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謂：「一切文學，余愛以血書者。」後主之詞，真所謂以血書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詞亦略似之。然道君不過自道身世之戚，後主則儼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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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維借用尼采的話，說李煜的詞是「以血書者」。又因為尼采說「一切文學，余愛以血書者」，似乎這種用血寫就的文學層次最高。但我們看李煜在亡國之後的創作和生活，整日只有哭哭啼啼、悲悲切切，淚水多到可以「日夕洗面」，血卻不見半滴。這樣的人，這樣的作品，恰恰是尼采最看不起的。
「一切文學，余愛以血書者。」這句話出自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該書以20世紀30年代徐梵澄的譯本《蘇魯支語錄》最是有名。徐譯本原文是：「凡一切已經寫下的，我只愛其人用其血寫下的。用血寫，然後你將體會到，血便是精義。」但在新譯本裡，「血」變成了「心血」：「一切寫作之物，我只喜愛作者用自己的心血寫成的。用你的心血寫作吧，你將知道心血便是精神。」很遺憾我沒有閱讀德語原文的能力，無法判斷譯本的優劣，只能說徐譯本更詩意些，新譯本更通俗些。
聯繫《蘇魯支語錄》的上下文來看，尼采首先要表達的意思是：最高端的作品是作者用血寫就的，所以讀者就算不必同樣用血去讀，至少也要做出用血去讀的姿態，因為別人的血總是不容易讀懂的；以消閒的態度來讀書的人是最可恨的，但無奈這樣的人最多，所以最好不要讓每個人都有讀書的權利，否則的話，不但會損害寫作，更會損害思想。
在今天這個文化快餐的時代裡，我們不得不承認尼采的這番見解雖然貌似偏激，卻是真正的遠見卓識。閱讀，要麼是一種功利行為，譬如為了考研、考公務員、考事業單位、考各種資格證書；要麼是一種純粹的休閒娛樂，譬如用各種玄幻小說和愛情故事來消磨時光；即便是閱讀真正意義上的文學、藝術、思想類的作品，事情也會像19世紀美術評論家岡倉天心所哀歎的那樣：「令人非常遺憾的是，當今人們對藝術作品的表面上的狂熱，其實並沒有真實的感情基礎。在我們這個民主的時代，人們無暇顧及自己的感覺，而是紛紛擾擾地追捧世間普遍認為最好的東西。他們追求的是高價，而不是高雅；他們追求的是流行，而不是美。對於普通大眾來說，比起他們假意推崇的早期意大利或足利時代的巨匠，他們所身處的工業時代的高級產品——花花綠綠的雜誌，能夠為他們提供更加容易消化的藝術享受的食糧。對他們來說，比起作品的質量本身，藝術家的名氣更為重要。正如幾個世紀前的一位中國評論家曾經慨歎的那樣：『世人用耳朵來評論繪畫。』正是真正鑒賞力的缺失，造成了今天仿古作品氾濫的局面。」（《茶之書》）
但無論我們是否喜歡這樣的情形，也必須承認這就是平民社會所必然呈現出來的閱讀風尚。尼采與岡倉天心都是在徒勞地緬懷那個終將隨風而逝的貴族社會罷了，而且，即便真的在貴族時代，貴族從來也是為數不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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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還提出了下述兩個命題：一、深知讀者的人，不會再給讀者寫作；二、讀者應該是「偉大高強」的。倘若當真採信這樣的嚴苛標準，那麼非但我是不配寫書的，我的各位讀者同樣也不配讀書，因為，若沒有意外情形的話，你我都不是尼采哲學中的「超人」。
