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能於詩詞中不為美刺投贈之篇，不使隸事之句，不用粉飾之字，則於此道已過半矣。
｜1｜
王國維偏愛自然真摯的抒情文學，所以對那些刻意為之的作品，尤其是或歌頌或譏刺或投贈的文學，總是有些不屑。他同樣偏愛天真質樸的修辭，不喜歡疊床架屋的用典與粉飾。這當然不可一概而論，譬如為他所推崇的辛棄疾就是一位用典大師，唯其用得自然渾成，讀起來便不會覺得生硬和拼湊。
本章的觀點在當時很有一點離經叛道的色彩，因為「美刺」是儒家傳統詩學中最根正苗紅的一項原則：詩歌承載著重逾泰山的社會功能，擔負著神聖的政治使命。儒家以《詩經》為詩歌正宗，清人程廷祚《詩論》說「漢儒言詩，不過美刺二端」，這話完全說在腠理之間。漢代儒者研究《詩經》，最核心的研究方向就是美刺。學術傳統一脈相承下來，詩歌的美刺功能同樣地一脈相承下來。
「美」的一途，也許有人真的發自肺腑地寫詩來歌功頌德、粉飾太平，但絕大多數時候，詩人們總是身不由己的，區別只在於：有人性格骨鯁些，所以阿諛得笨拙；有人性格圓滑些，所以阿諛得肉麻。詩歌史上有太多太多這樣的詩，普通讀者之所以見得少，只是因為很少有選本收錄它們罷了。我一直想編選一部不是從藝術的角度，而是意在縮影時代風貌的詩詞選本。當然，這是一件既困難又不會贏得幾個讀者的差事，只能留待今後有餘暇的時候再做。當然，「美」的詩詞，亦即歌功頌德的詩詞也並非全無足觀，《人間詞話》第十章提到的夏竦《喜遷鶯》就是「美」之一例，居然也可以寫得有幾分出彩。
｜2｜
「刺」是名義上最受君王喜愛而實際上最受君王嫌惡的類型，畢竟人在天性上都不喜歡聽到逆耳之言。得益於近幾十年來的詩歌選本，刺詩成為我們最熟悉的一個類型。我們從「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類的詩句裡認識並痛恨著古代腐朽沒落的帝制社會和貪腐成性的剝削階級，卻不曾從韋莊《秦婦吟》之類的詩歌裡認識到翻身的農民也有可能比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達官顯貴更凶殘。
刺詩往往是作者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有所感觸的又是最能激發起同情與義憤的社會現象，所以最易寫，也最易於感人。美詩卻難寫得多，更難於感人，能夠稍稍免於肉麻就已經算是難能可貴了。歷史上只有極少數的美詩堪稱例外，著名者譬如唐人韓翃的《寒食》：
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
這是一首人們耳熟能詳的七絕，卻很少有人知道它事實上是一首美詩。
寒食在清明前兩日，人們從這一天起一連禁火三天，只吃現成的冷食，等到了清明節再重新開火。寒食與清明相連，也正是郊遊踏青的時候，新的火種象徵著新生活的開始。而在唐代，官場上更有一種風俗，在清明取新火的時候，是由皇帝派人在日暮時分手持蠟燭，把火種傳播到各位朝臣的府第裡。這個景象，正是韓翃詩中的「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
當時的唐朝，剛剛經歷過安史之亂，國計民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壞，在上者連皇帝都避難流亡，在下者無論小官小吏還是平民百姓，過的更是命如草賤的顛沛流離的日子，千萬里的土地上，不知發生了多少的悲劇。韓翃本人和妻子柳氏就在這個動亂的時代裡上演了一場悲欣交集的活劇，以至於被人寫入傳奇。在這樣的日子之後，人們更能理解，那傳入五侯家的所謂「輕煙」，不正是清清淡淡的一點太平的萌芽嗎？
寒食禁火，清明傳播新火，年年如此。但只有今年，在這場巨大的社會動盪之後，這春城，這飛花，這東風，這御柳，這輕煙，突然具有了一種嶄新的象徵意義，象徵著動亂結束了，新生開始了，天下太平了，人們迎來的不僅是季節的春天，更是生活的春天，政治的春天。尤其對照此前安史之亂的時候，寫《楓橋夜泊》的那位詩人張繼眼裡的清明，農民都被徵召從軍，於是田園荒廢，清明時節卻見不到幾處新火新煙：
