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舜[聖]俞《蘇幕遮》詞：「落盡梨花春事[又]了。滿地斜[殘]陽，翠色和煙老。」劉融齋謂：少游一生似專學此種。余謂：馮正中《玉樓春》詞：「芳菲次第長相續。自是情多無處足。尊前百計得春歸，莫為傷春眉黛促[蹙]。」永叔一生似專學此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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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探討填詞風格，先以劉熙載的論斷發端：秦觀似乎一生都在學習梅堯臣「落盡梨花春又了。滿地殘陽，翠色和煙老」的風格；繼而提出自己的發現：歐陽修一生填詞似乎也有所本，即馮延巳「芳菲次第長相續。自是情多無處足。尊前百計得春歸，莫為傷春眉黛蹙」的風格。或者說，梅堯臣「落盡梨花春又了。滿地殘陽，翠色和煙老」一語的格調正是秦觀詞的整體格調；馮延巳「芳菲次第長相續。自是情多無處足。尊前百計得春歸，莫為傷春眉黛蹙」一語的格調正是歐陽修詞的整體格調。
梅堯臣，字聖俞，是北宋初期的一位詩人，致力於為北宋詩壇撥亂反正。所謂「亂」，當時西昆體流行，雕琢形式而脫離現實；所謂「正」，就是要平樸真切、抒寫生活。
梅堯臣的出發點是很好的，但矯枉過正，如果把他的詩翻譯成白話，我們會以為這是新中國成立初期鄉土作家的作品。錢鍾書說，梅堯臣追求平淡，但往往平得沒有勁，淡得沒有味；他要矯正華而不實、大而無當的習氣，就每每一本正經地用一些笨拙的、不像詩的詞句來寫瑣碎、醜惡、不大入詩的事物，比如聚餐後害霍亂、上茅房看見糞蛆、喝茶之後肚子裡打咕嚕之類。可以說從坑裡跳出來，又掉到井裡去了。（《宋詩選注》）
其實寫瑣碎、醜惡、不大入詩的事物也可以寫得很唯美，李商隱就寫過一首題為《藥轉》的如廁詩，朦朧美艷，和《錦瑟》都能有一比，以至於很多人根本讀不出它的主題：
郁金堂北畫樓東，換骨神方上藥通。露氣暗連青桂苑，風聲偏獵紫蘭叢。
長籌未必輸孫皓，香棗何勞問石崇。憶事懷人兼得句，翠衾歸臥繡簾中。
頸聯揭開謎底，孫皓長籌、石崇香棗，全是如廁的典故。題材齷齪到這樣的地步，修辭依然可以美不勝收，但在梅堯臣看來，這樣的美顯然與樸拙之美南轅北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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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堯臣並不以文藝理論成名，但他的一些文學主張已經很有晚近的意味，如「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這會使我們想起王國維所謂「不隔」；「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這會使我們想起王士禎與張惠言的填詞綱領。只可惜我們從梅堯臣的詩歌裡很難窺見這樣的風采，即便他真的寫出了什麼言外之意，大約也只是如《陶者》這般：
陶盡門前土，屋上無片瓦。十指不沾泥，鱗鱗居大廈。
前兩句寫燒瓦的陶匠任憑如何辛苦勞作，自家屋上卻沒有片瓦相遮；後兩句寫那些完全不事生產的人居然住在廣廈豪宅裡。只做描摹而不加評論，想做的評論自然在這一組對比當中呼之欲出。其實這樣的感慨只是一種直觀的同情，卻不自覺地背離了儒家正統。
