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第一次使我們的生存環境變成了充滿現成答案的世界，
幾乎沒有事情不能從網上獲得解答的。
大多數家長沒有考慮到這樣的環境對孩子成長的惡劣影響，
把網絡視為萬能，
習慣了現成答案的孩子就喪失了獨立思考、創造的動機，
更難以養成質疑的習慣。
聖誕節：我向女兒道歉
2010年聖誕節一大早，11歲的女兒像往年一樣，興沖沖地衝到聖誕樹下，一包一包地打開自己的禮物。等我醒來時，她第一句話就問：“爸爸，那本《波西·傑克遜》真是你送我的？”
“噢，那當然算是我送的，不過是媽媽挑的。”
女兒繼續笑嘻嘻地觀賞著自己的禮物，我再一回味，心裡不免一顫。聖誕節給孩子送禮，我們是入鄉隨俗。畢竟女兒是在美國土生土長的，最喜歡過的節日就是聖誕。她早就知道聖誕老人是個虛構的童話，但一直裝作不知道，不肯捅破這層窗戶紙，希望父母每年還會上演這美好的戲劇。當然，隨著她的長大，大家不再可能假戲真做了，但聖誕禮物這個大節目誰也不忍心取消。她生活的頭幾年，我們生活很困頓，不得不省吃儉用。妻子統籌管理聖誕禮物，經常在聖誕節剛過大甩賣時，以十分之一的價格購買過時的禮物，藏到來年送給女兒。雖然家貧，但因為女兒有這麼個好媽媽，每年的禮物還是頗為豐盛的。當然，也正因為如此，妻子在禮物問題上一向不准我“瞎買”，全由她統一經營。這次買《波西·傑克遜》，當然也是她的主意，她和女兒經常交流小說，知道女兒最喜歡什麼。我則在這方面一概不懂，難怪女兒拿到禮物一眼就看出來。
本來這是小事一樁。不過我這當父親的未免神經過敏，馬上想到一個講寄宿學校孩子生活的電影。其中一個男孩兒生日時獨自在校園裡面對月色流淚，朋友跑來問他怎麼了，他沉默不語，最後指指地上一包貴重的禮物，說是父母送的，和去年的一模一樣，然後又彷彿是為父母辯護：“他們也許太忙了。”很明顯，這種家境富裕的家庭，父母無心管孩子，將之送進貴族寄宿學校，每年送生日禮物都不過腦子，結果讓孩子覺得世界上沒有人關心自己……
我回味著這一幕，不禁為自己慚愧起來，趕緊走到女兒的房間，向她解釋了家裡的貧困歷史和由媽媽統籌安排禮物的原因。女兒當然很能理解，不過我還是道歉說：“爸爸、媽媽不是在美國長大的，對聖誕節沒有你那樣真切的感情，沒有把聖誕禮物看得那麼特別。爸爸只想讓你知道，你從來都是爸爸心中最重要的人。看看，前幾天爸爸不是給你買了《荷馬史詩》嗎？爸爸只想讓你早點讀，等不到聖誕的時候才給你，筆記本電腦也是如此呀。不過，爸爸確實應該理解，聖誕對你特別重要，爸爸以後應該親自給你選禮物才是。”女兒立即上來給我個擁抱。
確實，我提到的那兩樣禮物，都說明了我對女兒的理解。她喜歡寫作，特別用功，我就給她買了個筆記本電腦。而讓她最高興的，還是那本《荷馬史詩》的全英譯本，是精美的真皮封面，如同一件藝術品。女兒正對希臘神話上癮，剛拿到這件禮物時，走到哪兒就帶到哪兒，一步不離，這可是我的得意之作。可惜，這樣的東西，在我的聖誕禮物中一件也沒有。
父母送孩子禮物，其實並不是簡單地送一件東西而已。禮物應該體現父母和孩子的共同經驗，表達了父母對孩子的理解和關愛。這是錢買不來的東西。敏感的孩子，到了十一二歲就能夠通過小小的禮物感受到這些。可惜的是，父母因為各種生活的壓力，往往忘了從孩子的角度思考這些問題。真要是那樣，禮物就和商店貨架上的物品沒有兩樣，只不過父母同意花錢買了而已，這種沒有對孩子的理解和關愛的禮物，也自然把童年和節日都物質化了。
我在聖誕的“禮物門”後，馬上到亞馬遜上給女兒訂了盤肖邦第一和第二鋼琴協奏曲的二手光盤，連運費加起來不過五美元多，這是波蘭鋼琴家齊默爾曼（Zimerman）和意大利裔著名指揮家朱裡尼（Giulini）20世紀70年代末錄製的天作之合。我和女兒都是肖邦迷，這兩部協奏曲聽了無數遍，都認為Zimerman是肖邦最好的解讀者，而且比較了他的幾個演奏，包括最近親自指揮而被熱捧的版本，但沒有一個能超越這一70年代末的經典。我對女兒開玩笑說：“只要是聖誕節那天訂的，就算你的聖誕禮物了。”看著女兒會心的笑容，我不禁又回到父女倆躲在車裡聽完Zimerman後才肯出來的情形……
我用了八年時間回答了3歲女兒的問題
我靜悄悄地走進女兒的房間：“寶寶，你有幾分鐘的時間嗎？”
“我不能肯定，”女兒的眼睛依然盯著計算機屏幕，“我必須完成作業。”
“可是，爸爸有件事情想和你談一下，也許只需五分鐘的時間。”
“什麼事情？”
“你3歲的時候問過媽媽一個問題，我們一直都沒能回答你，現在已經八年過去了，很抱歉，也許我們都有點懶，沒有太多地去想，不過我現在終於覺得有了點線索。也許我們能夠討論一下，一起找到答案。”
女兒把目光從計算機屏幕上移開，注視著我。11歲的她，已經是個很善解人意的孩子了。
3歲的時候，她剛剛接觸芭蕾，一下子就迷上了，哪怕進了家商店，也要找塊空間跳起來，嘴裡哼著舞曲。不知有多少時候，路人被她稚嫩的舞姿所吸引，停下來為她叫好。一次，她坐在童車上問媽媽：“芭蕾是這麼美，第一個芭蕾舞家是從哪裡學來的？”
媽媽又驚又喜，驕傲地把這個問題轉達給我，這個問題也成了我們家庭的驕傲。我們告訴了許多朋友，多少有些炫耀：看我們家的寶寶多聰明！女兒的芭蕾天賦也確實是出類拔萃的。如上所述，她6歲就上了波士頓芭蕾舞團的芭蕾學校，7歲被挑為小演員，參加了該團那年聖誕節《胡桃夾子》的演出。可是，對她的這個問題，我們則從來都沒有回答。
我一向認為，孩子是天生的哲學家，孩子們的問題往往是最深刻的哲學問題，對孩子一定要敬畏。但是，也許是太敬畏了，我總覺得回答她的問題超出了我的能力，沒有盡最大的努力去思考，怕一個平庸的回答辜負了她。現在看著她一天天地長大，已經開始讀《荷馬史詩》的全譯本，討論的事情也越來越複雜。當父母的，如果對這樣的問題居然也不試圖回答，是不是也太不負責了呢？
於是，我開始努力認真地思索答案，並不停地回顧父女之間這些年的思想交流，希望最終找到的答案既反映了我思想的努力，也能整合她的經驗。出人意料的是，我居然很快找到了線索，我甚至後悔沒有早一點認真地對待這個問題，耽誤了和她進行思想互動的機會，這也是我為什麼匆匆打斷她做作業的原因。
現在父女面對面地坐定，都聚精會神地注視著對方，我可以開始了。
“你當初問的是第一個芭蕾舞蹈家從哪裡學的芭蕾？你是否想過，第一個芭蕾舞蹈家所跳的芭蕾，和你現在看到的芭蕾（比如《胡桃夾子》中的那種芭蕾）是一樣的嗎？”
“噢，這個我還真沒想過，”她沉吟一下，含含糊糊地說，“應該是一樣的吧……噢，不對，恐怕不一樣。”
“那我們怎麼判斷這個事情呢？有沒有別的例子？比如，第一個鋼琴家從哪裡學的鋼琴？”既然女兒學了多年鋼琴，我就把問題轉移到鋼琴上來。
“我也在想這個問題，比如那些早期的鋼琴家，巴赫、莫扎特……”
“他們彈的鋼琴一樣嗎？”
“噢，我知道你問的意思是什麼了。”她眼睛亮起來，“巴赫彈的是古鋼琴，莫扎特彈的則是現代鋼琴了……”
這一下，我們的討論頓時熱鬧起來，我們都記得她一年多以前彈巴赫時的經驗。巴赫還處於古鋼琴時代，對剛剛出現的現代鋼琴還有些排斥，他的作品也大都是為古鋼琴而寫的。古鋼琴沒有現代鋼琴那種踏鍵，踏鍵的重要功能就是把琴鍵上彈出來的音延長，增加了鋼琴的表現力。當然，現代鋼琴的每個鍵對手指的輕重都有敏感的反應，彈重了聲音就大，輕了就小，這就給演奏者更大範圍的表現力度，也是古鋼琴所不具備的。女兒當時在現代鋼琴上彈巴赫的曲目，充分利用了現代鋼琴的踏鍵功能和力度，曲子自然起伏跌宕。演奏完後老師鼓勵一番，然後問：“巴赫自己是這麼彈這個作品的嗎？”“不是。”在場的許多孩子都立即回答出來。“對，他不會有這些力度，不會用踏鍵。但是，如果他活在今天，他是否會採取這些技術呢？”孩子們七嘴八舌地議論起來。最後老師和大家分享了自己的意見：“我相信他還是會用的，在他那個時代，這些技術都還不成熟，他只能在當時的技術條件限制下力圖達到完美。如今有了這些技術，他的表現空間更大了，他為什麼不用呢？”
女兒當然和老師不謀而合，所以才會那樣彈。我把這個議題帶回我們眼下的討論中，女兒一下子有了新的反應：“啊，也許所謂‘第一個’的概念就不對，根本沒有所謂‘第一個’。”
“從理論上說，也許應該是有‘第一個’的。”我不希望她這麼快就達到結論，繼續說，“但是，所謂‘第一個’，至少是我們現代人的定義，比如，巴赫彈的是古鋼琴，古鋼琴不是現代鋼琴，所以巴赫不是現代意義上的第一個鋼琴家。莫扎特也許是我們知道的最有名的‘第一個’吧，但是，有巴赫的作品在那裡擺著，現在你也覺得那是鋼琴作品，怎麼能說莫扎特是‘第一個’呢。”
