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詞人，白石有格而無情，劍南有氣而乏韻。其堪與北宋人頡頏者，唯一幼安耳。近人祖南宋而祧北宋，以南宋之詞可學，北宋不可學也。學南宋者，不祖白石，則祖夢窗，以白石、夢窗可學，幼安不可學也。學幼安者率祖其粗獷、滑稽，以其粗獷、滑稽處可學，佳處不可學也。幼安之佳處，在有性情，有境界。即以氣象論，亦有「橫素波」「干青雲」之概，寧後世齷齪小生所可擬耶？
｜1｜
本章評點兩宋詞家，指點學詞門徑，全在針對晚清的詞壇主流，所以在今天抽身來看，這些意見或多或少總有矯枉過正之嫌。在王國維看來，南宋姜夔（白石）、陸游（劍南）、辛棄疾（幼安）三大詞家，只有辛棄疾一人能與北宋詞家抗衡；詞從北宋發展到南宋實為一大退步，然而時人填詞多學南宋而不學北宋，學南宋的人又多學姜夔、吳文英（夢窗）這兩個二流詞人，而不學南宋第一的辛棄疾；這是因為二流作品有門徑可循，便於人們照貓畫虎，一流作品則以天才取勝，既尋不到門徑可學，勉強去學也學不成樣子。
康熙年間，朱彝尊編成《詞綜》，彙集唐代至元代詞家六百餘人，選詞兩千餘首，影響出蔚為壯觀的一個浙西詞派。朱彝尊在《詞綜·發凡》裡開宗明義說：「詞至南宋始極其工，至宋季而始極其變，姜堯章氏最為傑出。」意即南宋是詞的巔峰時期，姜夔是這個巔峰時期裡的巔峰人物。所以我們可以想見，王國維之所以花那麼大的氣力批判南宋詞風並貶低姜夔，是有所針對的。
《詞綜》於姜夔之下，推崇的是吳文英、周密、張炎、史達祖這一類詞人，卻很看不上辛棄疾。王國維時代的大詞家文廷式對《詞綜》有一言以蔽之：「以二窗為祖禰，視辛、劉若仇讎。」（《雲起軒詞·自序》）意即《詞綜》將吳文英（夢窗）、周密（草窗）這類婉約派當成祖宗牌位來供奉，卻把辛棄疾、劉過這類豪放派看作仇敵。
在王國維的時代，詞壇以王鵬運、朱孝臧、鄭文焯、況周頤為四大名家，王鵬運、朱孝臧校訂夢窗詞，大力標舉吳文英；鄭文焯最精音律，全然在走姜夔一途；況周頤年輕時主張性靈、寄托，晚年因與朱孝臧頻繁唱和，受後者太大影響，以「重、拙、大」為填詞三大美學原則。時代大潮，幾乎完全站在王國維的對立面，也難怪《人間詞話》在當時反響平平，無聲無息。
晚清詞壇之所以特別標榜姜夔、吳文英，有時代聲息相通的緣故。晚清的衰世一如南宋的衰世，衰世自然有衰世之音；辛亥革命的爆發更把衰世打成末世，而吳文英、周密、張炎等人正是在南宋末世裡辛苦填詞的人。
｜2｜
「南宋詞人，白石有格而無情，劍南有氣而乏韻」，姜夔的詞，格調雖高，感情卻不真切，這是《人間詞話》前一章裡剛剛討論過的內容；陸游的詞，雖然氣勢逼人，卻過於直白了些，少了一點蘊藉，少了一點餘味。
姜夔的詞，前文已經講到不少，這裡重點講一講陸游。
陸游，字務觀，號放翁，越州山陰（今浙江紹興）人，詩集名為《劍南詩稿》，故而人們也會以「劍南」稱之。陸游出身於官宦之家、書香門第，論文采和學識都是當世第一流的。宋高宗紹興二十三年（1153），陸游赴臨安應舉，狀元及第，卻不想秦檜的孫子秦塤也在同科考試，屈居榜眼；翌年禮部考試，陸游的排名又在秦塤之前，秦檜終於怒不可遏，直接將陸游除名。直到秦檜死後，陸游才艱難地踏入仕途，在無數坎坷與挫折中度過了一生。
今天的文學史一概將陸游大書特書，原因在於陸游是一個無比赤誠的愛國主義詩人。我們的小學語文課本收錄有陸游的絕筆之作《示兒》：
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
陸游臨終最牽掛的事情不是家庭的遺產安排，而是北方故土的收復大業。陸游去世之後僅僅二十四年，南宋便與蒙古聯合，一道滅了金國。這或許會給陸游一點告慰。然而世事弔詭，又四十二年之後，蒙元滅宋，當初宋金南北對峙的局面反而令人懷念了。
陸游哪怕在最潦倒的時候也一心想著光復事業，如《十一月四日風雨大作》：
僵臥孤村不自哀，尚思為國戍輪台。夜闌臥聽風吹雨，鐵馬冰河入夢來。
人都已經落到僵臥孤村的窘境，卻不自哀，還一心想著報效國家。用今天的流行語來說，這是何等的偉大情操。陸游對自己的軍事才能懷有無比的自信，所以懷才不遇的悲愴自然比平常人深刻許多，如《書憤》：
早歲那知世事艱，中原北望氣如山。樓船夜雪瓜洲渡，鐵馬秋風大散關。
塞上長城空自許，鏡中衰鬢已先斑。出師一表真名世，千載誰堪伯仲間。
頷聯是千古傳誦的名句，其中點到的兩個地名——瓜州渡和大散關，都是宋金對峙的軍事要衝，雙方打過幾場著名的戰役。頸聯「塞上長城」語出《宋書·檀道濟傳》，劉宋名將檀道濟蒙冤被殺，被收捕時憤憤說道：「乃復壞汝萬里之長城！」陸游早年以軍事才華自許，可惜年逾花甲也不曾施展半分。尾聯讚頌諸葛亮，最是緬懷《出師表》「獎率三軍，北定中原……興復漢室，還於舊都」的詞句，那也是陸游一生的夢想。
｜3｜
陸游也有散淡瀟灑的一面，如《劍門道中遇微雨》：
衣上征塵雜酒痕，遠遊無處不消魂。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入劍門。
如果將一切傳統詩人想像成一家公司，並要為這家公司設計一個LOGO（商標）的話，簡直沒有比這首詩更合適的了。畫面感太強，王國維定會說它「不隔」。此時陸游正在去往成都，要到那裡就任一個參議的小職位，以寫意的手法在「細雨騎驢入劍門」的形象裡畫出了自己，也畫出了詩人的群像。
《臨安春雨初霽》也是陸游的名作，在清新中隱藏著酸楚：
世味年來薄似紗，誰令騎馬客京華。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
矮紙斜行閒作草，晴窗細乳戲分茶。素衣莫起風塵歎，猶及清明可到家。
陸游寫這首詩的時候已經六十二歲，返家途中經過臨安，春雨過後聽著巷子裡叫賣杏花的聲音，也算是一番閒趣了。「矮紙斜行閒作草」，寫草書比寫楷書更花工夫，「閒作草」是在清閒中以草書打發時間；「晴窗細乳戲分茶」，宋人有精緻的茶道，以茶湯上的浮沫（細乳）來鑒別茶的優劣（分茶）。尾聯別有深意，暗用陸機「京洛多風塵，素衣化作緇」的詩意：京城太多風沙，容易將素衣染黑，暗喻京城有太多的骯髒齷齪，很容易玷污人的品格。陸游不在京城久留，預計清明時節便可以到家，所以才說京城的污濁玷污不到自己。
自南宋以至清代，人們大多欣賞的是陸游詩中這閒適散淡的一面，尤其是陸游很有一些過於淺近的詩歌，最容易受到那些文藝素養不高的人的喜愛。《紅樓夢》第四十八回，香菱向黛玉討教詩藝，有這樣一段：「香菱道：『我只愛陸放翁的詩「重簾不卷留香久，古硯微凹聚墨多」，說的真有趣。』黛玉道：『斷不可學這樣的詩。你們因不知詩，所以見了這淺近的就愛，一入了這個格局，再學不出來的。……』」
及至清末，在國勢日衰、國恥日深的重壓之下，陸游詩中激憤的一面才被人們標舉出來。而陸游的詞向來也不很受人重視，如劉熙載《詞概》裡說陸游之詞安雅清瞻，其最上乘的作品在蘇軾與秦觀之間，只可惜缺乏超然之致、天然之韻，被人一眼便看個通透。
所以王國維所謂「劍南有氣而乏韻」，正是上承劉熙載來講的。以陸游那樣一個在僵臥孤村的時候「尚思為國戍輪台」的人，怎可能有任何超然的氣質呢？
｜4｜
