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小升初”的擇校戰和考試，
對孩子最大的心理傷害恐怕就是讓他們感到自己的生活要聽任他人安排。
一旦有了這種感覺，
孩子就可能喪失主動性和創造力，
他們中的許多人恐怕在十幾年後甚至整個生命中，
都無法走出“小升初”的陰影。
擇校
如今中國的“小升初”和高考一樣成為最重要的教育話題，孩子們在考場拼得精疲力竭，家長們叫苦不迭。我在美國長大的女兒剛剛過了11歲生日，今年正好也是“小升初”。看看她的經歷，頗有些幸運的感覺。這裡不妨把她的“美國經驗”分片段寫出來，意圖不在於強加給中國一個“照搬”的範本，而是為當下的教育改革盡可能提供多元的參考，以拓寬公眾的思路。
中國“小升初”的一個關鍵在於“擇校”。上了好的中學，離名牌大學就近了。在美國的公立學校體系中，一般沒有“擇校”的必要。每個學區的居民都把孩子送到本學區的學校就讀，不需要資格，不需要考試。哪怕你租間小屋住在這裡，孩子也就自動獲得了入學的資格。學區的單位一般是鎮，大都市則在內部分成若干學區。無論你是買房還是租房，都可以事先問明孩子是屬於哪個學區。
但是，這種表面上的一視同仁無法掩蓋教育的不公平，“擇校”往往還是有必要的。美國公立學校的主要財政來源是本地的房地產稅，學校的質量難免和房價掛鉤。比如，波士頓周圍幾個富裕的小鎮，平均房價超過百萬美元。百萬價值的住房，每年房地產稅至少有一萬多美元。如果有孩子的家庭不超過當地家庭的40％，即使考慮到每個家庭有不止一個孩子，平均下來每個家庭也不到一個孩子。美國的中小學教育費用，平均一個孩子大致為一萬美元。如果某鎮平均一個家庭不到一個孩子，平均房價又在百萬美元以上，那麼一家的房地產稅就遠超過一家不到一個孩子的教育經費。相反，如果鎮裡平均房價僅20萬美元，其他因素不變，那麼一家支付的房地產稅僅為2000多美元，還怎麼去支付一個孩子一萬美元的教育費用？儘管學校還有其他財政來源，房價還是最大的決定性因素。所以，波士頓周圍地區幾個最好的學區，大多集中在房價最高的地區。
那麼，像我們這等買不起百萬豪宅的普通百姓怎麼辦？最佳的戰略是在富裕的小鎮裡買便宜房子。俗話說“皇帝還有幾門窮親戚”呢，如果你在百萬豪宅之間買下一棟寒酸的住宅，花了四十幾萬美元，你一年僅交不足5000美元的房地產稅，遠不足以支付一個孩子的教育費用。而如果你有兩個孩子，這不足5000美元的稅金就更微不足道了。你的孩子靠著周圍的百萬豪宅所支付的高額稅金享受一流的教育，實在是一本萬利。當然，有些富裕的鎮則採取了對付這種“搭便車”戰略的政策，制定了嚴格的區域規劃法，比如每棟房子佔用的地皮至少一英畝（將近一個足球場那麼大），這麼大的地，自然價錢高。如果地價30萬美元以上，房子的造價至少也要30萬美元，這樣房價最低也要60萬美元了。這無疑是鼓勵開發商造大房子，抑制廉價住房的發展，你如果太窮，這些富鎮很難擠進去。但是在現實生活中，波士頓郊區的幾個頂尖學區，除了極少的例外，三十幾萬美元的房子還是有一些的，甚至不時有二十幾萬美元的。如果三口之家肯擠在六七十平方米的公寓中，十幾萬美元的也有，實在不行還可以租房呢。考慮到大波士頓地區的中等家庭收入在2006年超過64000美元，這樣選學區，大致還是普通百姓力所能及的。
我們一開始就選擇了這樣的戰略。2004年搬到波士頓地區，女兒才5歲，開始上幼兒園，我們選擇了一個中上等學區。我們的想法是，在幼兒園和小學，孩子的快樂是首位的，家庭影響也比較大，學校差不多即可，所以我們不太挑剔。但是，中學以後競爭激烈，功課也難了，老師是否稱職對孩子的學業影響太大。另外，孩子長大成人會面臨毒品、性等等問題，環境好壞日益重要。於是，我們準備好積蓄，為“小升初”關頭的“擇校”作準備。我為此列出了十幾個首選的鎮，按照學區排名、房價水平等指標綜合打分，哪裡划算就去哪裡，最後在2009年趁著房市猛跌到一個富鎮“兜底”，搬進一棟相對便宜的房子，女兒由此進了麻省一個頂尖學區。我們翻閱鎮上的財政文件，發現她的班主任一年年薪達八萬美元，幾乎是一般中小學教師的一倍。用我們家庭的房地產稅肯定是雇不起這麼昂貴的教師的，這大概也說明我們的戰略對頭吧。女兒在新環境中讀小學五年級，有了一年的適應時間，今年“小升初”無論從心理上還是學業上都順利多了。
我無意把美國的制度理想化。事實上，當今美國教育的許多問題，都是上述描述的體制所帶來的。其中最大的問題就是貧富不公：窮人面臨房價門檻，很難擠進好的學區。但是，對於一般的中產階級來說，在這種制度中的選擇要多得多。你只要把每月支付的房貸和房地產稅看作是孩子學費的一部分，想想自己再不必支付任何擇校費、贊助費等等，心裡的負擔還是減輕了許多。另外，在這種制度下“擇校”如同“孟母三遷”，責任在家長那裡，孩子本身沒有特別的負擔。最重要的是，這種制度保存了一個基本的原則：教育的選擇權掌握在家長手裡，不在學校手裡。學校必須對本地區的孩子一視同仁地提供教育，沒有“招生”一說。在我看來，中國的義務教育改革的細節可以有許多討論的空間，但基本原則必須堅持，即學校無“招生”的權力，孩子有就近上學的權利。否則，“小升初”的惡性競爭永遠無法杜絕。
