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事原生家庭工作的前兩年裡，我向家庭成員提出各種各樣的問題。這些問題主要關於他們的生活，以及他們與其他成員之間的關係。我特意避開我個人與他們之間的關係問題，也盡力避免對此類問題做出任何評論。例如，我絕對不會問一個家庭成員：「為什麼你不能多愛我一些？」也不能在問題中隱含類似的意思，因為這樣會讓我的工作前功盡棄。對方會對我產生戒心，跟我的關係也會變得充滿敵意。即使我不想表達類似的意思，如果我問了自己和對方關係的問題，也很容易被對方誤解。我可不希望這樣的事情發生。我在和親戚們做著一件跟以前完全不同的事情，這一點就足夠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我當時還沒有準備好去做更多的工作，但我也不想過度關注我個人與其他家庭成員們之間關係，以免讓他們產生不必要的焦慮。在這兩年裡，我們之間形成了一種新的親疏舒適度。這為我與其他家庭成員之間建立更加安全、相互尊重並且開誠佈公的人際關係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這項工作的目標之一是希望與每個家庭成員建立一種「一對一」的人際關係。這是工作的目標，而不是出發點。現在有太多的人湧進原生家庭這個工作領域，他們提出的問題往往是以自我為中心的，主要是關於他們自己與親人之間的關係。這樣一來，被詢問的家庭成員常常會對其產生戒心，從而導致雙方討論終止，或者發生爭吵。在人際關係交往中，只有安全感增強，人們才會變得越來越坦誠，並願意向對方傾訴自己的心聲。因此，在原生家庭方面的工作中，培養家庭成員之間的安全感是一個必須關注的首要問題。例如，父母對成年子女的指責最為敏感，最害怕子女說他們沒有盡到做父母的責任，所以只有採訪者與父母建立起了充滿安全感的關係，他們的採訪和討論才能涉及更敏感的話題。當雙方可以坦誠開放地討論二人關係中的任何問題，並且願意放下戒備，相互傾聽對方的心聲，才算是真正建立起了「一對一」的關係。這種關係並不意味著雙方意見必須一致，但雙方的分歧不應該導致敵意，也不能疏遠雙方的關係。這樣的坦誠交流只有當雙方交往過程中的安全感增加、焦慮感減少時才能實現。
兩年之後，我開始進一步加強自己與家庭成員之間的聯繫，希望與他們建立起更加坦誠開放的關係。我希望母親可以更深入地瞭解我，更關注我與她之間的關係。有一次，我對母親說：「我知道你一直都是愛我的，但我覺得你對我的生活不怎麼感興趣。」這是我第一次把談話的焦點集中在母子關係上，也是這麼多年來我第一次向她訴說我對母子關係的感受。如果一開始我就對母親說這樣的話，她聽了一定會放聲痛哭，感到自己作為一個母親，居然受到了子女的譴責。那樣的話，我也許會退縮，也許會因為讓她傷心而感到愧疚。此外，也許我們從此以後再也不會討論此類話題了。
但是，當時我們母子關係中的安全感已經大大提升了。因此，當我對她說起這些時，她沒有以為我在追問她，也沒有認為我在譴責她沒盡到做母親的責任。她只是稍微有點吃驚，但似乎也很好奇。她問道：「你為什麼會這樣想？其實我一向對你的事情很關心。」我說：「也許是因為你從來都沒有問過我的生活吧。」聽了我的話，她用手拍拍額頭，恍然大悟般地說道：「哦！我現在告訴你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兒！」然後，母親向我講述了她與其繼母之間的關係。母親的兩個哥哥姐姐還記得自己的生母，所以從來沒把繼母當作他們的母親。因此，他們與繼母之間的關係十分疏遠，甚至有些敵意。相反，我的母親與其繼母之間的感情比較親密。她們之間的感情更像是真正的母女關係。
