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叔「人間[生]自是有情癡，此恨不關風與月」「直須看盡洛城花，始與[共]東[春]風容易別」，於豪放之中有沈著之致，所以尤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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婉約詞最容易寫得小家子氣，豪放詞最容易寫得粗鄙無味。正如為人，有人標榜文雅，結果卻使人覺得迂腐做作，有虛偽氣；有人標榜耿直，結果卻使人覺得缺乏教養，素質低下。所以孔子才說：「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歐陽修的詞最有「文質彬彬」的氣質，本章所列舉的「人生自是有情癡，此恨不關風與月」以及「直須看盡洛城花，始共春風容易別」正是顯例。這幾句詞出自同一首《玉樓春》：
尊前擬把歸期說。欲語春容先慘咽。人生自是有情癡，此恨不關風與月。
離歌且莫翻新闋。一曲能教腸寸結。直須看盡洛城花，始共春風容易別。
擺酒話別，待要承諾歸期，卻傷心得說不出話來。所謂「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花與鳥何嘗懂得濺淚與驚心呢，風花雪月皆是自然無情之物，只是承載著人生感情的投射罷了。我們此時此刻的離愁別恨亦如古往今來所有人的離愁別恨一般，是人類亙古無解的感情難題。離別的歌曲就唱到這裡吧，僅一曲便足以令人肝腸寸斷。但是，不要這樣輕易地分別，且待我們賞遍洛陽的似錦繁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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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首《玉樓春》裡，「尊前擬把歸期說。欲語春容先慘咽」「離歌且莫翻新闋。一曲能教腸寸結」，將傷春傷別的情緒推到極致，彷彿悲從中來，不可斷絕；但是「人生自是有情癡，此恨不關風與月」「直須看盡洛城花，始共春風容易別」卻以豪放灑脫的氣魄將濃得化不開的悲情滌蕩淨盡。豪放之語以柔情為根，灑脫之態以濃情為本，這便是「於豪放之中有沈著之致」。
豪放詞最忌「質勝文則野」，所以總需要沉著來調劑。我們以陳亮一首同樣寫傷別情緒的《賀新郎》對照一番，便容易看出差異了：
話殺渾閒說。不成教、齊民也解，為伊為葛。樽酒相逢成二老，卻憶去年風雪。新著了、幾莖華髮。百世尋人猶接踵，歎只今、兩地三人月。寫舊恨，向誰瑟。
男兒何用傷離別。況古來、幾番際會，風從雲合。千里情親長晤對，妙體本心次骨。臥百尺、高樓斗絕。天下適安耕且老，看買犁賣劍平家鐵。壯士淚，肺肝裂。
這首詞是陳亮與辛棄疾諸多贈答作品之一。宋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歲末，陳亮遠赴數百里，拜訪辛棄疾，探討天下興亡大事。分別之後意猶未盡，兩人以《賀新郎》同韻詞反覆贈答，有惺惺相惜之情，有感時傷世之歎。
現代選本選錄詞作，往往依現代漢語的語法來加標點，所以對這首詞會加很多個感歎號和表示反問的問號。儘管我不贊同這樣的標點方式，但這至少說明了這首詞讀起來是何等的慷慨激昂。
豪放詞的特點之一是多用典故，這首《賀新郎》正是範例。開篇便發出憤懣的傾訴，說自己與辛棄疾無論對國家大事有多少熱情多少見地，終歸無用，因為這只是伊尹、諸葛亮那樣的位高權重者才可以操心的事情，普通百姓無能為力。兩人就在這酒席間、風雪中匆匆老去，「百世」句用《莊子》與《戰國策》之語，形容人才難得，知己難得。下闋用到《三國誌》的典故：名士許汜拜訪陳登，陳登並不以禮相待，自上大床臥，使許汜臥下床。許汜憤憤不平，後來向劉備道及陳登無禮，不料劉備卻說：「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主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捨，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何但上下床之間邪！」
「天下」句典出《後漢書》，有渤海郡人賣掉刀劍，換來平民所用的農具。這或許是天下晏安的體現，然而又何嘗不是天下苟安的奇觀呢？
我們對照陳亮《賀新郎》與歐陽修《玉樓春》，便會發覺前者所缺乏的正是後者所獨具的沉著。前者在酣暢淋漓之際一發不可收拾，這實在是豪放詞的通病。但陳亮生當苟安之世，胸懷光復大志，人生更是屢遭磨難，詞中情緒的易發而難收總還是可以贏得人們同情和理解。清人馮煦《蒿庵論詞》說陳亮之詞忠憤之氣，隨筆湧出，足以喚醒盲聾的時人，正不必以詞藝之工拙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