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詞人格調之高，無如白石。惜不於意境上用力，故覺無言外之味，弦外之響，終不能與於第一流之作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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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夔詞的格調高低是詞史上的一個久有爭議的問題。早在姜夔生活的南宋時代，詞家張炎就已經在《詞源》裡盛讚他「古雅峭拔」。宋人陳郁《藏一話腴》也讚美姜夔「意到語工，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這是說姜夔詞境的高遠不是刻意寫來的，而是自然而然流露出來的。晚清詞家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幾乎以連篇累牘的氣勢尊崇姜夔，說他的詞以清虛為核心，時而透出陰冷的氣息，「格調最高」。於前人對姜夔的評價，陳廷焯最認同南宋畫家趙孟堅所謂「白石，詞家之申、韓也」。
申、韓即先秦法家申不害與韓非子，在那個百家爭鳴的時代，這兩人堅持性惡論，對人性鞭辟入裡，赤裸裸地將人類社會藏在溫情脈脈之下的黑暗潛流指給人看。我們一時之間很難想像姜夔的詞如何能與申不害、韓非子的哲學歸為一類，然而細細斟酌之下，卻會感到趙孟堅的評語當真捕捉到了某種本質：姜夔的詞，越讀便越能夠咀嚼出幾分隱痛，如同一泓深泉，看上去清澈喜人，探手進去只覺得陰寒刺骨。
至於周濟，一度對姜夔推崇備至，後來卻有了新的體悟，認為姜夔的詞有「清淺」和「侷促」的毛病。他在《介存齋論詞雜著》裡說：姜夔的詞就像明代「後七子」的詩，看似高格響調，其實不耐人細思。
之所以看似高格響調其實不耐人細思，在文學技法上說只有唯一的可能性，那就是言盡即意盡，不給讀者留下回味的空間。用張惠言的話說，就是不夠「深美閎約」；用王士禎的話說，就是缺乏「神韻」；用王國維的話說，就是「惜不於意境上用力，故覺無言外之味，弦外之響」。三者儘管表達方式不同，但講的都是同樣的意思。
王國維在本章闡述的觀點正是接著周濟的話來說的，結果並不曾說出什麼新意，反而使自己走進了先前反對過的張惠言和王士禎的陣營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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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維在《人間詞話》手稿本裡很刻薄地批評過姜夔：「白石如王衍，口不言阿堵物，而暗中為營三窟之計，此其所以可鄙也。」這是說姜夔之所以不能躋身於第一流詞家之列，是他卑劣、虛偽的人品造成的。這樣的見解，已經有一點甘冒天下之大不韙的意思了。
王衍口不言阿堵物，這是《世說新語》裡的一則故事：東晉王衍，雖然位高權重卻雅尚玄遠，因為嫌惡妻子郭氏的貪濁，便絕口不提「錢」字。郭氏氣不過，某日趁王衍睡著，囑咐婢女用錢將王衍的床榻圍住。待王衍醒來，見錢礙著自己下床，便吩咐婢女說：「將阿堵物拿開！」阿堵物是當時的俗語，意思是「這東西」，王衍最終還是沒有說出「錢」字。
「三窟之計」出自《戰國策》：馮為孟嘗君獻計，說狡兔有三窟才能勉強保證自己的安全，您如今只有一窟，還不能高枕無憂，我請為您再鑿二窟。這就是成語「狡兔三窟」的出處。
王衍雖然貌似清高，其實早為自己做了狡兔三窟的安排，實際上是個很有功利心、很現實的人。王國維將姜夔比作王衍，說他的清高只是裝出來的，鄙俗才是他的本質。這樣的人，怎能寫出真切的詞作呢？
姜夔一生確實都過著清貧的日子，落拓江湖，做達官貴人的清客，靠人家的接濟度日，何況他還有妻兒。在這樣的人生裡，就算有一點小市民的心態也不足為奇。如果廉者不受嗟來之食的話，姜夔一家人早就凍餓致死了。然而在一生的困境裡，姜夔始終捍衛著君子的底線，不肯接受恩主的厚賜。
其實接受賞識者的接濟並非什麼難堪的事，早在北宋，易學名家邵雍就是靠著司馬光等人的資助才在洛陽生活下來的，半點也不影響他怡然自得，社會也並未因此而看低他半分。
王國維鄙薄姜夔的人品，遺憾的是並未舉證，我們也就無從知曉他的依據何在了。《人間詞話》畢竟是一部札記隨筆體的作品，我們倒也不能因此而苛責他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