在美國怎樣準備“小升初”
在中國準備“小升初”，一個最關鍵的因素是考試，在美國則沒有考試的因素，但我並不是說面臨升學的孩子完全不用考試。比如，麻省和大多數州一樣，有州一級的統一考試以檢測教學效果，女兒從三年級就開始參加這種考試。但是，這是每年的例行公事，和升學無關，更不會因為升學增加若干考試項目。從我這個家長的視角觀察，美國的學校考慮得更多的是孩子如何適應升學所帶來的環境變化的問題，並為之進行精心的準備。
美國的大學乃至高中都有隆重的畢業典禮，大家穿袍戴帽，致辭歡呼，標記著人生的里程碑，“小升初”則沒有這些。學校讓家長們選擇孩子從小到大的幾幅經典照片，讓孩子寫下自己的興趣、志向，喜歡的課程、音樂、電影，以及美好回憶等等個人信息，然後編成紀念冊印發。畢業班的同學還聚集在大禮堂，通過幻燈片的方式一起分享這些照片。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讓每個孩子都感到自己到目前為止的生活是多麼“輝煌”、是多麼讓人珍視。建立起這種生活的信心，孩子對未來環境的變化才能更好地適應。
美國的“小升初”對許多孩子而言確實是個不小的變化。美國一般的學區總是高中少，初中多，小學最多。我們原來住的鎮四萬多人，在這方面非常典型：一個高中，一個初中，五個小學。這意味著小學多是從小一起長大的小朋友泡在一起，關係親密融洽。“小升初”時，幾個小學的孩子都集中在一個初中，學校的規模一夜之間翻了幾倍，相對於從小一起長大的朋友來，更多的是陌生人。另外，小學生受到的照顧比較多，不能獨立行動，受到成人全天候的監護。到了初中高年級則“自由”了。五年級的孩子在小學裡是“老大”，進入初中這一“大世界”中，一下子成為“老小”，心理壓力很大。小學的孩子大多喜歡“賣小”，以贏得家長和老師的注意。初中的孩子則要“充大”，以應對同伴的壓力。另外，欺負人的問題在中學開始大量出現，戀愛也漸漸開始，學業越來越動真格的了……總之，對於有些孩子來說，壓力是鋪天蓋地的。
我們在女兒“小升初”的前一年搬家“擇校”，到了一個不足6000人的小鎮定居。因為地方小，全鎮就一個小學、一個初中和高中組成的中學。也就是說，孩子“小升初”沒有那種和幾個小學的孩子會合到大中學的“震撼”，不過是過了條馬路，到對面更大的建築裡上學而已。從小學的一年級到高中的十二年級，一個年級穩定在100人左右，孩子們很容易彼此相識。即便如此，在五年級下半學期，學校還是為孩子進行了環境轉換的準備。這裡最重要的是組織學生到中學參觀，和中學的師生見面，並聽取對中學的課程、課外活動等各方面的介紹。女兒告訴我，她在那裡看到中學生樂隊的排練，自己躍躍欲試。而她們一隊吵吵嚷嚷的小學生還闖入一間正在進行西班牙語考試的教室，導致考試臨時中斷。經過這樣的“到此一遊”，特別是和中學的大孩子接觸以後，孩子們對新環境不再感到陌生，信心增強了許多。
不僅如此，女兒在畢業前還接到老師分派的任務：向前來參觀的幼兒園的孩子們介紹自己的小學。也就是說，在她自己進行環境轉換的過程中，要幫助更小的孩子們適應他們的環境轉換。這一下子增強了她的責任感，她覺得自己長大了，覺得自己面臨的轉換將帶來成長的喜悅。她的一位同班同學特別希望趕快升入中學。我問他為什麼，他說：“我對人們總把我當個兒童看待已經不耐煩了。”他渴望著到中學當“大人”。
女兒在美國“小升初”的正式經驗，大體就這麼多，和順次升級幾乎無異。學校強調的是把環境轉換給孩子帶來的心理焦慮降低到最低程度。在這平淡無奇的程序背後的教育哲學，和中國有著驚人的不同。中國的教育是以學校為中心，“小升初”要考試，要家長幕後運作，經過複雜的“擇校”，最後才能安頓下來。在這種環境下，孩子被督促作各種努力以達到大人的要求，然後等著被大人選擇，甚至會感到生活中有許多不可逾越的門檻，進而喪失對自己生活的把握，容易變得被動，產生無助感。美國的“小升初”則是完全以孩子為中心，大人無權安排孩子的命運。孩子們感到自己被關心、被鼓勵，看得清未來生活道路上的路標，於是比較有信心，生活和學習態度比較主動。女兒在這些過程中總是變得越來越喜歡學校。從這個角度看，中國“小升初”的擇校戰和考試，對孩子最大的心理傷害恐怕就是讓他們感到自己的生活要聽任他人安排。一旦有了這種感覺，孩子就可能喪失主動性和創造力，他們中的許多人恐怕在十幾年後甚至整個生命中，都無法走出“小升初”的陰影。
中美的孩子有什麼不同
女兒在美國土生土長，5歲基本就不會講中文了，她當然不是典型的美國孩子，但卻是地道的美國孩子。從她身上，多少能看出美國孩子與中國孩子的不同。其中最大的一個不同是，中國的孩子書本知識好，美國的孩子對自然瞭解得深。比如，女兒四年級畢業時，乘法口訣還背不下來，要讓她在中國考“小升初”，肯定大敗。但是，我們在家裡種樹，她會告訴我哪種樹要兩株一起種，以交互授粉，哪種樹可以單獨種，因為那種樹可以自身受粉。對動物、昆蟲，她也瞭如指掌。
在我看來，這是兩國不同的教育方式所造成的不同結果，這在“小升初”的關頭表現得異常充分。中國的孩子，“小升初”之前要緊張地準備考試；美國的孩子在“小升初”前則要有一番終生難忘的經歷，那就是“自然課堂”。