在陸游的全部性格裡，最缺少的就是超然。無論國事還是家事，但凡有了糾結，他便要一輩子糾結到底。陸游在愛情上的糾結是最廣為人知的，據周密《齊東野語》，陸游娶表妹唐婉為妻，琴瑟和諧，但陸游的母親偏偏不喜歡這個兒媳，認為她荒廢了兒子的時間，耽擱了兒子的前程。這真是好一場婆媳鬥爭大戲，而在那個既無女權又尊孝道的時代，陸游迫於母命，只得含淚休妻。
轉眼幾年過去，在一個踏青的日子，紹興沈園裡，唐婉與後夫趙士程邂逅了前夫陸游。在這個本該既百感交集又尷尬無措的時刻，唐婉倒表現出了大家閨秀的風範，先是徵得了趙士程的同意，隨後派人送酒饌向陸游致意。陸游不勝欷歔，題《釵頭鳳》一首於沈園牆壁之上：
紅酥手，黃縢酒。滿城春色宮牆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
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浥鮫綃透。桃花落，閒池閣。山盟雖在，錦書難托。莫，莫，莫。
舊情顯然難忘，卻也無可奈何。詞句完全是聲淚俱下的樣子，實在為「有氣而乏韻」的說法做了最好的註腳。但是，在這樣的情緒裡，換誰可以寫出有氣而不乏韻的詩詞呢？
唐婉再游沈園，在牆壁上寫下了給陸游的回答：
世情薄，人情惡。雨送黃昏花易落。曉風乾，淚痕殘。欲箋心事，獨語斜闌。難，難，難。
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鞦韆索。角聲寒，夜闌珊。怕人尋問，咽淚裝歡。瞞，瞞，瞞。
咽淚裝歡的日子極度損耗著唐婉的生命，不久之後她便在抑鬱中死去，留下陸游用盡後半生的時光來緬懷這一段永失所愛的感情，當然，出於「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鄭重考慮，陸游在這段時間裡還是忙不迭地生下了七子一女。
「時間會沖淡一切」這句話在陸游這裡並不適用。直到晚年，他幾乎每經過一次沈園就會寫出極其傷情的詩句，如《餘年二十時嘗作菊枕詩，頗傳於人，今秋偶復采菊縫枕囊，淒然有感》二首：
其一
採得黃花做枕囊，曲屏深幌悶幽香。喚回四十三年夢，燈暗無人說斷腸。
其二
少日曾題菊枕詩，蠹編殘稿鎖蛛絲。人間萬事消磨盡，只有清香似舊時。
又多年後，已近古稀之年的陸游再游沈園，看到當年題寫《釵頭鳳》的牆壁已然頹壞，禁不住又是百感交集，有詩《禹跡寺南，有沈氏小園，四十年前，嘗題小詞一闋壁間，偶復一到，而園已三易主，讀之悵然》：
楓葉初丹槲葉黃，河陽愁鬢93怯新霜。林亭感舊空回首，泉路94憑誰說斷腸。
壞壁醉題塵漠漠，斷雲幽夢事茫茫。年來妄念消除盡，回向蒲龕95一炷香。
到了七十五歲那年，陸游故地重遊，又寫下《沈園》絕句二首，詩句中那種撕心裂肺的痛彷彿幾十年間從來未曾淡去：
其一
夢斷香消四十年，沈園柳老不飛綿。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吊遺蹤一泫然。
其二
城上斜陽畫角哀，沈園無復舊池台。傷心橋下春波綠，曾是驚鴻照影來。
又九年之後，八十四歲的陸游在兒孫的攙扶下再游沈園，寫下了《春遊》這一首最後的愛情緬懷之作：
沈家園裡花如錦，半是當年識放翁。也信美人終作土，不堪幽夢太匆匆。
翌年，即宋寧宗嘉定二年（1209），也就是陸游寫下絕筆詩《示兒》的那一年，無論是對愛情的糾結還是對光復中原的糾結，一併折磨到陸游生命的最後一天。
｜5｜
所以陸游注定是一個活得很累、很委屈的人，但他最可愛的地方就是：即使碰得頭破血流，也依然一往無前、癡心不改。這樣一種情操，全寫在那首《卜算子·詠梅》裡：
驛外斷橋邊，寂寞開無主。已是黃昏獨自愁，更著風和雨。
無意苦爭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
這首詞屬於最典型的「托物言志」，寫梅花的寂寞、高潔與執著無悔，每一個特點都落在自己身上。
詠物詩詞大約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詠物就是詠物，如林逋「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第二類，托物言志，如陸游「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第三類，亦真亦幻，別有寄托，如蘇軾「似花還似非花，也無人惜從教墜」。一直以來，第三類最是受人稱道，而第二類，尤其是在詞而非詩的世界裡，是被認為太過直露、缺乏韻味的。
然而初階讀者最易於接受的恰恰就是第二類，因為它相比於第一類更加貼合人的感情訴求，相比於第三類則直截了當，語語都在目前。高級知識分子最喜歡第三類，因為它回味悠長，不厭熟讀。王國維是個例外，因為他的美學根底是康德、叔本華和尼采，所以能夠從傳統文人中間殺出一條新路，另立新的標準，崇尚的是德國古典美學意義上的天才之作，譬如李煜和納蘭性德的作品。
｜6｜
在王國維的新標準裡，南宋是詞的衰敗時代，姜夔、陸游雖然各樹高峰，但前者「有格而無情」，後者「有氣而乏韻」，終歸無力與北宋名家相比，只有辛棄疾才是唯一不輸於北宋名家的人。辛詞佳處，在於有性格，有境界，有氣象。（王國維這裡所謂境界，並非美學意義上的境界，而是指通常所謂的人生境界。）
《人間詞話》手稿，本章內容還有一句「其實幼安詞之佳者，如《摸魚兒》《賀新郎·送茂嘉》《青玉案·元夕》《祝英台近》等，俊偉幽咽，固獨有千古」。其中《青玉案·元夕》在第二十六章已經有過講述，這裡先從《摸魚兒》看起：
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惜春長恨花開早，何況落紅無數。春且住。見說道、天涯芳草無歸路。怨春不語。算只有慇勤、畫簷蛛網，盡日惹飛絮。
長門事，96準擬佳期又誤。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縱買相如賦，脈脈此情誰訴。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97閒愁最苦。休去倚危欄98，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
這首詞有序言說：「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為賦。」淳熙己亥即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辛棄疾從荊湖北路轉運副使調任為荊湖南路轉運副使，轉運使亦稱漕司，掌管財賦，這便是「自湖北漕移湖南」之所指。辛棄疾自南歸以來，已經被朝廷投閒置散了十七個年頭，在壯志難酬的悲憤中白白熬到了不惑之年，非但看不到掌兵北伐的希望，就算勉強忍在一個掌管財賦的小職位上，竟然也被朝廷從湖北調到湖南，眼見得離前線更遠。於是在小山亭上，在同僚們為他舉辦的送行宴會中，他以這首《摸魚兒》發盡胸中的牢騷。
