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詩人之憂生也；「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似之。「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詩人之憂世也；「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車繫在誰家樹」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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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詩歌分為憂生與憂世兩類並非王國維的首創，而是源自清代文論家劉熙載；劉熙載的說法有著更為古老的淵源，即《詩經》學術傳統中的「變風變雅」之說。
《詩經》分為風、雅、頌三部，雅之部又分為大雅、小雅。漢代《毛詩大序》提出過這樣一種劃分：「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意即當西周王朝政治清明時，詩歌風格顯得積極而平和，是為正風、正雅；待到王政中衰，禮制敗壞，詩歌風格便一變而為憂患與譏刺，是為變風、變雅。治世之音安以樂，亂世之音怨以怒，亡國之音哀以思，詩歌的風格是世道變遷的一項極重要的表徵。
於是劉熙載《藝概》這樣講道：「《大雅》之變，具憂世之懷；《小雅》之變，多憂生之意。」憂世所擔憂的是天下國家的興亡，憂生所擔憂的是個人前程的榮辱。劉熙載有《讀楚辭》一文仔細辨析憂生與憂世的分別，大意是說：我讀屈原的詩歌，覺得其中有兩句特別值得玩味，即「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修之數化」與「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眾芳之蕪穢」。屈原雖有萬語千言，心志只在這兩句之中。宋玉的詩歌，其意亦可以兩言見之，即「惆悵兮而私自憐」與「私自憐兮何極」。宋玉雖然學於屈原，但兩人的詩歌終歸有悲世與悲己之異。
在劉熙載看來，屈原之詩與《詩經·大雅》之變屬於悲世（憂世）的典型，是至善的詩歌；宋玉之詩與《詩經·小雅》之變屬於悲己（憂生）的典型，至魏晉時代而登峰造極。王國維承襲了劉熙載的觀點，以詩詞對勘，提出詞和詩歌一樣也有憂生與憂世之別。言下之意是：詞也具有和詩歌一樣的表現力，一樣可以表現嚴肅的主題，一樣可以成為嚴肅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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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出自《詩經·小雅·節南山》，恰恰屬於《小雅》之變，《毛詩》以為這首詩是周大夫家父譏刺周幽王之作。周幽王是西週末代天子，以荒淫無道名垂史冊，給後人留下「烽火戲諸侯」的傳說。儘管《毛詩》因其「深文羅織」的風格而失去了現代學者的信任，然而對這一首《節南山》的主旨解讀還是相當可信的：家父為朝政的敗壞而憂心忡忡，不知道應該何去何從，並在詩歌的結尾以實名向周幽王喊出了自己的期待：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憂心如惔36，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37。赫赫師尹，不平謂何。
天方薦瘥38，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39莫懲嗟。
尹氏大師，維周之氐40。秉國之鈞，四方是維。
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吊昊天，不宜空我師。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
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膴41仕。
昊天不傭，降此鞠哅。昊天不惠，降此大戾。
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不吊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
憂心如酲42，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43靡所騁。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酬矣。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復怨其正。
家父作誦，以究王哅。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這首詩並未直接指斥幽王的無道，而是把矛頭集中在當權貴族師尹身上，認為正是師尹的荒唐和殘暴才導致了國運衰微，民怨沸騰。家父的悲憤一發不可收拾，上怨天，怨蒼天無眼；下尤人，怨幽王被師尹蒙蔽；怨自己空有熱血丹心卻使不上半點氣力。於是「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詩人駕著馬車，拉車的四匹馬雄壯威武，他卻茫然四顧，在逼仄的天地裡竟然無路可以驅馳。
這其實是一首憂世之詩，但王國維賦詩斷章，單單以「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兩句來看，正是一個人對前途渺茫、出路無尋的哀歎。以自然之眼觀之，我們只看到天大地大，車良馬壯；以詩人的主觀之眼觀之，卻彷彿深陷於一處連呼吸都無法暢快的小小囚籠。這樣的感覺，王國維以為正是晏殊《蝶戀花》詞「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一語所呈現的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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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語出陶淵明《飲酒》組詩第二十首：