戰國年間，農家人物陳相與孟子有一番對話，陳相持梅堯臣式的樸素觀點，認為人人都應當通過勞動來獲得衣食，即便國君也不例外，而孟子反駁說：自給自足是行不通的，社會需要分工協作；縱然你們有能力自耕自食，難道還要自己織布、煉鐵不成？「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社會需要分工協作，管理者可以拿到比生產者更高的薪俸，這確實是「天下之通義」。當然，生產者無論如何也不該無片瓦遮身，管理者無論如何也不該僅僅憑著寄生便安享萬千廣廈。但梅堯臣想要揭示的顯然不盡於此，而是在相當程度上站在了陳相的立場上，可見他是如何一個頭腦天真、性情質樸的人。這樣的人，對世界會充滿許多僅僅基於直觀的離奇謬見，但這恰恰也是詩人的最必要的素質。所以梅堯臣的詩裡常有一些為詩人所特有的愚蠢，但那同時也是詩人所特有的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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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堯臣在詩歌史上算是一位特色人物，卻罕有填詞，宋詞選本裡很少能見到梅堯臣的名字，《全宋詞》也僅有兩首在錄，其中一首《蘇幕遮》就是「落盡梨花春又了」一語的出處所在：
露堤平，煙墅杳。亂碧萋萋，雨後江天曉。獨有庾郎年最少。
窣26地春袍，嫩色宜相照。
接長亭，迷遠道。堪怨王孫，不記歸期早。落盡梨花春又了。滿地殘陽，翠色和煙老。
愈是熟悉梅堯臣的詩，愈是難以想像他竟然寫得出這樣一首婉約傷感的詞。不過以梅堯臣本人詩與詞的對比，倒是最能看出當時的士大夫對這兩種文體持有怎樣不同的態度。
這首詞通篇描寫春草，但不是寫一個特定時間裡對春草的觀感，而是囊括春草從生長到枯萎的全部過程，再置以一個特殊的人物形象，於是便生出「物猶如此，人何以堪」的氣氛。
上闋給出一個還算明快的畫面，那是雨過天晴，江天爽朗，被雨打過的一片茫茫春草正是最喜人的顏色，而人物也是與之相配的：所有人中，只有那個如庾信一般離鄉宦游的才子最是年輕，看他那一襲青衫，映著春草的嫩綠。
「獨有庾郎年最少」，庾郎本指庾信，而以「郎」相稱，是說他正值青春年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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庾信是南北朝時期最卓越的文學家之一，生平遭際充滿了戲劇性的逆轉與不可救藥的無奈。還在童年時期，庾信便憑借高貴的血統出身隨父親出入於蕭梁宮廷，成年後出任東宮學士，文名益發卓著。不幸梁武帝蕭衍晚年昏聵，終於招致侯景之亂，幾乎亡國。及至台城陷落，庾信流亡江陵，輔佐剛剛繼統的梁元帝蕭繹，任職御史中丞。在這個多事之秋發生了一場令庾信更加手足無措的國難：就在他奉命出使西魏期間，西魏竟然不費吹灰之力吞併了蕭梁。突然間無家可歸的庾信只有留在西魏都城長安，在春花秋月中緬懷故國。
其實如庾信這般名滿天下的才子在任何一個政權下都不必憂心個人的前程，因為愈是四分五裂的時代愈會珍重人才。西魏將庾信待為上賓，委以要職，以真誠的文學趣味欣賞著他的絕代才華。然而庾信「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對故國家園的留戀是任何榮華富貴都無法抵償的。及至北周取代西魏，王朝的淪亡並未影響庾信的通顯，他甚至還得到加官晉爵。
世事如棋，北朝有北周代西魏，南朝也有南陳代梁而興。北周與南陳建交，達成一個相當人性化的協議：准許流寓北方的南國人士重回故土。庾信似乎看到了一線希望，卻沒想到協議中白紙黑字地註明特例：只有庾信和王褒不得南歸。聲名負累，一至如斯。作為文化旗幟與國家寶藏的庾信也只有以苦笑面對這份殊榮了。
庾信的文學創作，在被留西魏之前，是典型的宮廷式樣，華麗繁縟，往往徒有其表，此後則既有思鄉懷國之苦，又有被迫仕敵之辱，風格一變而為沉鬱，所以杜甫有詩「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