詞的上闋全是傷春情緒，下闋借美女失寵於君王的典故抒發自己空有壯懷而不見用的憤懣，連帶著還將當權者狠狠譏諷了一番。宋人羅大經有評論說：「使在漢、唐時，寧不賈種豆、種桃之禍哉！愚聞壽皇見此詞頗不悅，然終不加罪，可謂聖德也已！」意即倘若辛棄疾生活在漢、唐兩代，這首詞是會給他招致文字獄的；宋孝宗對這首詞很有意見，卻不曾加罪於辛棄疾，真是一位好皇帝啊！
羅大經所謂種豆之禍是指西漢楊惲的事情：楊惲是司馬遷的外孫，被貶官賦閒之後非但沒有半點悔過反省的姿態，還在信裡對規勸他的友人滿懷怨氣地解釋自己的高調生活是如何的理所當然，其中就有一段對自己酒酣耳熱唱種豆之詩的生動描寫。那首詩是：「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雖然字面上是說南山種豆，實則暗諷朝政蕪穢，說自己樂得免官逍遙。楊惲這篇書信寫得文采斐然，以至被收入《古文觀止》，名為《報孫會宗書》。後來因為別的事由，楊惲再次獲罪，抄家時抄出了這份《報孫會宗書》。原本楊惲罪不至死，但漢宣帝無法容忍他書信中這副冷嘲熱諷的腔調，便以大逆不道罪將他處斬，收信人孫會宗也受牽連而被罷官處分。
羅大經所謂種桃之禍是唐代劉禹錫的事情：劉禹錫從貶所返京，經過桃花盛開的玄都觀，寫下一首《元和十一年自朗州召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裡桃千樹，儘是劉郎去後栽。」詩句將滿朝新貴一併譏諷了去，以致劉禹錫才返京城，便被貶到更遠的地方。
這樣比較之下，辛棄疾雖然屢屢被投閒置散，但已經太值得慶幸了。辛詞雖好，但怨憤、譏訕太多，辛棄疾不曾成為文字獄的受害者實在要感謝宋代寬容士大夫這一基本國策。
｜7｜
最能體現辛詞「粗獷、滑稽」者，莫過於那首《賀新郎》：
甚矣吾衰矣。悵平生、交遊零落，只今余幾。白髮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間萬事。問何物、能令公喜。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情與貌，略相似。
一尊搔首東窗裡。想淵明、停雲詩就，此時風味。江左沉酣求名者，豈識濁醪妙理。回首叫、雲飛風起。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
這首詞有小序說：「邑中園亭，僕皆為賦此詞。一日，獨坐停雲，水聲山色，競來相娛。意溪山欲援例者，遂作數語，庶幾彷彿淵明思親友之意雲。」這首詞大略作於宋寧宗慶元四年（1198），辛棄疾在信州鉛（yan）山以建園築亭的事業消磨著投閒置散的日子。凡有園亭，辛棄疾都為之題名、填詞，彷彿《紅樓夢》裡大觀園初成時的樣子。其中有停雲堂，名號取自陶淵明「思親友」的《停雲》詩意，只是還缺一首配套的新詞。某日辛棄疾獨坐停雲堂，感覺水聲山色一齊在勸說自己援例填詞，於是寫下這首《賀新郎》，傚法陶淵明《停雲》詩「思親友」之意。
當然，《停雲》的意思不僅僅是「思親友」。那是晉安帝元興三年（404），劉裕攻伐於上一年裡僭位稱帝的桓玄，一路打進京師，篡位的意圖並不比桓玄更隱晦些。陶淵明當時正在柴桑上京裡老宅，寫下這首名為「思親友」的《停雲》四言詩，以「八表同昏，平陸成江」的誇張語言來描寫春天的陰雨，誰都看得出這是在影射時局。
辛棄疾同樣是在影射時局，姿態還很招搖，所謂「庶幾彷彿淵明思親友之意雲」簡直就是在開誠佈公：我要像陶淵明以《停雲》影射元興三年的黑暗時局一樣，以這首《賀新郎》來影射當今。
｜8｜
「甚矣吾衰矣」，這是直接引用《論語》的話。填詞無論用典還是化用前人成句，還很少有直接引用經書的，因為這就像一個現代詩人在新詩裡引用《毛主席語錄》一樣，太有違和感了。只有辛棄疾這樣鬼斧神工的才力才能駕馭得來這樣的寫作方式，這也正是王國維所謂辛詞「佳處不可學也」之一例。
《論語·述而》：「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孔子發現自己已經很久沒有夢到周公了，不禁百感交集，認為自己真的衰老、不中用了。周公是孔子的偶像，孔子的一生事業就是要復興周公所創立的禮樂制度。孔子的歎息，實則是對禮壞樂崩、吾道不行的絕望之語。辛棄疾援引「甚矣吾衰矣」，意在「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這時候的他最能夠體會孔子當時的心情。
「悵平生、交遊零落，只今余幾」，貌似真的在「思親友」，然而在孔子哀歎的烘托下，讀者會明白詞人是在歎息同道中人在這些年偷安綏靖的氣氛中零落四方，知音已經越來越難尋了。索性想開些，「白髮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間萬事」，而縱然想要一笑，卻「問何物、能令公喜」。
這幾句裡夾纏著兩個出處，一是李白「白髮三千丈，緣愁似個長」，一是《世說新語·寵禮》：王珣、郗超各有奇才，很受大司馬桓溫的器重。郗超多鬚髯，擔任記室參軍；王珣身材矮小，擔任主簿。所以荊州人給他們編了幾句歌謠：「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大鬍子參軍，矮個子主簿，能使桓公歡喜，能使桓公發怒。）
既然沒有王珣、郗超那樣的人能令自己快慰，便只有寄情於山水：「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語意化自李白「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
「情與貌，略相似」，情，即詞人之情；貌，即青山之貌。詞人之情與青山之貌相似，而究竟相似在何處，便是上一句裡提到的「嫵媚」。
「嫵媚」亦作「嫵媚」，形容風流優雅的姿態，在古漢語裡可以男女通用。三國時代，魏人魚豢撰寫《魏略》，便稱道吳主孫權「嫵媚」。《新唐書·魏徵傳》，唐太宗說別人都講魏徵舉動疏慢，「我但見其嫵媚耳」。
「一尊搔首東窗裡」，用陶淵明《停雲》詩意「良朋悠邈，搔首延佇……有酒有酒，閒飲東窗」。「想淵明、停雲詩就，此時風味」，想來陶淵明剛剛寫就《停雲》的時候，定是與我此時一般的心境吧。
「江左沉酣求名者，豈識濁醪妙理」。陶淵明寫有《飲酒》組詩二十首，蘇軾賡和之，是為《和陶飲酒二十首》，其中第三首有「江左風流人，醉中亦求名」，是說南朝那些官場名流即便在酒醉之中也不忘追名逐利，哪裡再有第二個陶淵明這樣的飲酒高士呢？
杜甫詩有「濁醪有妙理，庶用慰沉浮」，濁酒之中自有妙理，這妙理究竟是什麼，不講，只是說這道理只有我這樣的人會懂，而江南官場之上那些醉生夢死的風雲人物又怎會悟出一二呢？於是「回首叫、雲飛風起」，酣醉之中，雲飛風起彷彿全聽自己安排似的，這感覺難免令人生出幾分狂意：「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
這兩句狂態逼人的話化自《南史·張融傳》：張融是草書大家，有一次齊高帝說：「你的書法確實很有骨力，只可惜不得二王（王羲之、王獻之）之法。」張融答道：「我不但遺憾自己的草書不得二王之法，更遺憾二王無緣學到我的筆法。」張融還常常自歎說：「不恨我不見古人，所恨古人又不見我。」辛棄疾化用其語，所謂「古人」是指陶淵明而言的。
