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相信“玩物喪志”，
我則相信“玩物不喪志”，甚至“玩物長志”。
我們鼓勵女兒玩，也和她一起玩。
孩子往往能從玩兒中自發地生出志向，
學業上你自然可以少操些心。
“起跑線”之爭：未滿6歲該不該讀小學
不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是當今中國父母的教育信條。當然還不僅如此，許多父母，其實是千方百計地幫助孩子“搶跑”。
幾年前，教育部為義務教育的年齡限制“鬆綁”，准許未滿6歲的孩子到小學就讀的消息被廣為報道，但一天後教育部就出來闢謠，稱仍將嚴格執行孩子滿6歲才能入小學的政策，雖然個別情況可以個別處理。這一波三折的新聞，體現了這一“小”問題的複雜性，更透露了這個“小”問題背後中國公眾在教育問題上的“大”心理。
孩子未滿6歲是否該讀小學？這要看你聽誰說了。不少在九十月份出生的孩子家長認為，孩子就差一兩個月甚至幾天的時間就到6歲了，很期待他們和同齡的孩子一起上小學。然而因為入學年齡的門檻，他們不得不重新回幼兒園復讀，不僅耽誤孩子上學的時間，而且容易挫傷孩子的積極性。北京西城區一所小學的校長則認為，幼兒園以養為主，小學以教學為主，孩子上學太早，可能會“揠苗助長”，影響其身心健康的發展。年齡不夠，還是待在幼兒園更好。網上的意見則是一面倒了。新浪網的調查顯示，大約75％以上的人對“孩子因不夠年齡回幼兒園復讀，耽誤上學時間，挫傷積極性”的說法表示贊同，只有不到20％的人贊同“揠苗助長”之說。可見，中國人的主流觀念還是覺得早上學為好。甚至還有為了讓孩子將來在9月1日前滿6歲早上學而提前生產的極端故事。
這不禁讓我想起最近在美國大為走紅的暢銷書《異類》，此書已經有了中譯本，讀者可以參考。書中一開始就考察加拿大的職業冰球運動員，發現其出生年月都集中在年初的幾個月，作者還考察了歐洲一些職業足球俱樂部，也發現了同樣的現象，為什麼呢？因為這些國家的學校體系以年底劃線，1月1日出生的孩子，被算成是比頭一天（即上一年的12月31日）出生的孩子要小1歲，只能到低一年級的班裡去。
這一天差1歲或一個年級的區別對誰有利？《異類》的結論是：對晚生的有利。一月出生的孩子，比同年12月31日出生的孩子幾乎大1歲，卻在同一年級。這1歲之差對二十幾歲的人當然無足輕重，但對七八歲的孩子則非常重要。一年的時間，孩子在體能和智力上都成熟了很多，表現也會好得多。這樣，運動隊挑人時，那些年初出生的孩子仗著將近一年的年齡優勢捷足先登，他們不僅信心足，而且更受教練器重，也有更多的表現機會。結果是，這些人越來越優異，最終成了職業運動員。因為大一天而早一年上學的，則在起步階段就被淘汰，喪失了表現的機會，不僅沒能“搶跑”，反而真正“輸在起跑線上”。
體育是如此，一般功課也不例外。究竟是17歲還是18歲上大學無關緊要，但是，上哈佛還是上個兩年制的社區學院則有天壤之別。美國的家長們早知道這裡的門道，所以千方百計拖延孩子的入學時間，讓孩子從小在班上出人頭地、建立信心，指望這勢頭在申請大學時帶來優勢。中國家長則事事怕自己的孩子落後，覺得一旦和晚一年出生的孩子一起上學，自己孩子的積極性就會被挫傷，上學時間也被耽誤了。
其實，刻意讓孩子早上學或晚上學，都是對教育競爭的過度反應。孩子們不可能在同一天出生，不管怎麼安排，都沒有絕對公平的事情，處心積慮地“搶跑”，往往是聰明反被聰明誤。美國的家長注重孩子的信心，希望自己的孩子年齡大些，能佔其他小一點孩子的便宜。他們口口聲聲不要把孩子比來比去，其實自己早就開始偷偷地比起來了，只不過希望比的結果對自己的孩子更有利而已。記得在耶魯讀書時，在校報上看到一輪教學問題的討論，有些本科生抱怨教授繞開常規的研究生助教，錄用另一些低年級本科生當助教。這些本科生助教看面孔明顯比自己小，在那裡給自己答疑、講解課堂內容，讓高年級的“老大”情何以堪，結果鬧得許多學生乾脆迴避去問助教問題了。僱用本科生的那位教授馬上投書回擊：“孩子們，你們上了大學，該是長大的時候了。在成人世界，你經常發現你的老闆、比你懂得多的老師，是比你歲數小的人，他們領導你是天經地義的。別以為你還生活在媽媽的庇護之下！”這位教授指出了一個被大多數人忽視的問題：家長對孩子的過度保護，特別是人為地創造“有利”環境、讓孩子靠著年齡優勢而出頭，已經使許多孩子喪失了適應正常環境的能力。中國的家長則往往走到另外一個極端，希望自己孩子學什麼都比其他孩子早一點，靠著早出發而先聲奪人。可惜，如果孩子因為自然的發育階段問題，比大一點的孩子學東西慢，進而覺得自己天生不如人，喪失了信心，這豈不是弄巧成拙嗎？我在這裡幫助走這兩種極端的家長互相觀察一下對方心裡的算盤，是希望能夠幫助他們發現自己的盲點。
我女兒是6月出生。美國的學校往往是以8月31日劃年級線，她在班裡自然屬於小的，但並不是年齡墊底的。她智力發育比較快，學習比大一點的孩子也輕鬆不少，在這方面不存在信心問題。不過，因為她身體在同齡人中就是袖珍型，生日晚就更吃虧，在上學頭幾年確實有信心問題。這一點，我後面再討論。我在這些問題上，從來不斤斤計較。孩子就是孩子，那些智力早熟一些的，也是能多玩就想多玩一會兒。特別是在中國，他們怎麼會因晚上學、晚受應試教育的煎熬而“挫傷積極性”？這還不是家長的灌輸？！我們在美國養孩子，入鄉隨俗。女兒雖然智力發展稍微超前些，我們還是會鼓勵她和小一點的孩子玩，這並不會耽誤她的學習時間。恰恰相反，照顧、管理小弟弟和小妹妹，為她提供了培養領導才能的機會。另一方面，孩子因為年紀小，處處比人低一頭，確實可能形成潛伏的心理問題，但這也要看家長的態度和引導方法。女兒剛開始學鋼琴時我就不失時機地提醒她：“看看，別的孩子都比你大，能和他們同台就已經不簡單了。”她六七歲時就明白：觀眾對年齡小的孩子的表現更為寬容，掌聲更多。壓力大的還是那些大孩子：比別人好是應該的，但比自己矮半頭的孩子彈得還差，臉往哪裡擱？家長完全可以利用年齡小的事實，啟發孩子意識到自己的潛力。