我之所以詳述庾信生平，是因為宋詞選本一般講到「獨有庾郎年最少」時，只是說「庾郎」本指庾信，詞中代指離鄉宦游的青年才子。這話雖然不錯，但「庾郎」的意象還有一層深意，與萋萋芳草的意象相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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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草是一個古老的詩歌套語，給人以遠行的聯想：茫茫芳草接天涯，離人越行越遠，彷彿芳草在為人送別。白居易的成名作《賦得古原草送別》最後兩句就是「又送王孫去，萋萋滿別情」，平原上的芳草就這樣滿載別情地送王孫遠去。
「王孫」一詞，本義是天子之孫。周代分封建國，是傳統意義上的封建社會，天子之子稱王子，孫稱王孫，封君之子稱公子，孫稱公孫。秦始皇掃平六合，封建社會轉型為集權社會，王孫、公孫之類的稱呼雖然沿襲下來，卻徹底失去了原有的含義，變為對世家子弟的統稱，後來便進一步泛指青年男子了。漢代淮南小山《招隱士》有「王孫游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王孫遠行而不歸，只見時光荏苒，春草又生。自此以後，芳草、王孫、遠行、不歸這四者便聯繫在一起，詩人每詠芳草，舉其一便知其三。
梅堯臣這首《蘇幕遮》也不例外，下闋「接長亭，迷遠道」，開始出現離別的意思。古時道路建設，每十里設一長亭，每五里設一短亭，以供旅客休息，庾信《哀江南賦》「十里五里，長亭短亭」歷來傳為名句。
舉目遠眺，只見萋萋芳草遠接長亭，遮蔽了遠方的道路，於是思念離人，「堪怨王孫，不記歸期早」，怨那遠行的王孫，怨那年最少的庾郎為何一再誤了歸期。「落盡梨花春又了」，在久久滯留中又是一年，只見「滿地殘陽，翠色和煙老」。梨花落盡了，春天過去了，在殘陽的照耀下，滿地的青草在迷濛的煙靄中就這樣老去了。
字面是說青草已經老去，而當初年最少的庾郎卻遲遲沒有踏上歸程，實則是說庾郎已老，思歸而不得。為何思歸而不得，這便扣合了庾信的身世：人生去留終是不由自主的。
梅堯臣用到「庾郎」這個意象，既非僅僅代指青年俊彥，如以謝娘簡單代指才女一樣，亦非直接以庾信為典，而是著重在庾信思歸而歸不得、不得不終老異鄉的境況，與其少年得志、意氣風發的時候為對照。這個對照，會在所有宦游者心中引發共鳴，這才是整首詞的核心所在。以《人間詞話》西學背景下「優美—宏壯」的美學理論來看，這首看似優美的小詞其實表現的是宏壯之美，因為它分明在摹寫那震懾人心的、使人徹底喪失抗爭意志的強力，即我們稱之為命運的東西。
只有理解到這一步，才能明白劉熙載所謂「少游一生似專學此種」的含義。婉約風格的詞人太多，但只有秦觀，在婉約中寫出了宏大的悲劇感。
其實劉熙載並不曾看到這一層的關聯，他只是誤打誤撞地說對了話。劉熙載《藝概·詞曲概》上下文是：「少游詞有小晏之妍，其幽趣則過之。梅聖俞《蘇幕遮》云：『落盡梨花春又了。滿地殘陽，翠色和煙老。』此一種似為少游開先。……秦少游詞得《花間》《尊前》遺韻，卻能自出清新。」劉熙載對秦觀的評價，不過是說秦觀上承花間風格，卻多了一種旁人沒有的幽趣。至於「落盡梨花春又了。滿地殘陽，翠色和煙老」一語與秦觀詞中的悲劇感的契合，卻是劉熙載不曾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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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梅堯臣這首《蘇幕遮》並非本色天成、有感而發，而是刻意錘煉出來的，這或許會令心地純真的讀者們有些失望，然而實情正是這樣，這是下一章裡將要講到的內容。
