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裡尋他千百度。回頭驀見[驀然回首]，那人正[卻]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此等語皆非大詞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釋諸詞，恐為晏、歐諸公所不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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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章知名度最高，被太多人太多次引述，以至於從未讀過《人間詞話》的人也對之耳熟能詳。哪怕是我們這些從未成就過大事業、大學問的凡夫俗子，往往也能夠對此生出「心有慼慼焉」的感覺。
本章所謂的「三種之境界」，與《人間詞話》在美學上的境界說毫無關係，我們可以視之為「三個階段」。事實上，王國維在寫於《人間詞話》之前的《文學小言》中早已講過這個觀點，而且使用的說法是「三種之階級」。當時所謂之階級，也就是今日所謂之階段：「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不可不歷三種之階級：『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晏同叔《蝶戀花》），此第一階級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歐陽永叔《蝶戀花》），此第二階級也；『眾裡尋他千百度。回頭驀見，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辛幼安《青玉案》），此第三階級也。未有不閱第一、第二階級而能遽躋第三階級者。文學亦然。此有文學上之天才者，所以又需莫大之修養也。」
這三個階段是一個固定而必然的序列。第一階段「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意味著有明確而遠大的目標，有對這一目標的深切渴望。第二階段「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意味著為了達到目標而付出常人所不能及的辛勤，雖百折而不撓，永遠無怨無悔。第三階段「眾裡尋他千百度。回頭驀見，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在苦苦追尋中，忽然於不經意間靈光頓閃，恍然大悟，正是俗語所謂「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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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維確實用最詩意不過的語言道出了人生的一種真相，只是結論做得武斷了些。成就大事業、大學問的途徑不一而足，事實上未必都要經歷這三個階段。
歷史上有太多的反例。譬如劉邦，不可不謂成就了一番大事業，但這正是因緣際會、時勢造英雄的典型範例，「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這類事情主要是張良這些人在做。再如蘇秦，佩六國相印，奠定天下合縱格局，也是一番好大的事業，懸樑刺股的自我修養方式也確實當得起「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一語，但這樣的事業又何嘗會有「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的妙悟呢？
在自然科學領域，反例更加多到不勝枚舉，很多偉大的成就都是無心之得，譬如脈衝星的發現，既未經過「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的目標定位，亦未有過「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的辛勤求索，眾裡從未尋他千百度，但驀然回首之下，竟然贏得了諾貝爾獎。