當孩子的發育明顯超常，或者確實出現某種障礙時，我並不反對跳級或留級的非常措施。但是，在一般的情況下，當家長的不要總試圖人為地為孩子創造一個理想環境。畢竟，不能奢望孩子長大後有個絕對的理想環境，甚至孩子未來究竟會面臨著什麼環境，也完全超出了家長的意料，更不在家長的控制範圍之內。家長能做的最有益的工作，還是幫助孩子發展出適應並不完美的環境的能力。
用第一人稱愛國
早春的一天，我在長期腿傷後經過一段恢復訓練，來到當地高中的運動場自測萬米成績。因為已經人到中年，又有幾年沒有跑步，心裡全無把握。要在預定的40分鐘內跑完25圈，每圈的速度就必須非常精確，以求平均分配體力。那天操場上僅有幾個當地居民在鍛煉，看台上卻坐著不少人。我心裡奇怪：難道大家都來看我跑步嗎？跑了十幾圈後才發現，兩個高中球隊進場，馬上要開始比賽。他們用中間的足球場，我用我的跑道，本是兩不耽誤。可是，一個小小的比賽，一百多號觀眾，還要先唱國歌，而且不是放錄音，是請一個高中的歌手唱。他聲音一起，全場肅立，大家手捂胸口，對著國旗跟著唱起來。操場上鍛煉、散步的幾個居民，包括一個修整場地的工人，也都停下來對著國旗肅立。只剩下我一個人在那裡吭哧吭哧地跑步，已經有一點中年危機的我，盼著重新跑進40分的這一天已經很久了，實在不想停下來。於是，只好硬著頭皮繼續跑下去。那份尷尬，至今記憶猶新。
這是我在美國生活的一個典型經歷。美國人愛國情緒之強烈、自覺，實在超出我的預料。如今在美國土生土長的女兒一天天地長大，她的經歷使我有機會觀察到美國是如何培養孩子對國家的認同的。
小女5歲上幼兒園那年，就從學校裡學了對國旗宣誓，她知道要把手先放在心一側的胸口，但是忘了心在哪邊，著急地問媽媽：“我的心在哪裡？”我們一邊笑一邊搖頭：“連自己的心都找不到，你怎麼可能有愛國心呢？”我們當時覺得，這種灌輸式的教育，似乎和國內也差不多。
但是，這種事情也僅發生了一次。等小女上到三年級時，情況就不一樣了，她開始學習歷史，而這種學習歷史的方法，則是我們小時候聞所未聞的。一天，她拿回家庭作業請媽媽幫助。他們正在學習建國的歷史，主角自然是那些建國之父。全班同學每個人都要介紹一個歷史人物。辦法是自己回去找資料，做讀書筆記，然後把結果寫成講稿，面對全班同學和家長介紹這個人物，而最重要的一個規定是必須用第一人稱。
女兒分配的角色，是華盛頓夫人。這不僅因為她是個女孩子，而且也是因為美國的歷史觀念在最近幾十年已經發生了根深蒂固的變化。過去的歷史是男人的歷史。美國的建國，就是華盛頓、傑弗遜、亞當斯、富蘭克林等人的故事。自女權運動和民權運動之後，婦女和少數族裔的角色開始為人所注意。這種新的史學觀念，也逐漸滲透到對孩子的教育中。女孩子以第一人稱接受一個女性歷史人物，當然也更真實些。
這樣複雜的操作不可能靠孩子獨立完成。學校留這樣的作業，也是鼓勵家長參與孩子的教育。於是，女兒跟著媽媽到了當地的公共圖書館，把有關華盛頓夫人的兒童圖書全借回家。女兒閱讀能力很強，幾本書很快就讀完了。但是，寫講稿才遇到了真正的挑戰，這裡的關鍵點在於第一人稱這個要求。如果你按常規用第三人稱寫這個歷史人物，你可以永遠站在歷史之外，講講“她”都幹了什麼。這也許符合“客觀”的史學理想，但你很難體會這個歷史人物的真實經驗。用第一人稱，“她”就變成了“我”，這就逼著孩子去思考：如果自己活在那個時刻，將是什麼感受。而且，用“我”來寫歷史，也避免了“揠苗助長”。一個不到9歲的孩子，當然無法完全體會建國之父一代人的理想和經驗。但是，他們可以用“我”的經驗，能理解多少就寫多少。
女兒在寫華盛頓夫人時，希拉裡和奧巴馬正為爭奪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打得不可開交。女兒很快發現，第一個第一夫人，其實生活得很被動，她的命運常常被自己嫁給誰來決定，現在的女性則可以自己選總統，希拉裡就是當完第一夫人要當總統的。她自己長大後，也是可以選總統的。她的另一個發現是，在鄉間長大的華盛頓夫人小時候不喜歡讀書，覺得這些東西對她一輩子不可能有任何用處。所以，她的文化程度很低，但是，誰也沒有想到她竟成了第一夫人，她不得不和各國的王后、將軍政要的夫人們頻繁通信，只好現學讀書、寫作。在我們的幫助下，女兒最終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歷史給個人提供的機會往往超出個人的預料。華盛頓夫人小時候覺得自己一輩子就在農場度過一生，沒有必要讀書寫字，結果竟成了第一夫人。當然，華盛頓夫人即使成了第一夫人後也不可能預料，有朝一日婦女自己也可以選總統了。所以，現在在學校裡讀書，不能想當然地覺得自己不會成為數學家就不學數學了。而是應該問問自己：當歷史給你提供了意外的機會時，你準備好了沒有？
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女兒的作業終於完成了，她站在全班同學和家長面前自我介紹：“我叫瑪薩·華盛頓，我出生於1789年……”
等孩子們完成了這一作業，全年級又在老師和家長的導演下上演了反映美國建國時代歷史的大戲。女兒扮演一個印第安人的公主，她的同學們則分別變成了華盛頓、傑弗遜、亞當斯、富蘭克林、麥迪遜，英王、英國的將軍，以及他們的夫人、女兒，當時的民眾等等。他們在台上討論為什麼要起草《獨立宣言》，什麼是“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什麼為了捍衛這種權利要使用武力對抗大英帝國，等等。不用說，每個孩子都用第一人稱說話、辯論。這個國家的意義，也就通過這眾多的第一人稱，滲入了孩子們幼小的心靈，塑造著他們對國家的忠誠。
