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伯時《樂府指迷》云：「說桃不可直說破桃，須用『紅雨』『劉郎』等字，說柳不可直說破柳，須用『章台』『灞岸』等字。」若惟恐人不用代字者。果以是為工，則古今類書具在，又安用詞為耶？宜其為《提要》所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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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承接前章，繼續批判填詞用替代字的風氣，而標靶從吳文英轉向了沈義父，而吳文英與沈義父的詞學見地其實是一脈相承的。
沈義父，字伯時，南宋詞論家，《樂府指迷》所謂樂府，非是樂府詩，而是指詞。《樂府指迷》顧名思義，探討的是填詞的要領，意在為填詞的人指明方向。
《樂府指迷》開宗明義，說沈自己與吳文英相識，暇日相與唱酬，切磋技藝，終於領悟出填詞難於寫詩的道理：詞要比詩歌更重音律和諧，否則便成為長短句的詩歌；詞的用字要比詩歌更雅，否則便成為俚俗小曲；詞的用字不可以太直露，否則就會失去餘味；詞的立意不可以太高，否則就會失去柔和婉約的感覺。
在這樣的圭臬之下，沈義父推舉周邦彥為詞家楷模。在沈義父看來，周邦彥是音樂專家，協律最是本色當行，沒有半點市井氣，而且下字運意皆有法度，往往化用唐宋名家的詩歌佳句，卻不用經史中的生硬字面，所以冠絕天下。學習周邦彥最成功的要屬吳文英，只可惜他用事下語有些地方過於晦澀，令人難曉。
《樂府指迷》專有一條「詠物不可直說」，即王國維本章摘引的原始出處：
煉句下語，最是緊要，如說桃，不可直說破桃，須用「紅雨」「劉郎」等字。如詠柳，不可直說破柳，須用「章台」「灞岸」等字。又詠書，如曰「銀鉤空滿」，便是書字了，不必更說書字。「玉箸雙垂」，便是淚了，不必更說淚。如「綠雲繚繞」，隱然髻發，「困便湘竹」，分明是簟。正不必分曉，如教初學小兒，說破這是甚物事，方見妙處。往往淺學俗流，多不曉此妙用，指為不分曉，乃欲直直說破，卻是賺人與耍曲矣。如說情，不可太露。
其實沈義父的用心在於最後一句「如說情，不可太露」。這個道理原本不錯，正如一句「我愛你」不如情人節裡一隻精心準備的鑽戒更有含蓄而動人的力量。沈義父的失誤僅僅在於將含蓄做過了頭，而他與王國維之別，正是「過」與「不及」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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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今天的視角來看，沈義父所探討的是一個文學語碼的問題。隨著文化的演進，不斷會有一些語言成為語碼，或者說是詩歌套語，承載了字面之外的許多含義。如《桃花源記》為我們創造了「桃源」這個語碼，《別賦》為我們創造了「南浦」這個語碼……今天當我們要表達「一個與世隔絕、恬然自適的小社會」的意思，只消說「桃源」或「世外桃源」，不會有人發出質問：為何用替代字，為何不直接說破呢？但是，當今天我們要表達惜別之情，「南浦」已經成為一個過於古老的語碼，能夠順利破解這一語碼的人已經為數不多了。原因倒也簡單：《桃花源記》多年以來都是初中生的必背課文，《別賦》卻連大學中文系的學生也未必通讀過一遍。
語碼與替代字在相當程度上是重合的，語碼或替代字本身並不直接意味著說破或不說破，而是會隨著時代的不同，隨著人群的不同，或成為「桃源」，或成為「南浦」。適度的替代字本無可厚非，一旦過度，就會使文學作品看上去有了古代所謂類書（資料彙編）的味道，不復有文學的鮮活性了。
王國維所謂《提要》，即《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樂府指迷》的評語，評語中說它「欲避鄙俗，而不知轉為塗飾」。若我們以鄙俗為一極，以塗飾為另一極，那麼詞的語言應當是位於這兩極之間的中庸之道，既不過，亦無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