《人間詞話》本章的要點承接前一章，繼續集中在馮延巳身上。「芳菲次第長相續」數語出自馮延巳《玉樓春》：
雪雲乍變春雲簇。漸覺年華堪縱目。北枝梅蕊犯寒開，27南浦波紋如酒綠。
芳菲次第長相續。自是情多無處足。尊前百計得春歸，莫為傷春眉黛蹙。
詞的主旨似乎只是勸人及時行樂罷了。正當初春，詞人眺望遠天，雪雲彷彿突然間變成了春雲，冬寒彷彿還只是昨天的事情，既然春光乍來，正該盡情游賞。梅花開遍，水波也呈現出酒綠色的春意了。梅花從南枝開到北枝，春光從東方一路向西征服世界，喚醒遍地花開，如同一個太過多情的人。每每在酒醉時苦苦期盼春天，春天終於來了，就不要過早地皺起傷春的眉頭吧。
倘若僅僅是享樂主義的詞風，那一定不是歐陽修所獨學的。北宋初年歌舞昇平，官員薪俸又為歷代最高，所以享樂主義風潮瀰漫全國，歌宴酒會幾乎到了使士大夫們應接不暇的程度，填詞唱曲每每是對酒當歌、及時行樂的內容。「永叔一生似專學此種」，學的並不是「花開堪折直須折」的情調，而是馮延巳詞中藏在享樂主義背後的那種特有的沉鬱蒼涼。如葉嘉瑩所謂，馮延巳的詞是纏綿鬱結、熱烈執著，歐陽修的風格則是抑揚唱歎、豪宕沉摯。歐詞抑揚往復、深摯沉著的一面便與馮詞纏綿沉鬱之致頗有相近之處。（《唐宋詞名家論稿》）
我們看同樣表現及時行樂的詞作，宋祁「與君持酒勸斜陽，且向花間留晚照」，詞足即意足；晏殊「座有嘉賓尊有桂，莫辭終夕醉」，只一派太平氣象；歐陽修「直須看盡洛城花，始共春風容易別」，卻獨有一種豪宕沉摯的氣質，換言之，既洞曉命運的蒼涼，又有一種樂觀主義的自信。這是最難得的一種樂觀主義，是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樂觀主義，在歡笑的深處總能讓人不期然地撞見悲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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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者看來，樂觀主義要麼意味著無知的淺見，要麼意味著庸俗而世故的生存技巧。我們需要積極向上的情緒，需要讓自己的正能量滿格，全不介意正能量真正滿格的人是義和團和傳銷者。樂觀主義可以幫助我們生活得更好，上焉者積極進取，下焉者輕鬆跨越人生的坎坷。樂觀主義是一種實用主義，它不顧任何理據地闡釋了宇宙人生，而我們之所以接受它，不因為它真實，只因為它有用。
智者永遠不會停歇對真相的渴求，於是注定會發現：倘若我們不為人生強加一個意義，那麼我們真的看不出人生有任何意義可言。所以偉大而深刻的文學永遠是悲觀主義的，至少不脫悲觀主義的基調。
悲觀主義裡的樂觀主義是最有美學意義的，歐陽修的樂觀主義正是如此：明知道春天一定會棄自己而去，明知道歌宴酒會終將煙消雲散，明知道政治理想懸在高不可及的雲端，明知道強大的反對勢力終將剝皮煎骨地吞噬自己……明知道以個人的卑微無力抗爭命運的強悍，但仍要在輸給命運之前做出最後一搏，僅僅為了給自己贏得一點毫無用處的體面。這樣的內涵，正是歐陽修詞與馮延巳詞最為相似的地方。
有趣的是，兩人的詞風是如此相似，以至於人們常常混淆了作者。尤其填詞在當時並不似寫詩著文一樣是一種正經事業，所以詞作不像詩歌、文章一樣被作者認認真真地編輯成冊，而是任意流傳於坊間，被歌女和樂師輾轉傳抄。這首被王國維認作馮延巳作品的《玉樓春》便同時被歸入馮延巳與歐陽修的名下，考證乏力的學者們只有處處存疑，言人人殊。唐圭璋編的《全宋詞》可謂今天的權威版本，便將這首詞收錄在歐陽修名下，只是末尾附言說：「此首別又作馮延巳詞，見《尊前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