女兒，你想說什麼——我教女兒寫作文
前一節講了美國的愛國主義教育。其實，我對這種教育並不完全認同，當然也談不上反對。我關心的是，不管女兒接受了什麼樣的教育，她都應該最大限度地從中找到自我發展的機會。這符合我一向的主張：早教要以激發孩子心靈的創造力為核心，擺脫死記硬背、擺脫大人的教條，這樣才能把孩子的潛力充分發掘出來。
不過，說說容易做起來難。死記硬背是最省事、最懶惰的教育方法。家長拿著一首詩，告訴孩子背熟就可以了。啟發孩子的創造力則要始終和孩子處於對話狀態，要掌握非常微妙的分寸，要有足夠的耐心。
我教女兒寫作文，就是這麼一個過程。女兒受的教育和我們小時候非常不一樣。老師在她還不會寫字時就鼓勵其“著書立說”，用圖像的方式編出自己的故事，讓孩子用根據音節想當然的錯別字寫句子。等她開始閱讀時，馬上敦促她寫讀書報告。這和美國研究院中每門課下來必有期末讀書報告或研究論文的模式非常相似。
上一節講到女兒上歷史課時用第一人稱作了個關於華盛頓夫人的報告，講得頭頭是道。其實，最後她能達到這個水準，無論是她還是家長，都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這裡的曲折，實際上就是我教她寫作文的過程，對她的成長非常重要，值得細述。
當時女兒的閱讀速度已經非常快。老師讓她找參考書閱讀，並作有關華盛頓夫人的報告時，她竟然找了本《瑪撒·華盛頓傳》，一本成人讀物。老實說，這本書對她而言顯然過於深奧，但題目還是合適的。
當女兒動手寫時，我們馬上發現她的寫作要比啃下這本成人讀物更困難，這不是說她沒有可寫的，而是她信手亂寫。讀書報告的要求是讓她以第一人稱敘述主人公的故事。於是她就開始寫：我叫瑪撒·華盛頓，哪年出生、在哪裡長大、嫁給了誰……這樣的流水賬不停地寫下去，讓人無法捕捉她的主題和目標是什麼。她媽媽看著有些沮喪，和我商量怎麼辦。如果指導她太多，等於我們幫她寫作、強加於人；如果指導太少，則會聽任這一過程無限地走下去。那麼，誰有那個時間和精力奉陪？最後皮球被踢給了我：反正我是職業寫手，又是以歷史為職業，這事情還是由我來指導。
我急得抓耳撓腮。按說創作是女兒的強項，她7歲學芭蕾時就能即興跳出自己的舞蹈來；現在學鋼琴也不停地作曲，有些作品複雜得令我吃驚。況且她又是那麼喜歡閱讀、喜歡文學，怎麼寫作就這麼難上手呢？
在困惑中，我決定和女兒先圍繞書聊一聊，畢竟，女兒總是有能力談出很有意思的事情來。我個人的寫作經驗告訴我：能談出有意思的東西，就能寫出有意思的東西。談和寫本質是一樣的，不同的僅僅是形式而已。談吐有趣的初學者，只要克服了形式轉換的心理障礙，就會成為很好的寫手。於是，我把女兒寫出來的流水賬念給她自己聽，然後問：“如果你是讀者，你覺得這些有意思嗎？你會讀下去嗎？”
她搖搖頭。
於是我又問她：“你自己都讀不下去的東西，寫出來會有人願意看嗎？”
她無可奈何地說：“恐怕沒有。”
“那麼，怎麼才能寫得有意思，讓別人有興趣看呢？”
“我也不知道。”她一臉惶惑。
我意識到這正是問題的所在。寫作是人類溝通的工具，是作者建立自己和世界關係的過程，我必須幫助女兒找到她和世界的這種關係。於是我進一步地問：“瑪撒·華盛頓是兩百多年前的人了，和你們現在這些孩子的生活有什麼關係？”
“我也不知道。”
看來，我的問題失敗了，我問得太抽像。於是，我又試了一遍：“她的故事有意思嗎？”
她點點頭。
“那麼，哪裡有意思呢？”
她又流水賬般地敘述起來。不過，這次我決定耐心地聽完，從中尋找亮點。
女兒說：“瑪撒·華盛頓從小在農場長大，覺得自己一輩子也就在農場生活，從小不喜歡讀書寫字，而且覺得沒有必要學習讀書、寫字，結果基本上不能讀不能寫。可是後來，她意想不到地嫁給了華盛頓，成為美國第一位第一夫人。她不得不和世界各國的王室和政界要人及其家屬通信，最後她不得不重新學習讀書寫作……”
我一聽馬上擺出受教的樣子，告訴她這些事情我自己從來不知道，是從她這裡第一次聽說的。而且我提起希拉裡·克林頓，問她現在的第一夫人和過去有什麼不同。她恍然有所悟，覺得現在的女性獨立多了，當完第一夫人還可以自己選總統。我進一步問她：“你現在覺得你的未來是取決於自己嫁給誰，還是取決於你自己對社會的貢獻？”她馬上說當然是取決於自己有什麼本事、能為社會做什麼。
這樣一番討論，幫助她思考兩百多年來婦女地位的變化，以及這種變化對她個人未來的影響。由此，她建立了自己和這段歷史的關係。更重要的是，這種討論使她擺脫了像考試回答問題時的那種緊張，變得健談多了，談出來的話也有意思多了。由此，我開始挖掘她的寫作潛力。
我問她：“瑪撒·華盛頓的生活是不是很有戲劇性？她小時候是不是從來也沒有料到自己會成為第一夫人？”
女兒點頭表示同意。
我接著說：“看看，那時候婦女地位全是依附男人，出路其實很狹窄。即使如此，瑪撒·華盛頓還是有了一種自己始料不及的生活。你看看現在，女孩子和男孩子一樣獨立，有著一樣多的機會，一樣可以選總統。你能預料到你長大後會有什麼樣的生活嗎？”
“絕對不能。”她十分肯定地說，“也許我長大會幹一些自己做夢也想不到的事情。”
“那麼，你怎麼為未來不可預料的生活作準備呢？”
這個問題又使她陷入了沉思，接著又是一番父女間的討論。她和我講起她班裡同學的種種故事。比如，有位叫傑克的男孩，立志長大當工程師，但又不肯學習數學，說自己不需要數學。她覺得這樣的想法很好笑。我借此把話題重新引回到作文上：“你看，你的文章要想引起別人的興趣，就必須對讀者有意義，讓他們感覺到你講的事情和他們的生活相關。既然你們小朋友之間經常在討論各自的未來，那麼，你從瑪撒·華盛頓開始講講怎麼為自己的未來進行準備，是不是更能引起同學們的興趣呢？”