女兒從椅子上跳起來，找到紙和筆，馬上給我上了堂圖說鋼琴史：古鋼琴的結構是什麼樣的，為什麼音很難拖長，為什麼先進的古鋼琴也有重音輕音之分，但需要不同的琴鍵彈出。現代鋼琴是什麼樣的，踏鍵怎麼工作，為什麼現代鋼琴每個鍵都能有豐富的表現力度……直到我這個音樂的門外漢聽得腦子發麻，為了避免被她“灌輸”，我立即“撤退”到自己的老本行中“固守”：“你看希羅多德是不是‘第一個’歷史學家呢？”
眾所周知，希羅多德在西方被稱為“史學之父”。女兒喜歡希臘神話，自己讀起《伊利亞特》來。我為了引導她對歷史的興趣，給她一本希羅多德的英文全譯本，她看了十幾頁，但還是覺得自己正讀著的那些小說更有意思，就放下了。不過她曾頗有興趣地和我討論：“希羅多德和現代作家很不一樣，他每講一件事情，總愛說‘聽什麼什麼人說’、‘按照某某的說法’等等。”為此，我們曾經反覆討論了歷史的敘述者和被敘述的歷史之間的關係問題，需要另文詳細介紹。如今討論到這個地步，希羅多德又一次派上了用場。於是，我不等她回答上面的問題，就把自己的思路又推進一步：“看看，大家稱他為‘史學之父’，那分明指的是他是‘第一個’歷史學家。爸爸教歷史，按說爸爸的行當就是他創造的。”
“那麼他確實是‘第一個’了？”女兒並不太確定。
“可是，為什麼他書中總說‘聽某某說’呢？”
“噢，”女兒恍然大悟，“他也是聽人家講的，就像口口相傳的《荷馬史詩》一樣，未必是一個人寫的。”
“書還是他寫的，但是，在他之前就已經有了口口相傳的歷史，那些告訴他這些歷史的人，是否比這位‘史學之父’更是‘第一個’呢？”
“是呀，那些人是更早的歷史學家，我們根本無法知道誰是‘第一個’。我們只是因為自己對過去的事情知道得太少，所以為了方便，在自己開始知道的點上定義出一個‘第一’來。”
“那麼誰是第一個芭蕾舞蹈家呢？她跳的是什麼樣的芭蕾？”
女兒笑起來。
這樣，父女倆討論來討論去，都覺得很難有確定的答案，但至少發展出一個可以接受的假說：不管是芭蕾也好、鋼琴也好，還是歷史也好，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都是經過人類一代又一代的努力不斷完善起來的。在起點階段的形態，和現在的形態一定是很不一樣的。比如，巴赫還在彈古鋼琴，基本沒有運用現在的琴童所使用的很普通的技術。希羅多德以前，“史學”還是人們口口相傳的故事，是他先記載成書，形成框架，使散亂的傳說有了系統。芭蕾最初是什麼樣，我們更不知道了，也許比現在粗糙得多，也許對現在的芭蕾舞愛好者們來說也是一種難以辨認的舞蹈形式了……
那麼，女兒從這種討論中學到了什麼呢？老實說，我自己都很難判斷，她在日後的生活和學習中，對這些討論所涉及的問題也許會不停地作出自己的解釋。但是，我有限的目的還是達到了：我希望她看到，她所繼承的人類文明，並非某個天才一夜之間突然發明的，而是人類經過多少代的努力不斷完善的，要敬畏這種文明的遺產，而不是盲目崇拜個人。同時，她也應該意識到，每代人都有責任把自己所繼承的東西再完善一些，向前再推進一步。女兒一直有“要創造一種有持續影響力的東西”的志向。我則希望她明白，這種“創造”即使看起來像“橫空出世”，但在大多數情況下還是“站在巨人的肩頭”。我相信，這樣的理解對她一生都有好處。
作為父母，我自己從這一經驗中學到了什麼呢？我覺得，對孩子要不停地激勵、啟發，但是，我不會找出什麼“名人名言”作為她的座右銘，我不願意對她灌輸一些外加的概念和思想。家長最重要的職責是回答孩子的問題，這就像孩子餓了你給她飯吃、渴了給她水喝一樣。從我回答她3歲時的問題花了八年時間的經歷看，做到這一點實際上非常困難，她還有許多問題我根本沒有回答，父母非竭盡全力不可。如果父母偷懶、不顧孩子是否有食慾而強行餵食，那麼這種填鴨式的餵養最終會毀掉孩子的胃口。所以，我教育女兒是跟隨著她內在的精神動力走，這樣的過程有時也會回到某些“名人名言”所講的道理上。但是，她以這種對話、討論的方式理解這些道理，自然也要深刻得多。我也勸那些望子成龍的家長，當你們拚命給孩子灌輸知識，並抱怨孩子沒有盡最大努力時，不妨也問問自己：孩子自出生以來問的許多問題，你們回答了多少？回答得怎麼樣？你們為此作了多大的努力？
怎樣教女兒學歷史
年輕時，我相當迷信“家學淵源”，這大概和自己的“文化自卑”有關。父母都是沒有上過大學的“革干”——“文化大革命”期間下干校，把我們兄弟三人留在北京，交給一位不識字的“大娘”照看。他們回城後多忙於工作，早出晚歸，即使讀過些中央文件，在孩子面前也都不談國事。教授的家庭是個什麼樣子，讓我感到神神秘秘。文化界的“碩學鴻儒”給孩子們打下了什麼樣的童子功，更超出我的想像。後來閱歷漸長，見到許多“碩學鴻儒”的子弟也不過爾爾，甚至相當令人沮喪；而平民百姓家庭，卻頻有秀異之士。對“家學淵源”的迷信也就漸漸崩解，深信除了音樂等幾個需要早期強化訓練的領域，“家學”並不是構成個人事業成就的決定性因素。
不過，萬事都不是絕對的，家庭影響對孩子的成長依然至關重要。這方面，美國多年的教育研究已經積累了大量的數字，不斷地證明人們的常識：父母教育程度高的中高產階層的孩子，在學業表現、事業成就等方面明顯高出普通勞動階層一頭。個例更是舉不勝舉，比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裡德曼出身於猶太小生意人家庭，日後的成就無法從家庭背景中找原因。不過，他娶了個經濟學家為妻，兒子後來也成了經濟學教授，在經濟學理論上和他有相當的淵源。他的孫子領域較雜，涉獵軟件工程等，但也算是個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家，你很難說“家學淵源”不重要。回頭再看弗裡德曼本人，父母也許無任何文化成就可言。不過，我在《天才是訓練出來的》中曾引述過有關研究：猶太人本身有著深厚的文化傳統，在美國雖然一度受歧視和排擠，但弗裡德曼這代正是猶太平民子弟崛起的時刻，他們大概是有著集體的“家學淵源”。想想我自己，如今以歷史為職業，似乎和“革干”的家庭背景毫無關係。但是，小時候帶我長大的“大娘”經常翻來覆去地給我講魯班的故事、“孟姜女哭長城”的故事，不讀書的我歪打正著地接觸了些歷史，這和我日後的事業恐怕還是有相當的關係。
根據自己的人生閱歷和知識，我大致可以這麼總結：一個人傑出的成就無法僅從家庭背景的角度來解釋，但是家教可以把孩子推上成功的“舞台”，使其潛力最大限度地發揮出來。至於在這個“舞台”上“演”得如何，能否成為“名角”，則要看個人資質。弗裡德曼的子孫都各有所成，就是借助了這樣的“上台機會”，但是，他們畢竟遠遠達不到弗裡德曼的成就。個人資質之不同也。
當家長的沒有必要對孩子寄予不切實際的希望，更不必讓孩子走家長自己的道路。但是，有專長的家長對自己的領域畢竟懂得多，這在教育孩子上是一筆財富，白白浪費掉未免太可惜。我作為一個以歷史作為飯碗的人，不妨在這裡和大家分享些切身經歷。
女兒11歲剛上中學，就贏得了一個新綽號——“希臘百科全書”。她的歷史課剛剛講完古希臘，老師為了刺激學生們的興趣，組織了一場知識競賽。在競賽中，女兒獨挑一個隊，正確地回答了所有問題，使隊友成了她的拉拉隊，而其他隊很少有能回答出一半問題的，有一個隊甚至一個正確的回答都沒有。大家馬上看得很清楚：在這樣的競賽中，如果她一個人對付全年級，也會輕而易舉地獲勝。老師講課時，同學的一些問題回答不上來，要由女兒回答。比如，一次在講征服了希臘的馬其頓的歷史時，有同學問馬其頓的國王菲利普二世是怎麼死的？老師說：“我也不知道，有誰知道嗎？”女兒舉起手來：“是被他的一個保鏢暗殺的。”老實說，我作為喜歡希臘史的歷史教授，對這一細節也不記得了。
一天晚上哄女兒睡覺時我問：“你那些希臘史的知識是從哪裡來的？”
“受你的影響。”
“怎麼會受我的影響？我又沒有教你，而且許多你知道的事情我根本不知道，怎麼會是從我這裡來的呢？”
女兒儼然一個小大人似的說：“孩子都受父母的影響，你不用教我，你只要激發了我的興趣，我自己就會去學的。”
我必須承認，女兒對她的成長，作出了相當精確的解讀。