「知我者，二三子」，是說自己飲酒、發狂、發牢騷、寄情山水，只是因為眾人皆醉我獨醒，心中款曲無從傾訴，真正明白我的也不過兩三個人而已。開篇所謂「悵平生、交遊零落，只今余幾」，在結尾得到了淒涼的呼應。
後來坐鎮南徐的時候，辛棄疾每次開筵必定命歌女歌唱他的詞作，每每自誦其警句「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每到此時，他總是拊髀自笑，顧問坐客何如。想來客人們的反應他並不會真正放在心上，畢竟「知我者，二三子」，即便當主戰派佔到上風的時候也不外如是。
｜9｜
自從宋孝宗與金世宗簽訂隆興和議之後，兩國維持了三十年的和平時期。在這三十年間，南宋越發耽於偏安的閒適，金國越發加速著漢化進程。然而到了宋寧宗開禧元年（1205），即辛棄疾南渡之後的第四十三年，主和已久的南宋朝廷忽然興起了北伐之議。
看上去宋人似乎真的等來了北伐的良機，因為金國在不斷加速漢化的過程裡，戰鬥力早已大不如前，而北方的蒙古作為新興的帝國開始嚴重威脅到金國的安危。蒙古之於金，近乎於當年的金之於北宋。金人既忙於應付北方的蒙古，勢必無力兼顧南線，宋人正可以建千載一時之功，這個重任就落在了權臣韓侂胄的肩上。
韓侂胄銳意北伐，其實是很有私心的：自己是靠政變起家，沒什麼足以服眾的政治資本，若能抓住時機建一番不世殊勳，難道還有什麼比這更好的事情嗎？於是在開禧元年，韓侂胄走上前台，任平章軍國事，權位更在宰相之上，全方位籌備北伐事宜。
那是群情激奮的一年，即便是韓侂胄的政治對手以及素來不屑於韓侂胄的人，這時候也紛紛站在了他的一邊。為了這一刻，辛棄疾已經足足等候了四十三年。
被貶謫多年的主戰分子被紛紛起用，這當中自然少不了本已主動請纓的辛棄疾。但當真進入備戰的具體工作，辛棄疾發現事情完全不是自己想像的那樣，而問題全出在韓侂胄身上：韓侂胄一來絕非帥才，完全缺乏對大事件統籌規劃的能力；二來私心太重，政客的習氣太深；三來將北伐事業看得太過輕率了。
辛棄疾的真誠進言只換來了調職的結果。他已經完全能預見這場輕率的北伐必將以失利收場，但那又如何呢？他預見得到，卻沒有半分力量來阻止。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辛棄疾登京口北固亭眺望長江對岸，懷古興悲，寫出了那首千古傳唱的《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
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台，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
京口即今天的江蘇鎮江，是當時宋金交戰的前線。北固亭是京口北固山上的登高眺遠的名勝，在此北望，莽莽蒼蒼儘是北宋故土。文人登高總要懷古，辛棄疾在北固亭上緬懷的第一位古人是三國年間的吳主孫權（字仲謀）。
「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京口扼守長江天塹，孫權曾在這裡駐兵，聯合劉備，終於在強弱懸殊的情形下打贏了赤壁之戰。而今雄主已逝，豪傑不再，朝廷中還有誰能堪大用，從這裡出發戰勝北方的強敵呢？只看那「舞榭歌台，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斗轉星移，物是人非，古代英豪的風流餘韻今天還剩得幾分？
放眼望去，「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人們說南朝時，那個小名寄奴的貧賤後生就住在這裡某個尋常的巷子裡，後來南征北戰，以劉裕這個大名威震天下。劉裕討伐桓玄叛亂正是在京口起兵的，「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劉裕終於開創了劉宋王朝，是為宋武帝，及至帝位兩傳，宋文帝劉義隆改元元嘉，重用王玄謨，決意吞滅北魏。宋文帝曾對臣下說「聞王玄謨陳說，使人有封狼居胥意」，所謂封狼居胥，是指西漢名將霍去病遠征匈奴，一路打到匈奴腹地，在狼居胥山舉行祭天大典，揚漢朝軍威。只可惜宋文帝缺乏足夠的審慎，王玄謨又偏偏是一個志大才疏的人，導致這一場北伐事業以草率為開始，以潰敗為結束。宋文帝長歌當哭，結語有「惆悵懼遷逝，北顧涕交流」。辛棄疾提及這段史事，是看出韓侂胄無非王玄謨一般的人物，對即將進行的北伐懷有太多的擔憂。
「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詞人遙想當初，從金國率眾南渡投奔宋朝以來，屈指已有四十三年，四十三年前的金戈鐵馬依然歷歷在目。就是在那一年裡，金主完顏亮以傾國之軍南下伐宋，卻被書生虞允文敗於採石磯上，終於在眾叛親離中為部將所殺。而新一輪的南北和談卻在這樣的背景下達成，使辛棄疾收復北宋失地的夢想就這樣沉寂了四十三年。
「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小字佛（bi）狸，當初他在擊破宋文帝的北伐軍之後乘勝追擊，一直進兵到長江北岸的瓜步山上，並在此建築行宮，這便是後來民間所謂的佛狸祠。世易時移，佛狸祠到南宋時已變成了一座廟宇，平民百姓從不在意廟宇的來歷，只要有廟、有神，就有神鴉社鼓的祭祀。看烏鴉吃著百姓奉上的祭品，聽那祭祀盛典上的鼓聲隆隆，彷彿天下真的一片太平似的。
「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廉頗本是趙國老將，被迫流亡魏國，後來趙王想起用他，派使者前去探訪，恰恰廉頗也很想回國效力，於是特意在使者面前吃了一斗飯、十斤肉，披甲上馬，以示自己雖然年老但身體無恙，還可以像當年一樣領兵打仗。但廉頗的仇人郭開賄賂使者，使者便回報趙王說：「廉頗將軍雖然年老，但飯量不減，只是在和我進餐的時間裡接連去大便了三次。」趙王於是打消了請廉頗回國的念頭。這段戰國年間的憂憤史事，正毫釐不爽地在辛棄疾的身上重演。
｜10｜
岳飛之孫岳珂年輕時參加過辛棄疾的酒宴，席間見辛棄疾讓歌女反覆歌唱這首《永遇樂》。當時辛棄疾遍詢來客，請指正此詞瑕疵，岳珂年輕敢言，說它略嫌用典太多。詞壇名宿當真聽進了年輕人的意見，反覆修改了幾個月之久，卻終於沒能改掉一字。其實正是有這樣多的用典，才讓這首詞有了它所應有的滄桑和厚重，有了在艱難時局中難以言說的隱痛感。可歎的是，晚年辛棄疾的全部精神也只有寄托在這字斟句酌的填詞事業裡了。
辛棄疾的詞確實用典太多，但是，若讀者是似他一般博學的人，定會佩服他掉書袋能掉得如此駕輕就熟、天衣無縫。在辛棄疾的筆下，似乎所有的書都可以入詞，甚至他可以在一首詞裡通篇用儒家經典之語。這當然也可以說是一種文字遊戲，但這樣的遊戲只有絕頂聰明的人才能玩得出。
