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對宇宙人生，須入乎其內，又須出乎其外。入乎其內，故能寫之；出乎其外，故能觀之。入乎其內，故有生氣；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美成能入而不出。白石以降，於此二事皆未夢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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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兩地書》有說：「滬案之後，週刊上常有極鋒利肅殺的詩，其實是沒有意思的。情隨事遷，即味如嚼蠟。我以為感情正烈的時候，不宜作詩，否則鋒芒太露，能將『詩美』殺掉。」
感情正烈的時候正是「入乎其內」的時候，這種時候只想宣洩，一旦開始宣洩又往往口不擇言、滔滔不絕。倘若沉靜一段時間，給自己一點思量與反觀的餘地，這便是「出乎其外」，這時候寫出來的詩會如同花粉經過發酵之後變成的蜜糖。
這是東西方美學共通的道理，創作家對此有朦朧的感受，理論家對此有深入的剖析。但細思之下，會發覺它只道出了一半的真理，或者說僅適用於解釋某一類的文學創作而已，並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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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的詩，最是入乎其內又出乎其外。他對他的國家有太深沉的愛，入得或許比任何人都深，而他幾乎從不把深切的感觸與激烈的情緒立即付諸筆端，不，他需要沉靜一些時間，需要抽身出來，以旁觀者的姿態來看待那一件件的親身經歷，然後有反觀，有構思，甚至還有對遣詞造句的精心打磨。
但李白不同，他是個「鬥酒詩百篇」的人，常會在興致高漲的時候信筆寫來，將一切需要宣洩的情緒，無論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立即宣洩淨盡。所以李白多寫格律鬆散的古體詩，杜甫多寫格律謹嚴的近體詩。只是因為李白有絕頂的天才，有遠遠超乎常人的文學修養，所以出口即可成章。
王國維是持有天才論的人，理應對李白類型的詩人抱以最高程度的欣賞，卻疏忽了這一類詩人很少有「出乎其外」的時候。他們似乎永遠活在懵懂的狀態裡，情緒的宣洩總如孩子一般來得迅疾。但偏偏王國維所舉的「美成能入而不出」的例子令人匪夷所思，周邦彥如何會是只能入乎其內卻不能出乎其外的詞人呢？王國維或是認為周邦彥拘泥到生活裡去了，缺乏一份超然的態度吧？至於「白石以降，於此二事皆未夢見」，自是王國維一貫貶損宋末詞家的態度。若說吳文英、王沂孫、周密、張炎那些人對生活既沒有真切的感受，又缺乏沉靜之下的反觀，實在是苛責了些。一部《樂府補題》的發現曾在清初詞壇激起過多麼大的人心震盪，這怎會是「於此二事皆未夢見」的詞家可以做到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