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知和靖《點絳唇》、舜[聖]俞《蘇幕遮》、永叔《少年游》三闋為詠春草絕調，不知先有正中「細雨濕流光」五字，皆能攝春草之魂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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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章繼續推尊馮延巳的地位：世人皆知林逋《點絳唇》、梅堯臣《蘇幕遮》、歐陽修《少年游》三者是詠春草的千古絕唱，殊不知馮延巳早已寫過「細雨濕流光」這樣的絕妙好辭，這四篇作品同樣寫出春草的靈魂。
北宋那三首春草絕唱，起因全在林逋身上。林逋是西湖孤山裡的一名隱士，或許是北宋年間最出名的一名隱士。林逋的出名，首先是因為他的生活方式：他只是種梅養鶴，以「梅妻鶴子」的決絕姿態向世人宣告著自己的獨身主義。儒家傳統有所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不生子嗣是最大的一種不孝，因為這會使祖先的靈魂得不到祭祀、供養，其性質基本等同於任由父母挨餓受凍。所以即便是隱士，也往往和世人一樣娶妻生子。他們可以不理會朝政的黑暗，可以不理會世道的齷齪，但對於住在另一個世界裡的全靠人間香火供養的列祖列宗，他們畢竟還要擔起一份責任。
但林逋不管這些，早年失怙的經歷使他徹底擺脫了父母對子女婚姻大事的千篇一律的喋喋不休。他想做一個擁有最大限度上的自由的人，不受任何人的牽絆，不對任何人承擔義務。
獨身主義者即便在今天也要承受不小的壓力，何況是在久遠的宋朝。所幸林逋雖然不曾像真正的隱士那樣到深山更深處隱遁，但畢竟離群索居，用一道西湖水隔開旁人的議論紛紛。最蹊蹺的是，他的生計居然也步入小康，雇得起應門的童僕了。
林逋喜歡自駕小舟往來於西湖周邊的寺院，與高僧們詩詞唱和。當有人登門造訪的時候，童僕便將仙鶴放飛出去，林逋一看到鶴飛，就知道該掉轉船頭回家迎客了。
就是這樣，林逋將日常生活打理成行為藝術，所以嘉客越來越多，客人們的身份也越來越高。士大夫們欣賞他的詩詞與字畫，更欣賞他的生活態度，於是林逋也就成了名士。與林逋這樣的名士交往唱和，這也算是士大夫們為官場生活減壓的一劑心靈雞湯了。
誠然，對於那些在名利場上摸爬滾打的人來說，林逋的生活雖然不值得效仿，卻大大值得欣賞。所以當他們以貌似真誠的嘴臉表達欽羨時，林逋從來都不會當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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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逋寫詩，以「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一聯名垂千古，填詞只是偶一為之，以至於在《全宋詞》裡僅僅佔到三席位置，其中吟詠春草的《點絳唇》雖然在今天的普通讀者中並不知名，在當時卻贏得文壇一流高手的既羨且妒：
金谷年年，亂生春色誰為主。余花落處，滿地和煙雨。
又是離歌，一闋長亭暮。王孫去。萋萋無數，南北東西路。
首句所謂金谷，本義是晉代首富石崇位於金谷澗的別墅。石崇曾在這裡彙集當世名流送別王詡，後來江淹在名文《別賦》裡寫有「送客金谷」，於是創造出一個詩歌套語，以後詩人們說到金谷的時候，往往就有餞別的含義在。而草作為詩歌套語，同樣有送別的含義。離歌、長亭、王孫，皆為離別意象，將離愁別緒烘托到最後，以一句「萋萋無數，南北東西路」作結。
這畫面是春草亂生，無邊無際，伴著同樣看不到邊際的南北東西的道路。草到底生向何方，不知道；人到底去了哪裡，也不知道；自己該走哪條路，還不知道。
這九個字僅僅描繪了一幅畫面，看似純粹的客觀寫實，卻傳達出了深沉而複雜的意思和情緒。如果我們把它當作一幅畫，並且給這幅畫起一個題目，我們可以用純然描繪情緒的「茫然無措」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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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逋《點絳唇》一出，使無數英雄競折腰。鮮有填詞的梅堯臣躍躍欲試，交出一首《蘇幕遮》，即上一章介紹過的那首。歐陽修也不甘人後，隨即交出了一首《少年游》：