女兒漸漸開竅了。最後她的作文大體寫成了上節所描述的那樣：“我叫瑪撒·華盛頓，從小在農場長大，也不知道農場以外的世界。我小時候覺得自己一輩子就是在農場度過，不需要讀書寫字，所以我就不去學習。可是，後來陰差陽錯，成為美國第一位第一夫人，因為國事和外交，我必須不停地與各國王室、將軍、政要及其眷屬通信。於是，我不得不重新學習讀和寫。可是，長大後學習要比小時候學困難多了。現在的孩子們，特別是女孩子們，未來的出路比我寬廣多了，你們可能有一個更意想不到的未來。所以，我的生活告訴你們：不要早早地就對自己的未來下結論，不要想當然地覺得你不需要數學、你不需要讀書。生活總會讓你驚異、讓你措手不及，要為不可預見的未來作準備，就必須什麼都學一些，那樣才能有備無患。”
這樣，女兒和歷史、她的讀者（主要是她的同學）就都建立了聯繫。她小小年紀，體驗了跨越兩百多年的人際溝通。
這幾乎是我第一次教女兒寫文章。教得太多並不好，可能會把自己的理念強加於她，壓抑了她自己的創造力。我的角色是和她交流，啟發她應該注意的某些亮點，不斷向她提問：你究竟想說什麼？這樣才能把她內心的東西啟發出來，幫助她從流水賬般的發散式讀書筆記過渡到有目的、有主題的寫作。但是，從事這樣的教育要非常小心。你不管學養多高，也可能把孩子的一些思想亮點當作枝蔓而修剪掉，操之過急就會把她的許多智慧抹殺，她就永遠不可能超過你。所以，我作為一個職業作家給女兒上寫作課，總是提心吊膽，一定要限制自己的角色，盡可能讓孩子自己來完成。這次指導屬於干預最多的一次，目的在於幫女兒上路。類似的指導，日後我還幹過許多次，不過每次都注意讓自己扮演更小的角色，最後指導變成了討論。只有這樣，才能幫助女兒自信地走向世界，讓她發出自己的聲音。
怎樣教育“富二代”
幾年前弟弟來訪，在家裡住了兩日。臨走前，他表示想給我女兒留下點零花錢。畢竟自己是當叔叔的，上次來時小女才兩歲，他和自己的侄女七八年沒有見面了。這次兩人就像第一次認識一樣，做長輩的給個紅包作為見面禮，也屬於人之常情。我馬上告訴他：“我們之間這一套還是免了吧。大家彼此都不要給對方的孩子送錢，否則會把孩子慣壞的。我們在家一直這樣教育女兒：要錢自己掙去，天下沒有白來的東西。”弟弟點頭稱是。事情也就這麼過去了。
事後我回想一下，送紅包的事情，在我們家裡還是從二十多年前開始的。當時兩岸關係開禁，從來沒有見過面的姨媽從台灣來到北京。一見面，我們這些小輩人手一個紅包。姨媽自己沒有孩子，把留給孩子的愛心全都傾注到了我們身上，讓人心裡十分溫暖。另外，當時中國的生活水平很低，除了她帶來的禮物之外，一個紅包就是幾個月的工資，對我們也確實有著非常實際的幫助。日後大家常來常往，給小輩送紅包就成了規矩。後來祖國的經濟發展起來了，我們的生活都大為改善後，還是繼續從她老人家那裡拿紅包。直到我們兄弟的下一代出生，這種紅包的習慣也就繼續傳了下去。
我本來一直沒有覺得這有什麼不對。直到有一次聽國內一位富人朋友說，他給自己的侄女買了很貴的禮物，竟被對方說“摳門兒”，因為那不是一流的牌子。年輕人受惠於長輩，不僅不心存感激，還覺得人家欠著自己。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日後會成為什麼樣的人？又怎麼能有出息？
靜心想想，我們也不能一味地抱怨後輩。比如，我1979年上大學時，父母一個月給25元的生活費，其實這已經算是很不錯了。記得班上農村來的學生，一個月的助學金就22元，他們週末還不像我，能回家改善一下，一個月至少節省五六天的伙食費，甚至有些農村學生還把錢省下來寄給父母。但是，我對自己的25元錢還很不高興，覺得父親一人月薪就有170元，對我也太摳門兒了。經過不停地和父母討價還價，兩年後25元終於變成了30元。可見，在沒有見過紅包的時代，在中國還處於赤貧的時代，我們這代人就是在這種向長輩伸手的價值觀念中長大的。如今經濟發展了，我們這代幾乎是最大的受益者，也產生了許多的成功人士，這種價值觀念自然也潛移默化地傳給了下一代，習慣性地給他們禮物和紅包。下一代並不因此知足，其實不過是重複我們當年對自己父母的行為。當然，我們年輕時經濟條件很差，即使現在有了錢，過去窮困中養成的節儉習慣也不會輕易去掉。結果自己覺得已經很大方的禮物，則為90後這“名牌的一代”所不齒，他們弄不明白：如果不是世界一流的牌子，你怎麼送得出手？！
女兒現在12歲，幾乎從來不向我們要東西。在我的記憶中，她自幼就很少向父母要東西，即使向我們要東西時也非常小心。她看到自己想要的東西幾乎從來不直接提出要求，最多委婉地表示一下自己的嚮往。我們則經常順水推舟地給她機會，讓她設法通過自己的努力把想要的東西掙到，比如好好練琴以獲得獎賞等。有時她表現得非常好，我們主動給她獎勵，問她要什麼，她提出的也就是幾塊錢的禮物，從來沒有過分的要求，非常體貼父母的承受能力。在商店試鞋、試衣服，不管自己多麼喜歡，我們只要說“太貴”、“沒有減價”，她就毫不猶豫地把東西放回去。女兒甚至在晚上臨睡前還向我致謝，感謝爸爸辛辛苦苦地工作，掙來錢使她能上鋼琴課。她一個月僅一塊零花錢，幾年下來一分都沒有花過，全存在銀行裡，號稱要用來支付自己的大學學費。我自己從小向父母伸手的毛病，她一點也沒沾上，這一點我很慶幸。
在我這個當父親的眼裡，女兒永遠是上帝派來的天使，她怎麼會有我這個大俗人的毛病？不過，冷靜下來用理性分析一下，孩子的品格還是養育的結果。我之所以沒有把自己的壞毛病傳給她，是注意從她的生長環境中尋找好的典範。要知道，美國社會五花八門，什麼人都有，有不少孩子也是從小被嬌慣得一塌糊塗。不過，“三人行，必有我師”，只要平時好好留意，不難找到好的榜樣。