母親覺得她的繼母佔有慾太強，喜歡干涉她的生活。在她的成長過程中，繼母總是反覆問她：「你去哪兒了？跟誰在一塊兒？干了點兒什麼？」母親十分討厭這些問題，所以就對自己說：「將來我有了小孩，可不要像她這樣。」後來，母親也的確是這麼做的。但是，她以前從未意識到，她不干涉子女生活的決定，與當初繼母對她的干涉一樣，都產生了負面效果。如果我不向她提起這件事，她還以為這是在尊重我的獨立個性。
這個消息完全改變了我對母親的看法。我從前以為她不關心我，所以接受了多年的心理治療。但是現在看來這只不過是個誤會罷了。多年的心理治療都浪費在了我們母子之間的一個小小誤會上。我現在認識到：她並不是真的不關心我，只不過不願像她的繼母那樣過分干涉我的個人生活。她一方面關心我，一方面又強忍住不去干涉我。對於她來說，這是多麼困難啊。我感到這是一種更偉大的愛的表現，我對她的某些感受也立即發生了變化。
終其一生，她都用這種方式處理母子之間的關係，很難做出改變。很多年後，她在彌留之際對我說：「我知道本來應該多問問你的生活，但我實在做不到。」我說道：「不用了，媽媽。我知道你是關心我的，這就夠了。我已經把一切想說的都告訴你了，你用不著再問我了。」其實，這未嘗不是一種很好的方式。
我的表弟湯姆跟我一樣，在家裡也是獨生子，但他的成長經歷跟我大不相同。他的母親（也就是我的姨媽）在原生家庭裡是長女。姨媽教育子女的方式和我的母親（家裡最小的女兒）截然不同。她把孩子當作生活的中心，平時對湯姆十分嚴格，有時又保護過度。她總是想把湯姆關在家裡，還喜歡過問湯姆的一切，干涉他的個人生活。
有一次，在我從事原生家庭領域的研究和工作許多年之後，我和母親分別從各自的居住地乘飛機前往聖路易斯，參加家庭聚會。湯姆開車到機場接我們。途中，他指著路邊的一棟建築說：「那是我第一次被允許在外面過夜的地方。」我知道這裡面一定有問題，於是問道：「你當時多大了？」他說他當時19歲。聽了他的話，我感到很吃驚，回頭對後座上的母親說：「媽媽，你知道的，我不記得我們以前曾經討論過我晚上必須什麼時候回家的問題。」母親說：「是的，那是因為你總是比我回來得早。」的確如此，無論在什麼年紀，什麼時候，母親都沒有要求過我必須在晚上幾點之前回家。湯姆聽了，嘴裡似乎發出「哼」的一聲。後來他告訴我，他一直嫉妒我和母親之間那種比較寬鬆自由的關係。湯姆曾經是個「叛逆少年」，總喜歡與「獨裁」的父母做鬥爭。他在學校裡遇到了各種問題，在社會上也是四處碰壁。他把精力全都用在了阻止父母（或其他「權威人物）控制自己的生活上。因此，他沒有時間思考和規劃自己想要的人生。後來，他不到50歲就因為酗酒引起的問題去世了，他也從來沒有開始自己想要的生活。直到去世之前，他仍然住在自己的原生家庭裡。雖然他似乎很受女性的歡迎，卻終生沒有結婚。隨著年歲的增長，我對母親培育子女的方式越來越感到欽佩。
我與母親之間的關係變得更加坦誠和開放了。我開始向她傾訴一些以前根本不會說的事情，甚至可以替她出謀劃策，在某些方面給她幫助。有一次，她決定跟第4任丈夫分開。聽到這個消息之後，我立即飛到洛杉磯，幫她從家裡搬出來，並且詢問她事情的原委。在幫助母親的同時，我盡力避免陷入母親、她丈夫和我組成的三角關係之中。每當她談起丈夫時，我也只是問幾個跟她有關問題，偶爾也提出幾個建議，但不會強制她接受我的意見。最後，她自己找到了和丈夫復合的方式。這對於他們雙方來說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