但是李煜，他難道就是一個合格的作者嗎？《蘇魯支語錄》的下文完全揭曉了答案，譬如「你們望著上方，倘若你們希望高超。但我向下看，因為我已在高處」，再如「你們中間誰能大笑而又超然？誰攀登最高峰上，將嘲笑一切悲劇，與悲哀的嚴肅」，再如「智慧是一個女郎，始終只愛一個戰士」。至於李煜，既沒有站在高處笑看人生悲喜，顯然更不是一個戰士，只是一個受了重創的大孩子罷了。
所以《人間詞話》本章對尼采的引述即便不是斷章取義，至少也是望文生義，王國維所謂「以血書」的真實含義，其實是中國傳統裡的「杜鵑啼血」——古蜀國的國君杜宇慘遭亡國之痛，化為杜鵑鳥，啼聲淒厲，啼到血出才會停歇。譬如南宋亡國之後，成為元軍俘虜的文天祥被押往大都，途經金陵時寫下「從今別卻江南路，化作啼鵑帶血歸」的詩句，這是對故國做出的訣別，說自己的魂魄一定會化作啼血的杜鵑，飛回這片深愛的土地。
文天祥的詩詞，是真正尼采意義上的「以血書者」，如《沁園春·題潮陽張許二公廟》：
為子死孝，為臣死忠，死又何妨。自光岳氣分，士無全節；君臣義缺，誰負剛腸。罵賊張巡，愛君許遠，留取聲名萬古香。後來者，無二公之操，百煉之鋼。
人生翕欻雲亡。好烈烈轟轟做一場。使當時賣國，甘心降虜，受人唾罵，安得流芳。古廟幽沉，儀容儼雅，枯木寒鴉幾夕陽。郵亭下，有奸雄過此，仔細思量。
這首詞是為廣東潮陽張巡、許遠廟而作。唐代安史之亂，張巡、許遠固守睢陽孤城，城破就義，是那八年戰亂中最可歌可泣的一段歷史。而張巡、許遠的氣節，正是南宋末代王朝最缺少的東西。感時傷世，當文天祥感歎人生如白駒過隙，「好烈烈轟轟做一場」的時候，沒有半點的矯情、孱弱和無奈。
以詞藝論，這首《沁園春》直白得彷彿不假任何思量，而且言盡處即意盡處，所以，無論是常州詞派的意內言外、寓托深遠，浙西詞派的舂容大雅、盛世元音，神韻派的羚羊掛角、不著痕跡，都與它不存半點關係。但是，倘若尼采可以讀得懂中文，一定會認為這樣一首既無撕心裂肺亦非頓足捶胸的詞才是真正的「以血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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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詞壇當真有過一個稱得上「以血書」的流派，即活躍於順治、康熙年間的陽羨詞派。
陽羨即今天的江蘇宜興，是清代初年一處極敏感的政治區域，這是因為陽羨在晚明年間出了許多東林黨、復社的骨幹；而在王朝鼎革之際，這裡守節殉難的義士最多；及至滿清政府已經穩穩統治住全國，陽羨又成為明代遺老遺少的隱逸淵藪。所以在這一片彈丸之地上，長久瀰漫著一種非暴力不合作的氣氛。
遺老遺少們在復國無望之下寄情詩詞，常有大手筆、大題目，筆尖含血帶淚，成就以陳維崧最高。陳維崧是明代世家子弟，乃父陳貞慧與侯方域、冒襄、方以智並稱「四公子」，是晚明政壇與文壇最耀眼的風雲人物之一。明亡之後，陳貞慧做了遺老，足跡不入城市，他的兄長陳貞達和堂弟陳貞禧皆於甲申國變時殉節。家風所及，陳維崧果然窮愁潦倒、寄食四方，填詞卻有一番「兒女情深，風雲氣在」的筆力，在當時便開宗立派，使無數人為之傾倒。
順治、康熙年間，詞壇上正是以陳維崧的作品最有杜鵑啼血的氣質。在那個「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的時代，他敢寫旁人避之唯恐不及的題目，如那首《夏初臨》：
中酒心情，拆綿時節，瞢騰剛送春歸。一畝池塘，綠陰濃觸簾衣。柳花攪亂晴暉。更畫梁、玉剪交飛。販茶船重，挑筍人忙，山市成圍。
驀然卻想，三十年前，銅駝恨積，金谷人稀。17劃殘竹粉，舊愁寫向闌西。惆悵移時，鎮無聊、掐損薔薇。許誰知。細柳新蒲，都付鵑啼。
詞牌下有小序：「本意，癸丑三月十九日，用明楊孟載韻。」所謂「本意」，是指詞內容正是詞牌《夏初臨》，這是「癸丑三月十九日」，春末夏初的時候。時間是解讀全詞的關鍵線索，因為甲申國變，崇禎帝煤山自盡，正是在三十年前的這一天。這首《夏初臨》，是在那個文網繁密的時代所做的一篇明亡三十年祭。「驀然卻想，三十年前，銅駝恨積，金谷人稀」，幾番追懷故國、俯仰今昔的血淚。滿腔幽恨誰人能解，終於如當下的春色一般，「細柳新蒲，都付鵑啼」。