詩有集句，即將前人成句打散之後重新組合成一首新詩，這種玩法一般認為是王安石發明出來的。詞自然也可以集句，但因為詞的字句錯雜，集句難度遠大於詩，若是說將儒家經典抽出若干句子集出一首詞來，任何有過填詞經驗的人都知道，這簡直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所以當讀到辛棄疾那首《踏莎行·賦稼軒，集經句》的時候，技術派高手無一例外為之傾倒：
進退存亡，行藏用捨。小人請學樊須稼。衡門之下可棲遲，日之夕矣牛羊下。
去衛靈公，遭桓司馬。東西南北之人也。長沮桀溺耦而耕，丘何為是棲棲者。
辛棄疾在江南西路安撫使的任上曾為自己覓了一處臨湖空地，築室百間，名之為稼軒，以為日後隱退躬耕之所。辛棄疾自號稼軒，便是由此而來的。這首《踏莎行》專為稼軒而賦，集用《周易》《論語》《詩經》等經典的成句，渾然天成，而且將聖哲經典的嚴肅面貌變得大有諧趣，申明躬耕歸隱大大符合聖賢之道，無論如何也比費力不討好地從政要舒心許多。
「進退存亡」，語出《周易·乾·文言》「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意即在堅守原則的前提下懂得變通，當進則進，當退則退，只有聖人才明白這個道理。愚人的行為模式恰恰相反，他們「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
「行藏用捨」，語出《論語·述而》「用之則行，捨之則藏」，意即被人起用便出來做事，不被起用便隱居自得。這是孔子對顏淵說的話，還說只有自己和顏淵兩個人能做到這樣。
孔子這樣講，其實重點只在「捨之則藏」，因為「用之則行」隨便哪個人都做得到，「捨之則藏」卻是最難做到的事情。譬如當地政府聽說了你的名聲，主動來請你做官，你可以「用之則行」，但如果沒人請你，你就應該「捨之則藏」，絕不可以自己走動門路，謀求職位。所以就連隋唐以來的科舉制度都是違背孔門原則的，一個人哪怕完全是通過公平考試，競爭上崗，也要算是一種寡廉鮮恥的行為，古人稱之為「自媒」，如同一個女人不經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去自由戀愛一樣。歷代反對科舉制度的人，所持的就是孔子的這樣一個觀點。
辛棄疾講「進退存亡，行藏用捨」，也是偏重於「捨之則藏」的一面：自己應當聽從儒家經典的教導，知進知退，既然不受朝廷信用，那就不要自己去爭取什麼，只要甘心退隱就好，採取「小人請學樊須稼」的生存方式。
「小人請學樊須稼」，語出《論語·子路》：孔門弟子樊須向孔子請教種莊稼的技術，孔子說自己不如老農；樊須又請教種菜的技術，孔子說自己不如老菜農。待樊須一離開，孔子很失望地歎息說：「小人哉，樊須也！」在孔子的時代裡，君子與小人主要還只是身份上的稱謂，並不帶有道德上的褒貶。貴族階層，即字面意義上的「封君之子」，屬於君子。君子階層同時也是武士階層，重義輕利，講求榮譽感，這也正是日本武士道的淵源。我們不妨回想一下黑澤明《七武士》的情節，電影裡所表現的武士與農民的區別其實就是君子與小人的區別。孔子也是一位武士，而他的授課內容就包括了駕車、射箭這兩項最重要的武士技能。那個時代文職與武職不分，同一個人在朝是文臣，帶兵打仗就是武將。所以我們完全可以把孔子的學園理解為一座武士學校。
當然，在辛棄疾的時代裡，文職與武職早已分家，而且一直都有重文輕武的風氣。想要建立武功，在宋朝絕不是一件輕鬆愉快的事情。
「衡門之下可棲遲」，語出《詩經·陳風·衡門》「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意即哪怕房子破敗，也完全可以安身。「衡門」究竟是什麼意思，歷代學者莫衷一是，有說是陳國都城的城門之名，有說是以橫木做成的門框。無論如何，從上下文可以推知的是，這兩句無疑是自甘貧賤的意思。
《衡門》一詩，字裡行間完全是安貧樂道的意思，但究竟怎樣解讀這種安貧樂道的精神，不同的時代或不同的研究者竟然會得出大相逕庭的結論。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是這樣講的：「這首詩也是一位餓飯的破落貴族作的。他食魚本來有吃河魴河鯉的資格，……但是貧窮了，吃不起了。他娶妻本來有娶齊姜、宋子的資格，但是貧窮了，娶不起了。娶不起，吃不起，偏偏要說兩句漂亮話，這正是破落貴族的根性。」
《毛詩正義》則認為《衡門》是陳國人向陳僖公做出的勸諫，「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是說賢者不會因為衡門破敗而避之唯恐不及，比喻國君不該因為國家小就懶得治理。《韓詩外傳》以一則舊聞來闡明詩意：孔子的高徒子夏對《詩經》非常推崇，將其比作日月星辰，說《詩經》蘊含著古聖先賢的偉大哲理，所以自己雖然住在蓬戶之中，卻可以彈琴歌詩，既能與人同樂，亦可自得其樂，這正是「衡門之下，可以棲遲……」的道理。孔子對子夏的見解大為歎服，說子夏夠資格和自己探討《詩經》了。
辛棄疾所謂「衡門之下可棲遲」，更接近於《韓詩外傳》為我們展現的精神境界。詞人並非因為投閒置散便無可救藥地消沉下去，只靠幾句漂亮話來發發牢騷，而是在消沉的表象之下始終有一份堅持。若缺少了這份深摯的、感人肺腑的堅持，這首詞也就真的只流於純粹的文字遊戲了。
「日之夕矣牛羊下」，語出《詩經·王風·君子於役》「日之夕矣，羊牛下來」，意即太陽落山，牛羊歸圈。《君子於役》是寫丈夫行役不歸，妻子在家中思念；妻子看到日暮時牛羊歸圈聯想到丈夫久久不歸。辛棄疾只是斷章取義地加以化用，承接「衡門之下可棲遲」，寫出悠閒的田園牧歌的生活味道。
「去衛靈公，遭桓司馬」，分別是孔子的兩段遭遇。《論語·衛靈公》講，衛靈公向孔子請教軍陣之法，孔子答道：禮儀的事情我有瞭解，打仗的事情超出了我的專業範圍。第二天，孔子便離衛而去。孔子並非真的不諳軍事，只是看出衛靈公的荒淫無道，不願助紂為虐罷了。
《孟子·萬章上》講，孔子在衛國和魯國不得志，離開之後途經宋國，「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意即宋國司馬桓魋出兵攔截，想要殺掉孔子。這是孔子一生中最凶險的幾次遭遇之一，險些不能脫身。
「東西南北之人也」，語出《禮記·檀弓》夫子自道「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當時孔子將父母合葬，說古代的葬制是葬入族墓，並不立墳，但自己是個四處漂泊、居無定所的人，若不為父母的葬地立墳，怕以後就找不到了。今天我們熟知的土丘形的墳墓，正是孔子以後才流行起來的，並不符合周禮。「長沮桀溺耦而耕」，語出《論語·微子》：「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當時孔子一行準備渡河，找不到渡口的所在，見到長沮、桀溺兩人正在附近耦耕，子路便上前問路，結果聽到了一番對孔子不以為然的教訓。耦耕是周代的一種耕作方式，即兩人配合，用一種叫作耜的農具翻土。長沮、桀溺避世隱居，以小農經濟自給自足，認為這才是正人君子在亂世中應有的生存之道，而不是像孔子那樣周遊列國，知其不可而為之。