我確實一直有意地對女兒進行歷史訓練，這當然不是希望女兒日後能成為歷史學家。我在《北大批判》中對此有過比較細緻的討論：歷史學是年輕人的基本訓練，這包括怎樣在分析事實的過程中形成自己的觀點，怎樣用證據支持自己的觀點，怎樣通過調查從不完整的信息中尋找事實，怎樣理解不同的視角所看到的不同事實……以我的觀察，不管是在中國還是美國，歷史作為教育，是被誤解最多的學科之一，大家覺得那不過是些傳統文化遺產的知識和修養而已，似乎派不上太多實際的用場。一次，一位兜售教輔材料的人敲我家的門，驕傲地對我展示了他的書：“看看，這裡覆蓋了歷史課中所有的問題，按字母索引馬上能夠找到現成答案。”我看他的樣子是個打工的大學生，就告訴他：“我就是在大學中教歷史的，我覺得學生最不需要讀的，就是這些現成答案。歷史訓練的一個基本信條，就是教你如何懷疑、挑戰這些現成的答案。不管你日後當律師、經營企業、從事政治或社會活動，這些都是基本技能。一個律師要知道如何取證，如何用證據說服法庭接受自己的觀點；一個領袖要理解不同的群體和個人為什麼面對一個事實會有完全不同的解讀，甚至創造出不同的‘事實’來，並在這種理解的基礎上塑造大家的共識。這些能力都是我們的教育中最為缺乏的。”換句話說，歷史訓練可以相當“實際”、實用。
也正是出於這種信念，我一直試圖介紹給女兒一些我審讀過的歷史書，可惜，她大部分都沒有興趣，我也就不好督促她讀了。以我的觀察，她對歷史發生興趣走的是和我小時候類似的路，我當時是通過《三國演義》等歷史小說喜歡上了歷史。她則著迷於希臘神話。特別是美國有些兒童作家，用希臘神話的材料進行翻新創造，乃至希臘的眾神跨時空地跑到紐約的帝國大廈中來。我暗喜地放縱她在這方面的興趣，不時和她討論這些神話究竟反映了怎樣的現實，由神話導入歷史。
當女兒對希臘神話瞭如指掌後，馬上開始不滿足於那些青少年讀物。她問我這些神話的來源。我告訴她最重要的原典是荷馬史詩《伊利亞特》、《奧德賽》，並給她買了牛皮封面的精裝全英譯本，她自然而然地沉浸其中。我又告訴她，希羅多德的《歷史》是另一本重要原典，也記錄了許多當時的神話傳說，並把芝加哥大學已故古典學家David Grene的那個著名的希羅多德全英譯本拿給她。她讀了十幾頁就停下來，說書很有意思，但是她正讀的那些幻想小說更吸引她。我馬上說：“那就別讀了，等過兩三年你有了真正的興趣再讀。”
然而，僅僅是這十幾頁淺嘗輒止的閱讀，也引發了一場頗有深度的討論。女兒對希羅多德那著名的開場白，馬上就倒背如流：“我，哈利卡納蘇斯的希羅多德，在這裡呈現我的歷史……”她還評論道，“希羅多德很奇怪，不是講講故事就完了，而總要告訴你‘這是波斯人講的’，‘根據埃及人的說法’……真不知道他為什麼要這樣。”
我問她：“你告訴過我，上周安妮向你借了一塊錢從自動售貨機買糖，事後一直不還。你昨天向她要，她說不記得向你借過錢，這是怎麼回事？”
“她想賴賬。”女兒早就告訴我，安妮是她們班裡信譽很差的孩子。
“我當然相信你，你自己也說過，安妮是很缺乏自我控制的人，每天吃很多糖，沒錢買了就向同學借。想想看：這麼小的孩子，借錢多了，自己無力償還，心裡還希望自己沒有借過，有時可能真不情願記住借錢的事情，許多人確實會這樣選擇性地忘掉些不愉快的事兒。另外，她也許就是因為借得太多，真記不住，而不是有意說謊賴賬？”
“噢，這確實有可能，”女兒沉吟一下，還為我的假設提供了些額外的“證據”，“我們剛剛看過一篇文章，說吃糖過多，對人的記憶有損害，安妮確實吃得太多了，我真奇怪她吃那麼多糖居然還沒有得病。”
我缺乏必要的科學知識，對吃糖影響記憶之說不作評論，只是緊緊盯著我們討論的主題：“看看，當人們敘述過去發生的事情時，有時會存心說謊話，有時會真心講假話。你不是當事人，如果要想記錄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時，會簡單地聽信別人告訴你的事情嗎？”
“不會。”
“想想看，希羅多德周遊世界，到很遠很遠、從來沒有去過的地方，聽自己從來都不認識的陌生人講過去發生了什麼，他難道應該簡單地相信人家告訴他的事情都是真的嗎？”
“噢，他原來並不真信，那他為什麼都把這些記錄下來呢？”
“這大概是因為除了別人告訴他的事情，他很少有其他的線索吧，或者他覺得別人講的事情有值得參照的部分。想想看，假設他來記錄你和安妮之間的糾紛，他對你們兩個人都不認識，他不能相信安妮，但憑什麼一定相信你呀？是否應該這樣記載：根據現存的說法，安妮為了買糖借了一塊錢，安妮則說她根本沒有借？”
“噢，這大概是最好的辦法了。”女兒恍然有悟。
女兒還沒有讀太多希羅多德，按說我應該等她讀完再討論，但是，我的脾氣一向比較急，有些等不及了，就接著告訴她：“希羅多德的歷史敘述保留著獨特的多元性，他不時地提醒讀者注意，他所陳述的事實大多是從某個人的角度看到的事實，從另外一個人的角度看就可能是另外一種事實了。這種態度使他對不同的文化有著特別開放的態度，比如對當時希臘的敵人波斯人，他記錄許多從波斯立場出發的故事。所以，有些人評論他是‘野蠻人的朋友’，意思是他中立、開放的態度顯得對侵犯希臘的波斯人太友好了。許多現代作家，敘述事實的筆調則彷彿是上帝在講述一種‘最後的真實’，他們根本不覺得需要交代自己的事實是從哪裡得到的，是從哪個視角看到的。你讀的大部分書，是不是都是這樣？”
女兒很信服地點頭，於是我又繼續：
“不管是歷史，還是我們每天都看的新聞，我們不能一聽就假定那是事實，而要意識到這是某個人或某些人的敘述，其真實性受其視角的限制。所以，我們看新聞報道，最後總有個‘某某從某某地方報道’，告訴你這就是那個人看到的東西，別人也許會看到不同的東西。記得嗎，你小時候看電視，還曾說Jim Lehrer有毛病呢，這和你對希羅多德的評論非常類似呀！”
我這裡提到的Jim Lehrer，是美國公共電視台的著名主持人，也是主持大選總統辯論最多的人之一，他每天在自己的新聞評論節目中的開場白都是固定的：“晚上好，我是Jim Lehrer。”女兒當時3歲，聽了覺得好笑，誰不知道你是Jim Lehrer。幹嘛這麼翻來覆去地告訴我？我借此向女兒解釋，這其實和希羅多德開篇那句“我，哈利卡納蘇斯的希羅多德……”的意義是差不多的。
幾天後，女兒剛剛讀完一本歷史小說，興奮地在飯桌前講：“歷史小說太好了。不完全是小說，告訴了你歷史上發生的真事；又不是歷史，所以可以這樣寫：‘1715年9月1日，路易十四去世。我急急忙忙地趕向大廳，心怦怦地跳。天呀，我真是無法相信，國王已經死了！’”我問她這段子是從哪裡來的，她說是自己編的，並解釋說：“路易十四之死是歷史事實，但是這個衝向大廳要和人們分享消息的女孩兒的內心活動則是編出來的小說，這樣的敘述在歷史書中是不可能的，除非有日記作為基礎。歷史學家只能觀察外在的事實，不能鑽到人的腦子或心裡去看那裡發生了什麼，小說家則可以用自己的想像填補史料的真空。”
女兒的這種本能就是歷史訓練的結果。很多家長不會把這種本能看作是什麼大不了的技能，甚至覺得沒有實際用途。但是，孩子長大後挑戰陳見、以自己的調查研究建立新說，往往要從這樣的本能開始。另外，理解、說服他人，也常常要從這樣的本能起步。女兒中學裡小圈子很多，她自己也屬於某個小圈子，孩子們平日難免有各種衝突，在這些衝突中，女兒大多能夠成為創造共識的人。有些圈外人也許不那麼喜歡她，卻覺得她比較公道，能接受她的看法和解決方案。在我看來，這和她比較能夠理解為什麼不同人根據不同的視角和利益對一件事情會作出不同的解讀有關。孩子長大後不管是作為政治領袖還是企業領袖，不都需要這種技能嗎？
可惜，我們的教育經常創造著不同的本能，即使在比較強調開放閱讀和獨立思考的美國也是如此。我在大學裡教歷史，一次考試讓學生們就教科書作者的觀點回答一個選擇題，結果大多數學生全答錯了。我在課堂上糾正時，很多學生抗議：“我選擇的答案，就是書中某某頁上講的呀！”我把書打開：“看看，關於這件事情，作者陳述了過去學者的好幾種觀點，然後逐一駁斥，最後提出了自己的觀點，我問你們的恰恰是他自己的觀點。我知道你們為什麼錯，你們過去讀的是標準的歷史教科書，這是最害人的，這種書的敘述，大多只有一種不容置疑的聲音。你們習慣了，覺得只要書上寫著的就是事實，我為你們挑選的教科書，則是原創性學術著作。幾乎在每個問題上大家都爭論不休。作者有義務交代別的學者的觀點和論據，並提出自己的見解。想想看，你能聽到有人在法庭上說了一些事情就馬上當事實嗎？難道你不應該首先搞清楚這是公訴人說的，還是辯護律師說的嗎？難道他們不經常在構造相反的事實嗎？如果你們想成為傳統製造業流水線上的工人，那種傳統歷史教材確實夠用了。你們從中可以獲得基本的閱讀技能，工作後有能力閱讀操作規程，然後按部就班地照著去做。但是，你們來這裡讀大學，是希望成為創造階層，凡事必須自己進行分析、形成結論。”