所謂的“自然課堂”，幾乎是美國小學生必有的經驗，雖然每個學區的安排會有所不同，女兒所在的學校早已形成了傳統。在小學畢業前，整個畢業班去外州野營一個星期，學習野外生活的經驗，這是女兒第一次離開父母。我們本來很擔心她是否受得了，甚至出發那天就給宿營地發了信，計算著她最後幾天該想家時讀到我們的信，心裡會好受些。一周很快就過去了，孩子回來後進門，我們問的第一句話是：“你想家嗎？”已經略通世事的女兒非常抱歉地笑笑：“並不真想。”她只是覺得時間太短，自己還沒有玩夠呢。我們看得出她已經精疲力竭，但是，她追著我們不停地講這一周的經歷，興奮得不能自已。
他們的野外生存訓練很逼真。哪怕是下著大雨，孩子們也都在森林裡探險。營地的教官指導他們如何在雨天利用白樺樹樹皮上的膠質鑽木取火，如何嘗試在沒有食物的情況下靠吃植物、昆蟲、動物生存。這就要求他們準確地辨認什麼植物有毒，什麼昆蟲或動物適宜食用。令我最為吃驚的是，他們抓了蚯蚓，然後砍成兩半，把其中的一半拿到自己生的野火中燒烤食用，另一半放生。據女兒說，蚯蚓有四顆心，如果被砍成四段，只要每段都有心，就都能存活下來。當然，她們還乘船去了海島上，學習海洋環境的各種知識……
我認真閱讀了畢業班的紀念冊。在孩子的個人信息中，有一項是“什麼是你小學最難忘的經歷”，幾乎所有的孩子都說是“自然課堂”。畢業前，整個畢業班還集中在大禮堂看“自然課堂”的幻燈片，一起回憶這段神奇的經歷。結果孩子們整場興奮地歡呼、尖叫，讓在座的家長深受感染。一些早就畢業的大孩子，包括已經上了高中的，一談起“自然課堂”就頓時滿眼夢幻。一位高中女孩告訴我們，她那年去野外活動一天後，晚上最後的節目是“唱倒”：孩子們一起對著月亮唱歌，直到唱得精疲力竭，倒下睡著……我對朋友開玩笑說：美國雖然比中國現代化得多，但是美國的孩子保存著更多的山頂洞人的生存技能。當然，知道了這種教育過程，你也更能瞭解美國的環境運動、動物保護運動的社會根基在哪裡。人家孩子的成長就是不一樣。
面臨著互聯網、iPhone時代的種種挑戰，小學生不好好在教室裡做題、打好現代科學技術的基礎，反而跑到野外學習原始人的技能，這樣的教育是否有些“文不對題”呢？其實，人類迄今為止的所有進步，都可以歸結到人類和自然的關係這一根本問題上。如果把人本身也當作自然的一個有機部分，那麼所有科學技術，說到底就是如何利用、駕馭自然。書本上的知識是別人嚼剩下的饃，是把別人發現的自然規律傳授給你，你並沒有讀自然的“原典”。“自然課堂”則是讓孩子自己去面對自然的“原典”，以激發他們原創性的解讀。達爾文曾提出過一個假說：同樣的動物，野生的比家養的要聰明。因為野生的環境太複雜，不停地刺激動物作出應對，使之更有主動性。家養動物則在人類安排的環境中生活，沒有這些挑戰，難以激發其智力發展，生性漸漸被動。20世紀的心理學、腦神經學的研究，基本上證明了達爾文的這一假說。比如，實驗室裡的小鼠，即使在強化刺激的環境中生活，其籠子裡充滿了各種智能玩具，也還是不如野鼠聰明。這一點，甚至從對兩者的大腦解剖比較中得到了證實。學校教育不管再怎麼複雜，也更類似於充滿了強化刺激玩具的小鼠籠。不管設計如何精巧，也趕不上野生環境所提供的刺激。
小女四年級背不下乘法口訣，國內的朋友大驚失色，質問我們當家長的都幹什麼了。可是，她五年級時花了兩天，很容易就背會了。國內同齡孩子早已成了做習題的機器，但卻沒有經歷過“自然課堂”中的冒險。這種經歷所激發的好奇心、探索精神和主動性，會跟著小女一生，倘若失去了這些，日後則很難補償。
越考越傻的心理學基礎
雖然中國的《義務教育法》有明確規定，義務教育階段適齡兒童免試就近入學，不得通過考試或測試選拔錄取學生，但“小升初”的考試仍然屢禁不止，或有變通的“推優入學”制度，造成教育的不公平。2009年，一項在2000餘名家長中開展的網絡調查顯示，超過八成的家長贊成恢復“小升初”統一考試。許多家長從孩子一入小學就開始為“小升初”作準備，哪怕是反對應試教育的家長，也頂不住這種升學壓力。
應試教育摧毀了孩子們的童年，使孩子從小產生厭學心理，這已經是被我們的社會普遍承認的事實。但是，仍然有些人認為，這樣的嚴格訓練有助於孩子們從小練好基本功，在未來的競爭中先人一步。真是如此嗎？實際上，最近幾十年國外一系列教育學的研究和心理學實驗證明，以考試為中心的學習方法會讓人越學越笨。
美國心理學家Richard Ryan和Wendy Grolnick曾經對小學生做過一項實驗。孩子們被隨意分成兩組，閱讀適合他們年齡的兩篇短文。一組孩子被告知，讀完後將有針對性地測驗、打分；另一組孩子則沒有這種負擔，可以隨興閱讀。專家們事後對這兩組孩子的理解能力和學習過程進行檢測，結果發現：隨興閱讀的孩子比起為了考試而閱讀的孩子來，對文中基本概念的理解要深入得多。同時，為考試而閱讀的孩子更依賴於死記硬背的方法。一周後再進行考察，發現兩組孩子對所閱讀的文章都忘記了許多，這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是，為考試而閱讀的孩子忘掉的東西比起隨意閱讀的一組孩子來要多得多。