我們當然不能苛責王國維什麼，他畢竟是一個詩人氣質很重的人，《人間詞話》又是一部札記隨筆式的記錄，並不需要無懈可擊的邏輯表述。他確實道出了一種真相，或者說道出了全部真相中的一部分，這已經足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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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語出晏殊《蝶戀花》，全詞已見於第二十四章。「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語出柳永《蝶戀花》。這首詞的著作權一直很有爭議，一說是歐陽修的作品，一說是柳永的作品。王國維以人品定詞品，認為柳永生性輕薄，不可能寫出這般深摯沉鬱的詞，只配寫「奶奶蘭心蕙性」那種句子。
今天一般已將這首《蝶戀花》歸入柳永名下，成為柳永為數不多的幾篇佳作之一。
柳永，原名三變，字景莊，因為一場大病的緣故改名為永，字耆卿。「永」即「永久」，「耆」即「長壽」，柳永希望新的名字能使自己脫胎換骨，盡快康復起來。
柳永是歷史上第一個專業填詞並且獨獨以詞成名的人。如果你讀過任何宋詞選本裡的柳永詞，因為太過喜愛而買來他的全集，那麼你一定會失望到氣憤的。柳永的詞集，堪稱詞壇的《金瓶梅》《肉蒲團》，滿載著誨淫誨盜的小市民趣味。所以柳永在當時受到的是冰火兩重天式的待遇：一方面是來自知識精英階層的鄙薄，一方面是來自小市民階層的追捧。人們說凡是有井水的地方就有人歌唱柳永的詞，這話既可以看作褒獎，也可以看作不屑，因為只有下里巴人這樣的作品才能贏得這樣的傳唱度，正如今天的暢銷書和高收視率的電視劇一樣。清人馮煦《蒿庵論詞》有這樣的見地：「三變之為世詬病，亦未嘗不由於此。蓋與其千夫競聲，毋寧《白雪》之寡和也。」為了贏得廣大的讀者群而不得不降低格調，這真不如陽春白雪的寂寞更好。
也許柳永天性如此。確實有許多文人秉持著「人不風流枉少年」的人生哲學，但幾年的荒唐生活一過，總會折節讀書，奮發科舉，很少有人會像柳永這樣一直風流到老。其實柳永也渴望功名，成為流行文學作家只是無奈之下的選擇，正如孟浩然有苦說不出地成為隱士一樣。
宋代的科舉制度已經近乎當今的高考了，考生們不必再如唐代前輩那樣將大把的時間、精力花在打通人脈上，只要認真讀書，好好應考，機會總是有的。假如有記者穿越時空，到唐代和宋代的街頭隨機採訪「你幸福嗎」，宋人的正面回答顯然會多些，因為宋代雖然不及唐代繁榮富強，但人們的公平感和制度的保障性真的比唐朝好多了。
當然，天平從來不會向弱勢群體這邊傾斜，因為在古代社會，任何一項改革，如果要給弱勢群體一點福利，總要首先給既得利益者更多的甜頭，而不是劫富濟貧。僅以科舉制度論，寒門子弟雖然獲得了公平競賽的入場券，但官二代獲得了恩蔭制度的保障，可以名正言順地以「父親在朝為高官，為國家做了貢獻」這樣的理由直接步入仕途。
柳永勉強算是官二代，可惜父親的職務太過低微，以至於他只有憑自己的努力在京城的科場上搏一個輝煌的未來。只是京城的誘惑太多，對於任何一個生性浪漫的年輕人而言，這裡既是天堂，也是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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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從來只是時代的玩物，九重天上的高端決策常常塑造著升斗小民的行為模式。我們似乎很難想像，無論是柳永本人的風流浪蕩還是他的詞作的流行，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宋代稅收政策的產物。
宋代財政收入，酒稅要佔到很大的比例。皇帝為了多收酒稅，就將酒類銷售業績作為官員陞遷的一項重要考核指標。官員們為了能陞遷，自然想盡辦法多賣酒，酒的周邊產業便因此而迅猛發展起來。
酒在什麼地方被消費得最多？當然不是在商店裡，而是在夜總會、KTV、餐廳這些地方。這是今天我們的常識，同樣也是宋朝人的常識。幸或不幸的是，地方官並不巧取豪奪，而是採取高明的市場營銷手段來刺激酒類銷售。這些手段高明到如此一種程度，以至於就連農村市場也被拓展進來，農民剛剛從政府那裡取得的低息農業貸款當天就會全數變成酒樓的入賬。