會稽詞人方炳曾以一首《金縷曲》概述陳維崧的填詞風格，將他比作披髮行吟的屈原，比作以鐵笛吹裂銀河的仙人，這倒沒有半點誇大其詞的意思。這樣的詞，既是純粹詞藝上的絕妙好辭，也是尼采所謂的「以血書者」。將陳維崧《夏初臨》一類的作品與李煜亡國前後的作品相較，血與淚的區別便可以一目瞭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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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說李煜詞「以血書」，有杜鵑啼血的淒厲，最多也僅僅意味著他如古蜀國君杜宇一般，以亡國之君的身份傾吐悲情，情緒無遮無攔，一發不可收拾罷了。王國維借用尼采「一切文學，余愛以血書者」一語的表面形式，僅此而已。
倘若與宋徽宗被擄之後的詞做比較，李煜的詞便顯得有力許多，或者說真的顯出了幾分血性。宋徽宗與李後主，這兩人實在太有可比性。
宋徽宗趙佶是宋神宗的庶子，傳說在他降生之前，神宗正在秘書省欣賞李煜的畫像，見其人物儼雅，再三歎訝；降生當日，其母偏偏又夢到了李煜整裝拜謁。所以世人傳說，趙佶便是李煜的後身。（《貴耳集》《養痾漫筆》）傳說也許只是傳說，但這樣的傳說實在是空穴來風、事出有因：趙佶與李煜高度神似，自幼便表現出超凡的藝術天分，文學書畫冠絕當世，就連生活情趣也完全是李煜式的。更有甚者，趙佶亦如李煜一般，純粹出於意外才當上了皇帝。
任何一個天生的藝術家都不可能是合格的政治家，因為藝術需要天真，而政治需要老辣。
所以，登基之後，趙佶一直是以天真的玩樂態度在行使自己的帝王權力，身邊也毫無懸念地聚集起那些精通鬥雞走狗、阿諛奉承的奸佞。我們必須承認，如果以相處愉快作為人際關係的唯一指標，奸佞小人永遠會比正人君子更受歡迎。即便是無權無勢、不值得奸佞小人巴結的普通百姓，也會在各種精神鴉片裡尋找同樣類型的快感。而趙佶這樣的人，只不過是有天資與條件將人類的這一特性放大到極致罷了。
正如李煜有小周後，趙佶也有一位明節皇后。明節皇后劉氏出身寒微，原本在宮中做哲宗昭懷皇后的使女，但終於天生麗質難自棄，被趙佶納為妃子，愛寵有加。韓劇的經典愛情模式也只有在趙佶這樣的帝王身上才可能成真，而劉氏吸引趙佶的也並非僅僅是她的容貌，更是她睥睨大宋時尚界的設計才華：她會為自己設計妝容和新衣，每有新款便立即被人仿製。如果將時代背景換到現代，趙佶與劉氏應該可以成為斯特拉文斯基和可可·香奈兒那樣一對橫跨藝術界與時尚界的名流吧。
宣和三年（1121），劉氏病亡，年僅三十四歲。這該是上天對她特別的眷顧了，因為僅在五年之後便是靖康之變的日子。趙佶對樓外的山雨欲來一無所知，懷著十足的真誠沉浸在傷心的情緒裡。《醉落魄》（無言哽咽）便是趙佶在景龍門預賞花燈時睹物思人、追念劉氏的作品。讀這首詞，總會令人對這位著名的昏君生出些許同情：
無言哽咽。看燈記得年時節。行行指月行行說。願月常圓，休要暫時缺。
今年華市燈羅列。好燈爭奈人心別。人前不敢分明說。不忍抬頭，羞見舊時月。
及至金兵南下，靖康國變，人們便想起這首《醉落魄》的煞尾兩句竟然一語成讖。被俘北行的趙佶，豈非真的「不忍抬頭，羞見舊時月」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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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佶對劉氏的柔情蜜意再不曾用在他人身上。宋人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記載，當金人索求金銀時，趙佶並不掛心；索求嬪御時，他依然不動聲色；直到索求內府收藏的書畫時，他才終於發出喟歎。我們可以譴責他的昏庸，甚至無恥，但不得不承認，這真是一個以藝術為唯一生命的人啊。