另外兩位心理學家Edward L. Deci和Carl Benware對大學生進行了類似的研究和測試。兩組大學生被要求花三個小時的時間攻讀相當複雜的神經心理學文獻，主要內容是關於大腦的功能。一組學生被告知他們將接受測驗並被打分，另一組學生則被告知他們將有機會用從閱讀中掌握的知識來教育其他人。事後心理學家對兩組學生進行了測試：沒有被告知有考試的一組自然有些措手不及。但是結果顯示，他們對基本概念的掌握遠遠優於為了考試而閱讀的學生。
Edward L. Deci在1969年還進行了一次略為抽像的心理實驗。他把隨意選出的大學生分成兩組，玩一種叫Soma的積木遊戲。這種積木玩具可以拼組成不同的形狀，玩到複雜時可以非常具有挑戰性。Edward L. Deci自己剛開始玩這些玩具時就有些欲罷不能的感覺。在他的實驗中，兩組學生要花半個小時左右的時間按照規程玩這種玩具。第一組被告知，他們每按紙上的圖案拼組成一個形狀，就能掙一美元。按照1969年的物價，一美元對學生來說是一筆不小的錢，是相當可觀的物質刺激。另一組學生則沒有任何獎勵，假設玩本身就是他們的動機。半個小時一到，主持實驗的人告訴大家：“請等一下，我出去幾分鐘印出有關問卷，請各位填寫。”但他出去後並未印製問卷，而是通過秘密觀察孔監測屋裡的動靜。在兩組學生一側的桌子上，放滿各種雜誌，足以吸引他們的興趣，他們等候的時候沒事，也可以自由選擇各種活動。結果發現，拼組一件能掙一美元的學生，基本就不接著玩了。而那些沒有掙到錢的學生，許多反而是欲罷不能，用這些積木堆造出許多意想不到的形狀。
Edward L. Deci把這些實驗結果歸結到一個問題：是什麼有效地驅動人們的行為？是內在動機，還是外在控制？20世紀上半期美國的心理學大致被斯金納所代表的“行為主義”所主宰。其核心理論是：人的行為是被環境的“強化效應”所塑造的。其意思是：你的某種行為一旦受到環境的懲罰，你就本能地迴避這種行為，懲罰機制“強化”了你躲避這種行為的傾向。相反，你的某種行為一旦受到環境的獎勵，你就會重複這種行為，獎勵“強化”了你繼續這種行為的傾向。通過考試、升學等各種獎勵機制激發學生努力學習，也建立在這一理論的基礎上。於是學校不僅要有優良中差或百分制的分數，還要有排名，大家每天似乎都在進行奧林匹克式的競爭，並以競爭的結果獲得獎賞。
戰後美國心理學的主流則推翻了這種“行為主義”的統治，“積極心理學”由此崛起，並深刻地影響到了教育領域。“積極心理學”強調人的主動性、自發性，把人理解為積極的動物。從這樣的立場看，“行為主義”的環境強化論著眼於外在控制，避而不談內在動機，或把內在動機化約為對外在控制的反應。上述這些心理學實驗證明，人的動機一旦被簡化為對外在控制的反應，人就變成了一個被動的動物，即使自己希望努力達到外在的要求，也往往力不從心。而從外在控制中獲得充分自由的人，則有更多的自主性，更可能被內在動機所驅動，結果在學習和創造過程中達到一種高度警覺、好奇、興奮乃至狂喜般的昇華境界。芝加哥心理學家Mihaly Csikszentmihalyi認為這種狀態是創造力的峰巔，稱之為“流”（flow）。
孩子的天性本來就具有高度的創造性，就像玩積木，他們可以不停地玩下去，乃至不去吃飯，不肯按時睡覺。這種“貪玩”屬於主動的行為，是人類創造性的基礎，為了創造，人會瘋狂地學習，但是，以考試和升學為核心的教育系統則徹底摧毀了這種主動性。孩子必須按照大人的意志來生活，必須贏得大人的獎勵，於是漸漸喪失了生活和精神的自主性，喪失了創造力，甚至產生厭學情緒，導致學習成績下降。
如上所述，我在美國長大的女兒沒有“小升初”的壓力，到10歲時居然連乘法口訣也不會背。此時我們並不著急，只是告訴她：現在是記住乘法口訣的時候了，否則一些數字遊戲都無從下手。我還拿出一組以乘法口訣為基礎的數字遊戲玩給她看。我們搬家後，她進了頂尖的公立學校，因為數學不行，開始時還需要特別幫助。但是，僅一個學期不到，她就成了班上頂尖的學生，對數學越來越有興趣。如今她滿11歲了，兩個多月的暑假本準備徹底“放羊”，反正她沒事就在計算機前寫小說，但看到她對數學已經發生了興趣，就讓她上了一周兩次的俄羅斯數學班。第一天開課，我們事先連學費也沒有付，準備隨時撤退，省去退錢的麻煩。第一堂課完了以後，她媽媽趕緊問：“你喜歡嗎？想上這個班嗎？”女兒興奮地直說喜歡，這樣我們才付了學費。過去，我們早晨醒來下樓，總看到女兒在那裡寫小說，現在一覺醒來，則經常發現她在演算數學題。她現在的程度肯定和國內“小升初”、“奧數班”中的孩子相距甚遠。那天猛然問她乘法口訣，本來已經記住的她，居然連七七四十九都給忘了，但是，人生長著呢，只要她有這種內在的動力，早晚會追上來，而且我相信她會學得更好。
看看主宰我們時代的發明創造：從互聯網到iPhone，哪個是書本上教出來的？創新社會是建立在人們的主動性、“創造流”的基礎上的，而這些又都是應試教育所扼殺的東西。當孩子從早晨一睜眼就要準備考試、滿足大人的要求時，他的內心世界就會變得越來越枯萎，漸漸喪失原創能力。難道我們整個社會、整個文明都要為之付出代價嗎？
讓美國的小學生回答“錢學森之問”