舉個例子。女兒在音樂學校中有個好朋友安娜，比她小兩歲，但安娜彈鋼琴要比女兒出色得多。我們每次聽安娜彈琴都要歎息：實在沒辦法，人家是天才！後來熟了才知道，安娜小小年紀，一天至少練兩個小時的琴，有時甚至超過三個小時。女兒則練一個小時都很勉強。安娜的母親南希是第二代的華裔，廣東人，醫生。她嫁了位德國工程師，兩人一口氣生了三個孩子，最小的才剛剛會走路說話。為了孩子，南希的丈夫辭職當起“家庭主夫”。每個週末，夫婦兩人帶著三個孩子，從緬因州單程驅車兩個多小時，到波士頓給安娜和她的弟弟上音樂課。最近因為實在受不了這番辛苦，從緬因搬到了新罕布什爾，把旅程減半。兩人對教育之瘋狂，也可窺一斑。
南希和她丈夫，對孩子的照顧無微不至。孩子吃的所有東西，其營養價值都經過充分的研究。她的丈夫酷愛烹調，準備一頓飯經常要兩個小時，飯菜擺上了桌，每道菜孩子們品嚐後都要投票，只要有兩個孩子投票反對，以後這道菜就不能上桌了。可是，南希對孩子嚴厲起來也到了不近情理的地步。一次安娜迷上了電子遊戲，導致練琴時間不夠，南希竟在安娜開演奏會時拒絕前來捧場。她告訴我們：“我從小就對這些孩子講，長大想上大學，那就學好功課去拿獎學金，我是不會給你們付學費的。”我們聽了後暗暗為她的孩子叫苦：“你一個當醫生的，年薪幾十萬，而獎學金絕大部分是根據經濟需要給的，只有為數很少的獎學金是絕對按學業和素質頒發。這條路也太艱難了，你的孩子要做到什麼程度才能爭取到？況且，你的老大安娜也才8歲，難道你的孩子們還沒上學就得為自己未來的獎學金操心？”
不過，聽她這麼解釋，我們也明白了安娜為什麼彈琴能如此用功。比起我們的女兒來，安娜生活在一個比同伴要富裕得多的家庭，但是她的危機感也比一般人大得多。最近她們一家又上演了另一台戲，那就是做買賣。南希計劃明年夏天送安娜到德國學習音樂，而且要安娜現在的俄裔鋼琴老師陪同去。這種奢侈的教育，只能讓我們這等普通的家庭望洋興歎了。不過，南希告訴安娜：“家裡沒有錢支付你老師的費用，你要想辦法自己掙出來。”可憐的安娜一急，決定把自己積攢了多年也最為心愛的日式小橡皮出售給小朋友們。南希大喜，決定幫助女兒進行“企業擴張”，跑到玩具店討價還價，以50美分一塊的價格批量買下橡皮，再讓安娜按一塊錢一塊的市場價推銷。日後安娜一見我女兒，第一件事就是先要兜售橡皮。我們當父母的為朋友的人情所迫，已經先後買了三次。
賣橡皮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安娜才8歲，生活圈子還小，就那麼幾個朋友。大家買了一次，就“需求飽和”，不會再買。而且，一般一次成交就幾塊錢的金額，南希還要幫助女兒給買主準備感謝卡。我們每到週末就看見這母女倆提著一大箱橡皮在音樂學校的走廊裡找買主，心裡不禁暗笑：這可是人家的風險投資呀。一個年薪幾十萬的醫生，陪著女兒兜售橡皮，一個小時掙三四塊，收入不及最低工資線的一半，甚至有時談起生意來弄得安娜上課遲到。更不用說，批量買下的這麼多橡皮，一半怕是也推銷不出去，最後肯定要賠本。
南希的年齡我們自然不好問，女兒說她長得像個少女，估計最多三十左右。如此年輕，養育兩女一男，以及一位德國造的工程師“專業丈夫”，是典型的成功職業女性。真要經營橡皮，想來她也有足夠的智商不做這種賠本的買賣。其實，她賠的本就是在女兒身上投的資，她要想盡辦法讓女兒從小就明白：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甚至從自己的父母這裡也得不到。我很難想像安娜長大了會變著法兒向自己的父母要錢，因為她從懂事起就沒有這個概念。
我在《一歲就上常青籐》一書中，曾以自己教育女兒的例子現身說法，強調父母向孩子傳授正確的價值觀念的重要性。有些讀者的孩子已經上了大學，看了這本書才追悔莫及，發現自己忘了這一點，導致孩子長大後有了這麼多毛病，很難再管教過來。另外有些讀者則說，我講得太理想主義，畢竟我女兒是在美國社會中長大，我的教育方法不適合“中國國情”。對這樣的批評，我並非一點都不能接受。我常向親友講，在美國養孩子相對容易些。比如，為什麼女兒沒有我小時候向父母要錢的壞毛病？一是我們做父母的經常這樣教育她，一是整個社會環境也給了她潛移默化的影響，她的朋友就是安娜那樣的孩子。她從這樣的朋友身上學到的東西，只能強化父母對她傳授的價值觀念。如果是在中國，她周圍的朋友也許都是拿紅包的孩子，而且可能聚在一起比誰的紅包最大。這樣，父母再想讓她辛辛苦苦地靠賣橡皮掙學費，她就未必那麼容易接受了。所以，“富二代”不僅是個家教問題，也是個很嚴重的社會問題。
不過，社會問題是能夠被改正的，這就需要我們這代做父母的人在教育的價值觀念上形成一種共識。這種共識如何建立？我和弟弟的那番談話就是個起步，我們這代人首先要在親友中開始這樣的討論，最終形成一種新的文化，為下一代的成長提供良好的環境。這是一種對社會的責任，為人父母的履行這種責任，就是履行對自己孩子的責任。
怎樣用體育培養孩子的品格
記得那是女兒一年級的時候，有一天我到學校接她，孩子們都在教學樓後面的遊樂場玩。我四下張望，試圖在吵吵鬧鬧的孩子群中趕快找到她。這時，一群孩子突然從遊樂場向另一頭的操場方向跑去。我一眼就看到了女兒小小的身影。當我走過去時，她一個人正跑在最後，使出了全身的力氣，小臉漲得通紅，一副緊張的神情。也許是因為精神過度集中，她居然沒有看見我，當我叫她時，她馬上停下來，我趕緊過去給她一個擁抱，她那緊張的小臉，半天才鬆弛下來……