耕夫占募逐樓船，春草青青萬頃田。試上吳門看郡郭，清明幾處有新煙。
這首《閶門即事》可以算作一首刺詩，但又有誰不希望看到一點正能量呢？所以，對於韓翃《寒食》淡淡詩意背後的政治含義，經歷過滄桑的德宗皇帝自然感慨系之。有一次制誥的職位有了空缺，德宗欽點韓翃擔任。當時的江淮刺史也叫韓翃，宰相不知道聖意誰屬，德宗皇帝便親筆批復道：「『春城無處不飛花』韓翃也。」這樣的粉飾太平的詩句，皇帝喜歡，千載之下的讀者也不會生出半點的厭憎。詩歌的美刺如果寫成這個樣子，想來就連王國維本人也不會反感吧？
｜3｜
投贈是詩詞最重要的社會功能之一。文人之間你來我往，交遊唱和，總需要由詩詞來承擔媒介的任務。詩詞之於文士，相當於酒令之於販夫走卒，相當於麻將之於中老年婦女。而詩詞一旦承載了社交任務，也就具有了功能性的意義，而一旦具有了功能性的意義，也就與審美的超然性判然兩途了。在王國維所接受的西方美學準則裡，美，一定是與現實利益無關的，所以任何帶有功利目的的詩詞一定是卑下的、俗不可耐的、沒有任何美學意義的。
事實上，投贈類詩詞是中國詩歌史上的一個大類，因為對於文人來說，尤其對於那些自命清高的文人來說，再沒有比詩詞更合適的社交工具了，如白居易和元稹之間你來我往的詩歌投贈早已傳為文壇佳話，而那些詩歌，雖然其內容也不乏真摯動人之處，但數量簡直多到令人厭煩的地步。「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飴」，如果君子之交也有什麼類似於飴的物件，那一定就是詩詞了。
試舉投贈詩詞中肉麻的一例，南宋陸叡的《甘州·壽賈師憲》：
滿清平世界慶秋成，看看斗三錢。論從來活國，論功第一，無過豐年。辦得閒民一飽，餘事笑談間。若問平戎策，微妙難傳。
玉帝要留公住，把西湖一曲，分入林園。有茶爐丹灶，更有釣魚船。覺秋風、未曾吹著，但砌蘭、長倚北堂萱。千千歲，上天將相，平地神仙。
詞題中的賈師憲即南宋最後一位奸相賈似道。周密《齊東野語》有記載說：賈似道的生日在八月八日，每年此時，全國各地都會湧來數以千計的善頌者，無數祝壽詩詞紛至沓來。賈似道會將這些詩詞交給專家評審，遴選出來的優秀篇什被人們輾轉傳抄，一時之間洛陽紙貴。其實又哪裡有什麼好作品呢，都是一些諂詞囈語而已。
陸叡的這首《甘州》就曾經被賈似道的評審團選為頭魁。平心而論，這首詞的寫作技法真的有點高明，只寥寥幾句便從政務、軍功、修養、孝道諸方面將賈似道捧了一個面面俱到。要知道這種馬屁文章，很多人都是採取明哲保身的態度不得已而為之，雖然也極盡肉麻之能事，但總帶著一點破罐子破摔的調調，正如我們熟悉的郭沫若、臧克家寫過的那些諛辭。文人才子倘若處心積慮地逢迎起來，真可以把諛辭寫得出彩。陸叡其人，連三流的詞人都算不上，在《全宋詞》裡也僅僅存詞三首，卻能夠憑著這一首《甘州》在當時名動江湖，那精巧的構思與精湛的詞藝，其實比敷衍了事、自我作踐的逢迎更令人噁心。
｜4｜
凡事不可一概而論，投贈的詩詞裡其實也不乏極上乘的作品。而投贈，哪怕是投贈行徑中貌似最寡廉鮮恥的干謁，赤裸裸地向帝王或達官顯貴請求官職，也並非都來得那麼猥瑣。
時代風氣在其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毛曉雯《唐詩風物誌》對大唐盛世中的干謁詩有一番精彩的分析：
大唐盛世，四海晏清。帝國一天比一天強大繁華，生活在其中的人一天比一天壯懷激烈，「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丈夫三十未富貴，安能終日守筆硯」，在滾燙的時代精神中，再也沒有人願意蜷縮在故紙堆裡咬文嚼字。終於，初盛唐的知識分子捨棄了六朝時獨善其身的做法，昂首闊步走出書齋，挽起衣袖，企圖兼濟天下。他們走出書齋的第一步，便是攜著自己的得意之作——或是文學作品，或是國事建議——去幹謁政治、文學、軍事等各個領域的大人物，希冀得到賞識和提拔，「有才不肯學干謁，何用年年空讀書」？
唐代以前和以後，同樣存在干謁。但是，任何一個朝代的人，都沒有唐人的干謁來得驕傲和豪爽。唐代干謁者不像前代的干謁者一般扭扭捏捏，對於露骨地表達功名願望，他們不以為恥，因為無法建功立業才是有志男兒的恥辱，所以他們一而再再而三地「長吁問丞相，東閣幾時開」。至於什麼「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那種陶淵明式的精神勝利法，在唐人中沒有市場。……