錢學森的遺言，或者說“錢學森問題”，一度成為媒體的熱點話題。據報道，2005年7月29日，錢學森見到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時說：“中國老是‘冒’不出傑出人才，這是很大的問題。”此後的四年，他又三次見到總理，每一次都要說起這個話題。2009年8月6日，錢學森在與總理的最後一次見面中，他再次提到：“培養傑出人才，不僅是教育遵循的基本原則，也是國家長遠發展的根本。”
錢學森去世後，有11名教授就“錢學森之問”發表公開信。如此隆重的舉動，想必一定是有些卓越的見解了，但仔細一讀，是如下的文字：
……
“從1904年癸卯學制頒布、1905年廢除科舉至今，中國現代教育的發展已逾百年。從1977年重新恢復全國統一高考制度至今，中國當代教育的改革已經有三十餘年。應當說，經過三十餘年來的發展和改革，我國的教育事業取得了巨大成就，為現代化建設提供了強勁的動力。但是，不能迴避的是，今天的中國教育同樣存在著許許多多讓人痛心疾首的問題，有些問題甚至是深層次的。例如，應試教育、學術腐敗、論文抄襲等等，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問題正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難以突破的瓶頸。
“前不久，溫家寶總理在一次講話中說：‘當前，我國教育改革和發展正處在關鍵時期。’‘應該清醒地看到，我們的教育還不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不適應國家對人才培養的要求。’溫總理的感歎，源於對中國教育深層次問題的憂慮。缺乏人才長遠規劃的短視行為，以及由此產生的扭曲的考核評價和選拔機制，怎能催生‘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怎能讓創新之花盛開、創新之樹常綠？
“中國要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要實現文明、民主、富強的現代化目標，絕對離不開先進的、現代化的教育，絕對離不開一批又一批傑出的、真正的知識分子。是時候直面‘錢學森之問’了，中國需要建立新的教育哲學和教育理想，需要形成新的教育發展戰略和目標模式，需要推進以體制改革為中心的教育改革。
“眼下，袁貴仁部長剛剛走馬上任，《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正在制訂，這時候，我們需要一起來面對這個問題：‘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我們一起來深思、來解題。
“我們堅信，不久的將來，我們一定能解開這道題，一定能找到一條光明的路，中國的傑出人才也會由此不斷湧現。這一天的早日到來，便是對錢老最好的緬懷。”
有網友讀罷歸納說：“看了這11位教授的公開信，全文960字，內容為：（一）回顧‘錢學森之問’；（二）教育界成就巨大，也存在一些問題；（三）總理關注；（四）應該直面，並且‘我們’有信心在不遠的將來一定能解題。全信通篇近千字，除了新聞媒體報道的、大家已知的內容以外，屬於11位教授的東西，就只剩下表態了：（1）‘只有直面這個疑問，才能為目前中國教育存在之種種問題尋求真正的解決之道。’（2）‘我們堅信，不久的將來，我們一定能解開這道題。’”
實際上，這1位教授至少是從反面很好地回答了“錢學森之問”。“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因為從中小學到大學，中國的教育中這樣的人物並不少見：他們不管面對什麼挑戰，所能做的就是背誦一段歷史教科書，引用領導人的幾句講話，然後表示一下自己的決心。我們從小就是這樣長大的，這種政治學習般的教育模式，怎麼可能培養出傑出人才？
按理說，這麼大的國家，這麼深重的教育問題，非要等到一位早已退休、久臥病榻的95歲老人發問才來正視，這已經夠有諷刺意味了。不過，這並不是說“錢學森之問”沒有意義。他年輕時代在加州理工學院學習工作十幾年，奠定了他一生成就的基礎。他所問的中國教育的問題，實際上也是以美國教育為參照的，許多在美國學習工作多年的中國人也在問同一個問題。不久前我碰上一位曾在常青籐讀基礎科學博士的朋友，發現十幾年不見的他已經在做生意了。他對我坦言：“我的博士讀到最後就差一個論文，結果還是放棄了，實在沒有動力呀。我們這些中國學生來這裡，頭兩年上課考試，大致都比美國同學還好，但通過資格考試後一做起研究來就不一樣了。人家是在追蹤自己終生關懷的問題，是在津津有味地玩自己最喜歡的遊戲，簡直到了忘我之境。我們呢，連為什麼做這個題目都不知道，總覺得研究的東西和自己不相關。長期這樣下去，一切都變得索然無味，能堅持下來的很少。我們是在不同的教育制度下培養出來的，差別太大了！”
另一位同是名校出身的工程博士也告訴我：“看看身邊的中國同學，奧數金獎銀獎、少年班的一大堆。但這些人成功率非常低，真能達到‘傑出’程度的幾乎聞所未聞。為什麼？大家從小都是做題做出來的，這和文科的死記硬背幾乎沒有什麼不同。”
