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是近古(中唐以後)的樂章，雖已「六義附庸，蔚成大國」 了，實際上還是詩國中的一個小邦。它的確已發展了，到了相當大的地位，但按其本質來講，並不曾得到它應有的發展，並不夠大。如以好而論，當然很好了，也未必夠好。回顧以往，大約如此。
從詩的體裁看，歷史上原有「齊言」「雜言」的區別，且這兩體一直在鬥爭著。中唐以前，無論詩或樂府，「齊言」一直佔著優勢，不妨簡單地回溯一下。《三百篇》雖說有一言至九言的句法，實際上多是四言。楚辭是雜言，但自《離騷》以降，句度亦相當的整齊。漢郊祀樂章為三言，即從楚辭變化，漢初樂府本是楚聲。漢魏以來，民間的樂府，雜言頗盛，大體上也還是五言。那時的五言詩自更不用說了。六朝迄隋，七言代興，至少與五言有分庭抗禮的趨勢。到了初、盛唐，「詩」與「樂」已成為五、七言的天下了。一言以蔽之，四言→五言→七言，是先秦至唐，中國詩型變化的主要方向；雜言也在發展，卻不曾得到主要的位置。
像這樣熟悉的事情，自無須多說。假如這和事實不差什麼，那麼，詞的勃興，即從最表面的形式來看，也是一樁有意義的事情；因為形式和內容是互相影響著的。詞亦有齊言 ，卻以雜言為主，故一名「長短句」。它打破了歷代詩與樂的傳統形式，從整齊的句法中解放出來，從此五、七言不能「獨霸」了。這變革絕非偶然，大約有三種因由：
第一，隨著語言的發展而不得不變。即以詩的正格「齊言」而論，從上列的式子看，由四而五而七，已逐漸地延長；這顯明地為了適應語言(包括詞彙)的變化，而不得不如此。詩的長度，似乎七言便到了一個極限。如八言便容易分為四言兩句；九言則分為「四、五」，或「五、四」，「四、五」逗句更普通一些。但這樣的長度，在一般用文言的情況下，雖差不多了，如多用近代口語當然不夠，即參雜用之，恐怕也還是不夠的。長短句的特點，不僅參差；以長度而論，也衝破了七言的限制，有了很自然的八、九、十言及以上的句子 。這個延長的傾向當然並沒有停止，到了元曲便有像《西廂記.秋暮離懷.叨叨令》那樣十七字的有名長句了 。
第二，隨著音樂的發展而不得不變。長短參差的句法本不限於詞，古代的雜言亦是長短句；但詞中的長短句，它的本性是樂句，是配合旋律的，並非任意從心的自由詩。這就和詩中的雜言有些不同。當然，樂府古已有之，從發展來看，至少有下列兩種情形：一、音樂本身漸趨複雜；古代樂簡，近世樂繁。二、將「辭」(文詞)來配聲(工譜)也有疏密的不同，古代較疏，近世較密。這裡不能詳敘了。鄭振鐸先生說：
詞和詩並不是子母的關係。詞是唐代可歌的新聲的總稱。這新聲中，也有可以五七言詩體來歌唱的；但五七言的固定的句法，萬難控御一切的新聲，故嶄新的長短句便不得不應運而生。長短句的產生是自然的進展，是追逐於新聲之後的必然的現象 。
他在下面並引了清成肇麟《唐五代詞選自序》 中的話。我想這些都符合事實，不再申說了。
第三，就詩體本身來說，是否也有「窮則變」的情形呢？當然，唐詩以後還有宋、元、明、清以至近代的詩，決不能說「詩道窮矣」。——但詩歌到了唐代，卻有極盛難繼之勢。如陸遊說：
唐自大中後，詩家日趣(通「趨」)淺薄，其間傑出者亦不復有前輩宏妙渾厚之作，久而自厭，然梏於俗尚不能拔出。會有倚聲作詞者，本欲酒間易曉，頗擺落故態，適與六朝跌宕意氣差近，此集所載是也。故歷唐季、五代，詩愈卑而倚聲輒簡古可愛。蓋天寶以後詩人常恨文不迨(似缺一「意」字)，大中以後詩衰而倚聲作。使諸人以其所長格力，施於所短，則後世孰得而議。筆墨馳騁則一，能此而不能彼，未能以理推也 。
他雖說「未能以理推」，實際上對於形式與內容的關係和推陳出新的重要也已經約略看到了。詞的初起，確有一種明朗清爽的氣息，為詩國別開生面。陸游的話只就《花間》一集說，還不夠全面，然亦可見一斑。
這樣說來，詞的興起，自非偶然，而且就它的發展可能性來看，可以有更廣闊的前途，還應當有比它事實上的發展更加深長的意義。它不僅是「新聲」，而且應當是「新詩」。唐代一些詩文大家已有變古創新的企圖，且相當地實現了。詞出詩外，源頭雖若「濫觴」，本亦有發展為長江大河的可能，像詩一樣的浩瀚，而自《花間》以後，大都類似清溪曲澗，雖未嘗沒有曲折幽雅的小景動人流連，而壯闊的波濤終感其不足。在文學史上，詞便成為詩之餘，不管為五七言之餘也罷，《三百篇》之餘也罷，反正只是「余」。但它為什麼是「余」呢？並沒有什麼理由可言。這一點，前人早已說過 ，我卻認為他們估計得似乎還不大夠。以下從詞體的特點來談它應有的和已有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