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是後主為人君所短處，亦即為詞人所長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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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人是不失其赤子之心的人，言下之意是：我們每個人生來都具備赤子之心，只是隨著年紀漸長、社會閱歷漸豐，赤子之心便漸漸喪失掉了。只有極少數的人在成年之後仍不失其赤子之心，李煜正是一個典型的例證，「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對世態炎涼、人情冷暖缺乏普通人的體驗。所以治國則不曉得民間疾苦，填詞卻可以不受世俗的沾染。
「赤子之心」在今天的含義已經很與古代不同。今天常常以這個詞來形容愛國華僑，說他們對祖國母親懷有一顆拳拳赤子之心，然而在王國維那裡，「赤子之心」完全不是這個意思。
「赤子」的本義是嬰兒，初生嬰兒全身通紅，所以叫作赤子。赤子在中國古典哲學裡是一個很玄妙的概念，《老子》第五十五章有講：「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也。」
這段話是形容得道高人返璞歸真的境界，所返之璞，所歸之真，就是初生嬰兒的狀態，這是一種精神修養上的逆生長。嬰兒有如下特點：毒蟲不傷他，猛獸不咬他，凶鳥不搏擊他；雖然筋骨很柔弱，拳頭卻握得很緊；雖然還沒有性意識，小生殖器卻總是處於勃起的狀態，這都是精氣充沛的緣故啊；雖然整天哭個不停，喉嚨卻不會哭啞，這是元氣淳和的緣故啊。
《老子》這段話其實很令人費解，試想倘若我們有足夠的殘忍心，將一個初生嬰兒拋棄在荒郊野外，毒蟲自然會吸他的血，猛獸自然會吃他的肉。無論這個孩子精力如何充沛，元氣如何淳和，都不可能在毒蟲與猛獸的世界裡逃過一死。先秦時代的諸子百家中，道家總會將自然狀態想得太美好，相信只要我們捨棄文明，返歸質樸，那麼無論是人與人之間還是人與自然之間都會和諧無爭；儒家總會將自然狀態想得太殘酷，相信若不是有聖人制禮作樂，那麼我們看到的必定是一個充滿爭端、你死我活的社會。今天我們有了足夠的心理學知識和人類學知識，反觀古代學術，會發覺道家與儒家各自走向了一個極端。但為了理解古人，我們必須暫時將現代學術置諸腦後，以一顆質樸的心以及滿懷同情的理解來感受一下那些久遠而蒙昧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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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解讀《老子》，影響力最大的是曹魏時代的玄學家王弼。王弼對《老子》第五十五章的解釋是這樣的：赤子無慾無求，所以誰都不會冒犯，所以毒蟲猛獸才不會招惹他。——這真是一個從未養過孩子的人才會有的見解啊。王弼是一位早夭的天才，如果天假時日，讓他養上幾個孩子，恐怕他就會被赤子們的欲求搞得應接不暇了。
當然，王弼的理解完全合乎道家思想的一貫性，但如果李煜真如王國維所言「不失其赤子之心」，又怎會招致趙匡胤這頭猛獸的傷害呢？
儒家也提出過「赤子」的概念，《孟子》有講「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顯然是王國維「詞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一語最直接的本源，只是「大人」被替換為「詞人」罷了。
對《孟子》這一語應當如何理解，考慮到王國維所處的時代背景，我們最有必要參考一下朱熹《孟子集注》的看法。在朱熹看來，孟子所謂「大人」，約略就是聖人：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純真無偽。兩者貌似截然相反，然而大人之所以為大人，正因為他不會墮入物慾，於是保全了與生俱來的那份純真，而由此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達到做人的極致。
朱熹對《孟子》的解讀看上去並不比王弼對《老子》的解讀更加令人信服多少，但畢竟《孟子》這段話獨立成章，沒有任何上下文可以讓我們參照。清代學者焦循《孟子正義》給出過極盡詳細的考證，引《尚書》《荀子》《說苑》為證，認為所謂「大人」是指統治階層，「赤子」形容平民百姓，孟子的意思是統治階層治理百姓應當有父母愛護嬰兒之心。嬰兒實在太過弱小，《老子》那些誇張描述全不可靠，只有照顧到無微不至的程度，嬰兒才可以健康成長，統治階層對百姓正該如此。