人是歷史的動物，但這裡的歷史不是一張簡單的年代表、大事記，而是分析總結人類經驗的能力，這種能力不從小培養，長大就可能有麻煩，不管你幹什麼。如果說我有什麼“家學”的話，這大概就是我傳給女兒的“家學”，雖然她日後未必會成為一位歷史教授。
怎樣教孩子寫作和閱讀
一天到女兒的屋裡替她關窗戶，無意看到她桌子上一張卡片，這是她的社會研究課上的作業，主要是介紹中國的情況。上面這樣寫著：“中國人不太開車，經常是騎車，或者用三輪車……”下面老師一個簡短的批語：“好！”
我馬上明白女兒為什麼這麼寫，她暑假剛剛回了中國一趟，特別是去了紹興的外婆家。我們在美國是住在波士頓的遠郊，出行全用車，到了紹興則看見不少自行車。而且外婆經常用自己的三輪車拉著她出去兜風，令她印象深刻。不過，我們夫婦相距15年第一次回國，印象則完全不同：車太多了！自行車經常被擠得沒有地方去。女兒的觀察，則提醒我們一個非常不同的視角。
這一點小事，正是家教的好機會。等女兒回來，我就先向她道歉，說爸爸看到了你寫的東西，沒有經過你的同意，不過這完全是無意中的事情。現在既然看了，發現其中有些問題可以討論一下，希望她有興趣。
女兒安安靜靜地坐在飯桌邊，我告訴她我們對中國遍地是車的感受和她的觀察是多麼不同。如果讓我來寫，我也許會寫成完全相反的東西：“中國遍地都是汽車，自行車越來越少……”我接著問：“我們兩個誰錯了呢？”
女兒想了想：“誰也沒有錯呀。”
“可是我們看到的是同樣的東西，描述的則是相反的事實，怎麼可能都對呢？”
女兒顯然興趣上來了，試探著回答：“是因為我們的背景不同吧？每個人都看到了自己看到的東西。”
“那麼誰說的更接近真實呢？有所謂客觀的真實嗎？”
“沒有。”女兒搖搖頭。
“可是，那些事實並不是根據我們的感覺存在的呀，我們不去看，那些事實難道不也在那裡嗎？有什麼辦法把那些事情盡可能完整地描述出來呢？”
女兒陷入沉思。
既然她開始思考了，我就開始了“教學”：“你忠實地寫下了你的觀察，這當然沒有錯，就像爸爸也寫下了自己的觀察一樣，但是，我們這樣寫的時候，似乎應該提醒讀者，這僅僅是我所看到的東西，其他人可能看到完全不一樣的東西。比如可以這麼寫：‘我在家裡住的時候，到哪裡都需要爸爸、媽媽開車接送，但到了紹興，經常坐外婆的三輪車出去玩，而且發現許多人也騎車出行……’這樣是否更具體一些，也把你的視角交代清楚一些呢？”
女兒點點頭。
於是我接著說：“寫作有兩種，一種是簡單的寫作，一種是複雜的寫作。簡單的寫作，就是平鋪直敘地講述事實，並不交代這樣的事實是從哪個角度看的，你們教科書上的許多文字，依然是這種簡單的寫作。複雜的寫作則總在講述事實時告訴你這樣的事實是誰敘述的，是從哪個角度看到的。希羅多德的《歷史》，不總是交代‘這是波斯人講的’，‘這是希臘人講的’嗎？所以，我們在講述我們的事實時，應該盡可能地提醒讀者這是我們看到的側面，當然還可能有許多其他的側面。再想想，如果兩千年後，你這張卡片被那時的人發現，他們也沒有其他關於我們這個時代的信息。那麼，他們是否讀了你的文字，就簡單地相信‘中國人不太開車’呢？”
“當然不行了。”女兒恍然大悟，覺得自己這麼寫有些誤導了。
“好，那麼你又該想想自己怎麼讀歷史了，當你讀到兩千年前某人對當時生活的記錄，比如‘羅馬人相當富有’時，你應該簡單地相信這就是歷史的真實嗎？”
“噢，我明白了，我得想想這個人是個什麼背景，羅馬人富有究竟是相對誰而言，或者究竟是什麼樣的羅馬人。”
“對呀。我們即使相信他真心實意地描述著自己觀察到的東西，也應該把他的觀察放在一個更大的背景中來判斷其中包含的究竟是什麼樣的事實。這就是爸爸這個行當幹的事情：歷史分析。”
父女的談話就這麼結束了，女兒學到了從課本上學不到的東西。因為她的歷史課本經常還是充斥著流水賬般的事實，這樣的信息並非沒用，但是習慣於簡單地相信課本，孩子的分析力就會喪失。孔子說“學而不思則罔”。其實，不知道“罔”，不去懷疑，恐怕是更糟糕的事。
鼓勵孩子做項目
我觀察女兒從小所受的教育，再與自己小時候在中國所受的教育相比較，大致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美國的孩子多是做項目長大的，中國的孩子是在課程教學中長大的，這種歸納當然非常簡單化。美國的孩子一直也有課程教育和課程要求，中國的孩子也並非不做項目，不過，雙方在這方面的對比是非常明顯的。美國的孩子，從幼兒園起就一個項目一個項目地做，比如用積木搭個建築，手繪一本帶有敘事情節的圖畫書，上小學後就有各種調查研究。到了大學階段，一些精英的小型文理學院誇口：我們雖然沒有常青籐那麼多研究設施和明星教授，但因為規模小，學生可以有兩三年的時間參加教授的研究團隊，一起做項目，進而完全可以和常青籐競爭。這麼說當然有老王賣瓜之嫌，但是，人家選擇這麼“吹牛”，也多少說明了美國人在教育上的“價值觀念”：親身做項目、從實幹中去學習是最好的教育方法。
這樣的差別反映了兩種不同的教育哲學。在美國博士課程的資格考試中，一些教授喜歡對學生說：我們關心的是你知道什麼，而不是你不知道什麼。博士課程當然不是早教，不過這也大體說出了以做項目為核心的教育哲學。人對世界的貢獻，其實就在於自己最終完成了什麼“項目”：是寫了本書，是發明了一個遊戲，是創建了一個公司，或是設計了一棟建築……教育的使命也就是從小教你怎麼做項目。在做項目的過程中，如果你感到必須去學某種知識，那麼就更有動機和興趣。另外，只有當你把學到的東西真正運用於各種項目中，才能證明自己真的學會了。中國那種以課程為中心的教育哲學正好相反：核心要考察的是你不懂什麼，而不是你懂什麼。考試就是要測一下你對課程要求的哪些東西還不知道，課程中沒有的東西，你想出來也沒用，因為那是不考的，這樣的哲學當然就不鼓勵創造了。另外，項目多可以回家去做，你有機會向許多人求教，和其他人合作，這是生活中很自然的過程，這就鼓勵和培養了孩子在人際方面的互動。課程中心則要以考試檢測一切，而考試是全封閉的，交頭接耳屬於作弊，鼓勵的是一種自我隔絕的學習過程。
記得我不久前去醫院作腸鏡檢查，主治醫生是當地一位知名專家，在開始前，他來到我的病床前自我介紹，並講解檢查的程序和意義。當他聽說我是個中國人時，馬上說他讀高中的兒子正忙著一個研究項目，是關於尼克松訪華的，接著就滔滔不絕地談起尼克松、基辛格、毛澤東、周恩來，甚至能講起有關《人民日報》等的許多歷史細節。我驚歎他對中國的知識，他笑著說：“我最近的主要工作，就是給兒子當研究助理，不過，現在發現這工作其實很有意思。”這麼說著說著，我的全身麻醉生效，人昏睡過去了。
記得剛來美國時聽一位醫學院的學生開玩笑，說醫生和醫生結婚生不出孩子來，因為兩人都太忙，沒有見面的機會。此話當然誇張，但美國的醫生，特別是名醫，確實一向行色匆匆，似乎連說話的時間都沒有。但是，這位名醫卻在兒子的項目中傾注全力，乃至幾周間變身為一位“中國問題專家”。可見在孩子學校中的項目，不僅是孩子學業中的大事，甚至成為家庭生活中的大事，使一個這麼忙的家長也要全身心地去投入。
也正是如此，你會看到一些申請常青籐的高中生“嚇人”的履歷，他們最驕人的地方不是什麼考試成績，而是在某科學雜誌上發表了研究論文，或者進入了由某教授領導的研究團隊。當然，對此也有許多批評，有人指出，在許多科技大賽中，參賽的青少年所拿出來的項目複雜成熟得出奇，一看其家庭背景，發現身後原來是高科技出身的父母。這在美國人看來，會帶來教育的不公平，使那些家庭教育背景好的學生佔據了過大的優勢。在中國人看來，這簡直就是欺騙：靠父母幫助搞出來的項目怎麼能是自己的項目？這和考試偷看、作弊有什麼區別？但是，我們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看問題：既然家長是高科技精英，那麼讓孩子把這樣的精英納入自己的團隊一起研究創新，豈不是更好的訓練？學校教師在科技上是不可能達到這些父母的水準，父母們越捲入孩子的項目，對孩子就越好。事實上，女兒學校裡分派下來的有些項目，還特別要求家長的參與，所鼓勵的，就是這種團隊研究的習慣。