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
鳳鳥雖不至，禮樂暫得新。洙泗輟微響，漂流逮狂秦。
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翁，為事誠慇勤。
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
若復不快飲，空負頭上巾。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
《飲酒》組詩的寫作背景，第三章裡已有介紹。陶淵明的詩歌素以天真質樸著稱，但這一首對於今天的普通讀者而言並不易懂，因為它幾乎句句都有典故。古人之所以毫無閱讀障礙，只因為這些典故在他們眼裡簡直算得上日常俗語了。
「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羲農」即伏羲、神農，傳說中的上古帝王。古人相信在伏羲與神農的時代裡，天下人淳良質樸，毫無機心，世界是一個雖不甚豐裕卻和諧美好的天堂。這樣的時代久遠而不可追回，當今的世界再也找不到幾分真純與樸素了。
「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孔子是魯國人，故稱魯中叟，他忙於周遊列國，兜售儒家學說，試圖將那個禮壞樂崩的春秋社會改造成詩書禮樂的美好人間。可惜孔子始終不曾實現他的理想，《論語》這樣記載他的哀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鳳鳥與河圖都是罕見的祥瑞，傳說它們的出現預示太平盛世的降臨。但是，任憑孔子如何在棲棲遑遑中奔走天下，鳳鳥終是不至，河圖終是不出，太平盛世的遠景只有一天比一天遙遠。
幸而「鳳鳥雖不至，禮樂暫得新」，孔子的理想雖未實現，努力卻並非徒勞。孔子既歿，「洙泗輟微響，漂流逮狂秦」，洙水與泗水之濱再也聽不到孔子的微言大義，遍地烽煙，終於一統天下的竟是暴秦。「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始皇焚書，文明經歷浩劫。「區區諸老翁，為事誠慇勤」，只有幾位老翁勉力將儒家經典傳至漢代。但是到了漢末，到了魏晉末年，「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經籍不須焚燬而自然無人願意親近。
「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這一聯可以做兩種解讀，一是形容詩人欲求天下正道而處處碰壁，二是以兩句分指二事：《晉書·王雅傳》，王珣為兒子辦婚禮，賓客盈門，車騎甚眾，這時突然有消息傳來，說王雅升任太子少傅，於是一大半賓客立即離開婚宴，駕車趕去王雅那裡道賀。《晉書》於此有評價說：當時「風俗頹弊，無復廉恥」。陶淵明所看到的社會，正是這樣一副「終日馳車走」的樣子。
「不見所問津」典出《論語》：孔子將要渡河，不知道渡口所在，派弟子子路向正在附近耕田的長沮、桀溺兩人請教。兩人問道：「那邊執轡駕車人是誰？」子路答道：「是孔丘。」兩人再問：「是魯國的那個孔丘嗎？」子路答道：「正是。」兩人道：「那麼他應該曉得渡口在哪裡。」於是津渡成為一個象徵，象徵著天下正道。為陶淵明所哀歎的是，終日裡只見到世人在蠅營狗苟中趨炎附勢，再沒有人關心天下正道的所在。只有飲酒解憂，「若復不快飲，空負頭上巾」。
《宋書·隱逸傳》講，陶淵明待酒釀熟時，取頭上的葛巾濾酒，濾完之後再把葛巾戴回頭上。只要不從衛生角度考慮問題，我們會很欣賞陶淵明這種曠達不羈的名士風範。為了不負頭上巾，陶淵明總是痛飲無休，並且不忘記叮囑他人「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醉人醉語多謬誤，請聽者不必當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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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首憂世之詩，尤其「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一聯凸顯出世道衰頹而正人君子無用武之地的苦惱。陶淵明避居田園，寄情詩酒，卻畢竟按捺不住對齷齪時局的悲憤。所以陶淵明的詩歌看似憂生，實則滿是深刻的憂世之意，每每鼓舞到後世陷入相似境遇的仁人君子。
如清代初年，為明朝守節的傅山有詩說：「生憎褚彥興齊國，喜道陶潛是晉人。」褚彥即劉宋王朝的中書令褚淵（字彥回），幫助蕭道成奪取政權，搖身變為蕭齊王朝的開國功臣。《宋書·陶潛傳》講，自從劉裕竊取國祚，廢晉建宋之後，陶淵明所著文章便一概以干支紀年，不奉劉宋正朔。傅山以褚彥回與陶淵明分別象徵降清與守節的舊友，一憎一喜之間正是陶淵明的憂世之意。
在傳統認識裡，憂世的格調應該是由詩歌來承載的，詞不足以當之。正如深刻的樂思只能由交響樂來表現，不是流行歌曲所能夠承載的。但王國維偏偏指出，如「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車繫在誰家樹」這樣的詞，與「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分明有著極其相似的憂世情懷，詩歌所承載的深刻也完全可以由詞來表現。
「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車繫在誰家樹」出自馮延巳的一首《鵲踏枝》，全詞已見於第十九章。這是一首閨怨主題的詞，摹寫一名癡情女子對冶遊不歸的情人的愛恨糾纏，貌似與憂世情懷毫無干係。寒食節正是踏青游春的時候，在古代的意義大約相當於今天的情人節。而就是在這樣的時節，她寂寞地枯守妝樓，看遠方有百草千花，有士人與游女，不曉得她思念的人正在和誰家的女子一同游賞。
只有以張惠言式捕捉言外之意的眼光，我們才可以體會出那潛藏在「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車繫在誰家樹」一語深處的憂世之意。在《離騷》所開創的美人香草的寓托傳統裡，對愛情的執著不捨，對情人的有怨而無悔，最與君子的社會擔當無言暗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