闌干十二獨憑春。晴碧遠連雲。千里萬里，二月三月，行色苦愁人。
謝家池上，江淹浦畔，吟魄與離魂。那堪疏雨滴黃昏。更特地、憶王孫。
首句點出憑闌遠望，滿眼春光。所謂「闌干十二」，「十二」是虛指，形容闌干曲折回還。中國傳統的數字用法有幾種特例，如三、九、三十六、七十二，常常都是虛指。「三思而行」如果翻譯成英文，應該用英文習語中的「think it twice」，而不能譯成「think it thrice」。巧合的是，英語裡表示「三次」的thrice也指「多」，比如「a thrice-empty phrase」，意思就是「純屬空談」。
「十二」也是一個特殊的數字，是所謂「天之大數」，這是從天文學上歲星十二年繞天一周而來的。周代制禮中，天子的服裝、儀仗等，常常會出現這個數字，哪怕是送禮，上等禮品數量的最高定額就是十二，超過十二件即為非禮。
「十二」還有仙家的意味，如仙人居所是「五城十二樓」。李白為了寫詩押韻，顛倒詞序說：「天上白玉京，十二樓五城。仙人撫我頂，結髮受長生。」《紅樓夢》所謂金陵十二釵也有同樣的仙家含義，十二名人間女子皆為天上仙子的化身。
「十二」與「闌干」的關係確立於江淹《西州曲》「闌干十二曲，垂手明如玉」，後來李商隱寫《碧城》組詩有「碧城十二曲闌干」，便是由此而來的。所以這樣的語彙已經演變為詩詞套語，歐陽修只能寫「闌干十二獨憑春」，而不能寫作「闌干十四獨憑春」或替換成其他什麼數字。也正是因為詩詞套語承載著歷史上的文化積澱，便使得許多詩句如「闌干十二獨憑春」一般載有一些字面以外的含義，但這些都不是詩人的實指，而是要靠讀者去仔細體會的。
倚闌遠望，只見「晴碧遠連雲」，碧空之下的平原，芳草無際，綿延到遼遠的地平線上。因此景而生此情：「千里萬里，二月三月，行色苦愁人。」這是華彩的一句，「千里萬里」是空間，「二月三月」是時間，「千里萬里，二月三月」，就在這簡單的重複當中，讓讀者感受到一個從千里到萬里、從二月到三月的「行程」，疊字的音色同時使人感覺到時間如同車輪般單調、跌宕、綿綿無盡。如此簡單的字面，卻創造出了如此上乘的藝術效果。《人間詞話》第四十章講「隔」與「不隔」的區別就以這句詞為例，說「語語都在目前，便是不隔」。
下闋「謝家池上，江淹浦畔，吟魄與離魂」，這是詞的特殊語序，實則是說「謝家池上的吟魄與江淹浦畔的離魂」。《人間詞話》第四十章說這句話「隔」，用典太深。
用典已經是「隔」，何況用典太深。但這似乎是一種過於苛刻的批評，因為「謝家池上」和「江淹浦畔」都是很常見的典故。「謝家池」是謝靈運的池塘，謝靈運正是登上了這座池塘旁邊的小樓才吟出那句千古傳誦的「池塘生春草」；「江淹浦」取自江淹《別賦》中的「春草碧色，春水淥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兩則典故都與春草有關，後者更點出了送別的意思。
用典到底深在哪裡呢？因為若僅僅從「謝家池上」想到「池塘生春草」不僅是不夠的，而且會產生錯誤的情緒關聯。「池塘生春草」一句本身有一種生機盎然、造化自然運任的感覺，所以字面雖然普通，卻傳為千古名句。但歐陽修這裡所取的並不是這層意思，而是一個更大的背景：謝靈運在寫這首詩的時候，正受到政治新貴的排擠，被迫出守永嘉郡（今浙江溫州），政治上遠離中央，個人感情上遠離家鄉，心情鬱悶，進退維谷。這個「遠離」才是歐陽修的取意所在。我們只有這樣理解，整首詞在情緒上才是貫通的。但這個聯想實在有些曲折，實在算得上用典過深了。
結尾「那堪疏雨滴黃昏。更特地、憶王孫」，情緒緊承上文，是說「謝家池上，江淹浦畔」已經足夠令人鬱悶，更何況黃昏疏雨點點滴滴，更惹起對遠行之人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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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首詠春草詞都是一時之佳作，太難分出高下，但總還是有人想要強做區別，如宋人吳曾《能改齋漫錄》有評論說：歐陽修的《少年游》不但超越了林逋和梅堯臣，即便放到唐代溫庭筠、李商隱的文集裡也足以亂真。
