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仁甫《秋夜梧桐雨》劇，沈雄悲壯，為元曲冠冕。然所作《天籟詞》，粗淺之甚，不足為稼軒奴隸。豈創者易工，而因者難巧歟？抑人各有能有不能也？讀者觀歐、秦之詩遠不如詞，足透此中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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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仁甫，即白樸，字仁甫，一字太素，號蘭谷先生，「元曲四大家」之一。《秋夜梧桐雨》，即白樸的雜劇代表作《唐明皇秋夜梧桐雨》，一般簡稱為《梧桐雨》，寫唐明皇與楊玉環的愛情傳奇。《天籟詞》即白樸的詞集《天籟集》。使王國維驚異的是，白樸的《梧桐雨》沉雄悲壯，堪稱元曲中最傑出的作品，而白樸的詞卻寫得無比粗淺，原因究竟何在呢？或者因為開創易而因襲難，又或者因為以一個人的才華總不可能勝任所有的文體。歐陽修、秦觀的詩遠不如詞，足以說明這個道理了。
王國維這樣的揣測不免有些孟浪了。開創易而因襲難，這樣的道理確實存在。不僅在文學領域，即便在學術領域也是如此，譬如在甲骨文的研究上，王國維本人就是「甲骨四堂」之一，很有篳路藍縷的草創之功。當時隨便做一做什麼都能夠成果迭出，而在這門學問成熟之後，每推進一小步都要耗費驚人的氣力。普通讀者總是說現代社會少有民國時代的學術大師，卻不曉得假使民國學術大師們生活在今天，頭頂的光環不知道要衰減多少光芒。又如能力相同的幾個人打掃同一間屋子，第一個進去打掃的人會最輕鬆地取得最大的收效，這也就是經濟學上所謂邊際收益遞減的原理，成果的大小並不取決於個人能力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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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樸的《天籟集》沉寂了太久，朱彝尊編輯《詞綜》的時候廣采博收，卻沒見過任何一首白樸的詞。白樸詞重見天日的經過，朱彝尊在《天籟集序》敘說道：
明寧獻王權譜元人曲作者凡一百八十有七人，白仁父[甫]居第三，雖次東籬、小山之下，而喻之鵬摶九霄，其矜許也至矣。余少日避兵練浦，村舍無書，覽金元院本，最喜仁父《秋夜梧桐雨》劇，以為出關、鄭之上，及輯唐、宋、元人詩餘為《詞綜》，憾未得仁父隻字，意世無復有儲藏者。康熙庚辰八月之望，六安楊希洛氏千里造余，袖中出蘭谷《天籟集》，則仁父之詞也。前有王尚書子勉序，述仁父門世本末頗詳。始知仁父名樸，又字太素，為樞判寓齋之子。後又有洪武中國子助教江陰孫大雅序，及安丘教諭松江曹安贊。余因在考元人詩集，則匪獨遺山元氏與樞判襟契，若秋澗王氏、雪樓程氏，皆有與白氏父子往來贈送之詩，蓋寓齋子三人，仁父仲氏也，其伯叔誠父、敬父。敬父官江西理問，雪樓送其之官，有「思君還讀寓齋詩」之句，此亦敬父昆弟之父執矣。白氏於明初由姑孰徙六安，是集希洛得之於其裔孫駒，將刊行，屬余正其誤，乃析為二卷，序其端。竹垞老人朱彝尊。
朱彝尊也是從雜劇開始認識白樸的，也和王國維一樣認為《梧桐雨》造詣最高，當在關漢卿、鄭光祖的作品之上，但白樸的詞無論如何也尋訪不到半句。康熙三十九年（1700）八月，六安秀才楊希洛不遠千里專程拜訪朱彝尊，攜來《天籟集》，說明代初年，白氏家族從姑孰遷到六安，詞集一直在家族中妥善保存著。楊希洛是從白樸的裔孫白駒處得來這部詞集的，準備刊刻發行，特意找到詞壇盟主朱彝尊，希望得到後者的訂正和推介。
朱彝尊非但為《天籟集》作了序言，還寫了一篇簡短的跋語：「蘭谷詞源出蘇、辛，而絕無叫囂之氣，自是名家。元人擅此者少，當與張蛻庵稱雙美，可與知音道也。」這是從風格上判斷白樸的詞與蘇軾、辛棄疾的豪放詞一脈相承，學辛詞的人往往流於叫囂，也就是王國維所謂的粗淺，但白樸沒有這個毛病，足以成為一代詞壇名家。元人擅長填詞者很少，白樸的詞可以與張翥（號蛻庵）並稱雙美。
張翥是公認的元代第一詞家，所以朱彝尊為《天籟集》寫的跋語雖然簡短，卻可謂極盡推崇之能事了。而王國維評論《天籟集》，似乎專門針對朱彝尊的評語。兩人雖然都承認白樸學到辛棄疾的詞風，但朱彝尊以為「絕無叫囂之氣，自是名家」，王國維以為「粗淺之甚，不足為稼軒奴隸」。孰是孰非，我們不妨直接從白樸的作品中直觀地感受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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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天籟集》中選一個王國維最不喜歡的詞牌——《沁園春》，詞牌下有自序說：「夜枕無夢，感子陵、太白事，明日賦此。」白樸在某夜失眠的時候浮想嚴光、李白兩位先賢的往事，第二天以詞記之：