焦循的考證長篇大論，我在這裡很難盡述，只能說以我的個人判斷而言，更加傾向於焦循的意見。在焦循的意見裡，赤子是孱弱無助的，任何一點小小的傷害都承受不起，需要人們的呵護備至。這樣的赤子，倒真是一副李煜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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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國維所沉迷的西方哲學裡，「赤子之心」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尼采有一部《蘇魯支語錄》，又譯《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主人公是一位名叫蘇魯支的智者，得道下凡，向世人說教。蘇魯支得道的表徵正是「變為小孩了」。讚美孩童一度是西方浪漫主義運動中的風氣，這說明孩童的一些特質正是當時社會上缺乏的東西。
尼采還講過精神的三種轉變，從駱駝變為獅子，從獅子變為嬰兒。為什麼勇猛的獅子要變成嬰兒呢？嬰兒比獅子強在哪裡呢？尼采有一番玄妙的解釋：「嬰兒乃天真，遺忘，一種新興，一種遊戲，一個自轉的圓輪，一發端的運動，一神聖的肯定。」（徐梵澄譯《蘇魯支語錄》）
尼采說話總愛用詩人的語言，如果我們要找一些樸素的說法，可以看看王國維的一篇《叔本華與尼采》，其中有一段對叔本華格言的翻譯，與本章「詞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的句式完全一樣：「天才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何以如此？上下文有很詳盡的闡釋（仍是叔本華的觀念）：人從一出生，長到大約七歲，知識器官（大腦）就已經發育完全了，而生殖器官還沒有發育完全，所以赤子能感受、能思考、能接受教育，對知識的渴望較成人為深，接受知識也比成人容易。一言以蔽之：赤子的智力勝於意志。也就是說，赤子的智力的作用遠遠超過意志的需要。所以從某方面來看，凡是赤子，都是天才；凡是天才，都是赤子。
在叔本華的哲學體系裡，上述觀點可以做這樣的理解：小孩子的智力發育比生殖系統的發育要早，所以在這個階段，他們在觀察事物的時候並不受慾望的干擾，加之缺乏社會生活經驗，眼光就更加單純，而這正是所謂「純粹認識主體」的特點。對王國維深有研究的佛雛基於叔本華的這一思想以及席勒的「遊戲說」，對《人間詞話》本章內容闡釋說：「所謂『赤子之心』，就是指兒童般的『天真與崇高的單純』；所謂『為詞人所長處』，就是類似兒童尋找遊戲的、超乎個人利害關係之上的那種『單純』的自由的心境。」（《人間詞話三題》）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這種玄妙的看法，袁行霈在《中國詩歌藝術研究》裡提出過一個很實在的問題：「李後主如果沒有長期宮廷生活的經驗，固然寫不出反映宮廷生活的作品；但正因為他只有宮廷生活的經驗，而與廣闊的社會生活很隔膜，所以他的詞題材境界都較狹窄，這怎麼能說是詞人之長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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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貌似簡單的一章引起過王國維研究者們的太多爭議，至於我自己，傾向於一個最簡單直接的看法，即以焦循《孟子正義》的闡釋來理解何謂「赤子之心」，那麼《人間詞話》這一章的要點不過是說李煜如嬰兒一般天真單純，太容易受傷害，太不通人情世故，高興了就寫盡自己的高興，悲傷了就寫盡自己的悲傷，如實而來，如實而去，絲毫不懂得遮掩。無論是他對生活的窮奢極欲，他對愛情的三心二意，還是他對國家大事的一籌莫展，這三點換在任何人身上都理應換來十足的道德譴責，但誰會因此而譴責一個不諳世事的孩子呢？