這一切幾乎完全仰仗於歌女。正是有了歌女們的聲色之誘，那些男人，無論市民還是剛剛進城的農民，都覺得酒格外好喝，生活格外幸福，錢當然也花得格外快。而歌女們在這種場合裡演唱的那些流行歌曲，自然不是迎合知識分子趣味的，而是迎合小市民和農民的趣味。小市民和農民遠較知識分子人多勢眾，所以他們喜聞樂見的歌曲自然就是全國性的暢銷金曲。柳永，就是這類暢銷金曲的金牌創作人，他彷彿天生就是為了小市民和農民的審美趣味而生的。如果他生活在今天，一定會收穫無數的鮮花與掌聲，財富與尊重，但在宋代這個士大夫階層仍然固守精英文化傳統的時代裡，柳永贏得的並不是什麼光彩的名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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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永揚名於勾欄酒肆，卻蹭蹬於科場，但他雖玩物卻未喪志，決心為自己的前途打點一下門路。柳永的思路是正確的：要找的這個人既要有一言九鼎的權勢，也要和自己一樣有填詞的雅好。如果這個人也喜歡填詞，自然會曉得自己的名聲和水平，甚至有可能會像接待偶像一樣接待自己。
晏殊似乎是最理想的人選，他有宰相之尊，位高權重，填詞也蔚為大家。我們似乎有十足的理由以對李白與杜甫會面的期待來期待柳永與晏殊的會面，令人意外的是，這兩位詞壇巨擘的會面對雙方而言都是一次極不愉快的經歷。
當時晏殊問柳永說：「閣下填詞嗎？」見問到自己最擅長的領域，柳永急忙與對方拉近關係：「我和您一樣，也喜歡填詞。」然而晏殊所做的，卻是立即與柳永撇清關係：「我雖然也填詞，卻不像你那樣填出什麼『彩線慵拈伴伊坐』來。」
「彩線慵拈伴伊坐」出自柳永的一首《定風波》：
自春來、慘綠愁紅，芳心是事可可。日上花梢，鶯穿柳帶，猶壓香衾臥。暖酥消，膩雲嚲。終日厭厭倦梳裹。無那。恨薄情一去，音書無個。
早知恁麼。悔當初、不把雕鞍鎖。向雞窗、只與蠻箋象管，拘束教吟課。鎮相隨，莫拋躲。彩線慵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陰虛過。
這首詞幾乎不見於任何一部宋詞選本，但如果要評選柳永的「代表作」而非傑作的話，那麼它無論如何都不該漏選，因為這樣的詞才是柳永的招牌式作品，才是傳唱於當時市井民間的流行金曲。如果我們從風俗史的角度著眼北宋，那麼這樣的作品遠比「漸霜風淒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之類的名篇名句更有價值。
這首《定風波》用第一人稱口吻，寫一名女子埋怨著薄情郎一去無消息，自己只有在百無聊賴的日子裡錯過春光。這樣的題材並不下作，其實很多高手都寫過，比如歐陽修那首《蝶戀花》（庭院深深深幾許），歷來傳為名篇，內容也無非是怨婦埋怨男人變心，流連花街柳巷而不歸罷了。歐詞與柳詞的不同，無非是表達形式的不同，歐詞講得雅，柳詞講得俗。
柳永長久混跡在小市民的環境裡，填詞也沾染了濃濃的小市民腔調。歐詞寫怨婦，只寫到「淚眼問花」的程度，柳詞卻窮形盡相，一定要在形而下的疆域裡寫活每一個眼神與動作。所以在正人君子的眼裡，柳永顯然屬於「文人無行」的典範，倘若這樣的人可以做官，那一定是全社會的不幸。所以晏殊以厭惡的姿態拒絕了柳永尚未出口的請托。他們同樣是填詞高手，卻分屬於判若雲泥的陣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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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殊的門路走不通，還可以直接去走皇帝的門路。當然，柳永並沒有這般手眼通天的能力，但他畢竟有了無數的擁躉，總有貴人同情他的遭遇。
宮中的一位無名宦官有可能是柳永一生中最大的貴人，他出於純粹的憐才之心時時幫柳永留心著機會，而機會終於蒙著面紗悄然出現了：當時教坊製作了一首新曲，名為《醉蓬萊》，湊巧老人星現於蒼穹，給了大宋帝國一個難得的祥瑞。每一次祥瑞出現都是文人們歌詠昇平、逞才晉身的良機，宦官將這個機會悄悄給了柳永，叮囑他以老人星為主題，為《醉蓬萊》曲填詞。於是柳永用盡渾身解數，以忐忑且激動的心情完成了這部也許將會為他帶來命運轉機的無聊巨製：
漸亭皋葉下，隴首雲飛，素秋新霽。華闕中天，鎖蔥蔥佳氣。嫩菊黃深，拒霜紅淺，近寶階香砌。玉宇無塵，金莖有露，碧天如水。
正值昇平，萬幾多暇，夜色澄鮮，漏聲迢遞。南極星中，有老人呈瑞。此際宸遊，鳳輦何處，度管弦清脆。太液波翻，披香簾卷，月明風細。