而王國維的著眼點在於：在這三首詞之前，馮延巳早已寫過同樣主題的作品，水平亦絕不在三位後輩之下。
馮延巳的春草詞是一首《南鄉子》：
細雨濕流光。芳草年年與恨長。煙鎖鳳樓無限事，茫茫。鸞鏡鴛衾兩斷腸。
魂夢任悠揚。睡起楊花滿繡床。薄倖不來門半掩，斜陽。負你殘春淚幾行。
其實倒不用王國維來鳴不平，前人對這首詞已經有了不少譽美。宋人周晉仙說整部《花間集》只有「細雨濕流光」五字絕佳。（《貴耳集》）王安石曾問黃庭堅「李後主的詞以哪句為最好」，黃庭堅舉出「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王安石卻說：「不如『細雨濕流光』最妙。」王安石雖然張冠李戴，但經他如此品評，「細雨濕流光」一句便從此傳誦人口、妙絕千古了。（《雪浪齋日記》）
但有一處細節值得我們特別留意：無論周晉仙還是王安石，誰也沒說「細雨濕流光」是以春草為描寫對象的。其實「流光」並不形容春草，「細雨濕流光」的下句「芳草年年與恨長」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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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輩學人並未察覺此處誤讀。「細雨濕流光」與春草何干，只有佛雛的說法貌似有些彌合力：「此五字似從唐人『草色全經細雨濕』句（王維）演化而來。大抵春草得細雨而愈怒茁、愈碧潤，遠望千里如茵，『光』影『流』動，若與天接。」（《「合乎自然」與「鄰於理想」試解》）
草上「光」影「流」動，是為「流光」，這總有些望文生義的嫌疑。在「流光」一詞的幾個義項裡，沒有任何一項可以用來形容春草。唐詩凡用「流光」，或指似水年華，或指月光。和「細雨濕流光」相近的用法，有方干「空中露氣濕流光」，但這首詩以「月」為題，露氣打濕的不是春草，而是月光；有王景中「飄素衰萍末，流光晚蕙叢」，「飄素」和「流光」對舉，雖然都落在草上，卻一併是對霜的形容。
在馮延巳這首以閨怨為主題的《南鄉子》裡，「流光」只有兩種可以成立的解釋，一是月光，二是似水年華。以第二種解釋為佳，「芳草年年與恨長」，芳草年年生長，正如她心頭的幽怨年年都會生長一樣。
她無時不在幽怨的情緒裡，「煙鎖鳳樓無限事，茫茫」，在寂寞的閨房裡無數次回憶往事的每一點細節，於是「鸞鏡鴛衾兩斷腸」，日子就這樣一天天一年年地度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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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維誤以「細雨濕流光」吟詠春草，我們且放過他的這個小小失誤，看看他想要說明的道理究竟何在：這些詞句之所以絕佳，是因為它們「皆能攝春草之魂」，換言之，它們都捕捉到了叔本華所謂「理想」，都達到了蘇軾所謂「寫物之工」。通俗言之，它們都捕捉到了春草所獨具的、無可替代的特點。
無論是林逋「萋萋無數，南北東西路」，梅堯臣「落盡梨花春又了。滿地殘陽，翠色和煙老」，還是歐陽修「千里萬里，二月三月，行色苦愁人」，字面雖無「草」字，但無論用這幾句詞來形容任何其他事物都不可能貼切，它們只有在被用來形容春草的特點時才是最貼切、最讓人信服的，也能讓人在眼前一下子就浮現出春草萋萋的畫面來。
《人間詞話》第三十六章講道：「美成《青玉案》[蘇幕遮]詞『葉上初陽干宿雨。水面清圓，一一風荷舉。』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覺白石《念奴嬌》《惜紅衣》二詞，猶有隔霧看花之恨。」周邦彥「葉上初陽」兩句形容荷花而「得荷之神理」，正如這三首春草詞詠春草而「皆能攝春草之魂」。此之魂即彼之神理，每種事物都有其獨特的、不可替代的特點，能否抓到這個特點，亦即能否攝取其魂或得其神理，正是一首詠物詩能否成功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