有唐一代，「自詫才華」者輩出：唐代干謁者不認為干謁是在謀求一己私利，他們認為，他們是為了避免國家流失人才，才主動跳出來振臂高呼「我是人才，我能讓唐帝國發展提速，請快些重用我」。杜甫在獻給韋左丞的干謁詩中就赤裸裸地表達「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張楚的自信不輸杜甫，他說「至如高班要津，聽望已久，小郡偏州，常才為之」。將兩位大詩人的話大致翻譯成現代文，杜甫說的是「我才華出眾，所以一定要做官，這樣才能輔佐君王，重現堯舜時代的美好生活」，張楚說的是「我的聰明才幹，必須在關鍵職位上發揮作用；那些小郡偏州的芝麻小官，讓普通人去做吧」。干謁者之所以干謁，是因為他們篤定自己能為唐王朝添磚加瓦；如果他們有才幹卻不能身居要職，這是帝國的巨大損失。
｜5｜
在《唐詩風物誌》上述文字中的各種引用裡，杜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是最著名的一首投贈佳作，名句迭出，不可一世：
紈褲不餓死，儒冠多誤身。丈人試靜聽，賤子請具陳。162
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163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李邕求識面，王翰願卜鄰。164
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165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
此意竟蕭條，行歌非隱淪。166騎驢三十載，旅食京華春。
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
主上頃見征，欻然欲求伸。167青冥卻垂翅，蹭蹬無縱鱗。168
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真。每於百僚上，猥誦佳句新。169
竊效貢公喜，難甘原憲貧。170焉能心怏怏，只是走踆踆171。
今欲東入海，即將西去秦。172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173
常擬報一飯，況懷辭大臣。174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175
詩題中的韋左丞丈即韋濟，當時任尚書左丞，故稱韋左丞；韋濟是杜甫的尊長，故而稱丈。其時為唐玄宗天寶七年（748），杜甫困居長安，眼看著年齡已近不惑，入仕卻遙遙無望，兩度向韋濟投獻詩歌卻並未得到任何幫助。本著死馬當作活馬醫的精神，杜甫以這首詩再次投贈韋濟，請求提攜。詩中說自己「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既有這樣出眾的才學，理應「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但這並非只為一己之功名，而是要「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誰想抱負不能實現，現實使自己屢屢碰壁，過著「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的四處干謁的日子，如果再這樣下去的話，索性就隱居不仕好了，「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在這樣一首滿懷真誠的投贈詩歌裡，哪裡有半點令人生厭的搖尾乞憐呢？在杜甫一類的詩人那裡，在大唐盛世的進取風尚裡，「真」與「投贈」往往並非判然兩途之事，而這正是王國維所思未深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