這首本該哄得「龍顏大悅」的作品卻意外地令宋仁宗觸緒傷懷，原因是詞中「此際宸遊，鳳輦何處」的描寫竟然與先皇的輓詞如出一轍，那感覺正似壽誕上聽到了哀樂一般。待仁宗讀到結句「太液波翻」，情緒再也控制不住，恨恨說道：「何不言『波澄』！」逕自將這一卷新詞扔在地上。
機遇從來都留給那些有準備的人，但不是所有有準備的人都能把握住機遇。除了埋怨造化弄人之外，柳永真不知道還能做些什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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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永也許並不是一個很愛抱怨的人，但偶爾發出的幾句抱怨偏偏迸發出了決定命運的力量。也許柳永只是錯在不該把抱怨寫進詞裡，因為他的詞總是流傳得那麼廣，讓那些該聽到和不該聽到的人總是那麼容易聽到。
最致命的一首詞是《鶴沖天》，以貌似豁達的口吻將科舉失利看得如過眼煙雲一般：
黃金榜上，偶失龍頭望。明代暫遺賢，如何向。未遂風雲便，爭不恣狂蕩。何須論得喪。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
煙花巷陌，依約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尋訪。且恁偎紅翠，風流事、平生暢。青春都一餉。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
這首詞的大意是說：科場失利算不得什麼，像我這樣的才子即便不做官，卻天然就是白衣卿相。科舉不值得去爭，不如到煙花巷陌裡偎紅倚翠，這才是逍遙快活的人生。人生苦短，為什麼不過得瀟灑一些呢？寶貴的時間精力與其用在科場和官場上，還不如用在風月場上呢。
當然這只是一時激憤之下的牢騷話，柳永後來還是不斷去應考，以期用淺斟低唱的本領換一點真正的實惠。功夫不負有心人，他真的考中了一次，只是皇帝親筆黜落了他：「且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
皇帝偏偏要和柳永較一次真：你不是不屑朝廷的功名嗎，你不是「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嗎？那又何必來爭這份功名！柳永以自嘲的姿態反抗了一下，從此自稱「奉旨填詞」，在煙花巷陌玩得更加放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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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柳永終於混到了一官半職，那是他一輩子最在意的事，卻是他的歷代擁躉們最不在意的事情。人們傳唱最多的是他那首《蝶戀花》（又名《鳳棲梧》），詞中是一種義無反顧的癡情，再沒有半點柳永平素裡的格調：
佇倚危樓風細細。望極春愁，黯黯生天際。草色煙光殘照裡。無言誰會憑闌意。
擬把疏狂圖一醉。對酒當歌，強樂還無味。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
王國維以人品與詞品的一致性為由，執意將這首詞定為歐陽修的作品。柳永一輩子在「輕薄」二字上吃盡苦頭，千載之後都擺不脫這個陰影。而這首《蝶戀花》確實大有歐陽修的風範，起句便高，有撲面而來的畫面感，情緒則一發而不可收：黃昏時獨上高樓遠眺，只見夕陽的餘暉下，青草綿延無際，彷彿有無邊的愁緒從天涯地角茫茫湧起。這愁緒無人能夠理解，索性緘口，不說與任何人知道。也許只有借酒才可以澆愁，那就不須檢點，拼他一醉吧。但心底的愁怨畢竟太濃太深，縱使對酒當歌，強顏歡笑，終也歌不得幾聲，笑不出幾分。衣帶漸寬，人已在憔悴中日漸消瘦了，但這又有什麼關係？為她（他）鍾情如斯，我甘心承受這樣的磨折。
清人賀裳《皺水軒詞筌》有一段評語說：小令雖然以含蓄為佳，但也有寫決絕語的佳作，如韋莊「誰家年少足風流。妾擬將身嫁與、一生休。縱被無情棄，不能羞」，如牛嶠「須作一生拚，盡君今日歡」。柳永「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正是上述韋莊的詞意，只是寫得更婉轉些。