這是我終生難忘的一幕。當父親的總是對女兒充滿了無限的憐愛，喜歡小題大做，但是，這個場景確實讓我想了許久。女兒從小就是個得寵、快樂的孩子，一直很合群、自信，從來不怕生人，我很少見到她有如此緊張的神情。這情景馬上警示我面對一個過去沒有想到的問題：女兒的個子實在太小。當孩子們隨著年紀的增長，在學校有了越來越多獨立玩耍的自由時，她體力不足就容易吃虧。很明顯，當時那群孩子突然一路狂奔到操場那一端，女兒個小腿短，跟不上大家，很怕被丟下，一臉緊張。這種場面在沒有家長和老師在場的情況下，不知道出現了多少次，時間長了就會影響她的自信。以後不管她多麼聰明能幹，如果沒有自信，就沒有勇氣站出來充當大家的領袖，爭取本來是屬於自己的機會，也無法實現自己的潛能。
我們夫妻倆都屬於袖珍體型。我身高1.67米，體重僅54公斤；妻子1.63米，在女性中還算是中等個兒，但體重僅45公斤多一點。這樣的基因，大概決定了女兒在中國孩子中也是小個子。在美國，她從幼兒園一直到初中都是全年級個子最小的。到醫院檢查身體時，她連同齡人身高、體重分佈表格中的下限也進不去。比如表上最低的1％孩子的體重是30～40磅（13.6～18.1公斤），她則連30磅都不到。乃至我不得不經常寬慰操心過度的妻子：“看看我們倆，放在同齡的美國人中，同樣進不了最低的1％那道線。咱們沒有麥克·泰森的基因嘛，如果咱們倆的孩子體重一下子達到5％，反而要擔心了。”
話雖然這麼說，問題還是存在，孩子的成長是個非常敏感的過程。如果孩子一直跟著父母，身心的成長自然可以按照自己的節奏走，但進了學校，步入社會，就大不一樣了。19世紀末，西方發達國家實行普及義務教育，本來在家跟著父母長大的孩子突然被要求到學校和其他的孩子一起讀書，形成一個兒童社會，過去不存在或無所謂的一些問題，一下子就變得尖銳起來。比如，有些孩子進入社會群體後跟不上主流的節奏，功課很差，不僅影響了自己的身心發育，而且拖了全班的後腿，使整個課堂的進度不得不放慢。我們現在喜歡談的智商，就是針對這種新的情況而發展出來的概念。那主要是法國政府委託心理學家研究孩子在不同年齡階段的智能發育進度，找出特別慢的孩子，加以區別對待。所以，智商的概念實際就是智力年齡和生理年齡之間的比值。所謂“正常”的智商，是同齡人口的平均水平。比“正常”水平低太多或高太多，都需要特別處理。
智商低會影響孩子在學校的表現，這已經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但是，個子矮會不會對孩子有影響呢？答案是肯定的。我一直到上初中時，都是全年級個子最小的，那時還是“文革”時期，學校經常“無法無天”。特別是在男生中，大個兒欺負小個兒如同家常便飯，我為此吃盡苦頭，也留下了深刻的心理創傷。儘管我後來學業優秀，一路北大、耶魯讀下來，但是現在回想一下，覺得自己長期無法擺脫被人欺負的心態，性格懦弱，缺乏獨創精神，特別是在二十多歲的事業關鍵期，因為沒有敢為天下先的氣概，大大妨礙了個人事業的發展。即使在一個比較正常的社會，個頭兒高的人總會獲得更多社會優勢。許多歷史學家指出，華盛頓在獨立戰爭中之所以成為領袖、當選為美國的第一位總統，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他個子高，有天然的權威。再看看杜魯門之後美國的總統們，哪個是矮個子？西方還有著非常精確的統計調查顯示，在平均人口中，身高每增長一英吋，收入就跟著相應增長。人口中身高最高的25％比起最低的25％來，平均收入要高9％～10％。
我不希望女兒重複我的童年。她確實也比我要幸運得多。美國的學校，對於欺負人有所謂“零容忍”的政策，女兒得到的保護還是相當充分的。我們也沒有跟風讓她去學在美國女孩子中特別時髦的足球，因為這幾乎是讓她和身體比自己大幾號的孩子進行衝撞競爭，給她帶來過大的心理壓力，覺得自己低人一頭。但是，這些還是不能抹殺一個簡單的事實：她的身高和體重，使她在遊樂場中成為天然的弱者。畢竟，在小學低年級，遊樂場是孩子們社會化過程的核心場所，塑造著孩子心目中自己在社會上的地位。如果家長對這方面的現象熟視無睹，讓孩子在遊樂場中形成跟從心理而不是領袖心理，到了青少年時期人格定型後，再矯正就變得非常困難了。
我也正是以這些為著眼點來幫助女兒，具體而言有兩個步驟：第一是讓她喜歡自己，第二是讓她超越自己。
女兒上小學一二年級時，曾經向我們抱怨過幾次；“我真希望自己長高一些、壯一些，現在低年級的孩子都比我高，甚至很輕鬆地能把我抱起來。”我們聽了，馬上哈哈大笑，擺出不以為意的樣子。此時家長的態度非常重要，如果家長把這些當回事，孩子也會當回事。如果家長覺得這些無關緊要，孩子也就比較容易看得開。不過，我們也並非一笑了之，我隨後和女兒說：“你要長高長壯，就要好好吃飯，但是，吃得過多也不好。難道你不覺得有這麼個細小的身材很幸運嗎？”
“為什麼？”一心想變高變壯的女兒迷惑不解。
“看看，你是個芭蕾舞演員，你參加了《胡桃夾子》的演出，你要是長得那麼高、那麼壯，別人不能把你舉起來，你能被選上台嗎？”
“噢，確實是這樣。”女兒的臉色一下子就多雲轉晴了。
女兒像許多女孩子一樣，從小喜歡芭蕾舞，由於她的著迷，5歲時我們送她到波士頓芭蕾舞團的學校學習。到6歲時，就被選拔成為小演員，參加一年一度的《胡桃夾子》的演出，這是波士頓的一個傳統。每到聖誕節時，波士頓芭蕾舞團就連續演十幾場《胡桃夾子》。當地有女孩兒的家庭，經常在此時全家來看演出。波士頓芭蕾舞團整年的節目，只有這個賺錢，可以說全團就靠這個活。所以每年的演出都很盛大，廣告宣傳遍佈城市的每個角落。女兒出於對芭蕾的熱愛，學習上心，再加上個子小，適合扮演舞台上最袖珍的角色——中國娃娃。這樣，她在激烈的選秀中脫穎而出，得以和那些芭蕾明星同台。每次我送她去演出，乘坐地鐵時滿車滿街都是《胡桃夾子》的宣傳畫。乘客們看見她的造型，一下子就辨認出來：“啊，你今天去演出嗎？是什麼角色？”可想而知，這種經歷彷彿是把一個6歲的孩子一下子推到了世界的中心，讓她終生難忘。