靖康國變，徽宗、欽宗以及幾乎所有的皇子皇孫、嬪妃宮女，還有宗室大臣及其家眷，在冬天的嚴寒與金人的虐待中倉皇北上，不堪求生亦不敢求死。此時的趙佶或許會羨慕起李煜來，因為後者至少做了一個文明國家的階下囚，自己卻淪為一個野蠻民族手裡的待宰羔羊。
一路之上，他過的是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日子，眼睜睜看著兒孫凍餓至死，眼睜睜看著妃嬪與女兒遭受金人的姦淫。他不敢以拳頭來抗爭，只有以詩詞來排遣一切不堪重負的情緒。有人見到某處牆壁上留有他的題詩：「徹夜西風撼破扉，蕭條孤館一燈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斷天南無雁飛。」這只是傷感的詩，卻還有反省的詩：「九葉鴻基一旦休，猖狂不聽直臣謀。甘心萬里為降虜，故國悲涼玉殿秋。」
趙佶北行中的詞作，以《燕山亭·北行見杏花》最受推重：
裁翦冰綃，輕疊數重，淡著燕脂勻注。新樣靚妝，艷溢香融，羞殺蕊珠宮女。易得凋零，更多少、無情風雨。愁苦。閒院落淒涼，幾番春暮。
憑寄離恨重重，這雙燕，何曾會人言語。天遙地遠，萬水千山，知他故宮何處。怎不思量，除夢裡、有時曾去。無據。和夢也、新來不做。
一路北行，愈走愈是寒冷和荒蕪，卻突然見到杏花開，無論如何這也是一點點春天的跡象吧。此時此刻，趙佶竟然能夠以審美的眼光欣賞杏花的美麗，寫出「裁翦冰綃，輕疊數重，淡著燕脂勻注。新樣靚妝，艷溢香融，羞殺蕊珠宮女」這樣的詞句，這足以令所有人驚愕。
「蕊珠宮」是道家傳言的天上仙宮，道教經典《黃庭內景經》有「太上大道玉晨君，閒居蕊珠作七言」。宋徽宗篤信道教，自稱「道君皇帝」，自然而然地便會用到道教的語言與掌故。如此溫柔旖旎的句子，先描繪杏花的細部之美，再將杏花與仙宮美姬相較，這是何等賞玩的態度啊。
哀歎還是要來的，於是從杏花當下的美艷想到它今後將要遭受的風雨，這是借杏花而自傷身世的話語。自怨自艾卻無可奈何，希望南飛的燕子能帶回自己的哀思，燕子卻聽不懂自己的言語，怕也飛不到萬水千山之外的舊時宮闕里。一切無憑，只有在夢裡才可以南歸，而終於連夢也不再來親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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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最極端的情況下會如何表露心聲呢？
試想一個人熟練掌握十幾種語言，當他不小心用錘子砸傷了手，叫喊出來的一定是他的母語。趙佶的詞和李煜的詞，同樣是亡國之君發出的亡國哀音，如果說有什麼差異，差異就在於講母語的程度。回味趙佶的《燕山亭》，「裁翦冰綃，輕疊數重，淡著燕脂勻注。新樣靚妝，艷溢香融，羞殺蕊珠宮女」，仍然能觀察到杏花的細部之美，仍然能用充滿裝飾感的遣詞造句來描繪杏花的動人，仍然對杏花懷有一種優雅的賞玩姿態，這只說明他還沒被逼到講母語的境地。但李煜不同，譬如那首最為傳世的《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闌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這首詞完全是鋪陳而出的，作者完全沒有心思去觀察細節、描繪入微、雕琢修辭，只是直抒胸臆，一氣呵成。真實、深切的痛感所表現出來的，豈非正是這副樣子？
但是王國維認為，李煜的《虞美人》之所以高於趙佶的《燕山亭》，是因為後者不過是自道身世的悲哀，詞意局限於個人經驗，前者則儼然有佛陀、基督那般承擔全人類罪惡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