小令要含蓄，越含蓄則越有餘味，最怕將話說滿，將意思說盡。但偏偏也有一些特例，就是將話說滿，將意思說盡，不留半點餘地，不給讀者半點回味與想像的空間，卻竟然成為第一流的作品，柳永這首《蝶戀花》就是這等特例中的一個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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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裡尋他千百度。回頭驀見，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語出辛棄疾《青玉案·元夕》，但通常版本皆錄作「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辛棄疾是宋代豪放詞的巔峰人物，而他的天賦才情與滿腹經綸其實是在金朝的文化裡培養出來的。金熙宗天眷三年（1140），辛棄疾出生於山東歷城（今濟南），這一年在南宋是宋高宗紹興十年。
站在南宋的角度，辛棄疾生長於淪陷區，只有從故老相傳裡瞭解宋朝的模樣；站在金國的角度，金國才是辛棄疾的祖國，歷城才是辛棄疾的故鄉，愛國與愛家鄉都是不需要理由的，金國的國土雖然是靠侵略得來，但宋朝的國土又何嘗不是呢？
其實在宋、金南北對峙已成定局之後，淪陷於金人手中的中原大地並不都是腥風血雨、愁雲慘霧。金人的漢化程度之高往往令宋人咋舌，他們沿襲了漢人的職官、科舉、刑律等制度，早已不是想像中的野蠻部落了。所以，北方書香門第的子弟從小便可以接受到與南方一樣的儒學教育，長大以後也一樣可以參加科舉，入朝為官，一點也沒有做牛做馬的亡國奴的感覺。
而對於那些由宋入金的年長一輩來說，做亡國奴的滋味時常咬嚙心靈。儒家傳統最重華夷之辨，堂堂中華衣冠門第竟然被迫生活在夷狄的世界，這種刻骨的恥辱感簡直要把人逼到發瘋。所以儘管在金國完全能獲得優裕的物質條件與相當程度的政治權利，他們始終都不會泯滅驅逐韃虜之心，即便無力做到這一點，至少也渴望逃回宋境。
其實連金人自己都覺得做夷狄是可恥的。他們雖然是武力上的勝利者，卻不自覺地受了漢文化太深的影響，極力想要和自己的夷狄出身劃清界限，一點也不在意「忘本」的譏諷。金人戰鬥力的驚人衰退與此有絕大關係，他們若始終做好夷狄本分的話，滅亡南宋完全不是難事。
傳統上都認為華夏文明更重臉面，夷狄世界更重實利，但我們看到金與南宋在外交上常常發生禮儀之爭，金人執拗地要在禮儀上壓宋人一頭，不惜因此而激發宋朝主戰派的狂熱鬥志，原因就在於金人太想擺脫夷狄身份，太想把自己建設成華夏文明的第一繼承人，建設成正統的儒家王朝。宋人也驚恐地發現，如果不能迅速北伐、收復失地，淪陷區的百姓與士大夫便不會覺得生活在宋境和金境有任何差別了，那時候他們將會真正安心做金朝的子民，南宋北伐的人心優勢將會徹底喪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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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棄疾的祖父辛贊是一位由宋入金、被迫滯留淪陷區的士大夫。為了保全家族，他忍恥接受了偽職。那時候雖然還沒有漢奸這個概念，但做漢奸的恥辱感終生在辛贊心中揮之不去，以至於當孫輩成為真正意義上的金國子民的時候，他依舊不忘以宋朝的立場對之做「愛國主義教育」，辛棄疾就是在這樣的家庭環境裡得到熏陶的。
然而社會的大環境畢竟不同了。對於新生代而言，大宋文明只是一個悠久的傳說，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已經心安理得地接受了金國子民的身份，努力學習儒學，參加金國的科舉考試，爭取將來能在金國的官場中出人頭地。辛棄疾的同學黨懷英就是這一類人的代表，當辛棄疾率兵南渡，在南宋朝廷謀求興復大業的時候，黨懷英在金國順利地科舉及第，入翰林院為官，終於成為北方一代文壇宗主。儒家事業，在金朝並不遜於南宋。
倘若不是志大才疏的完顏亮做了皇帝，辛棄疾也許一生都等不到南渡的機會，就留在金國走上與黨懷英一般的道路了。完顏亮的倒行逆施在金國激起了太大的民憤，非但漢人恨他，女真人一樣恨他。於是，一方面出於好大喜功之心，一方面為了轉移國內矛盾，完顏亮發動數十萬大軍南侵，要實現統一寰宇之志。