我見女兒的眼睛亮起來，就借題發揮，大談小個子的好處，並告訴她如果身材過胖會有什麼害處。這樣，她開始喜歡自己的身體，並為之而驕傲，甚至日後飲食相當節制，不亂吃甜食、零嘴，讓我們當父母的省了不少心。
接下來，我就開始著手幫助她克服個子小所帶來的心理弱勢，具體的辦法是游泳訓練，這個選擇其實很偶然。我們參加的健身俱樂部中有個游泳池，並有個由孩子組成的游泳隊。訓練女兒游泳，並不是要讓她成為奧林匹克選手，而是要培養她的“成功人格”。孩子們最容易犯的一個毛病就是志大才疏、眼高手低，其實這也不算是毛病，而是因孩子的發育階段所決定的。年紀越小的孩子，其注意力時段越短，做事喜歡淺嘗輒止。如果人為地把這一注意力時段拉長，超出孩子生理年齡所能承受的範圍，那等於“揠苗助長”。比如讓5歲的孩子一天練幾個小時的鋼琴，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但是，孩子遲早必須懂得，任何偉大的業績都必須從小處著手，經過日積月累的訓練，最後只有那些持之以恆的人才能成功。游泳是這方面一個很直接的例子。
在第一堂游泳課前，我把女兒拉到一邊，小聲地告訴她：“看看那些男孩子，都比你高半頭甚至一頭多，你可能游得過他們嗎？”
“絕對不可能！”女兒急忙搖搖頭，9歲孩子的心中早就有了成見：男孩子比女孩子壯得多，更何況人家這麼大的個子，大概年齡也大一些。
“我也不相信，大概你是最慢的。”為了鼓勵她，我認為有必要先降低她的期望值。不過，我接下來又說，“也許你最終會看到意想不到的事情，也許有些結果會讓你吃驚。我希望你能親身體會一下，訓練會把你變成一個連自己也想像不到的人。下面是你要做的：認真聽從教練的每一個指令，注意每一個細節，嚴格完成教練分派的訓練指標，每時每刻都要盡自己最大的努力。三個月後，你再看看結果怎麼樣。”
女兒就這樣開始了，一下水，那些大男孩兒就大模大樣地往前衝出去，哪裡把這幾個小女孩子放在眼裡。女兒確實也只有在後面跟著的份兒。但是有一點：她學得比誰都認真，不僅專心於教練的每個示範動作，而且教練讓她游八圈就游八圈，十圈就是十圈，從來都是一絲不苟。那幾個男孩子則暴露出一系列的態度問題，比如不完成規定的心練量，不按教練吩咐的分解動作練習，有時累了就說要上廁所，一去就不回來。時間久了，女兒和他們的差距也越來越小。
兩三個月後，這一切的努力終於都開花結果了。女兒因為速度超過了這些男孩子，經常被教練分派為領游的角色，即在重複訓練時為本泳道的第一個出發者。游泳隊不時有內部比賽，女兒頻頻擊敗那些高她半頭的男孩兒。後來又來了兩個高中生模樣的男孩兒，大概有一米八的高度，女兒的個頭兒還到不了他們的脖子。這兩個男孩兒開始根本不好意思和女兒在一個泳道，但是，教練不僅讓他們在一個泳道訓練，而且安排女兒領游。那兩個男孩不服氣，試圖超過女兒，努力了幾次不僅全部失敗，而且無法跟著完成女兒的訓練量，時常偷工減料，停下來聊天。
後來女兒在初二（七年級）時加入了學校的游泳預備隊（加入正式游泳隊必須等到八年級），是年齡最小的隊員之一，訓練時經常在大孩子中領游，經常有和大孩子們比賽的機會，戰勝高她半頭的男孩子也成了家常便飯。我們總抓住時機和她談起游泳隊的事情：“看看那些男孩子，要說游泳的身體條件，全比你好得多，你根本不應該和他們競爭，但是，幾個月的訓練就改變了一切。天分當然很重要，但留著不用還是白白浪費，持之以恆的訓練則讓你超越自己。”這些大道理，對女兒來說已經不是抽像的說教，她都親身經歷過來。提起那些男孩兒，她有時也無奈地搖搖頭。
到小學畢業時，女兒已經成了班裡的優等生，當別的孩子說她聰明過人時，她經常對我說：“她們總是說我聰明，我不覺得自己哪裡聰明，我只是比別人更努力些，可惜這些她們總是看不到。”她還經常抱怨學校裡的孩子一腦子成見，比如覺得這個聰明，那個不聰明；某某是幹這個的材料，不是幹那個的材料等等。在她看來，誰也不是什麼現成的材料，一個人究竟最後成為什麼材料，一切都要靠自己努力去塑造。我作為父親，看自己女兒當然不會客觀，但是有一點還是可以有把握地說：女兒到現在基本不用管，幹什麼都特別用功，特別自律。她懂得什麼是“成功人格”，什麼是“失敗人格”。我每天操心的，幾乎是和大多數家長相反的事：說服她作業馬虎點，分數低點沒關係，最重要的是晚上按時睡覺。
可見，體育並不僅僅能讓孩子身強力壯，還能培養孩子的品格和精神，畢竟體育能夠最直觀地向孩子展示人生。孩子形成了“成功人格”，人生才算是上路。她以後成就如何，固然要看她的才能和潛力，但“成功人格”大致能夠保證她最大限度地自我實現。而一個自我實現的人，多半能享受比較幸福的人生。
玩物不喪志
我們這代在“文化大革命”中長大的人，小時候幾乎就沒讀什麼書，可是，我至今腦海裡仍然響起媽媽當年的教訓：“玩物喪志！”出去踢踢球是“玩物喪志”，養條魚是“玩物喪志”。總之，任何玩兒的本能只要和讀書有衝突，都成了“玩物喪志”。“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傳統，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那樣的年月，也在中國的家庭中頑強地生存了下來。
如今的孩子生活在早教時代，“小升初”等壓力空前，還沒上學，就開始接受“玩物喪志”的教訓，紛紛被從遊樂場拉到書桌前，算算術、背古詩、學英文……童年的快樂頓然消失，以致許多孩子剛上小學就開始有厭學的情緒。