既然大家都知道中美教育的不同，那麼究竟有哪些不同？因為沒有對美國教育從小的親身經驗，大家對這個所謂的“錢學森之問”實際上還是難以回答的。所幸的是，我們這代旅美中國人的孩子大多在美國的中小學裡讀書，要正面回答“錢學森之問”，他們也許要比那11位教授更能勝任。
記得女兒小學五年級時，學校的科學課組織了一次外出考察，需要父母當志願者，於是她媽媽和她一起去了。兩人回來講述了這難忘的一天，女兒也馬上完成了作業，我檢查了她的作業，才知道她是怎麼學習科學的。
她們這次外出考察的是當地的納什瓦河（Nashua River）。考察之前，老師對全班講了這條河的故事：此河在本地區的河段正處於分水嶺位置，分水嶺的水質對下游支流有決定性的影響。納什瓦河開始是被印第安部落佔據，那時河水清澈，可以健康飲用。後來歐洲殖民者從印第安人手中奪得這塊土地，他們很快學會了造紙，沿河建了許多造紙廠，把廢料傾倒到河中，不僅使河流變色，而且河水濃到停止流動的程度，以至於任何生物都無法生長。20世紀60年代，當地有位叫Marion Stoddart的環保主義者夢見印第安部落的酋長哭泣，因為這條河已經死了。於是她發起了抗議運動，最終聯合工會和企業領袖展開了對該河的治理，建立了八個污染處理廠和寬大的沿河自然保護帶。結果，河水才開始清澈起來。老師讓學生們自己去研究一下，這條河如今是否在環境上安全。
孩子們在老師的指導下很快設計了對河流的測試方案。大家帶著各種捕撈的網具和瓶子到河中盪舟，隨時捕撈各種生物，從魚、烏龜、各種昆蟲到蚊子的卵無所不有，撈到的東西要放到瓶子裡分類統計。最後得出了結果：在所撈到的生物體中，有27種是對污染極度敏感的，有253種是對污染有一定容忍力的，有18種是對污染有容忍力的，有一種對污染的容忍力不明。最後全班經過討論得出結論：這條河流基本上健康安全。
我讓女兒解釋一下她如何能推出這樣的結論，她振振有詞地說：“只有那些對污染有容忍力的生物體才能在污染嚴重的河流中存活。這條河流的污染程度一度讓這種生物也無法生存。可是，我們如今發現有27種對污染非常敏感的生物，這種生物按說稍有污染就會消失的。從我們一天撈獲的數量統計上看，它們比對污染有容忍力的生物種類還多，它們是非常好的Bio-indicator（生物指示物），證明這條河流大致是健康安全的。”
需要指出的是，女兒的科學課並非沒有書本上的抽像概念。我拿她最近某天的作業一看，一大堆詞語逼著我一個一個地查字典，比如aquatic invertebrate（水生無脊椎動物）、eutrophication（水體加富過程）、photosynthesis（光合作用）、aquifer（地下蓄水層）、dissolved oxygen（溶解氧）等等。不過，這些概念大多要通過孩子自己的研究活動來學習，孩子們要能用圖像和文字進行解釋。這群10歲左右的孩子不是在那裡背書，而是像一群小科學家一樣在那裡進行實驗、研究，掌握科學的邏輯和程序。
盧梭曾指出，孩子是自然之子，讓他們自發、自動地從環境中學習，比傳統的書本教育要有效率得多。後來瑞士著名兒童心理學家皮亞傑曾說過一句名言：“每次你告訴孩子一條知識，都是阻礙了一次他對世界的發現。”教育要啟動的是學生內心的動力，傳授的知識不過是這一動力運轉時的燃料。這樣培養出來的人，就如同我那位在常青籐讀過基礎科學的博士朋友所觀察到的那樣，做起研究來是為了自己，有著內在的動力。
美國的“小升初”對孩子提出了什麼挑戰
美國的“小升初”沒有考試，孩子們經過“自然課堂”的野外訓練和一系列慶祝活動，大都高高興興地從小學畢業去過暑假了。但是，到了暑假快要結束的時候，一些競爭性強的孩子就開始思索進入中學後的新挑戰。
8月的一天，全家還處於度假狀態，女兒就開始和我們討論她的中學生涯。她雖然還沒有開始中學的學業，但在小學畢業前就已經到中學參觀，初步見識了中學是多麼不一樣的世界，只是當時沉浸在畢業的興奮中，對這些事情並沒有向父母提起。現在離上中學越來越近，她的小腦子裡就漸漸有了些規劃要和我們講了。
對她來說，中學最大的挑戰就是學生自治，自治是美國社會最基本的組織原則，孩子一進中學，這些原則就全方位地實行。首先，每個班有兩名“班幹部”，這種“班幹部”和中國學校裡的班幹部大相逕庭，全要由同學選舉產生，而非老師任命，並作為全校學生委員會的成員。學生委員會每週五開會，委員會的主席必須出席，會上要討論學生關心的各種重大問題，對學校提出相應的建議。同時，一些重大事務，比如外出實習參觀、募捐等活動，往往由學生委員會和校方舉行聯席會議投票決定。這兩個班幹部自然擁有投票權。到了高中，事情就更複雜。學生委員會有四大領袖：主席、副主席、秘書和財長。其中主席要競選產生，並任命副主席和秘書，財長則要單獨競選產生。另外，學校有學生的報紙，大家可以競爭去報社當編輯，得票最高的會當主編。同時還有種種寫作小組，給校報投稿，各種俱樂部，如戲劇協會、數學代表隊、經濟學俱樂部（今年正好全州進行比賽，辯論美聯儲是否應該提高利率的問題）乃至志願者、棋類俱樂部和運動隊等等，讓人眼花繚亂，她必須作出自己的選擇。