理想主義者被殘酷現實狠狠打擊的事情往往會令人同情，但完顏亮是個例外。他驚詫地發現自己的宏偉理想才一開始，竟然引發出太多的動亂：漢人造反，契丹人造反，就連女真人都造反了。完顏亮兵敗採石磯，隨即被厭戰已久的部將謀殺，金人另立了一位穩妥可靠的新君，即金世宗完顏雍。而就是在這樣一場大動盪裡，辛棄疾加入了起義者的行列，親率五十餘名豪傑馳突於五萬金軍之中，生擒叛徒張安國，然後一路與追兵周旋，終於南渡大江，回歸宋境，使張安國在建康鬧市問斬，轟動宋金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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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高宗其實並不歡迎辛棄疾這樣的南渡者，尤其介意的是這位南渡者竟然是個英雄豪傑，永遠在自己耳邊聒噪著北伐。這樣的人，還是一輩子讓他投閒置散的好，免得生事。
南宋的外交政策早已注定了這個南渡英雄後半生的命運。朝廷很大度地給他職位，給他財富，給他榮譽，就是不給他實現北伐壯志的任何機會。辛棄疾不知道有沒有後悔過，如此苟活在南宋難道真的就比留在金國更好嗎？職位、財富、榮譽，這些東西可以軟化凡夫俗子，卻無法羈縻一位英雄。所以辛棄疾的詞裡滿是壯志難酬的苦悶，滿是故作曠達的淒涼。
在南宋文恬武嬉的日子裡，金國卻一直都在勵精圖治。金世宗即位之後，為了徹底擺脫蠻夷身份，爭奪正統王朝的地位，在境內大力推行儒家仁政，以至於為自己贏得了「小堯舜」的稱號。眼看著就連意識形態的制高點也要落入金人之手了，南宋收復故土的希望一天比一天渺茫。對於辛棄疾而言，再沒有什麼事比這更令人痛心了。
壯志無酬，便只有在詩酒中自娛。早年在金國的時候，辛棄疾曾以詩詞拜謁前輩蔡光，蔡光說他的詩缺乏潛力，但他日必當以詞名家。入宋之後的辛棄疾果然成為詞壇巨擘，在他的手裡無語不可入詞，也只有詞最能夠排遣他的憂憤。
據鄧廣銘《稼軒詞編年箋注》，推測《青玉案·元夕》寫於辛棄疾初官臨安之時。那是他理想最充盈的時候，剛剛完成了勝利的南渡，天真地相信南宋朝廷將會對自己委以重任，擊楫中流、北伐中原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在金國的早年歲月使他幻想出了一個近乎完美的大宋王朝，不知道種種的齷齪與孱懦將在今後幾十年裡不停地以令人髮指的姿態關照他的理想與命途。
在初官臨安的元宵之夜，他看到的是傳自北宋的璀璨如天街的花燈盛況，看著無數的臨安市民戴著鬧蛾兒、雪柳，乘著寶馬雕車，欣賞著如千樹繁花一般的燈火，彷彿這真的是一個無憂無慮的太平世界：
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寶馬雕車香滿路。鳳簫聲動，玉壺光轉，一夜魚龍舞。
蛾兒雪柳黃金縷。笑語盈盈暗香去。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在這熙熙攘攘的賞燈人群裡，不知道是誰引起了他的注意。燈光太閃爍，人群太稠密，稍不留意便失去了她的蹤影。他苦苦地在人海中找尋，向人潮最洶湧處找尋，向花燈最璀璨處找尋。當焦躁已難抑制的時候，驀然回首，不經意間卻在黯淡的燈火下，清冷的人流處，看到她亭亭地站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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擷取三位詞人的詞句，以賦詩斷章與創作集句的手法重新組合，以闡述嶄新的內涵，這也算是中國詩詞傳統的一種妙趣了。所謂王國維一邊講著「此等語皆非大詞人不能道」，一邊講著「然遽以此意解釋諸詞，恐為晏、歐諸公所不許也」。
王國維的再創造確實背離了三位詞人的創作本意，但後者未必真的會表示「不許」，因為這實在是詩歌正統的解讀方式之一，早在孔子所生活的春秋年間便流行於貴族社會了，尤其是在外交場合裡。《左傳·文公十三年》有這樣一段故事：
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於沓，請平於晉。公還，鄭伯會公於棐，亦請平於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宴於棐。子家賦《鴻雁》。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鄭伯拜。公答拜。