「丘何為是棲棲者」，語出《論語·憲問》。微生畝問孔子說：「丘何為是棲棲者與？無乃為佞乎？」意即「你為何這樣棲棲遑遑、顛沛流離呢，難道是為了炫耀口才不成？」孔子答道：「不是我要炫耀口才，而是這些統治者太頑固啊！」
上闋與下闋形成鮮明的對照：下闋是孔子積極用世，只落得顛沛流離、焦頭爛額的下場；上闋是歸隱躬耕之樂，好一派怡然自得的境界。然而當我們以知人論世的態度，從辛棄疾一生經歷推求這首詞的言外之意，卻會發現下闋裡那個積極用世卻四處碰壁的孔子才是他這一生的真實寫照，他何嘗有片刻時間放下過對天下蒼生的關懷呢？於是上闋的閒適一下子變成了憤懣，使讀者不禁要問：究竟是怎樣的磨折才使這樣一位肝膽皆冰雪的豪傑說出這樣一番喪氣話來？
｜11｜
明代卓人月《古今詞統》對辛棄疾這首《踏莎行》有一句非常貼切而形象的評價：「百寶裝成無縫塔。」每一句都是儒家經典裡現成的句子，似乎全無原創性可言；每一句與每一句之間原本沒有任何關聯，而當它們被剪裁、拼湊在一起，卻是如此的丘壑渾成，簡直就像詞人脫口而出一般，不見半點窒礙。我們不覺得它是生拼硬湊的，反而會覺得這是一首神來之作，不敢相信還有誰能創作出同等水平的作品。
對於古代知識分子而言，《詩經》《論語》《孟子》，誰都不會覺得生疏，但偏偏只有辛棄疾既做得出這樣的創意，也完得成這樣一個令所有人驚歎的成品。而仰慕者縱然有心去學，卻尋不到任何門徑。倘使黃庭堅讀過這首《踏莎行》，一定會將「點鐵成金」四個字轉送給辛棄疾的。
然而歷來學南宋詞的人，尤其是清人，確如王國維所說主要在學姜夔和吳文英。辛棄疾的詞雖極好，卻使想學的人無處下手。譬如繪畫，若論技法的高超，達·芬奇絕對在凡·高之上，但前者有門徑可學，無論是謀篇佈局還是調色，只要循著科班裡的專業教學，循序漸進，總還可以有樣學樣；但後者全無門徑，哪怕你的繪畫技法已經遠遠超越了凡·高，可以輕易創作出足以亂真的凡·高贗品，但只要你想畫一幅凡·高風格的原創繪畫，很容易就會弄巧成拙。所以很多美術學院會教達·芬奇的技法，卻不會教凡·高的技法。
辛棄疾的詞就很類似於凡·高的畫，普天之下，古往今來，絕無僅有。所有學習辛詞的人最後都以失敗告終，因為按部就班去學，只能學到辛詞中的粗獷與滑稽而已，而若沒有辛棄疾那種天資、胸襟、人格，以及跌宕起伏的人生遭際，粗獷便往往流於粗俗，滑稽也往往生硬得令讀者難受——畢竟連幽默感也不是可以學出來的。
｜12｜
姜夔、吳文英的詞正如達·芬奇的繪畫，無論看上去如何精工富麗，無論學起來要花費多少工夫，但畢竟看得出門徑，尋得出章法，只要按部就班，不斷進階，總還是可以學出樣子。清代的詞壇名宿，往往就是走的這條路線。
王國維所謂「南宋之詞可學，北宋不可學」，道理也在這裡。北宋詞以小令居多，不很講究謀篇佈局，更多地仰仗純粹的才力，卻並不需要多少學力。譬如秦觀詠七夕詞「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這等佳句，想得出便是想得出，想不出便是想不出，全憑才力的一念之間，一個人學上一輩子也未必能想得出這樣一句。
而南宋詞大多為長調，要講謀篇佈局的功夫，靠章法取勝，只要學會章法的安排，遣詞造句再有一些堆金砌玉，看上去便都不會太差。正如今天寫文章，散文最難寫好，記敘文和議論文卻容易許多。這是因為散文無章可循，卻要做到形散而神不散，才力稍遜便會寫得雲裡霧裡、不知所云；記敘文只要遵循「六要素」，將時間、地點、人物、起因、經過、結果安排出來，總還可讀；議論文遵循論點、論據、總結的三段式，再差也有幾分。
早在南宋中晚期，其實已經有相當數量的詞人以大無畏的精神模仿過辛棄疾的詞風，如戴復古《望江南》直接講到：
壺山好，文字滿胸中。詩律變成長慶體，歌詞漸有稼軒風。最會說窮通。
中年後，雖老未成翁。兒大相傳書種在，客來不放酒尊空。相對醉顏紅。
夫子自道，說自己自得於山水與詩書之樂。「詩律變成長慶體，歌詞漸有稼軒風」，寫詩越來越像白居易和元稹的風格，填詞漸漸有辛棄疾的味道。這究竟是怎樣一種風格和味道呢？是「最會說窮通」，對進退存亡、行藏用捨一概可以看淡。
戴復古一生不仕，浪跡江湖，閒居生涯中教兒子讀書（兒大相傳書種在），與賓客飲酒（客來不放酒尊空），心態好了，清貧的日子也可以過得快樂。
｜13｜
戴復古算是南宋有名的豪放詞家，「歌詞漸有稼軒風」並非空談，而且也和辛棄疾一樣很有些打破語言陳規的勇氣。在他的成名作品裡，有一首描寫酒肆風情的《洞仙歌》：
賣花擔上，菊蕊金初破。說著重陽怎虛過。看畫城，簇簇酒肆歌樓，奈沒個、巧處安排著我。
家鄉煞遠哩，抵死思量，枉把眉頭萬千鎖。一笑且開懷，小閣團欒，旋簇著、幾般蔬果。把三杯兩盞記時光，問有甚曲兒，好唱一個。
重陽佳節，異鄉為客，在如畫的城市裡走過一座座酒肆歌樓，不知該到哪一家消磨才好。思前想後，總算選定了一家，到樓上的雅座裡，點好酒，再配幾盤水果和小菜，興致便一下子高了起來，還想要聽聽小曲，助助酒興。
詞中盡用當時口語，如「煞遠」，意即遙遠；「抵死」，意即用盡全力；「小閣團欒」，意即樓上的圓桌；「旋簇」，意即很快擺出。以口語入詞，是辛棄疾的一大特色，而戴復古學將過來，卻不像詞，倒像元代散曲了。王國維所謂「學幼安者率祖其粗獷、滑稽，以其粗獷、滑稽處可學，佳處不可學也」，這彷彿也是這首《洞仙歌》從感性上告訴我們的道理。
｜14｜
也有人真的將辛棄疾的風格學得惟妙惟肖，甚至得到了辛棄疾本人的稱讚。這個人，就是豪放詞的名家劉過。
劉過一生偃蹇，功名無路，卻始終不失慷慨豪俠之氣，在南宋那個萎靡不振的士大夫世界裡，他是少數幾個真正令人感到有十足男人氣質的人。所以時人推舉他是「天下奇男子」，而這樣的奇男子自然會很有女人緣的。
於是，劉過的人生傳奇一直伴隨著或感人肺腑或荒唐怪誕的愛情故事，為他的豪俠氣增添了許多旖旎色彩。所以不難想見，同時代的大詞人中最能欣賞劉過這等人物的，當非辛棄疾莫屬。實情確乎如此，辛棄疾帥越之時，派人延請這位聞名已久的湖海豪士，無奈劉過被雜務耽擱下來，沒法立即動身，便倣傚辛棄疾的詞風填了一闋《沁園春》，請使者帶歸。這首詞填得堪稱前無古人，卻又將辛棄疾的腔調模仿得惟妙惟肖。辛棄疾越發想見劉過，再派使者攜重金往聘，簡直硬生生將劉過架了回來。
在這一首《沁園春》裡，劉過向辛棄疾不太誠懇地致歉，並解釋自己何以被耽擱了下來：不為旁的，只是白居易、林和靖、蘇東坡這三位古人強邀自己遲留宴飲罷了：
鬥酒彘肩，風雨渡江，豈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約林和靖，與東坡老，駕勒吾回。坡謂西湖，正如西子，濃抹淡妝臨鏡台。二公者，皆掉頭不顧，只管銜杯。
白雲天竺飛來。圖畫裡、崢嶸樓觀開。愛東西雙澗，縱橫水繞，兩峰南北，高下雲堆。逋曰不然，暗香浮動，爭似孤山先探梅。須晴去，訪稼軒未晚，且此徘徊。
開篇便說自己若能赴辛棄疾之邀，與辛府豪傑同飲，當是何等快事，不料自己正在準備車馬的時候，白居易、林和靖、蘇東坡卻勸我多在杭州逗留些時。——這三位古人選得俱妙，白蘇二人皆做過杭州長官，林則是後半生盡在西湖孤山不出的隱士。三人挽留的理由各出自自己的成名詩句，對話間亦各有活靈活現的神情、態度。最妙的是，這種縱橫捭闔的破格寫法原是辛棄疾的招牌。