女兒最大的想法就是自己是否要“競選公職”。據“過來人”和她講，哪怕是競選個班幹部，競爭激烈時也會變得非常複雜，你不僅要爭取同學的支持，還要贏得他們的家長認同，因為家長會影響孩子的投票行為，同學和家長的要求是不同的。女兒小學剛剛轉來時，曾受到全班女生的排斥。一來她是“外來人”，二來大概是因為功課好，迅速成為“老師的寵兒”，讓許多孩子忌妒。在這種情況下，她必須一個一個地做工作、交朋友，把有敵意者變成中立者，把中立者變成朋友。到了學期結束，她發現自己雖然還不是人氣很旺的孩子，但是上課做項目時，大家還是會選她為項目小組的領袖。原因大概是她能把項目組織好，大家跟著拿高分。事實上，在學習小組裡，不喜歡她的孩子確實也心甘情願地聽她指揮。一句話，她有能力為大家提供服務並獲得擁戴，哪怕有些人並不喜歡她。家長則另有考慮，那些“過來人”說，為了贏得家長的認同，你最好能展示自己的募捐能力，比如許諾“我們通過募捐，可以在外出參觀考察時在費用上給家長們提供20％的折扣”。要知道，美國義務教育雖然免費，但額外的活動，如外出旅行參觀、比賽等等，要麼通過募捐、要麼家長買單。花錢的地方很多，家長對費用非常精打細算。我聽了這些大喜過望，趕緊提醒女兒：“為了你們的‘自然課堂’，媽媽曾發起了募捐音樂會，一下子募集了900美元左右。你在音樂會上演奏了自己創造的曲子，可謂一舉成名，已經有家長說以後你出光盤他們會買的了。你現在是個小名人，人家肯定相信你的募捐能力。”女兒一聽也信心大增，真考慮要試一試了。
在美國，整個政治制度的基礎就是選舉。競選公職是事業成功的一個基本技巧。即使你日後不準備從政，競選過程也能錘煉你的人際溝通能力、動員說服能力、組織能力、前瞻性等等。這些都是領袖才能的基本因素，無法從書本上學，也不可能在需要時臨時抱佛腳地掌握。所以，一上中學，美國的學校在這方面就給孩子們提供了充分的發展機會，而孩子在這方面的表現，日後申請大學時可能會比分數還重要。
還必須指出的是，女兒從小學到中學，並非一下子就跳入競選、自治的世界。以我的觀察，女兒在幼兒園時就從用布娃娃玩過家家的遊戲中演示選舉過程，一二年級時利用課間休息和小夥伴已經組織過不知多少個俱樂部。小學五年級轉到新學校，她和另外一個朋友創辦了“狼協會”，發展出一套相當完整的組織結構，比如兩個主席（她是其中之一），四位核心成員（算是議會了），財長，每個核心成員還有一名“影子”（大致相當於秘書），乃至一系列投票、否決的程序。這個小俱樂部經歷了內鬥和散伙危機，最終完好保存下來。一次，一位本來最想退出的成員在遊樂場受了小傷，根據俱樂部的章程和精神，全體成員一起護送她到校醫辦公室治療，這使她備感溫暖，以後對俱樂部就有了忠誠。這一切，都為女兒進入中學的自治時代作好了準備。
作為家長，我自然積極參與女兒的成長。在這一過程中，我不時地問她這樣的問題：“領袖意味著什麼？是權力，還是服務？”攫取權力是人類的天性，這在小學生中就體現得很清楚。但是女兒從孩子之間的各種衝突、合作中看到，那些總想著權力的人，最終往往被小夥伴們拋棄。權力的基礎，還是你給大家提供的服務，讓人們覺得跟從你符合他們的利益。所以，雖然人氣在孩子們中非常重要，但是，大家真選擇自己的領袖，還是不會看誰有最酷的造型，有人氣的孩子未必能拿到公職。另外，充當領袖必須有主動性和創造性，能夠不停地產生思想來感召自己的同伴，這也是孩子們日後成功的關鍵因素。相比之下，中國的學校很少有這方面的訓練。孩子們做題、考試可以非常出色，功課學得很好，但是，他們往往不知道自己的所學能派什麼用場。最近波士頓郊區有個為中國小留學生辦的高中，美國老師在課上提問，學生們大眼瞪小眼，搞不清楚他們是否被允許說話。下一代的公民如果喪失了主動性，就會養成一切聽大人指令的習慣，社會也就無創意可言了。
等孩子“小升初”時買房
以上大致講的是“小升初”前後的學校教育。其實，從年齡的角度來看，“小升初”是孩子成熟的一個關鍵期，孩子從兒童變成了少年，對社會的理解力也增強了許多，這時父母的家教也變得非常重要。兒童時期是培養孩子習性的“機會窗”，少年時期則是培養孩子世界觀的“機會窗”。也正因為孩子此時有非常強的社會理解力，他們會觀察家長的行為，不僅僅是聽大人的說教。所以，此時大人的生活和孩子的生活融為一體，你不要想當然地認為，你做某某事與孩子無關。其實這種想法是錯誤的，即使表面上看起來和孩子無關，但孩子在無形之中也會跟著學。
正是出於這種考慮，我們在規劃自己的生活時，會時刻從孩子教育的角度來思考。前面已經說過，我們在女兒“小升初”的頭一年開始“擇校”。其實，“擇校”就是搬家，我們也藉機兜底買房。買房是平生第一次經驗，居住環境煥然一新。不過，我們在這一過程中，能清楚地意識到這一巨變對孩子意味著什麼。
講到這裡，不妨插些題外話。記得某年廣東省政協委員、佛山市市委書記林元和在兩會分組討論會上說，自己前段時間前往上海，聽了周立波的海派清口，其中有一段非常贊成，那就是：40歲以前的人租房，40歲以後的人買房。據說，此話在網上還引起了公憤。
我一向不喜歡為政府官員捧場，不過，這次想破個例。因為我自己是48歲那年買的房子，而且覺得這種經驗對孩子很有好處，值得和年輕的父母分享一下。
年輕人結婚要買房，生孩子要買房，這些要求都合情合理。不過，如果經濟條件不夠，租房能解決大部分問題，為什麼不選擇租房子住呢？