這一年的冬天，魯文公去晉國朝見。晉國是當時的強國，小國、弱國必須和它搞好關係才行。魯文公一路西行，在經過衛國的時候，衛國國君衛成公請魯文公幫忙，請他順便代為調解一下衛國和晉國的關係。魯文公到晉國搞完了外交，在回國的路上，鄭國國君鄭穆公也來拜託魯文公，請他代為調解鄭國和晉國的關係。那麼，鄭國是怎樣發出請求的，魯國又是怎樣回答的呢？《左傳》的記載極其簡要：在那次國宴上，鄭國大夫子家賦《鴻雁》一詩的首章，魯國大夫季文子答道：「我們的國君也不免於此啊。」隨後賦了《四月》一詩的首章。子家又賦《載馳》一詩的第四章，季文子賦了《采薇》的第四章作為回答。鄭穆公拜謝，魯文公答拜還禮。
雙方你來我往，分別賦詩兩次，事情就這麼談成了。對於今天那些從不曾讀熟過《詩經》的讀者來說，看這樣的場面簡直就像在看黑社會在對江湖切口。事實上，從語言的社會功能意義上說，先秦貴族的賦詩外交與黑社會的江湖切口在本質上並無二致，都是一種圈內語言（姑且如此稱之），任何一個特定的群體都會使用特定的、或多或少帶有一些神秘色彩的圈內語言來鞏固本群體內部的向心力，並且以此將本群體的成員標榜於其他人之外，加大圈外成員進入自己這個圈子的難度。
就連今天的中學生們也喜歡使用一些特殊的、在成年人看來簡直稀奇古怪、不可理喻的表達方式，一些聰明的教師則會刻意使用這種表達方式，為的是能使自己和學生們「打成一片」。同理，孔子試圖教育平民子弟，想使這些本該永遠被排斥在貴族體系之外的人可以有機會融入貴族社會，那麼就必須使他們熟知貴族社會的「江湖切口」。從這個角度來看，孔子並不像他一向聲稱的那樣維護周禮，維護那個森嚴的、不容僭越的等級序列，他自己其實正是所謂「禮壞樂崩」的幫兇之一。
《左傳》對春秋史事的記載也時不時地運用著周代貴族階層的「江湖切口」，所以，對於發生在魯文公十三年的這一起外交事件，我們必須先把自己培養成《詩經》的熟諳者，才有可能聽得懂他們到底都在說些什麼。
於是，所謂「子家賦《鴻雁》」，我們一則必須知道依照規矩，子家所賦的應當是《鴻雁》一詩的首章，二則必須熟知《鴻雁》首章的具體內容：
鴻雁于飛，肅肅其羽。之子於征，劬勞於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詩歌以飛翔的大雁起興，感歎在外服役之人的辛苦疲憊，最後彷彿帶著哭腔在說：「想想這個可憐人吧！同情一下這個鰥寡之人吧！」鄭國大夫子家賦這一章詩，分明是在魯文公面前扮可憐，希望贏得魯文公的同情，由魯文公出面代鄭國向晉國去疏通關係。這些話用詩歌語言誦讀出來，當真文雅得緊，又是截取現成的詩句為我所用，更顯出一副從容不迫的派頭，雖然是自訴可憐來求人幫忙，但話裡話外一點也不帶窮酸相，不傷自尊。試想同樣的內容如果換成大白話說出來，的確有點讓人張不開口。
魯國大夫季文子聽出了子家的意思，答了一句「我們的國君也不免於此啊」。意思是說：你別只覺得就你們鄭國國君可憐，其實我們魯國國君也一樣可憐，你還是去求一個不那麼可憐的人來幫你吧，我們實在是愛莫能助啊！季文子感歎過後，也賦詩作答，所賦的《四月》首章是：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這四句的大意是說：「四月就入夏了，到了六月已經是暑氣難挨，我的祖先啊，你們就不會可憐可憐我嗎！」季文子引這一段詩，是在暗示子家：我們國君剛剛從晉國回來，如果答應你們的要求，就還得返回再去晉國一趟，這樣的旅途奔波也未免過分了吧。
從上下文推測，季文子有可能還把《四月》的下面幾句也一併賦出來了：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爰其適歸。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這幾句的大意是說：「秋天真是淒涼啊，百草都已經枯萎。離亂的日子真是苦啊，到哪裡才能落腳？冬天真是冷得厲害，狂風刮個沒完。為什麼別人都活得不錯，偏偏我這麼倒霉？」
這一番言辭往來，子家懇求，季文子推托，好比兩個酒肉朋友在討論借錢的事情，想借錢的人在哭訴可憐以博取同情，被借錢的人說：「我也不比你更寬裕啊，實在拿不出錢來幫你啊！張三李四他們哪個不比我混得好，你為什麼偏偏找我借錢啊！」
季文子雖然一力推托，子家卻並不放棄，接著賦出了《載馳》的第四章：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於大邦，誰因誰極。
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詩的大意是說：「我走在原野上，看見麥子正長得茂盛。我要去求大國幫忙，可我能信靠誰呢？又有誰能夠急我所急呢？各位大夫，各位君子，你們不要責備我這樣做不對，你們縱然有上百種好的主意，也不如我親身去跑一趟。」這幾句正好回答了季文子賦出的《四月》首章，言下之意是：奔波確實很辛苦，但還有什麼辦法呢？坐而論道管什麼用呢？要想取得大國的援助，還是免不得勞動貴國國君親自去跑一趟。