劉過這樣的做法其實暗合於今日心理學的技巧：若你想在初次會面中迅速贏得陌生人的好感，最簡便的辦法莫過於在對方無所察覺時暗暗模仿他的語言和動作特點，他若講話遲緩，你也不妨講遲緩些，他若語速快，你也不妨語速快些。劉過的做法更高明些，使辛棄疾非但找到了被恭維的快感，還生出幾分終於遇到知音的惺惺相惜。
於是兩人的會面成為一場極為愉快的英雄之會，雖然身份和輩分有別，但禮教豈是為他們這樣的人傑而設的呢。離別之際，辛棄疾以千緡之資厚贈劉過，囑他以此作為購置田產的費用。但劉過哪裡會有求田問捨的小市民趣味呢，轉眼之間便將這份厚禮「呼兒將出換美酒」了。
今天以詞論詞，就會發現劉過的《沁園春》僅僅是對稼軒風的一種戲仿，有十足的神似，卻沒有半點元神，終歸只是一整套的社交語言而已。所以這首《沁園春》雖不失為修辭的範本，在且僅在修辭意義上前無古人，但優秀的文學又豈止是優秀的修辭呢？
｜15｜
況周頤《蕙風詞話》有議論說：詞太用力，就嫌雕琢；不用力，就嫌輕率。怎樣才算恰到好處，很難講得出來。不過，我們只要看吳文英的詞何嘗有雕琢，看辛棄疾的詞何嘗有輕率，就可以悟出這個分寸了。
確實，學吳文英的人往往流於雕琢，學辛棄疾的人往往流於輕率，這也算是「取法乎上，僅得乎中」的規律使然。清代初年，狠狠興起過一陣「稼軒風」。當然，空穴來風，事出有因，一切皆來自清政府的政治高壓。尤其在康熙初年，亦即納蘭性德生活的那個時代，人心不穩，前明遺老遺少時時懷有復國之念。普通百姓倒也無關緊要，只要基本生活有保障，只要屠刀不架在自己的脖頸上，他們才不管統治者是滿是漢，是堯舜還是桀紂。知識分子卻不一樣，他們從小便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被培養出「夷夏之防」以及「忠臣不事二主」的氣節觀念。新政權必須以穩定壓倒一切，這些令人頭痛的遺老遺少一定要被盡快「壓倒」才行。
人們常常誤以為政治高壓會窒息文學創作，然而實情不盡如此。日本現代文藝評論家廚川白村有一個影響力很大的觀點，即認為文學是「苦悶的象徵」。在這個意義上講，寬鬆的政治環境下往往會誕生出祥林嫂式的文學，只有苦而沒有悶，不受壓抑的苦被喋喋不休地傾訴出來，這樣的作品顯然沒有任何張力。而在政治高壓之下，苦痛長久得不到釋放，愈積愈重，最後不得不傾訴出來，卻還要以極盡壓抑的方式。然而文學的魅力正在於此，文學作品的張力也正體現於此。看看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都是這一類文學的典範，而中國的典範早已經有了一部《離騷》。
所以康熙初年，漢人知識分子當中所興起的那一股「稼軒風」實在是可以理解的，但學得有模有樣的人著實不多；或者說，這些詞人只是借助於辛棄疾的表達方式來紓解自己心底的苦悶罷了。但也有一個人，當時被公認為是足以與蘇軾、辛棄疾並駕齊驅的詞壇國手，他就是本書第十八章已經約略介紹過的陽羨派詞壇宗主陳維崧。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用「橫霸」二字概括陳維崧的詞風。誠然，陳維崧的詞常常有一種排山倒海的氣勢，單就這一點來說甚至還在辛詞之上。一方面是政治高壓，一方面是排山倒海，看來並不相容，而陳維崧的辦法是盡量避開寫實，而以懷古的手法曲折表達出寫實的意味。字面上既然是懷古，自不妨橫霸一些了。我們試看他的一首《滿江紅·汴京懷古·夷門》：
壞堞崩沙，人說道、古夷門也。我到日、一番憑弔，淚同鉛瀉。流水空祠牛弄笛，斜陽廢館風吹瓦。買道旁、濁酒酹先生，班荊話99。
攝衣坐，神閒暇；北向剄，魂悲詫。行年七十矣，翁何求者。四十斤椎真可用，三千食客都堪罵。使非公、萬騎壓邯鄲，城幾下。
這首詞所懷之古是汴京（今河南開封）夷門的一段故事：戰國亂世，魏國的都城大梁（即詞題所謂汴京）有一座城門叫作夷門，年老體衰的侯嬴便是這夷門的守門人。當時有所謂「戰國四公子」，廣納門客，擅一時之名。其中以信陵君魏無忌尤其禮賢下士，從不以門第取人。當他聽說侯嬴是個賢人，便準備了厚禮前去拜訪，侯嬴卻一番不理不睬、不識抬舉的架勢。
不久之後，長平之戰爆發，秦國大軍乘勝追擊，包圍了趙國都城邯鄲，天下大嘩。趙國平原君的夫人是信陵君的姐姐，平原君便派人向信陵君求救。信陵君束手無策，終於決定帶著三千門客衝擊秦軍，完成一項自殺式的義舉，而就在這個時候，侯嬴迭出奇謀，先是竊取兵符，隨後請市井屠戶朱亥袖藏四十斤鐵椎擊殺魏國大將晉鄙，成功奪取兵權，解了邯鄲之圍。而就在一切計謀安排妥當之後，侯嬴刎頸自盡，以死來報答信陵君的知遇之恩。
這首詞的語碼很有點耐人尋味，如「我到日、一番憑弔，淚同鉛瀉」。淚水能像鉛水一樣，這真是一個很奇特的比喻，但它出自唐人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空將漢月出宮門，憶君清淚如鉛水」。李賀這首詩，詩前有一段小序，說明了寫作的原委：魏明帝派人要把漢武帝建造的金銅仙人從長安運到洛陽，金銅仙人辭別故宮，臨行之時潸然淚下。
以今天的文學概念來說，這首《金銅仙人辭漢歌》是一篇魔幻現實主義作品，可以和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歸為一類。漢武帝的迷信是歷代帝王中最著名的，金銅仙人只是他所有的求仙努力中很普通的一個例子：金銅仙人被建造在神明台上，據《三輔故事》的記載，它高二十丈，大七圍，它的手裡托著一個盤子，叫作承露盤，用來承接露水，以供煉製仙丹。
令李賀感慨的是：漢武帝當初鑄造金銅仙人，幻想煉丹修仙，結果還不是和普通人一樣地死掉了，偌大的漢王朝還不是江山易主了，金銅仙人要被新朝帝王搬到自家宮闕去了，但搬去做什麼呢？如果靠它真能煉成仙丹，漢武帝會死嗎，漢王朝會亡嗎？這樣顯而易見的事情，為什麼帝王們總是看不明白呢？是貪慾太大，以至於蒙蔽了雙眼嗎？魏明帝是這樣的，但他也和漢武帝一樣匆匆離世了，魏王朝也不復存在了，但這樣的荒誕劇為什麼到了現在還在上演呢？
漢武帝的那些離宮別館，等改朝換代之後，面臨的就是被拆毀和廢棄的命運，連金銅仙人也被拆掉了。拆後本要送到洛陽，無奈體積太大、份量太重，無法運輸，只好留在霸城，單單把承露盤拆下來送走。《漢晉春秋》記載說：拆承露盤的時候響動很大，幾十里外都能聽見，金銅仙人流下了眼淚，所以被留在了霸城。李賀的詩裡，以「漢月」代指承露盤，寫金銅仙人目送著「漢月」被送出宮門，無力挽留，悲從中來，「憶君清淚如鉛水」。
所以，當陳維崧寫出「我到日、一番憑弔，淚同鉛瀉」的時候，憑弔的究竟是戰國時代的夷門往事，還是近在眼前的前朝風物，並不難令人窺知。「四十斤椎真可用」，若有朱亥那般的勇士，明朝未必滅亡；「三千食客都堪罵」，罵的是信陵君的三千門客，更是明王朝那些百無一用的達官顯貴。「使非公、萬騎壓邯鄲，城幾下」，若非侯嬴，秦軍必定會攻破邯鄲，滅亡趙國，詞人這是以古有英雄來反襯今無英雄，以趙國的保全反襯明朝的滅亡。
｜16｜
再看一首陳維崧的《賀新郎·秋夜呈芝麓先生》：
擲帽悲歌發。正倚幌、孤秋獨眺，鳳城雙闕。一片玉河橋下水，宛轉玲瓏如雪。其上有、秦時明月。我在京華淪落久，恨吳鹽、只點愁人發。家何在，在天末。