千載尋盟，李白扁舟，嚴陵釣車。故人偃蹇，足加帝腹；將軍權幸，手脫公靴。星斗名高，江湖跡在，爛熳雲山幾處遮。山光裡，有紅鱗旋斫，白酒須賒。
龍蛇起陸曾嗟。且放我、狂歌醉飲些。甚人生貧賤，剛求富貴，天教富貴，卻騁驕奢。乘興而來，造門即返，何必親逢安道耶。兒童笑，道先生醉矣，風帽欹斜。
白樸之所以對嚴光和李白情有獨鍾，是因為自己一生布衣，有高尚其志、不事王侯的孤高。這種孤高在同時代裡太難尋到知音，只有遠溯前代，從往聖先賢中尋覓精神伴侶，這正是「千載尋盟，李白扁舟，嚴陵釣車」的意義所在。
李白被唐玄宗賜金放還之後，漫遊宣州（今安徽宣城），寫詩說「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嚴光是東漢光武帝劉秀少年時的同窗好友，劉秀稱帝之後極邀嚴光做官，嚴光堅辭不受，歸隱富春山，以釣魚為樂。在白樸看來，千萬隱士之中，只有李白和嚴光最值得敬佩，因為他們都深受帝王的賞識，明明榮華富貴唾手可得，卻絕不因此而放棄人格上的堅持。
「故人偃蹇，足加帝腹；將軍權幸，手脫公靴」，這幾句分述嚴光、李白的兩則事跡。嚴光的故事是：劉秀稱帝后邀嚴光進宮敘舊，兩人幾日來同吃同睡，嚴光毫不拘束，睡著時腳甚至壓在了劉秀的肚子上。翌日太史奏報說夜觀天象，有客星侵犯御座，劉秀不禁失笑。李白的故事是：傳說李白在長安時，有一次在酒酣中起草詔書，使楊貴妃研墨，高力士脫靴。
「星斗名高，江湖跡在，爛熳雲山幾處遮。山光裡，有紅鱗旋斫，白酒須賒」，李白字太白，太白即太白金星，嚴光引發了客星侵犯御座的天象，是謂「星斗名高」。有如此高名美譽，卻甘心浪跡江湖。嚴光垂釣富春江上，隨時將釣得的紅鱗鯉魚切為細膾，烹製美食，是謂「紅鱗旋斫」。李白有詩「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是謂「白酒須賒」。
「龍蛇起陸曾嗟。且放我、狂歌醉飲些」，龍蛇曾有騰躍之時，嚴光、李白都受過帝王的殊寵，而那段經歷想起來只令人嗟歎罷了，何不自由自在地狂歌醉飲呢？《易經·系辭下》有「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嚴光、李白的退隱便如同龍蛇的蟄伏。
「甚人生貧賤，剛求富貴，天教富貴，卻騁驕奢」，這等芸芸眾生的庸俗嘴臉實在令人厭憎，但世界偏偏這樣運作：貧賤中想求富貴，才一富貴便擺出驕人的嘴臉，這到底是為什麼呢？看不慣，索性不與世俗往來的好。「乘興而來，造門即返，何必親逢安道耶」，這是《世說新語·任誕》記載的一則故事：東晉名士王子猷居於山陰（今浙江紹興），某日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忽然思念起遠在剡溪的好友戴安道來，於是乘輕舟前往，足足行了一夜，待天亮時才到戴安道的家門。令所有人意外的是，王子猷忽然掉頭返航，對同行人說道：「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人生貴在適意，何必在乎旁人的眼光，於是「兒童笑，道先生醉矣，風帽欹斜」。兒童看到自己的醉態，笑話起自己被風吹歪了帽子的醜態，殊不知側帽也有一則風流掌故呢：北朝獨孤信姿容絕代，是所有人仰慕的焦點。一天他出城打獵，回來的時候不小心被風吹歪了帽子，但他要忙著趕在宵禁之前回城，並沒有留心到這個小小的細節。等到第二天，城裡卻突然出現一件怪事：滿城的男子儘是歪戴帽子的新式打扮。
這樣一首自明其志的詞，究竟是「粗淺之甚，不足為稼軒奴隸」，還是「絕無叫囂之氣，自是名家」，答案似乎已經不言而喻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介《天籟集》，說它「清雋婉逸，調適韻諧」，這首《沁園春》庶幾當得起這樣的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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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說明觀點，王國維拉歐陽修和秦觀來當陪襯，說他們詩不如詞。