關於房子的苦，我是吃了不少。當年北大畢業，本來說好的單位去不了，臨時被塞到北京日報社，原因在於那是北京市屬單位，一定要北京人去，這樣單位可以指望你寄住在父母家，不必給你分房子。在那裡工作三年，房子的事情自然是想也不敢想。後來調到中國社會科學院，27歲那年結婚，向單位要筒子樓裡的一間也是門兒也沒有。後來借父母的光，和兄嫂一家三口共用兩臥的一套小房，有時還要住他們家的一位保姆，總面積大致60平方米。現在回想一下，這段生活並沒有給我留下多少苦不堪言的回憶。只記得當時年幼的小侄一天到晚要找我們玩，我們把門關上以求專心讀書，他則會背著身子用還穿著尿布的小屁股把門頂開，我至今想來還頗有些當叔叔的幸福感。
後來留美，當窮學生時我尋找租金最便宜的房子是有名的。最後我們夫婦兩人住進頂層的閣樓，那裡天氣熱的時候，連朋友送的蠟燭居然都能夠融化。妻子去日本進修一年，聖誕節回來看我，我驕傲地告訴她，在她回來前，我竟然從來沒有用過暖氣。要知道，我所在的紐黑文的緯度相當於中國的東北。不過，頂樓能夠借一點樓下鄰居的熱氣，我再把羽絨服穿上，大致能撐到年底，省下不少暖氣費。在這小房子裡，我們一住就是10年（我從34歲到44歲的時段），這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時刻。
說幸福，主要是有能一心讀書的快樂，更重要的是，小女就是這期間出生的，不過，三個人住在小閣樓，越來越顯擁擠了。好在女兒5歲那年，我找到工作，全家搬到波士頓。我依然保有著能找便宜房的幸運，居然在郊區租到一棟有上百平方米、上下兩層的連體式房屋。有了工資，足以支付比以前高出一倍的房租。我至今記得女兒剛剛進那房子後興奮的呼聲：“好夢成真！好夢成真！”
但是，夢總是個夢，我們馬上就要面對現實，這是我們這個鎮最窮的角落之一，正守在馬路口上，早晨醒來就覺得卡車從自己的枕邊碾過。女兒從幼兒園上到了四年級，漸漸也接觸了些世態炎涼。她曾請過不少小朋友來家裡玩。許多人來了一趟後再也不要來了，甚至在學校也和她疏遠。到我們快搬走時，經過她一位同學的家長提醒，才意識到鄰居中有位性犯罪者。我們趕緊告訴已經9歲的小女，沒有爸爸、媽媽領著，家門一步也不准出。而她的“好夢成真”也不再提了。
這次搬家，買的房子屬於中等價格，但因為是在遠郊兜底買的，那房子還是相當可觀，居住面積比原來大了一倍不說，還有很大的院子，後院是小森林。一次有位朋友來訪，居然在家門口停下來給我們打電話，因為她有點不相信這是我們的房子。小女的反應自然不在話下，她這年正好10歲，覺得一切都像夢一樣。
搬到自己的房子裡後，我們慢慢發現小女身上有些變化。比如，過去租房的地方學校差得多，她在班裡不過中上等。我們夫婦不著急，信守著讓孩子自己培養自己的原則，覺得既然她各方面發育非常健康，早晚會覺醒的。搬家後，她進了本州頂尖的公立學校之一，半學期的時間居然成了班上的頂尖學生。我們對她一直很有信心，但這樣快的變化未免太戲劇化了，後來和她反覆交談才發現，這裡的一大原因是房子。
租房子住貧居，對教育孩子特別有幫助。小女6歲前，一直是小朋友中唯一家裡沒有車的。9歲前，也是班裡看上去最窮的（主要是沒有自己的房子）。我們利用這些境遇一直在對她講，父母窮，一個原因是太喜歡讀書。讀書帶來的快樂比花錢的快樂大，看你圖什麼了。比如，媽媽不出去工作掙錢，能有更多的時間和你在一起。你願意有很多錢但一天到晚見不到媽媽嗎？另外，你們班一個富學生，家長居然花不起錢讓她上你上的鋼琴課。看來，大家花錢的地方不一樣。我們顯得很窮，但你是否願意學到更多的東西？小女在這種教育下，一直安貧樂道，並且非常有信心。一次，我們在網上搜房時看到一棟幾百萬美元的豪宅，她喜不自禁：“這家自己院裡還有個湖呀！”我漫不經心地說：“長大以後你想買這種房子很容易，你完全有能力掙到這麼多錢。問題是，那時你也許會想一想：是用自己的生命掙這些錢呢，還是幹別的事情更有意思？”
當然，我們也不會走極端，而是一直告訴女兒，讀書好了，即使不追求錢，也不可能太窮，只要努力，一切都會好起來的。她從5歲到10歲，我們兩次更換居所，第一次讓她“好夢成真”，第二次讓她難以置信。這樣的改善都非常戲劇化，讓她終生難忘。到了10歲，她終於看明白了，父母勤勤懇懇地讀書，最終會有什麼結果。所以她向媽媽承認，有了自己的房子後，她突然覺得有好好努力的責任了，她希望長大後有力量爭取一種自己喜歡的生活。
生活的物質面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生活中主要的幸福並不是在物質中。年輕夫婦如果一結婚就買了房子，讓孩子出生在非常舒適的地方，那麼孩子就會錯過人生中的大戲劇，而這些戲劇對孩子一生都有重大的教育意義。還是前面說的那句話：孩子大了，家長對孩子不能總是說教。孩子很聰明，自己會在生活中觀察。40歲以後買房時，孩子大概是10歲，正是懂事的時候。這時候父母通過買房把自己津津樂道的生活哲學證明給孩子看，孩子才會終生信服。這樣，買房花的錢就比支付昂貴的私立學校的學費更有教育上的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