從最低限度來說，王國維這個「赤子之心」的含義不可能是叔本華式的，因為李煜的詞恰恰最反映自己的慾望，全是在利害關係裡糾結著，一點都不的超然。如《相見歡》（林花謝了春紅），如《浪淘沙》（簾外雨潺潺），哪裡是以「類似兒童尋找遊戲的、超乎個人利害關係之上的那種『單純』的自由的心境」來觀察事物呢？無論看花兒凋謝還是聽春雨潺潺，無一不投射出心底的悲慼，這至少應該算是《人間詞話》第三章所謂「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於是花也愁，雨也愁，整個世界瀰漫著恨意。原本這只是他個人獨有的傷與恨，他卻以為全世界都如此，全人類都如此，所以「人生長恨水長東」。越是孩子氣的人越是有這樣的心理，這倒是今天的心理學真正揭示給我們的。而這樣不可理喻的自我中心主義，正是文學藝術最需要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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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間詞話》手稿本裡，這一章的結尾還有被刪掉的兩句：「故後主之詞，天真之詞也；他人，人工之詞也。」這倒會使我們想起劉熙載論詞的那首《虞美人》：「要全本色發天機，試問桃花流水豈人為。」
文學觀念的主流一直都是文以載道、詩以言志，其實這就是儒家「內聖外王」理論的一種體現。因為既關乎內在的道德修養，又關乎外在的社會擔當，所以「人工」最受重視而「天真」無關緊要。凡有創作，「發乎情」固然無可厚非，但最後一定要「止乎禮義」。
降及明代，異端分子李贄倡導「童心說」，傳統意義上的文章道德、禮義廉恥突然間潰不成軍。李贄《童心說》開宗明義：「夫童心者，真心也，……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所以「童心」成為唯一的審美標桿，寫詩填詞再不可「發乎情，止乎禮義」，而應當「發乎性情，由乎自然」。
李贄有一部論詩專著《讀律膚說》，主旨可以歸結為一句話：你是怎樣的人，就去寫怎樣的詩。這樣看來，寫詩應該拒絕人工，一切本乎天真才好。只有這樣，才是童心。
如果在當時挑一個最富童心的文人，自然非李贄莫屬，我們不妨領略一下李贄的詩藝——我很艱難地選出了《除夕道場即事》三首：
其一
眾僧齊唱阿彌陀，人在天涯歲又過。但道明朝七十一，誰知七十已蹉跎。
其二
坪上相逢意氣多，至人為我飯樓那。燒燈熾炭紅如日，旅夕何愁不易過。
其三
白髮催人無奈何，可憐除夕不除魔。春風十日冰開後，依舊長流沁水波。
並不是我存心去挑選李贄最不入流的作品，實在因為這三首詩太能代表他的風格。這樣的詩的確符合天真、童心的標準，但想來沒人會認為這是好詩。李贄自己倒也有這點自知之明，他這樣說過：「我於詩學無分，只緣孤苦無朋，用之以發叫號，少洩胸中之氣，無白雪陽春事也。」
及至清代乾隆年間，袁枚首倡性靈，雖然也算繼踵於李贄的童心說，卻不曾走得那麼極端。袁枚認為寫詩為人固然需要後天的學力，但用筆構思全憑天分。依這個標準來看，李贄就屬於全無詩歌天分的，所以無論他再如何童心真純，寫出來的詩也太不像話。
袁枚還講過「詩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與王國維「詞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如出一轍，可以算是王國維「赤子之心」這一理論在傳統詩論裡最直接的淵源了。王國維發揚自李贄、袁枚以來的傳統，用以發揚的武器便是他學自康德、叔本華、尼采的哲學與美學，這將在接下來的兩章裡慢慢道出。
附記：周濟的詞
周濟有一首《蝶戀花》，與李煜《相見歡》（林花謝了春紅）寫相近的景象與情緒，若能將這兩首詞細細對比，就可以體會出常州詞派所推崇的含蓄寄托風格與李煜的粗服亂頭風格究竟有怎樣的差異，以及為什麼周濟會將李煜的詞風視為詞的變體：
絡緯啼秋啼不已。一種秋聲，萬種秋心裡。殘月似嫌人未起。斜光直透羅幃底。
喚起閒庭看露洗。薄翠疏紅，畢竟能余幾。記得春花真似綺。誰將片片隨流水？
絡緯即莎雞，俗稱紡織娘，夏秋夜間振羽作聲，聲如紡線，故名絡緯。在詩歌套語裡，絡緯是表示秋天的符號。秋心即愁緒，語出吳文英「何處合成愁，離人心上秋」，上秋下心即合成一個「愁」字。薄翠疏紅，形容秋天綠葉與紅花一併稀疏、凋零的景象。
不同於李煜《相見歡》有直指人心的力量，周濟這首《蝶戀花》總要人反覆回味，慢慢體會出隱在字裡行間的深切情感。兩首詞的情緒其實一樣的濃烈，而李煜詞的悲哀如同嬰兒的號哭，當即便激起你的同情，讓你再無餘暇去考慮別的什麼；周濟詞的悲哀如同一個歷盡滄桑的人在不動聲色中靜靜淌下一滴淚水，若你只是匆匆一瞥或是閱歷不足，便不會讀出這一滴淚水的背後有著如何的波瀾壯闊。