我女兒是在美國出生長大，按照不同的原則教育，一切都以玩為中心，她10歲的時候，連乘法口訣也不會。不過，也正是這個時刻，她突然像換了個人，特別喜歡讀書，不僅一下子學會了乘法口訣，數學成績在班裡還挺拔尖。如果有人問我她最喜歡幹什麼，我的回答大概是做作業。她一天能在家庭作業上消磨三四個小時，樂此不疲；一篇作文幾易其稿，你想讓她停下來也不行。有些朋友覺得不可思議：孩子怎麼會如此喜歡作業？！對於這麼大的孩子，美國的環境多好玩呀！夏天游泳不說，水上有船槳、風帆之類的運動，冬天有滑冰、滑雪，還可以學騎馬、養動物……你就想吧，有那麼多的玩耍項目，孩子怎麼會自覺地拋開這些回家做作業？
女兒對這些玩樂當然都有濃厚的興趣，但她對作業的興趣確實也是由衷的，除了她漸漸懂得作業關係到她的前途之外，作業本身也非常有意思。比如，有一天的作業除了算術和閱讀外，還要寫首詩、作首歌並譜曲。就這幾件事，就讓她忙了幾個小時，乃至到了廢寢忘食的程度。當然，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我們兩位當家長的不僅鼓勵她玩兒，而且總是通過玩兒來引導她進入書本知識。這一過程潛移默化，她的興趣也自然而然地從玩兒轉向了書本。
比如，女兒喜歡紙戲，這是跟媽媽學的。她媽媽專攻日本文學，對日本的紙戲非常熟悉，不知不覺就教了她很多。在美國購買日本紙戲的材料，雖然就那麼幾張彩色紙片，但還挺貴的，動不動就幾塊錢。女兒做了許多，材料費也花了不少。一天，媽媽看當地新聞有兒童手工拍賣會，就鼓動女兒去賣，女兒當然巴不得。美國這種兒童手工拍賣會，並非能賺什麼錢，其主旨是鼓勵孩子工作、創造、早早嘗一嘗勞動的回報，從小塑造良好的工作倫理和經營智慧。去之前，母女兩人認真討論營銷策略，什麼成本核算、購買力、消費者心理、贏利邊際，當然還有許多加減法，這些都縈繞於女兒9歲的小腦袋瓜裡。果然，一到拍賣會上，產品立即熱銷，攤位上賓客盈門，比起左鄰右舍來簡直是鶴立雞群。經此一事，女兒信心大增，覺得自己在這個社會上頗有些競爭力。
一年後搬家，來到新地方，女兒在班上結識新朋友並不容易。不過，有一天她得意地說，坐在她旁邊的男孩子，對她的紙戲手工喜歡得不得了，但自己又學不會，最後兩人開始交易：男孩子給她十張彩紙，換得一個紙戲的手工成品。我當時在大學教世界史，正在講Wallerstein的“世界體系”理論。此公認為，至少自中世紀末期或近代前期開始，世界經濟就形成了“中心地區”與“邊緣地區”相互依賴的關係，即所謂“世界體系”。我們很難孤立地脫離這種國際網絡來理解一國的經濟發展。此論在學術界爭論不休，但無疑為我們理解全球化進程提供了更多見地。可惜，我那些學生的世界史知識太差，理解起來頗為吃力，我正為如何深入淺出地講解而煞費苦心，聽到女兒這樁交易不禁眼睛一亮：
“呵呵，你們兩人的小交易，一下子就創造了一個‘世界體系’？”
“什麼‘世界體系’？”女兒顯然覺得有些莫名其妙。
“你看看，你穿的衣物，哪件不是‘中國製造’？沒有‘中國製造’，我們全家幾乎要衣不蔽體了。你生活在美國，但必須和別的國家做生意才能生存。這些國家通過生意連接在一起，就形成一個‘世界體系’，大家彼此依存。你和那個男孩子，不也是這種關係嗎？你提供成品，他提供原料，你們兩人互相依存，其實就是個小小的‘世界體系’呀。”
女兒恍然有所悟。我於是繼續自己的即興教程：
“不過，在這個體系中，大家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你覺得你和那個男孩子地位平等嗎？”
女兒搖搖頭，說那男孩子要更依靠她，因為她知道怎麼做，他則必須用十張彩紙換一個成品，而那一個成品，一張就可以做出了，她一下子就積累了許多原材料。
於是我幫她總結：“所以嘛，你是中心，他是邊緣。國家之間的關係就是這樣。那麼，你知道你為什麼會成為中心嗎？”
“你過去告訴過我，好像是什麼‘附加值’？”
“對呀，”我很驚奇她居然還記得這種概念，“看看，你通過手工，給一張紙‘附加’上了價值，於是這同一張就能換來了十張。在你們兩人的交換中，資源就向你這裡集中。”
“我明白了。是不是一定要掌握技術才能創造這種‘附加值’？沒有技術的，就只能提供原材料？”
“大致如此。不過，沒有技術的人也可以製造一些簡單的產品，只是那樣他們給材料‘附加’上的價值很少，賣得很便宜。技術高的人，因為能製造別人弄不出來的東西，就可以把價格賣得很高，在很便宜的原料上‘附加’很多價值。”
“所以成為‘中心’就必須有技術，‘邊緣’則不必有太多技術？”女兒興味盎然。
“是呀。當‘中心’當然很好，但‘中心’的壓力也很大。比如，美國就是個‘中心’，這裡什麼都貴，一個人必須掙很多錢才能生存。可是在‘世界體系’中，你怎樣才能掙很多錢呢？你必須有別人沒有的技術，創造了很大的‘贏利邊際’（這個概念她跟媽媽擺攤時就已經學會了），才能維持基本生存。在‘邊緣’，你沒有什麼技術，只能幹點簡單的工作，創造的‘贏利邊際’很低，但因為那裡很窮，生活費用低，你的基本生存也相對容易些。”
“那我就特別要努力學習了，我們有更好的學校。”女兒聽罷，緊迫感一下子上來了。我則突然想起我的那些學生，第二天回到教室重新講解“世界體系”，並且告訴他們生活在“中心”的負擔：你們必須上大學，掌握創造高“贏利邊際”的技能，因為靠勞工創造的“贏利邊際”在美國已經活不下去了，所以企業紛紛“外包”……和女兒的對話，就是這麼啟發了我的大學教學。
中國人相信“玩物喪志”，我則相信“玩物不喪志”，甚至“玩物長志”。我們鼓勵女兒玩，也和她一起玩。可是，有一天晚上家裡來客人，女兒上了飯桌，匆匆吃了三兩口就回到書桌旁。我們和客人海闊天空地高聲議論，她則在一旁聚精會神，不一會兒客人就表示很驚奇。我解釋說：“這孩子做功課不用督促，最頭疼的還是怎麼督促她停下來，早早睡覺。”
可見，孩子往往能從玩兒中自發地生出志向，學業上你自然可以少操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