我在大學教歷史，也利用自己的專業幫助女兒做項目，對此頗有些直接經驗。女兒學習羅馬史時，老師要求每個孩子在班上作一個讀書報告，這就出現了許多我們中國的歷史課堂上很少出現的現象。比如，有位學生的報告是羅馬人的食物。她不僅進行了許多研究，細緻講解了羅馬人準備食物的程序，而且確實做了許多羅馬食物供同學們品嚐。另有位女孩兒報告羅馬人的服裝，也穿上了自己縫製的羅馬衣袍。男孩子們則喜歡羅馬的軍事，有的製造了羅馬的武器——戰船模型，還有一位製造了羅馬軍隊攻城用的擲石機，用一個棒球當石頭，在班上演示那機器如何把“石頭”扔出去……所有這一切，離開家長的合作都很難實現，不過，孩子們經過自己的努力把項目全做出來了，無論是自己還是同學，都對羅馬社會有了相當立體的瞭解。想想我們當年高考也不是沒有背過羅馬史的內容，但如果有人問我羅馬的食品是什麼，我是一頭霧水，我這個“高考尖子”是如此，其他人就更不用說了。
女兒的讀書報告則更“傳統”一些，她要講布匿戰爭，這是崛起於北非的迦太基和羅馬在地中海地區決定性的爭霸戰，總共打了三次，前後延續一百多年，其中以第二次布匿戰爭漢尼拔率領迦太基軍隊掃蕩意大利，幾乎滅掉了羅馬共和國，最後又被西庇阿在家門口擊敗最為驚心動魄。其實，關於布匿戰爭，課本上就提了幾句，女兒選這個題目時，老師還沒有講，但女兒閱讀後馬上問：“為什麼人們談起羅馬史來總要說愷撒、奧古斯都？如果布匿戰爭打不贏的話，就無所謂日後的羅馬帝國了，歷史將會完全不一樣。”對此，我相當認同，並告訴她研究的第一步是找到有意義的題目，而這個題目的意義相當深遠，值得她努力去鑽研。
女兒馬上開始了初期研究，查閱各種百科全書。我馬上提醒她，這類工具書雖然很方便，但過於常規，如果你的研究只是抄工具書的話，就難有新意。於是我給她介紹了幾本書，其中包括一本厚厚的《布匿戰爭》，以及從《劍橋古代羅馬史》中下載的有關軍事的章節。我驚異地發現，劍橋史這種學術性著作，有的章節她雖然還讀不下來，有些則能津津有味地讀下去。
女兒一鑽研起來就廢寢忘食，一下子被淹沒在資料的汪洋大海裡。我先讓她自己這麼折騰一下，有些親身體驗，然後及時提醒她：不管你多麼用功，材料實在太多，在課上講的時間也有限，你必須學會怎麼收縮覆蓋領域。與其平鋪直敘地講布匿戰爭，不如聚焦於其中的亮點。孩子們恐怕沒有耐心聽你從頭到尾地嘮叨每個歷史細節，但是，如果你先突出一個戲劇性的事件，抓住大家的注意力，他們就會有興趣聽你挖掘其背後的意義。在我的啟發下，她把目光集中在漢尼拔和最終擊敗他的羅馬將軍西庇阿身上。最後，她進一步鎖定在了兩人最後一戰的陣法上，反覆琢磨兩軍當時是怎麼調度，是什麼決定了勝負。
在作讀書報告的時候，女兒面對全班講出了一個清晰的故事：讓羅馬人聞風喪膽的漢尼拔，是被自己最好的學生所擊敗的，此人就是西庇阿。西庇阿還在青少年時，就隨父與漢尼拔交戰，第一次是父親指揮的羅馬軍隊被漢尼拔伏擊而打敗，父親受了重傷。此時還是孩子的西庇阿，竟頂著潰敗的羅馬軍隊衝上前去救父，使得其父親的保鏢羞愧難當，也都跟著他去營救首領，父親因此逃過一難。後來羅馬軍幾次敗在漢尼拔手下，西庇阿都在場，他甚至有一次反對父親的戰術，但因為年輕缺乏權威而未被接受。接著，女兒在黑板上畫起最後一戰雙方的陣圖，以圖解的方式敘述整個戰役的過程，並和漢尼拔幾次經典勝仗的戰陣運作相比較，證明西庇阿最後一戰運用的完全是從漢尼拔那裡學到的戰術，而漢尼拔關鍵時刻犯了幾個大錯誤……歷史的分水嶺，就是這麼形成的。
她的報告遠遠超時，但孩子們聽得入迷，老師也沒有叫停，並說自己教了這麼多年，從來沒有意識到西庇阿贏了漢尼拔，原來是靠從漢尼拔那裡學來的招數。學年結束時，女兒被選為本年級的兩個優等生之一，負責來年給下一班的學生講一節歷史課。
在女兒準備的全過程中，我扮演的唯一角色就是和她討論相關的問題，對她提問，間接地塑造她的學習和研究習慣。對我來說，重要的不是她能否記住漢尼拔、西庇阿等一串歷史人物的名字和事實，而是她是否能從龐雜的史實中理出頭緒、形成觀點，並用事實支持自己的觀點，這是分析力的基本訓練。這就像一個律師能夠從龐雜的證據中發現一個完整的故事，最終把案情分析清楚一樣，將來無論從事什麼領域的工作，都屬於一種基本的高端技能。照本宣科地講歷史，總難免流於死記硬背。通過自己做項目研究學問，最終所獲得的，就是這樣的分析能力。
家長和老師在這個過程中能做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自以為是地告訴孩子歷史的發展。瑞士兒童心理學家皮亞傑曾經說過一句著名的話：“每次你告訴孩子一條知識，都是阻礙了一次他對世界的發現。”讀歷史，最壞的入門書也許就是頭頭是道地鋪陳現成知識的課本。女兒選擇的題目，完全超出了歷史課本，她的老師也沒有足夠的知識。我雖然跟著她讀了不少有關的材料，但面對龐雜的史實並無清晰的頭緒。所謂西庇阿以從漢尼拔那裡學來的戰術擊敗了漢尼拔之說，是否獲得權威歷史學家的承認，我也一無所知。事實上，對這樣的歷史細節，我很懷疑史學界會有什麼定論。但重要的是，她自己通過研究得出了這個結論，並且為自己的觀點提供了充分的證據，這是典型的歷史學訓練，也是良好的思想訓練。
關注生活的案例
10月的一天，妻子到診所做一年兩次的例行洗牙，那洗牙的護士邊干邊聊，不知不覺中把自己生活的苦水都傾倒出來。
原來，她剛剛生完孩子，不得不馬上來上班。事情的緣由是這樣的：她丈夫自高中畢業起就在一個汽車修理站當油漆工，當妻子生孩子時，就向老闆告假三天。這是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夫妻手忙腳亂。當然，剛當了爹，也實在捨不得離開新生兒，於是，他向老闆再告假一天，沒想到自己有三個孩子的老闆對此毫不理解，反而大怒：“那你就永遠在家裡待著吧！”於是，他就這麼被解雇了。如今經濟衰退，這種活兒有的是人要干，他未能工作。家裡剛添一口人，突然斷了生活來源，當牙科助理的妻子只好剛剛生完產就出來工作。但是，丈夫的工作是全職，全家的醫療保險都靠他，現在沒了工作，妻子在這個牙科診所一周工作35個小時，不算全職工作，拿不到保險。現在全家勉強支撐，正在為保險發愁。
妻子回家，把這事講給我聽，我們倆相對唏噓一通。等女兒回來，又講給女兒聽，女兒馬上的反應是：“他們能不能起訴那位老闆？”女兒的問題讓妻子很受鼓舞，她馬上又啟發女兒：“不僅是那個車房的老闆，那個牙科診所也不像話，怎麼一周工作35個小時還不算全職呢？這是一天7個小時的常規工作呀。”我馬上上網查詢資料，發現無論是聯邦政府的勞動部，還是我們所在的馬薩諸塞州，對什麼是全職都沒有明確的法律界定。不過，許多地方規定，一周如果工作40個小時，那麼僱主就要支付加班費了。所以，在人們的常規概念中，工作40個小時是全職的門檻。
女兒事情很多，此時沒有時間對此事深究，但是，我們都特別注意在家庭飯桌上討論這一問題，甚至為此去查找一些資料，以便使討論能變得深入些。這對於每天課後要工作四五個小時的女兒來說，是一種放鬆，更是一種教育。這跟上一節所講的鼓勵孩子做項目的精神是一樣的：家長要不斷從生活中尋找案例供孩子思考，並幫助孩子深化這種思考，這些案例和思考積累起來，就會潛移默化地塑造孩子的學習過程。
習慣於課堂教學的中國家長和老師們，經常忽視這種生活案例對孩子成長的意義。中國的教育傳統總是傾向於把生活書本化，彷彿只有進了書本的東西才能登大雅之堂。美國的教育傳統則恰恰相反，傾向於把書本生活化，那些不能和生活建立息息相通關係的書本，往往被束之高閣。
說到這裡，我不禁想起了美國法學院的案例教學法，這個教學法不僅是法學院的核心，而且影響到其他領域，對我們教育孩子也頗有啟發。
1871年，哈佛法學院教授Christopher Columbus Langdell開始了一場教育革命。他摒棄了法學院中傳統的那種根據教科書照本宣科的方法，而讓學生讀真實生活中的案例，以及法官判案時寫下的意見，並把這些案例和法官意見彙編成書作為教材。這樣，學生們在學校中接觸的就是現實生活中律師們使用的材料。
法官判案，要把零散無序的事實歸納到幾條原則上來，最後形成判案的依據，並將這些原則寫成意見。學生們從中學會了從事實中歸納總結出基本原則的技巧，這些在判決中形成的原則，對日後類似案例的判決又具有指導性的塑造作用。所以學生們在研習案例的過程中，又必須反覆演練如何將這些從事實中總結出來的原則再運用到對事實的分析中去。
更重要的是，這一切都在爭議中進行，比如，法官之間的意見就可能不一致。最高法院的判決，經常是九個大法官針鋒相對。同時，既成的判決所確立的原則，在解釋未來出現的事實時，又可能與其他案例判決所建立的原則有所衝突，必須調節。學生們要不停地在這樣的爭議和矛盾中運思，理解世界之複雜，所謂分析能力就是這麼形成的。更重要的是，這樣活生生的教學，能夠最大限度地調動學生的參與熱情。所以，案例教學不僅成為日後美國法學院的主流，甚至影響到了商學院。企業管理學界幾乎離不開案例教學，在本科生甚至中小學的教學中，做項目、討論等等，也都秉承了這樣的精神。