歐陽修是宋代詩人裡屈指可數學習李白、韓愈風格的，追求詩歌的散文化。宋人雖然並尊李白、杜甫，但李白是天才型詩人，無門徑可學；杜甫是學力型詩人，可以讓仰慕者亦步亦趨。大家都去學杜甫，歐陽修卻偏偏要學李白。正因為走上了這樣一條費力不討好的荊棘路，他的詩歌才比不上詞作那般耀眼。
古體詩《晚泊岳陽》是歐陽修典型詩風之一例，依約看得到李白的影子：
臥聞岳陽城裡鐘，系舟岳陽城下樹。正見空江明月來，雲水蒼茫失江路。
夜深江月弄清輝，水上人歌月下歸。一闋聲長聽不盡，輕舟短楫去如飛。
詩句彷彿信手拈來，明白如話，卻少了李白的那種天才洋溢。歐陽修最著名的詩歌《戲答元珍》偏偏是一首律體詩，看來還是從眾比較穩妥：
春風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見花。殘雪壓枝猶有橘，凍雷驚筍欲抽芽。
夜聞歸雁生鄉思，病入新年感物華。曾是洛陽花下客，野芳雖晚不須嗟。
這首詩看似春光明媚，其實完全在發牢騷。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中央政府裡爆發了一場波詭雲譎的政治鬥爭，歐陽修、范仲淹等人贏得了人心，卻輸掉了權力角逐，相繼被貶出了朝廷。這是北宋政壇上影響很深遠的一次事件，也給各位逐臣的心境與前程投下了散不開的陰霾。
歐陽修被貶為峽州夷陵（今湖北宜昌）縣令，翌年，正在峽州做判官的好友丁寶臣（字元珍）以《花時久雨》詩相贈，歐陽修便作了這首《戲答元珍》回贈。題目說是「戲答」，只是為了掩飾牢騷罷了。
「春風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見花」，表面上是寫山城偏遠，花期較晚，而在傳統的詩歌套語裡，這分明是在抱怨皇恩不到。「殘雪壓枝猶有橘，凍雷驚筍欲抽芽」，夷陵盛產橘子，又是著名的竹鄉，頷聯將這兩種山城風物一網打盡，說二月春風未至，枝上積雪猶存，還掛著幾隻去年採摘遺漏的橘子；春雷雖然還帶著寒意，但畢竟發出春天的消息了，地下的竹筍被雷聲驚醒，準備破土而出了。
「夜聞歸雁生鄉思，病入新年感物華」，春來大雁北歸，雁鳴聲喚起人的鄉愁，令人夜不能寐；抱病之身又勉強挨到一個新的年景，萬物逢春，為何自己卻感受不到一點暖意呢？於是陷入回憶：「曾是洛陽花下客，野芳雖晚不須嗟」，自己曾在那以似錦鮮花名滿天下的洛陽為官，度過了多少賞花遊園的日子，看花也看夠了，此時困處山城，野花遲遲不開，又有什麼所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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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觀的情形與歐陽修不同，他有多愁善感、細膩入微的性格，是天生的詞人而不是詩人。所以秦觀的詩寫得很像詞。錢鍾書有評價說：「秦觀的詩內容上比較貧薄，氣魄也顯得狹小，修辭卻非常精緻。」（《宋詩選注》）
這裡選一首能代表秦觀特點的《春日》：
一夕輕雷落萬絲，霽光浮瓦碧參差。有情芍葯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曉枝。
短短二十八字，寫足了春光的千嬌百媚，但媚態也太足了些，以至於元好問《論詩絕句》有譏諷說：「有情芍葯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晚[曉]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詩。」和韓愈那種古雅樸拙的詩句相比，秦觀的詩簡直就像是小女生的作品。
還是錢鍾書說了幾句公道話：「藝術之宮是重樓復室、千門萬戶，決不僅僅是一大間敞廳；不過，這些屋子當然有正有偏，有高有下，絕不可能都居正中，都在同一層樓上。」（《宋詩選注》）
錢鍾書和元好問的矛盾觀點其實無所謂誰對誰錯，因為前者是以現代的文學眼光來看問題的，後者是以古代傳統的詩歌本色來看問題的。在古人「詩言志」的傳統裡，詩歌寫成秦觀那樣就是不好的。是的，詞不僅可以，而且應該寫成那種味道，因為那是詞的本色當行；詩歌不同，既負擔著詩教的重任，又秉持著言志的箴言，始終要以雅正為上的。所以，無論以現代的純文學的標準，還是採取古代的詩教與言志的標準，秦觀的詩確實遜色於詞，他畢竟天性就在詞的一途，王國維所謂「抑人各有能有不能也」在他的身上是完全適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