憑高對景心俱折。關情處、燕昭樂毅，一時人物。白雁橫天如箭叫，叫盡古今豪傑。都只被、江山磨滅。明到無終山下去，拓弓弦、渴飲黃獐血。長楊賦，竟何益。100
詞題裡的芝麓先生就是明末文壇「江左三大家」之一的龔鼎孳。龔鼎孳曾在崇禎朝當過諫官，以道義氣節自詡，而在明亡之後，龔鼎孳先是搖身變成大順旗下的順民，再搖身變成清朝漢臣中的新貴，歷任刑部尚書、兵部尚書、禮部尚書，大約相當於今天的最高法院院長、國防部長、教育部長，靠著無恥為自己贏得了一生的榮華富貴，最後基本也算是壽終正寢。
至少比起龔鼎孳來，陳維崧是個有氣節的人，但氣節並沒有給他帶來任何實際上的好處。他當時雖然名滿天下，在詞壇儼然已有第一人之望，卻始終未能解決生計問題。年紀老大，無奈參加清政府的博學鴻詞科考試，而在這種純屬走過場、表姿態的考試裡，他竟然還會落榜！所以陳維崧在京城寄居過很多次、很長時間，還曾得到過納蘭性德的幫助。
在結識納蘭性德之前，陳維崧試圖求得龔鼎孳的援手。稍有氣節的人邁出這一步並不容易，但現實生活的壓力總是比未經風雨的少年俊彥們的單純想像沉重太多。這首《賀新郎》寫給龔鼎孳，字面上滿是牢騷，滿腔悲憤，言外之意只是想求得龔鼎孳的同情罷了。
詞的氣勢確實汪洋恣肆、一瀉千里，字裡行間也很有「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的慨歎，彷彿這首詞一寫完便真要投筆從戎似的。
陳維崧的詞素來號稱「兒女情深，風雲氣在」，吳梅甚至說過：即便蘇軾、辛棄疾復生，也會將陳維崧視為畏友。（《詞學通論》）但是，認真將陳維崧與辛棄疾細加比較，就會發現陳維崧的豪放終歸只是文人的豪放，詞句裡再如何寫出「明到無終山下去，拓弓弦、渴飲黃獐血」這樣的句子，文人氣總掩不掉，底子裡甚至還有一點落拓文人以豪言壯語強撐門面的味道。不得不承認的是，陳維崧確實是清代初年的詞壇第一大家，當時只有朱彝尊勉強與他一爭高下，他的詞藝確實也有獨步天下的本錢，但比之辛棄疾，他的橫霸之氣還嫌直白淺露了一些，用力的痕跡也嫌明顯了些。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評陳維崧詞的優缺點，說他的長處是「蹈揚湖海，一發無餘」，而這恰恰也是他的短處。陳維崧填詞能沉而不能郁，因此也就缺少了辛詞所具有的那種余蘊。
陳廷焯還說陳維崧詞如「干將出匣，寒光逼人」。我們不妨將這個比喻稍稍修改一下，辛棄疾的詞就如同干將即將出匣的一剎那，我以為他們最核心的差異就在這裡。即便如此，陳維崧已經算是有清一代最能得辛棄疾神貌的詞家了。
｜17｜
在清代詞人心慕手追的偶像裡，吳文英顯然比辛棄疾更受歡迎。
吳文英的詞，看上去輝煌絢爛，耀人眼目，學起來卻很容易上手。
吳文英最拿手的是長調慢詞，如《鶯啼序》這種詞牌中最長的調子，一向少有人寫，他卻寫過三首。這裡試舉最有代表性的一篇：
殘寒正欺病酒，掩沈香繡戶。燕來晚、飛入西城，似說春事遲暮。
畫船載、清明過卻，晴煙冉冉吳宮樹。念羈情、遊蕩隨風，化為輕絮。
十載西湖，傍柳繫馬，趁嬌塵軟霧。溯紅漸、招入仙溪，錦兒偷寄幽素。倚銀屏、春寬夢窄，斷紅濕、歌紈金縷。暝堤空，輕把斜陽，總還鷗鷺。
幽蘭旋老，杜若還生，水鄉尚寄旅。別後訪、六橋無信，事往花委，瘞101玉埋香，幾番風雨。長波妒盼，遙山羞黛，漁燈分影春江宿。記當時、短楫桃根渡。青樓彷彿，臨分敗壁題詩，淚墨慘澹塵土。
危亭望極，草色天涯，歎鬢侵半苧。暗點檢、離痕歡唾，尚染鮫綃，嚲102鳳迷歸，破鸞慵舞。慇勤待寫，書中長恨，藍霞遼海沈過雁，漫相思、彈入哀箏柱。傷心千里江南，怨曲重招，斷魂在否。
這首詞在懷念一名女子，她的身份如今已不可詳考，或是短暫戀愛、旋即分手的歌女，或是過早辭世的愛妾，曾與吳在杭州西湖發生了一段纏綿悱惻的往事。吳文英以朦朧夢幻的詞筆，將那種緬懷與思念的情誼寫得如同一部鴛鴦蝴蝶派的小說。
第一段全寫傷春之意，以傷春做足了鋪墊，第二段才出現了人物，道出了傷別的主題。這種奢侈的寫法確實不是北宋所有的，彷彿一到南宋，時鐘便走得比北宋慢些。慢時代裡的文學才有會這樣的寫法，以我們熟悉的名著為例，《悲慘世界》開篇以將近一百頁的篇幅描寫一位神父，當讀者早已篤定他是全書的男主角時，旋即驚訝地發現，他只是一個過場人物罷了；在寫到小珂賽特寄住的那家旅店主人之前，又以一番不厭其煩的筆墨描寫滑鐵盧之戰，這一段完全可以抽離出來當作一篇獨立的中篇小說。慢時代的作家，無論古今中外，都有這樣的通病，同樣有令今天這個快餐時代的讀者們望而生畏的能力。所以，吳文英的詞哪怕如何地位崇高，在今天也注定不會有幾個讀者了。
詞的第二段，以「十載西湖，傍柳繫馬，趁嬌塵軟霧」引出杭州舊事，這才正式進入傷別的主題。而第三段以「幽蘭旋老，杜若還生，水鄉尚寄旅」發端，幽蘭與杜若的意象分明是《離騷》的經典意象，這就使一個平凡的愛情故事有了一點愛情之外的高潔色彩。
「別後訪、六橋無信，事往花委，瘞玉埋香，幾番風雨」，想當初分別之後，他又幾次故地重遊，卻再也尋不到舊日芳蹤。從「瘞玉埋香，幾番風雨」推斷，當年的愛侶此時已經故去多年了。
第四段以「危亭望極，草色天涯，歎鬢侵半苧」傷高懷遠，結句「傷心千里江南，怨曲重招，斷魂在否」以《楚辭》招魂的意象將憑弔之情渲染得淋漓盡致，為整首詞打上了屈原「美人香草」的柔光，彷彿在傷春傷別之外還有著某種深遠悠長的比興寄托似的。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評這首詞說：「全體精粹，空絕千古。」這是一個很有代表性的意見，清人就是這樣高度推崇吳文英的。陳洵《海綃說詞》講得更加具體些，說這首詞通篇離合變幻，一片淒迷，而仔細分析一下，會發現字字有脈絡可尋，而得其門徑的人卻少之又少。
陳洵說對了一點，這首詞確實很有脈絡可尋，只是得其門徑的人卻並不少。看全篇章法：第一段以傷春為鋪墊，做出氣氛；第二段轉入傷別的正題，緬懷往事；第三段轉寫如今，交代所懷之人的現狀與自己此時此地的思念；第四段將情感昇華，使一個純粹的愛情故事以屈原式的「美人香草」的格調收束起來。
遣詞造句同樣有清晰可學的脈絡：或加強通感式的形容詞，如「春寬夢窄」，春是寬的，夢是窄的，這當然是無理之語，卻出現了修辭的妙趣。英國詩歌史上出現過玄學詩的風氣，如安德魯·馬維爾寫「我那植物般的愛情」，同樣是要在荒誕中見情趣。但這種寫法的妙處，也僅僅是在修辭上的。再如使用艷麗的替代字，如「嚲鳳迷歸，破鸞慵舞」，這只是以鏡破暗示人亡，「鳳」是鏡台上起裝飾作用的鳳翅，「鸞」即鸞鏡，女子梳妝用的有鸞鳳裝飾紋樣的鏡台。僅僅要講「鏡台破損」而已，卻用「嚲鳳迷歸，破鸞慵舞」這樣華麗、隱晦得令人一時摸不到頭腦的修辭，顯然這是王國維很看不慣的寫法。
這種寫法雖然看上去華麗麗的，卻並不難學，再輔以精心佈置的篇章結構，一切基本元素也就齊備了。當然，要想寫得出彩依然並非易事，但要學出吳文英七七八八的樣子，總比學習辛棄疾詞以及北宋名家的小令要輕鬆太多了。其實早在北宋，人們並尊李白、杜甫，但學杜甫的人多，學李白的人卻屈指可數。畢竟學力精工有門徑，天才縱恣則令人茫然，不知從何處入手。這樣的事情，在文學史上一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