以課堂為中心的那種照本宣科式的教學，往往忽視了學生的參與，最後甚至可能導致學生對教育的排斥，即使在美國，這樣的事情也屢見不鮮。幾年前，我在自己的大學課堂裡碰到過一位非常出色的學生，立志讀古人類學的博士。他告訴我，他本來在一所好得多的大學讀書，父母送他到那裡去，是因為想讓他當律師。要知道，美國本科沒有法律專業，但是，想當律師的人又特別多。有些學校為了吸引學生，就把自己的一些專業課程設置得和法律非常接近，形同法學院預科，他過去上的那所大學就是其中之一。可惜，他學法律從來提不起精神來，表現太差，幾乎待不住，最終父母萬般無奈，同意他轉學讀歷史，於是他立刻成為一個優異的學生。
他的故事讓我這位教歷史的人不勝唏噓，我在《北大批判》中曾經仔細討論過，美國的法學院，特別是比較好的法學院，一般都很喜歡歷史專業的本科生。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歷史的訓練和法律的訓練有諸多共同之處：從龐雜的事實中整理出線索，提煉出若干原則，並且為這些原則（或結論）提供充分的證據。我很難想像，一個對歷史充滿了興趣並學得很好的人，對法律是這麼厭惡。我相信，他父母的最大問題，是無視了孩子的個性和參與熱情，眼睛總是盯著學校的課程，只關心孩子完成了這些課程沒有，完成得怎麼樣。久而久之，孩子就從教育的中心被推到了邊緣，使他對自己明明可能感興趣的題目也厭惡。
女兒受家庭的影響，對歷史充滿了興趣，我們當然絕對不會干涉她日後學什麼。不過，假設我們讓她學法律的話，我很難想像她會如此反感。因為她從小就和父母在飯桌上討論各種法律問題，分析一個又一個生活的案例。這種參與和投入，使她具體地感受到法律對生活的意義，日後她由此而走上法律的道路，也未可知。
在我看來，一個12歲的孩子，當然要在學校學習各種課程，但那些都是“末”，不是“本”。所謂“本”，就是她通過生活的案例而對生活的參與，有了這個過程，那些作為“末”的課程，對她才有意義。而家庭，恰恰是討論這些“生活案例”的最重要的場所。我們每個家長都應該從這個角度反省一下：自己在教育孩子時是否本末倒置。
確立良好的自我認同感
“我是誰？”這對許多家長來說是個深奧的甚至不著邊際的哲學問題。在社會學、心理學中，這個問題叫作“自我認同”，並且有許多“認同的形成”、“認同危機”等等研究。用小時候北京的土話講，這其實就是“你是否知道自己是老幾”的問題。記得讀中學時，父母總覺得我野心高於能力、浮誇勝過努力，所以經常說我“不知道自己是老幾”。可見，即使我們沒有受過嚴格的哲學、社會學或心理學的訓練，不懂那些深奧的概念，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還是會碰到類似的問題，並用平白的詞彙自然地表述出來。
“我是誰”（也就是“自我認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這種自我界定會塑造孩子的行為，孩子的成功是在“自我形成”的過程中達到的。我不妨以前面講過的故事為例：女兒喜歡古希臘，有關知識比她的老師還豐富，同學們稱她為“希臘百科全書”。當班上同學們編隊進行古希臘的知識競賽時，她的隊友們自覺地後撤，給她當拉拉隊，一切問題都讓她來回答。女兒則馬上意識到，古希臘是她的領地，所有問題大家都指望她來回答，甚至老師有時也要問她。於是，她不僅學習古希臘的知識更努力，吸收得也更快。
其實，你觀察一下孩子的成長就知道：剛上小學時，孩子主要的問題是如何適應“社會生活”，學會怎麼和其他的小朋友相處。但到了小學高年級或初中，孩子們的“自我認同感”就開始迅速發育。在一個班裡，哪個孩子聰明，哪個孩子笨，哪個孩子是電子遊戲的高手，哪個孩子是運動健將，哪個孩子是數學天才，哪個孩子飽讀詩書等等，大家都形成了定見或者偏見。每個孩子心裡也有著相應的自我界定：我擅長這個，不擅長那個……也就是說，每個孩子都知道或者想知道自己是“老幾”。
孩子的這種“認同”，其實就是一系列的自我界定，這種自我界定，又給孩子的奮鬥帶來了內在動機。缺乏這種內在動機，孩子即使在家長的強迫下用功，學習也不會有效率。此時家長應該做的，是啟發孩子認識到自己的獨特之處，對自己的內在素質進行錘煉發揮。換句話說，家長不應該逼迫孩子去成長，而是要參與孩子的成長，即理解和引導孩子“自我完成”的慾望，鼓勵孩子在這方面的努力。
讓一個人努力，最好的辦法是在她內心培養一種“捨我其誰”的獨特氣質。比如，當女兒在學校碰到古希臘史的問題時，她的本能反應就是：如果我不知道，就沒有人會知道，甚至老師也不會知道。她顧不上考慮同學和老師怎麼想，因為她知道他們更在乎她怎麼想。於是，她馬上有一種必須把問題搞清楚的慾望和責任，讀起書來不必死記硬背，卻可以過目不忘。其他同學碰到同樣的問題，本能的反應是：我們班有個“希臘百科全書”呢，問問她好了，解決這個問題輪不到我，這樣，學習還沒有開始就停止了。
當然，孩子的“自我認同”並非單一的，她可以覺得自己是希臘權威，也同時可以是音樂家、數學神童等等。無論是從我們的經驗還是孩子們的經驗中都可以看到，總有些孩子在班上處處出頭，以一當十。這恐怕已經遠遠不能從智力和精力上解釋，這樣的孩子，往往有處處出頭、敢為天下先的自我認同，被內心渴求“自我完成”的火焰所驅動。
所以，從童年到青春期，對孩子來說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學習某種具體技藝，而是思考自己要成為什麼樣的人。家長是和孩子最親近、互動最多的人，自然在這方面對孩子有著最大的塑造力量。所以，我一般並不督促女兒的功課，而是常常對她說：“最終是由你來選擇自己成為什麼樣的人。”幸運的是，女兒到了10到11歲期間，對此似乎已經有了很深的領悟。
矯正孩子的偏科，幫助孩子走出自我
孩子偏科，是讓家長又欣喜又頭疼的事。欣喜的是，孩子終於找到了自己熱愛的事情，並廢寢忘食地為之奮鬥。頭疼的是，孩子為了自己的愛好把其他事情都拋開，甚至連很重要的功課也不管了，這樣下去可怎麼辦？
如果你的孩子是莫扎特，每天在鋼琴前泡10個小時，其他什麼都不聞不問，你當然用不著為他的前途操心。如果你的孩子是喬布斯，每天關在自己的小屋裡琢磨12個小時的電腦，你也不用發愁他長大後靠什麼吃飯。但萬一不是怎麼辦？其實每個家長都明白，這哪裡是什麼“萬一不是”的問題，“是”的概率也許只有萬分之一，畢竟，絕大多數的孩子長大後都成不了那樣的天才。
其實，成大業者素來有兩種人。一種是自我中心型的，他們的動力是自我，如莫扎特、愛因斯坦等等，永遠活在自己的世界中，最終創造出驚人的東西讓大家分享。另一種是社會型的，是因為受了生活的感召，最終獻身於某一事業，並經過鍥而不捨的努力造福人類，這種人有見到社會不平而投身於政治的領袖，有見到親友受疾病折磨而當了醫生的，甚至有像魯迅那樣看到中國人的麻木、最終棄醫從文的……他們的生活動力不是自我，而是外在世界的刺激。
即使是普通人，也可以這樣分類。自我中心型是靠追逐自己的興趣而生活，社會型則是通過滿足他人的需要而謀生。我們這些當父母的憑生活經驗都知道，憑個人愛好生活實在很懸，畢竟莫扎特只有一個呀，萬一大家對你的愛好不感興趣，豈不落得無技可售的境地。英文中有個詞，叫“掙扎中的音樂家”（struggling musicians），看看紐約、波士頓等文化中心，這種人遍地都是。你聽他們彈鋼琴就知道，達到那種水平，不僅要每天訓練很多個小時，而且至少要有十里挑一的天賦。可是，就是這些天資超人、努力超人的俊秀，因為陷入自己的興趣不能自拔，乃至維持普通人的生計都有困難。在某種意義上說，我們夫婦讀歷史和文學的博士學位，也都類似於此，個人興趣強到了不切實際的程度。雖然我幸運地找到教職，最多也不過是維持個粗茶淡飯而已。有時我自己也開玩笑：“早知如此，不如先花十幾年干實業，等衣食無愁後退休做學問不也挺好？”
大概也正是出於類似的經驗和“功利心”，父母們雖然知道莫扎特、愛因斯坦式的成就需要義無反顧的非功利投入，但誰也不願意讓孩子去賭博。畢竟，在90％以上的情況下，孩子會有普通人的事業和成就。當個成功的普通人，主要在於你所掌握的技能是否能滿足社會的需求。所以，當孩子不顧一切地集中精力於自己的愛好，把正常的功課都拋到九霄雲外時，家長更多的是擔心，而不是驚喜。