「其大小固不同矣」，這並不是說兩者在境界上有大小之別。《人間詞話》第八章分明講過：「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優劣。」本章所謂「大小不同」，背後是康德和叔本華的美學觀念：美是客觀的，李煜《虞美人》客觀性強，具有普世性；趙佶《燕山亭》主觀性強，缺乏普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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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解讀似乎有悖於《人間詞話》的原文，因為王國維分明說李煜儼然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這是一個使所有研究者都百思不得其解的表達，畢竟佛陀傳法，意在使眾生解脫於六道輪迴之苦，基督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以自己的血為世人贖罪，李煜何嘗有這般偉大的精神？他何嘗不是像趙佶一樣「不過自道身世之戚」？
佛陀與基督「擔荷人類罪惡」本身就是一個很不嚴謹的表達。佛教原本只講「自作自受」，佛陀僅僅給世人指出了解脫於六道輪迴的方法，並不會代人承受業力，正如教師教給我們知識和考試技巧，但不能代替我們考試，更不能代替我們承受學習之苦一樣。至於基督為世人贖罪，更是基督教神學裡大受爭議的話題。簡言之，他究竟是為了全世界每一個人的罪孽付出贖價，還是僅僅針對那些受神揀選的人？單是這個問題，羅馬教廷與改革宗便打過無數場筆墨官司。
佛學與基督教神學並不是王國維的強項，我們也只好從字面上將他的想法簡單理解為：佛陀、基督以自己的苦難擔荷了全人類的罪惡，為全人類求救贖。
當然，李煜的詞絕沒有這般偉大的情操。任憑我們將這首《虞美人》乃至他的所有作品讀上多少遍，也找不出一絲一毫的「擔荷人類罪惡之意」，而且綜觀李煜一生以知人論世，我們也無法相信他心底竟然藏著如此這般的高尚情懷。
所以，《人間詞話》這一章的內容在新中國的文藝理論界是最受詬病的，譬如有人說王國維竟然把李煜抒發沒落貴族悲苦的、一己的狹隘感情的作品看作「以血書者」，還和「救世主」的胸懷做類比，很明顯這是一種形式主義的看法。無論釋迦、基督的教義和宗旨是什麼，也和李煜自傷自憐的感情狀況不同。（轉述自徐翰逢《〈人間詞話〉隨論》）
還有人指出：「我們今天，必須擺脫王國維的這些理論的影響，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去評價李後主，才能正確地估計他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張文勳《從〈人間詞話〉看王國維的美學思想實質》）
周煦良說得最直接：「試問李煜的詞有哪一首、哪一句，有擔負人類罪惡之意？恐怕連絲毫的自懺自嗔之意也沒有。」（《〈人間詞話〉評述》）
這些話語本身雖然帶著那個時代特有的令人不悅的腔調，但畢竟不失中肯。想來王國維所謂「擔荷人類罪惡之意」只是一種過於誇張的修辭方式，其實無非是沿襲康德、叔本華的客觀之美的說法，認為李煜的《虞美人》以及其他亡國哀音雖然僅為一己之悲愴而發，卻表達出人類共有的悲哀，是可以被所有人欣賞、理解並感同身受的，而趙佶的《燕山亭》最多只能獲得和他有相似遭遇之人的共鳴。
的確，「流水落花春去也」「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對於這些詞句，即便我們完全沒有相似的遭遇，也完全可以在不假思索中領會。即便是今天的一個普通中學生，既不曾生長於深宮之中、婦人之手，也沒有國破家亡、歸為臣虜的遭際，僅僅是這個學期的考試成績差了，或是和家長有代溝了，或是被同學們孤立了，只要任何一點點瑣屑的憂傷便能夠使他沉迷在「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這樣的詞句裡。但是，當他讀到「新樣靚妝，艷溢香融，羞殺蕊珠宮女」的時候，顯然只會無動於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