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放翁跋《花間集》謂：「唐季五代，詩愈卑，而倚聲者輒簡古可愛。能此不能彼，未可[易]以理推也。」《提要》駁之謂：「猶能舉七十斤者，舉百斤則蹶，舉五十斤則運掉自如。」其言甚辨。然謂詞必易於詩，余未敢信。善乎陳臥子之言曰：「宋人不知詩而強作詩，故終宋之世無詩。……然其歡愉愁苦[怨]之致，動於中而不能抑者，類發於詩餘，故其所造獨工。」五代之詞所以獨勝，亦以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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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游為《花間集》作過兩篇跋語，本章引文出自第二篇跋：
唐自大中後，詩家日趣淺薄，其間傑出者亦不復有前輩閎妙渾厚之作，久而自厭，然梏於俗尚，不能拔出。會有倚聲作詞者，本欲酒間易曉，頗擺落故態，適與六朝跌宕意氣差近，此集所載是也。故歷唐季、五代，詩愈卑，而倚聲者輒簡古可愛。蓋天寶以後詩人常恨文不迨；大中以後，詩衰而倚聲作，使諸人以其所長格力施於所短，則後世孰得而議。筆墨馳騁則一，能此而不能彼，未易以理推也。開禧元年十二月乙卯，務觀東籬書。（明汲古閣覆宋本）
陸游提出的是這樣一種觀點：從唐宣宗大中年間直到五代，詩的水準每況愈下，越寫越淺薄，即便是其中的傑出者也寫不出前輩詩人那種閎妙渾厚的味道；而那些填詞的文人，本來只把詞當作歌樓酒肆裡的娛樂手段，所以寫得明白曉暢，但正是因為這份明白曉暢，反而擺脫了當時詩歌的頹態，直追六朝時候的跌宕意氣，《花間集》所收錄的就是這樣的作品；所以說晚唐以迄五代，詩愈卑而詞愈發古雅可愛，大約文人能詩者則不擅詞，能詞者則不擅詩，其中的奧妙很難令人推想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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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朝編修《四庫全書》，《花間集》也在搜羅之列，四庫館臣對陸游的跋語很不以為然，於是在撰寫《提要》的時候特地花了一些篇幅來做反駁：
後有陸游二跋。……其二稱唐季、五代，詩愈卑而倚聲者輒簡古可愛，能此不能彼，未易以理推也。不知文之體格有高卑，人之學力有強弱。學力不足副其體格，則舉之不足；學力足以副其體格，則舉之有餘。律詩降於古詩，故中、晚唐古詩多不工，而律詩則時有佳作。詞又降於律詩，故五季人詩不及唐，詞乃獨勝。此猶能舉七十斤者舉百斤則蹶，舉五十斤則運掉自如，有何不可理推乎？
四庫館臣的意見是：陸游只看到了現象，卻並未找出原因。其實原因並不難尋：文學體裁有高有卑，人的才力也有強有弱；才力強的人就能駕馭高級文體，才力弱的人只能勝任低級文體；律體詩不如古體詩高級，所以中唐、晚唐的古體詩大多寫得不好，律體詩卻常常有佳作出現；詞不如律體詩高級，所以五代時期的文人寫詩不如唐人，填詞卻風靡一時，佳作迭出。這就好比一個人有七十斤力氣，舉百斤的重物就會栽倒，舉五十斤的東西卻勝任愉快，這不是很簡單的道理嗎？
這樣的意見在今人看來會有點費解，在古代卻一直很有市場，以至於愛好填詞的人直到晚清都在努力為詞爭取一份與詩歌平等的地位。在傳統看法裡，詩屬於陽春白雪，詞屬於下里巴人；同屬陽春白雪的詩也有高下之分：古體詩比律體詩古雅，五言詩比七言詩古雅。除了《詩經》《楚辭》這種經典之外，詩歌類型的最高級別是五言古詩。
我們看《唐詩三百首》的排序，依次是五言古詩、五言樂府、七言古詩、七言樂府、五言律詩、七言律詩……這個次序是說明了文體級別的。古人為自己編輯文集，通常都會將詩放在開頭，詞要麼索性不予收錄，要麼就放在文集的末尾。即便是納蘭性德這樣最愛填詞，也一直在為詞爭取地位的人，他的師友在他歿後為他編纂文集（即《通志堂集》），順序也是賦在最先（因為賦比詩更古雅），然後是五言古詩、七言古詩、五言律詩、七言律詩、五言排律、五言絕句、七言絕句，當所有的詩都安排完了，才是詞的位置。唯一與眾不同的是，文章被排在了詞的後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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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有厚古薄今的傳統，表現在文學上，就是以古雅為標桿，新興的文體總是不如舊有的文體。其實純粹以創作難度來看，律體詩要講平仄、對偶，技法上明顯難於古體詩；詞要講合樂，音律的講究比律體詩還要複雜很多，技術難度最大。但古人考慮的要點不是技術，而是風格，他們認為古代的文體雖然缺乏技術上的難度，但那種古雅的味道是最難學出來的。