我們也屬於這樣的家長，從來不覺得女兒是個莫扎特式的奇才，而更像個普通的孩子，她的生活不僅僅是追逐自己的興趣，還要維持生計，對自己負起責任來。比如，我們知道她有非凡的芭蕾天賦，卻沒有鼓勵她往這方面發展。我們也不會縱容女兒偏科，時刻要注意她的全面發展。不過，不管是片面發展還是全面發展，一切動力還是應該來自孩子的內心，你要說服孩子全面發展，就必須培養孩子相應的人生哲學。
美國保守派評論家David Brooks曾在《紐約時報》的專欄中講到類似的問題，對於我們思考教育哲學很有幫助，他的文章的標題是“這不是關於你”（It's Not About You）。大意為，現在的美國教育中過度強調以自我為中心，比如大學畢業典禮的致辭中，你聽到的總是“發現你的激情”、“追隨你的夢想”、“走你自己的路”等等。這種個人主義的信條並沒有錯誤，但是，這樣的教說容易誤導年輕人，會讓他們覺得應該先發現自我，然後再在這個“自我”的導引下生活。但是，你看看那些對人類作出卓越貢獻的人，他們並不都是先關照自己的內心，從中尋求指令，然後再計劃自己的一生。他們的成功，也未必是“追求幸福”的結果。更多的情況是，他們在現實生活中遇到了障礙，看到了許多人的苦難，於是想到為克服這些障礙、為解救別人的困難做點什麼。換句話說，他們的成功並非從追求幸福開始，而是從遭遇到不幸福起步，但是，他們都有某種人格的力量來回應這些挑戰，並為之作出自我犧牲。
我在前一節中說，孩子成長的最重要的一個環節是建立自我認同，但是，這不等於沉浸在自我中不能自拔。我們一直希望女兒要做一個對別人有意義的人，要用“為別人做了什麼”來衡量自己的生活和成就。我在美國教書，到處能看見陷於自我的泥沼中不能自拔的孩子。比如，我的一個學生，上了一個學期課突然決定輟學，對她來說，功課也許確實有些難。我問她輟學是為了什麼？“尋找自我。”“怎麼找呢？”“先在家待著。”顯然，一切是由父母買單。一次妻子在游泳池碰到一位美國母親，大家沒事談起彼此的女兒，那位母親提及她女兒對數學有些恐懼。妻子勸她趕緊抓一下，別給孩子留下長期的心理障礙，可那母親說：“沒事兒，反正她對數學不感興趣，我們家也都不是學數學的料，以後幹別的就行了。”當然，碰到一兩例這樣的事情不足為奇，但是，你在美國住久了就會發現，大多數美國人都是這個態度。其實這無非是因為數學枯燥些、挑戰性強些。美國家長自己怕，又怕委屈孩子，所以就“以孩子為中心”，不把數學作為重要的教育要素。結果呢，美國學生的數學能力一直在發達國家同齡人中墊底。
IT界的創意大師喬布斯生前在斯坦福大學畢業典禮的致辭中鼓勵年輕人：“不要為別人而活，不要為教條所限，不要活在別人的觀念裡，不要讓別人的意見左右自己內心的聲音。”這話不可脫離語境過分解讀。不要讓別人的意見左右自己當然是對的，但在某種意義上，喬布斯本人一直是在“為別人而活”。如果別人不喜歡他的產品，他就沒有意義。事實上，他自己也承認，那些蘋果粉絲告訴他新款蘋果給他們的生活帶來了多麼大的樂趣的電子郵件，多年來一直是支持他繼續下去的力量。孩子從小要理解：他所享受的一切都是別人給的，他當然應該時時刻刻地想著自己能為別人做什麼，不是世界圍著你轉，是你繞著世界轉。
當孩子知道自己的一生應該對別人有意義時，她就必須面對進一步的問題：別人的需求，和你的興趣未必一致，不僅如此，別人的需求變幻不定，事先很難預測。有的時候，這些“別人”甚至不知道自己需求什麼，只有當你創造出來時，他們才眼睛一亮：“天呀，原來這正是我想要的！”如上所述，我從女兒的第一篇作文就開始啟發她：你往往不知道自己將面對什麼樣的未來，你要準備好一切，什麼都應該學好，這樣，在需要的時刻才能有備無患。美國人在教育中強調培養“完滿的人”（well-rounded person），講的就是這個道理，可惜，許多美國人沒有意識到，他們那種自我中心的教育哲學，並不能實現這樣的教育目標。
也正是因為這樣的教育，女兒選擇了全面發展的路，比如，她並不是很喜歡數學，也一度認為自己在這方面並不出眾。但是，當我們商量讓她課外上高水平的俄羅斯數學時，她欣然接受，並且一直都非常自覺地學習。她明確地告訴我們，雖然她將來要做什麼還沒有想好，但是她希望自己有選擇的機會。而爭得這種選擇的機會，就必須全面發展，這背後，關鍵還是一個人生觀的問題。當孩子擺對自己的位置後，她就會超越狹隘的自我，對世界承擔責任。這樣，她也就會為了未來的責任而進行多方準備，不用父母每時每刻地督促、操心了。
讓孩子面對生活的原初狀態
喬布斯去世後，我曾發了這樣一條微博：
“喬布斯去世，我第一時間通知正在讀書的女兒，她第一反應是：‘他是誰呀？’我說：‘iPod、iPhone、iPad、Mac都是他創造的呀。’女兒這才覺得此人很了不起，不過還是沒有太大震撼。原來，喬布斯創造的這些東西，女兒一個也沒有。她的同學們都換了好幾代，但她從來不稀罕，沒有問我們要過，毫不受同伴壓力的影響。”
小女的特立獨行，引來不少網友的讚揚，不過，反對帖也來勢洶洶。這些反對帖可分為兩類：一類是認為我在“顯擺”，這確實不假。我一向認為，不為孩子驕傲的家長不是好家長。女兒形成這樣的性格，當然和父母的教育密切相關。12歲的女兒，每天放學回家會專注地工作四個小時，立志要“創造有永恆價值的東西”，卻生活簡單，幾乎從不要求父母給自己買東西，這是我們的驕傲。我還一向認為，父母如果培養不出讓自己驕傲的孩子來，就應該好好反省一下自己是否盡職。所謂“顯擺”，不過是說明我在教育女兒時享受著巨大的滿足感，這是天倫之樂的重要部分。當然，另一類反對帖，也如預料的那樣紛至沓來：“你女兒真可憐呀！”“連蘋果都沒有玩過嗎？”“不怕有人說她是個畸形（freak）嗎？”“她社交有問題嗎？”“不知道喬布斯，還見識過什麼？”
其實，女兒不知道喬布斯，多少出乎我的意料，我也及時給她補上了這一課，但是，意外並不代表失望。她剛剛讀完《伊利亞特》，做完了布匿戰爭的研究。若說知識面，她在同齡人裡鶴立雞群，她不知道總有一定的道理。畢竟，喬布斯的那些iPod、iPhone、iPad、Mac系列，她都沒有用過，甚至彩色複印機也是在喬布斯去世那天才買的，因為學校的作業反覆要求彩頁插圖。但是，這方面的落後，並不妨礙她比那些使用這些先進玩意兒的同齡人知識更豐富、更有創造力、更有領導力，這在學校的方方面面中都能表現出來。一句話，一個人是否有創造性，更要看其對自己事業的專注和獻身，看她能幹出什麼事情來，而不是享受了多少別人的創造果實。
如果還覺得這些像是空洞的說教，那我們不妨問問：喬布斯自己是怎麼教育孩子的？可惜，這涉及家庭隱私，我們沒有足夠的信息來回答。而且，像喬布斯那種整天沉浸在自己世界中高度緊張工作的人，也未必能給孩子留出足夠的時間。一流的創意大師未必是一流的家長。但是，那些在喬布斯式的創意文化氛圍中工作生活、對高科技有著遠遠超出我們常人的理解的IT精英，對自己的孩子的教育有什麼樣的理念呢？也許這才是更有參考意義的問題。
最近《紐約時報》頭版發表了一篇非常有趣的報道，講的是位於加州Los Altos硅谷中的著名私立學校Waldorf School of the Peninsula，這裡是蘋果、雅虎、谷歌、惠普等著名公司的工程師和高管們的孩子讀書的地方。四分之三的學生來自高科技背景家庭。那麼，對於這樣的家庭來說，這個學校最大的“賣點”是什麼？是“低科技”。在這裡，教育的基本工具是筆、紙、毛線、紡針、膠泥以及各種書籍。教室裡禁止使用電腦，老師們甚至對學生在家裡使用電腦也非常反對。學校的教育哲學是通過動手操作、身體的運動等等來發展學生的想像力，培養他們的注意力時段。技術往往被視為是學習的障礙，只有到了八年級，學校才容許學生有限地使用若干技術工具。比如，五年級的課上學生們在那裡演練編織，具體項目是做襪子，在這個過程中，老師幫助孩子們發展出解決問題的能力，學習圖案、數學、協調等技巧。另一個班學除法是通過切蛋糕進行，切完了大家吃，有多少人吃決定了蛋糕的切法，孩子們高高興興地提出自己的“數學模型”。