話既然說到這個份上，魯國君臣看來也不好意思繼續推托下去了，於是季文子賦了《采薇》第四章：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
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詩句是說：「那盛開的是什麼花？是棠棣之花。那輛車是誰的車？是君子的車。戰車已經備好，拉車的四匹馬又高又壯，怎敢安安穩穩地住下來呢？一個月裡打了三次勝仗。」《采薇》是寫征戰之事的，季文子這裡引用出來，只是告訴鄭國君臣：那我們就為貴國跑一跑腿好了，你們就等候好消息吧。
鄭穆公聽懂了季文子的意思，所以才會行禮拜謝，然後魯文公答拜還禮。國家外交就是這樣靠著賦詩順利進行下來，彷彿一切盡在不言中。這樣的辭令，無論是懇求還是拒絕，無論是被求還是被拒，一切的溝通與交鋒都是在富於審美情調的詩句裡，在詩句的言外之意裡平滑進行的，全然不會傷了自己或對方的面子。
｜13｜
當時的貴族們不需要自己會作詩，只需要能背詩、會用詩也就夠了。當然，這個標準也絕對不算很低。從背詩的角度來看，《詩經》收詩三百零五篇，春秋時代貴族們需要掌握的詩歌應該比這稍微多些，在那個文字傳寫極不發達的時代，要背熟這麼多內容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除了背熟之外，還需要「正確」理解詩歌的含義，這就更不容易了。
所謂「詩無達詁，文無達詮」，文學作品，尤其是詩歌，其含義往往很難有什麼標準答案。從《詩經》裡隨便抽出幾篇，查一查歷代學者的研究、闡釋，就會發現意見實在太多，似乎誰的看法都有一點道理，誰的看法也都不可盡信。今天我們若從審美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完全可以釋然，因為詩歌之美往往就在於它的朦朧，在於它給讀者營造出了一個指向不明的歧義空間，這樣理解會有這樣的味道，那樣理解又會有那樣的味道，於是越讀也就越有味道。但春秋時代的貴族們還不會這樣來想問題，尤其是，詩歌對於他們既然是一種不可或缺的交際語言，無論齊國、魯國、鄭國、晉國，各個國家的人對同一首詩的理解至少也要差不太多才行，不然的話就徹底沒法交流了。我們可以就此推測，當時的詩歌，無論是文字還是闡釋，一定有某個在各個國家之間獲得普遍認可的標準版本，孔子教詩，所依據的應該就是這個版本。
有普遍認可的標準是一回事，但貴族們並不介意斷章取義。季文子答覆子家時所賦的那首《采薇》就是斷章取義來用的。這個時候，全詩的主旨並不要緊，只要這特定的一章足夠表達當下所要表達的意思就可以了。這也正體現出急才的重要性來，若僅僅死記硬背的話，縱然可以倒背如流，但只要腦筋不夠靈活，不懂得靈活運用，還是應付不了社交場合。所以孔子才有這樣一句名言：「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一個人能誦《詩經》三百篇，可見在這方面已經下了很深的功夫，但派他去辦一些內政事務，他辦不好，派他去搞外交，他也不能獨立應對外交辭令，這樣的人，詩背得再多又有什麼用呢？
｜14｜
在王國維的晚年，對「三種境界」說有過自己的一番闡釋。事情載於蒲菁《人間詞話補箋》：吳芳吉曾受蒲菁的請托，專程拜訪王國維請教「三種境界」的含義，王國維答道：「第一境即所謂世無明王，棲棲遑遑者；第二境是知其不可而為之；第三境非歸與！歸與！之歎與？」
在這樣的解釋裡，三境皆與孔子的遭際有關。「世無明王，棲棲遑遑」，天下沒有明君，試圖恢復禮樂之治的孔子無限焦灼地奔走於列國之間。「知其不可而為之」，這是在處處碰壁之後仍然固守的一種堅持，明知道正確的主張不為混亂的現實世界所容，但依然無怨無悔。「歸與！歸與！」這是孔子晚年的感歎，是當他在中原諸國受盡了磨折之後驀然看到的一點希望：其實家鄉後生大有可造之材，自己又何必離鄉背井呢？
王國維對自己當初的「三種境界」之說提出這樣一種解讀，不知道摻雜了何等複雜的晚年心境。就是在這同一年，在為吳芳吉做出「歸與！歸與！」的新釋之後不久，王國維留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不再辱」這一份令人費盡猜詳的遺書，自沉於頤和園昆明湖，誰也不知道他在「驀然回首」之際究竟看到了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