這其實不很講理，正如《詩經》在後世看來古雅得很，但當時的人一定不會這樣想。所謂古雅，是在漫長的歲月裡緩緩發酵出來的，與創作者本人並沒有太直接的關係。
所以王國維並不贊同四庫館臣的說法，拿出明末文壇領袖陳子龍的《王介人詩餘序》來做反駁：
宋人不知詩而強作詩。其為詩也，言理而不言情，故終宋之世無詩焉。然宋人亦不可免於有情也，故凡其歡愉愁怨之致，動於中而不能抑者，類發於詩餘。故其所造獨工，非後世可及。蓋以沉至之思而出之必淺近，使讀之者驟遇如在耳目之表，久誦而得沉永之趣，則用意難也。以儇利之詞，而制之實工練，使篇無累句，句無累字，圓潤明密，言如貫珠，則鑄詞難也。其為體也纖弱，所謂明珠翠羽，尚嫌其重，何況龍鸞？必有鮮妍之姿，而不藉粉澤，則設色難也。其為境也婉媚，雖以警露取妍，實貴含蓄，有餘不盡，時在低回唱歎之際，則命篇難也。惟宋人專力事之，篇什既多，觸景皆會，天機所啟，若出自然。雖高談大雅，而亦覺其不可廢。何則？物有獨至，小道可觀也。
陳子龍，字臥子，號大樽，明代幾社領袖，被詞壇中的雲間派奉為宗師。普通讀者知道陳子龍的名字，一般是因為他和柳如是有過一段愛情生活的緣故。
陳子龍並不專注於填詞，卻成為明清易代之際輓詞壇風氣之衰的一代風雲人物，他的《湘真閣詞》在清代備受推崇。光緒年間的詞論大家譚獻在《復堂日記》裡有這樣一段記載：明清兩代詞壇，詞家公推《湘真閣詞》為第一，《飲水詞》其次。譚獻還引述嘉慶、道光年間的詞壇名宿周之琦的話說：納蘭性德是歐陽修與晏氏父子一流的人物，不足與李煜比肩，只有陳子龍才有資格稱為李煜的後身。
現在除了專業研究者，已經很少有人讀過陳子龍的詞了。陳子龍當時既有文壇領袖的身份，便總要盡一些文壇領袖的義務，亦即為他人的文集作序推薦。這種差事多了，陳子龍的推薦便也常常言不由衷，只是在表譽作者之外的一些見解常常有機杼獨出的高論。在這篇《王介人詩餘序》裡，陳子龍將王翃（字介人）的詞作吹捧到無人敢信的高度，但除此之外，對宋詞細密入理的分析卻成為被引用頻次極高的段落。
這一段的大意是說：宋人不懂得寫詩的要領而勉強作詩，只言理而不言情，以至於兩宋數百年來根本就沒有像樣的詩歌作品。但宋人也和任何時代的人一樣有著情感表達的需要，詩既然只言理，詞就成為專門的言情載體。填詞不易，分別有用意、鑄詞、設色、命篇四難，但宋人能夠全力以赴，所以作品數量既多，造詣也能達到天機自然之妙境。詞雖屬小道，不登大雅之堂，卻也不乏可觀之處，不該完全廢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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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陳子龍的觀念裡，詞畢竟屬於小道，只適宜士君子以餘力為之。這要算是時代的偏見了，但他對宋詞之所以獨擅一時的解釋卻說中了幾分真相。宋人寫詩最重理趣，這一點最受後人詬病。極端的狀況如明代文壇「後七子」領袖李攀龍編選一部從商周直到國朝的詩集，將明詩直接唐詩，宋詩竟然一概不選。
其實標榜情趣還是標榜理趣，各有各的道理，也各有各的魅力。倘若以理趣為審美標桿，唐詩反而不甚入流。「三過門間老病死，一彈指頃去來今」，這是前文講過的蘇軾的詩句，這樣的理趣又何嘗不讓人在美感中感動呢？只是理趣的流弊在於好發議論，以學問和議論為詩，而詩歌作為一種文體，天然就是要以形象思維取勝的。即便是理趣，也要在形象思維的包裹當中呈現。
理學大師程顥有一首很著名的《秋日偶成》，可以算是議論體的典範：
閒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
如果請唐人來做評委，會批評這首詩簡直沒有半點詩味。但欣賞它的人依然不在少數，因為它將理學家的人生境界寫出了座右銘或格言一般的魅力，而人們對詩歌的欣賞，其實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對格言的欣賞。文天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純粹是豪言壯語而已，依唐人的標準依然不是好詩，但這並不妨礙它千古以來膾炙人口。即便在現代詩裡，「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同樣是以格言的魅力取勝，在以巧妙的修辭說理、發議論而已，但人們恰恰因為這兩句詩記住了北島。
這樣看來，宋人重理趣，甚至好發議論，也算不得是對詩歌的敗壞。不過，陳子龍說「故終宋之世無詩焉」固然偏頗，卻看出了即便是愛好說理的宋人也和唐人、和我們所有人一樣，都有言情的需要。既然宋詩堵住了言情的通路，情之所鍾便一股腦地傾瀉到詞的世界裡去，所以宋人填詞正如唐人寫詩，或者說從言情的角度上看，宋詞才是堪與唐詩比肩的事物，宋詩反而是另一種不相干的東西。王國維認為五代之詞所以獨勝，也是因為這個緣故。這個結論倒有些輕率了，畢竟五代時期的詩歌還不似宋詩那樣阻塞了言情的門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