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假設你現在20歲了，鋼琴荒廢了，你回首過去10年，你是希望爸爸小時候督促你一下、推你一把讓你堅持下來，進而能彈出優美的曲子呢，還是無所謂，覺得爸爸不必來煩你？站在你20歲的角度看，你希望爸爸怎麼做？”
女兒沉吟了一下，馬上說：“恐怕我還是希望爸爸督促我的。”
“好，我們一言為定，是你要求爸爸督促你，以後爸爸就每天督促你。你還是個孩子，有小孩子共同的問題，做事難以持久，這時候大人幫助督促一下也是有必要的。其實，不僅僅是孩子需要這種幫助，你看看那些奧林匹克運動員，自己花錢雇個教練。教練幹什麼？其中的一項任務，就是在運動員練不動時大聲吆喝，幫助運動員堅持下來，現在爸爸就是這種你自己聘請的教練了。”
這就是我們和女兒的關係，我說很難想像她會反叛，一大原因是她很難找到反叛的對象，孩子當然要聽大人的話。但是，孩子一天天地長大，也一天天地在學習如何把握自己的生活，而不是被人控制。家長對孩子最大的責任，是不斷地讓孩子增強對自己生活的把握，讓他們學會傾聽自己內心的召喚、學會運用理性對生活作出重大的抉擇。許多父母成功地培養了“聽話”的孩子，把這些孩子推進名校、送上優越的工作崗位，但是，在這一過程中，孩子把握自己生活的能力不僅沒有成長，反而萎縮了。他們變成了聽從安排的一代，喪失了自身的生活動力，這恐怕是“父母皆禍害”最大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