正是這樣的教育，使許多高科技背景的家長不惜支付高昂的學費把孩子送來。一位在微軟、Intel等公司工作過，目前正在創辦新興科技企業的家長說，教育的核心是學生的“投入”（engagement），這種“投入”在本質上是人際的互動：和老師、和自己的同伴不停地交流。電腦、iPad等等，往往讓孩子從這種人際互動中分心，不懂高科技的人往往急著要讓孩子學計算機。中國就有所謂“計算機要從娃娃抓起”之說，但是，在這些真正搞高科技的人看來，這是最不用著急的事情，因為掌握這些現代技術如同使用牙膏一樣簡單。一位谷歌的工程師說，我們把這些高科技產品設計得連傻瓜都會操作，孩子長大了自然就會學會。更有意思的是，在1993—1997年之間，克林頓政府雄心勃勃地推動中小學教室聯網的計劃，負責這一計劃的，是副總統戈爾的內政首席閣僚Greg Simon。他最近致信《紐約時報》自曝，在監督落實政府這項計劃的同時，他把自己的孩子統統送到了Waldorf學校，因為那裡沒有互聯網，電視、電影也被嚴格控制。他解釋說，Waldorf鼓勵孩子用手、身體和心來瞭解世界，並不是僅用腦子。孩子日後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在這一過程中發展出來的想像力，而不是他們掌握的那些很快就會過時的新科技，把孩子的遊樂時間縮短，讓他們在計算機前學習，會抑制孩子的心智發展。只有到了六年級，也就是11歲左右，孩子才應該接觸互聯網。克林頓政府當時也恰恰是只給這個年級以上的教室提供互聯網，他的孩子在達到這個年齡時，也只有在為研究收集資訊時才使用互聯網，而不進行其他活動。
Waldorf學校是大約100年前在德國創立的，目前在世界上頗有影響力，在美國也有許多分校。女兒小學最好的朋友，小升初時就轉入了波士頓地區的Waldorf學校讀書，大量時間用於做手工，從來不進行考試。我交不起那所學校高昂的學費，所做的只能是給女兒選個好學區。我也並不那麼走極端，早早就給女兒買了筆記本電腦，本意是讓她寫小說用，沒想到她寫到半截就停止了，網上活動卻不少，甚至一度試圖通過網上課程學習編程，幻想著創立公司，至今仍處於半途而廢的階段……對這些，我都聽其自然，不加干預，但是，我們堅持的是“低技術”的教育原則，引導女兒讀寫，也鼓勵她做各種手工，妻子教會了她折紙遊戲。我們還以iPad的價格給她買了一台縫紉機，供她從事各種設計之用。女兒從小每天就忙個不停，興奮點特別多，沒有時間看電視，也顧不上玩電子遊戲、手機等等。我們的朋友過節送給她iPod作為禮物，她第二天就丟到一個被遺忘的角落裡，從此不再光顧……
我們的哲學是，孩子對世界充滿了好奇，遇到問題總要試圖尋求解決的辦法，這是其學習的動力所在。作為家長，要鼓勵她獨立探求。可惜，人類畢竟有了幾千年的文明，對各種問題都已經有了許多現成的解決方案，iPad等就是這些解決方案的體系。如果把這些現成的解決方案簡單地塞給孩子，孩子還有什麼理由繼續探求呢？更糟糕的是，新奇的技術太多，什麼奇跡都能創造，孩子只會對前人的創造驚歎不已，進而產生依賴心理，覺得不管遇到什麼問題，總會有新一代更酷的東西來應付，自己就更懶惰了。有時我開玩笑說：“iPod、iPhone、iPad等等層出不窮的新產品，是一種‘看誰最能糊弄傻子’的遊戲，‘最能糊弄傻子’的無疑是喬布斯這樣的天才，但被糊弄的確實多半是‘傻子’。”
女兒在學校裡就經常碰到這樣的情景，在同伴們不知道怎麼消磨時光時，她總能發明出一些遊戲來讓大家一起玩兒。如果她不挑頭，那些已經換了幾代iPod、iPhone的小夥伴往往就無所適從，有時，大家坐在那裡，各看各的iPhone，彼此之間的交流反而沒有了。最近媒體上也不停地討論，即使家庭成員之間，也因為玩iPhone而導致交流減少。
有一次，女兒數學考試拿了很低的分，我頗為奇怪。一問才知道，她那天忘了帶計算器，結果其他同學都用計算器算，她只能憑心算，最後時間不夠用，匆忙中算錯了不少。對於計算器是否可以在考試中用，本來有許多爭議，但如今計算器如同衣服、鞋襪一樣普及，在現實中很少能找到不得不心算或筆算的場合。美國的學生，即使有計算器幫忙數學也很差，最終大家不願意難為孩子，考試用計算器就成了常規。我知道了女兒的情況後，並沒有提醒她留意以後考試帶計算器，而是問她：“現在發明了汽車，我們不用跑，甚至不用走，哪裡都能去，那麼爸爸是否還應該練馬拉松呢？”女兒會心地笑了。
文明給我們帶來了許多便利，但也會滋養懶惰的習性，這種懶惰不僅是身體上的，更是精神上的。所以，家長和老師在教育孩子時，要盡可能保持世界的原初狀態，把現成的解決方案或道具移開，這樣才能解放孩子的創造力和想像力。其實，即使是禁止用電腦、計算器等等，那種沒有任何解決方案的純粹的原初狀態已經不存在了。比如，即使孩子僅靠一支筆、一張紙來解數學題，像十進位這種數字系統已經是前人為她組織好了。也就是說，她已經喪失了從最原始的狀態思索數字組織系統的機會。我相信，這對於人類的原創精神來說是個重大的損失。如果我們再把各種前人製造的現成道具交給孩子，最終有些孩子會發展到連遊戲都不會玩，一定要有個什麼機器代勞才行的地步。試想，如果20世紀60年代長大的喬布斯執迷於當時的時尚，對汽車、摩托的新款窮追不捨，他還會是今天的喬布斯嗎？
要獨立思考，就要先丟掉枴杖
記得女兒六七歲時和我一起在超市裡買早點，我伸手去挑幾個法式羊角麵包。女兒馬上在背後說：“爸爸，別買這個，這種東西不頂飽，而且價錢很貴，太不值了。”
我對女兒的意見一向非常尊重，馬上住手。旁邊一個正在挑麵包的老太太也停下來，吃驚地對女兒端詳了半天，顯然，她很少見到這麼小的孩子這麼能“算計”。
其實，我素來愛吃羊角麵包，妻子經常嘲笑我，並指出那東西遠不如全麥麵包健康，希望我能控制。另外，價錢也是個原因，買法式羊角麵包吃頓早點，夠買全麥麵包吃幾頓的。女兒生下來頭五六年，家境不太好，省吃儉用的習慣一直保持著。當然，恰恰是因為難得，妻子也時常意外地買羊角麵包回來款待我一下。女兒其實也愛吃羊角麵包，不過她也很注意營養問題，從不過分，這次我帶她出來採購，借口是款待女兒一下，當然潛在的動機也是想款待自己了，沒想到被女兒制止。
女兒的這種習慣讓我們非常省心，她在學校從來不花錢買零食吃，而且還經常告訴我們，那幾個無法控制吃零食的同學，學習幾乎是最差的，並且還說從某本書上看到，糖的攝入量過大會影響記憶，她懷疑這是否構成了吃零食的孩子功課不好的原因。等她12歲多時，我買到上品日本綠茶，咖啡因很少，希望她嘗嘗，並告訴她喝綠茶有益於健康，她這樣的年紀品嚐一下淡淡的綠茶沒有問題，但她還是用舌頭舔了一下就停止了。她告訴我，她的一位同學出去沒有帶夠錢，不得不在咖啡和午飯之間選擇，結果選擇了咖啡，這孩子已經到了不喝咖啡會頭痛的地步。女兒說，她可不想這樣，還是小心為上。聽她這麼說，我當然不擔心她學抽煙、吸毒了。
不過，法式羊角麵包女兒是吃的，這次她制止我，算的還是經濟賬，這和家庭的經濟條件有關，當然也跟節儉的父母潛移默化的影響有關。在這方面，我做得可謂有些過分，有時妻子意外給我買了件T恤衫，我也發火，指責說已經有了為什麼要買，浪費錢，不環保，上綱上線，掃了大家的興。想來想去，我大概受本傑明·富蘭克林的影響特別大，大學時讀他的自傳，受到人生震撼。他是窮工匠的父親的第十五個孩子，只上了兩年學，後來當學徒，勤勤懇懇奮鬥成為著名的科學家、文豪、外交家、政治家、出版家、企業家……被譽為是“第一個美國人”。他沒有受過什麼高等教育，卻成為文化巨人；貧困出身，卻成為當時美國最富有的人之一。這一切是如何得來的？他在《自傳》裡夫子自道，特別講述了青少年時期當印刷工的艱苦經歷。當時給我印象最深的不僅是他安貧樂道，而且是在貧困中善於經營，總結出一大套省錢又能保持健康的辦法。比如，他非常精確地計算出不喝酒而用白水和麵包充飢所省下來的費用，以及在健康上的得益。他的名言是：“省一分錢就是賺一分錢。”他在窮得叮噹響時居然有長遠的投資計劃！這本書塑造了我的一生，乃至在窮困的時期能樂以忘憂，並且能在有限的經濟條件下精心計劃家庭的投入產出，維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專心於自己的事業。
當然，生活改善後就不至於這麼斤斤計較，但是，我們都應該警惕：改善後不再過分計算家庭的投入產出，未必是一種進步，而很可能帶來退化。富蘭克林富了以後，依然克勤克儉，當時瓷器流行，他夫人背著他偷偷買了一套，還怕挨罵。最近在《時代》週刊上看到篇文章，介紹心理學的一些新進展，其中重要的一條是，萬事都自己算計的人，往往在數學能力、智商等方面都優人一等。在這個意義上，節儉不僅是一種生活品性，甚至可以成為智商增長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